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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翻译界长期纠结于翻译的标准和原则，众说纷纭，各有千秋。因为翻译的好坏本来就是相对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何谓佳译，真正有发言权的应该是译文的受众，即译文的读者。能否真正站在读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与权衡，才是译文生命是否鲜活的有力保证。
一、译文可接受性的重要性和相关理论支持
学者范仲英（1994）早就指出：“译文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是指译文读者（接受者）对译文能否完全理解，译文是否明白易懂。可接受性的高低，即读者对译文的理解程度，将会直接影响翻译的效果。”“意性和可接受性是翻译的重要原则。”
曾剑平和钟达祥（2005）将译文的可接受性分为语言的可接受性和文化的可接受性。无论从语言层面还是从文化层面，译文可接受性都应该首先建立在英汉比对的基础上。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的泰斗萧立明（2009）教授就曾指出，英汉比对研究是科学建立有效原则和方法以提高语言教学和翻译水平的基础。而英汉对比研究也要从英汉语言对比和中英文化对比两个方面做。通常语言的对比可以通过词汇、句法、结构等方面来逐一分析，但文化方面就要靠译者对源语及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了解来掌握了。况且语言也一定程度地受文化的影响，词汇的变迁、习惯用法，甚至句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于翻译可接受性的考量也是因时而变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译文的可接受性是不同的，翻译的标准原则甚至方法也就要作相应的适当的改变。
从文本类型的角度来看，各种类型的译文，其受众也有很大差异。Reiss（2004）将文本类型分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和呼唤型文本（operative text）。其中，信息型文本侧重信息的传递，其可接受性的衡量主要在于是否忠实传递了原文信息。而表达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更注重语言美学尺度、语言形式和读者反应，对于这两种类型文本译文的考量，仅靠分析是不足以得出其真实的量化的可接受性的，只有真正对译文读者进行相关调查才能得出结论。
再者，翻译是一项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对翻译的可接受性的研究必然应该考虑到处于该交际活动中的翻译所应注意的问题。影响翻译交际活动的因素包括交际双方（文本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交际意图、传播媒介、交际时间和场所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到读者对翻译的接受程度。这里提到交际意图，就不得不提到目的论。但是目的论过于强调文本发出者的目的和译本的功能，不能直接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相比之下，关联理论则将文本发出者意图和翻译受众的认知关联起来。
二、翻译可接受性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国内有关翻译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翻译标准、原则及策略的探究或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纯思辨研究，不免有许多重叠研究和局限之处。笔者并不以为自己能提出多高深的翻译理论或是多精妙的翻译方法，只求实实在在针对某一翻译现象或译本，调查其可接受性，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给今后这一领域的翻译提供参考。
翻译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断发展、提纯的过程。而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除了结合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不断得到经验外，还要重点考虑文本发出者的意图和译文接受者的需要，将两者最佳关联起来。其中文本发出者的意图可以通过与原作者或委托人沟通或者直接通过对原文的文本分析得出，而读者的期待只能通过切实的读者调查，才能得出最可靠的一手材料。而这种调查通常只能在译本出来以后才能做出，然后在以后同一领域的翻译中应用。由于不同领域甚至不同项目文本的相异性，这种实证研究应该更具体、更量化，更广泛地展开，才更科学、更具客观性。目前已逐渐有学者关注到翻译的实证研究，开始套用国外学者研究模型，采用个案分析，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法等社会调查的一般方法来研究译本或翻译过程，这才应该是当今多数翻译研究者的研究途径。
从文本类型的角度来看，旅游文本是信息与呼唤兼有的文本，而且在整个与读者交际的过程较为清晰明朗，因此笔者选取这一文本类型来说明翻译可接受性实证研究的可行性。
三、翻译可接受性实证研究方法——以旅游翻译为例
国内旅游景点的解说词英译情况不佳已是普遍现象，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损。旅游翻译的市场广大，但也问题百出，值得我们研究调查，加以改善。文军等学者曾经就部分景点门票和导游图上的英文介绍对34位外国受试者作了问卷调查。他们翻译中出现分为八类（1.拼写2.遗漏3.语法4.表达5.洋泾浜英语6.用词不当7.累赘8.文化误译），然后调查读者的反应。
笔者也曾对中国文字博物馆的解说词英译本可接受性进行调查。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请一组母语为英语的外国读者和一组从事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5年以上的教师来给随机抽取的15篇解说词英译本打分，并回答相关问题，以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翻译的可接受度。
在旅游翻译中，语料的收集相对较容易。一些大型的博物馆或景点，通常设有专门的网站，如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我国的故宫博物院等。网络收集语料速度快、效率高，但要研究者注意选择官方网站，否则很容易收集到不真实的语料。如今国内大型旅游景观的介绍也都是中英对照的，少数还有日语和韩语的译本，如岳麓山风景区，因此也可以采取实地拍照的方法来收集语料。笔者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优点是语料真实可靠，可大量收集以备日后取样调查，缺点是由照片转成文字要耗费研究者大量的时间。当然也可以通过收集景点门票或宣传册来获取相关语料，但如果要广泛收集这些资料也是比较费时的。
在上两个例子中，研究者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调查具有实施方便、易于统计定量分析等优点，尤其是现在网络上进行调查很普遍、更高效，受试者的提交的试卷即刻就能收到，数据随时以量表的形式反馈给调查者，极大地方便了调查。当然实证研究的方法远不止问卷，其他社会调查的一般方法，还有访谈法、测量法和观察法等。但对于调查翻译的可接受度方面，问卷是较快捷和客观的方法，但需注意网上提交问卷很难把握受试者的来源。当然，问卷调查的基础是一个科学的问卷设计，需要了解相关的问卷设计知识。
在数据的统计上，须采用相关软件，但如果是网络问卷则不需要，网站会直接统计好各项数据成多种量表形式反馈给调查者。在笔者所做的研究中，每篇译文的分数分布情况和平均分数在量表上均有显示。分析时既可以将原量表照搬，也可根据需要将数据整理成其它样式的表格，也可以选用其中一个或几个数据展开分析。针对翻译可接受性的调查，译本接受度在量表上一目了然。若想进一步了解读者需要，则需在问卷设计时加入相关问题。
四、结语
空谈翻译的可接受性是无意义的，要切实调查才能得到第一手的数据。翻译的实证研究是翻译研究走上科学、客观和量化轨道的必然趋势。用数据说话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也要引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中去，让翻译研究更丰满、更精确。
一、译文可接受性的重要性和相关理论支持
学者范仲英（1994）早就指出：“译文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是指译文读者（接受者）对译文能否完全理解，译文是否明白易懂。可接受性的高低，即读者对译文的理解程度，将会直接影响翻译的效果。”“意性和可接受性是翻译的重要原则。”
曾剑平和钟达祥（2005）将译文的可接受性分为语言的可接受性和文化的可接受性。无论从语言层面还是从文化层面，译文可接受性都应该首先建立在英汉比对的基础上。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的泰斗萧立明（2009）教授就曾指出，英汉比对研究是科学建立有效原则和方法以提高语言教学和翻译水平的基础。而英汉对比研究也要从英汉语言对比和中英文化对比两个方面做。通常语言的对比可以通过词汇、句法、结构等方面来逐一分析，但文化方面就要靠译者对源语及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了解来掌握了。况且语言也一定程度地受文化的影响，词汇的变迁、习惯用法，甚至句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于翻译可接受性的考量也是因时而变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译文的可接受性是不同的，翻译的标准原则甚至方法也就要作相应的适当的改变。
从文本类型的角度来看，各种类型的译文，其受众也有很大差异。Reiss（2004）将文本类型分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和呼唤型文本（operative text）。其中，信息型文本侧重信息的传递，其可接受性的衡量主要在于是否忠实传递了原文信息。而表达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更注重语言美学尺度、语言形式和读者反应，对于这两种类型文本译文的考量，仅靠分析是不足以得出其真实的量化的可接受性的，只有真正对译文读者进行相关调查才能得出结论。
再者，翻译是一项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对翻译的可接受性的研究必然应该考虑到处于该交际活动中的翻译所应注意的问题。影响翻译交际活动的因素包括交际双方（文本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交际意图、传播媒介、交际时间和场所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到读者对翻译的接受程度。这里提到交际意图，就不得不提到目的论。但是目的论过于强调文本发出者的目的和译本的功能，不能直接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相比之下，关联理论则将文本发出者意图和翻译受众的认知关联起来。
二、翻译可接受性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国内有关翻译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翻译标准、原则及策略的探究或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纯思辨研究，不免有许多重叠研究和局限之处。笔者并不以为自己能提出多高深的翻译理论或是多精妙的翻译方法，只求实实在在针对某一翻译现象或译本，调查其可接受性，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给今后这一领域的翻译提供参考。
翻译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断发展、提纯的过程。而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除了结合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不断得到经验外，还要重点考虑文本发出者的意图和译文接受者的需要，将两者最佳关联起来。其中文本发出者的意图可以通过与原作者或委托人沟通或者直接通过对原文的文本分析得出，而读者的期待只能通过切实的读者调查，才能得出最可靠的一手材料。而这种调查通常只能在译本出来以后才能做出，然后在以后同一领域的翻译中应用。由于不同领域甚至不同项目文本的相异性，这种实证研究应该更具体、更量化，更广泛地展开，才更科学、更具客观性。目前已逐渐有学者关注到翻译的实证研究，开始套用国外学者研究模型，采用个案分析，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法等社会调查的一般方法来研究译本或翻译过程，这才应该是当今多数翻译研究者的研究途径。
从文本类型的角度来看，旅游文本是信息与呼唤兼有的文本，而且在整个与读者交际的过程较为清晰明朗，因此笔者选取这一文本类型来说明翻译可接受性实证研究的可行性。
三、翻译可接受性实证研究方法——以旅游翻译为例
国内旅游景点的解说词英译情况不佳已是普遍现象，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损。旅游翻译的市场广大，但也问题百出，值得我们研究调查，加以改善。文军等学者曾经就部分景点门票和导游图上的英文介绍对34位外国受试者作了问卷调查。他们翻译中出现分为八类（1.拼写2.遗漏3.语法4.表达5.洋泾浜英语6.用词不当7.累赘8.文化误译），然后调查读者的反应。
笔者也曾对中国文字博物馆的解说词英译本可接受性进行调查。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请一组母语为英语的外国读者和一组从事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5年以上的教师来给随机抽取的15篇解说词英译本打分，并回答相关问题，以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翻译的可接受度。
在旅游翻译中，语料的收集相对较容易。一些大型的博物馆或景点，通常设有专门的网站，如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我国的故宫博物院等。网络收集语料速度快、效率高，但要研究者注意选择官方网站，否则很容易收集到不真实的语料。如今国内大型旅游景观的介绍也都是中英对照的，少数还有日语和韩语的译本，如岳麓山风景区，因此也可以采取实地拍照的方法来收集语料。笔者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优点是语料真实可靠，可大量收集以备日后取样调查，缺点是由照片转成文字要耗费研究者大量的时间。当然也可以通过收集景点门票或宣传册来获取相关语料，但如果要广泛收集这些资料也是比较费时的。
在上两个例子中，研究者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调查具有实施方便、易于统计定量分析等优点，尤其是现在网络上进行调查很普遍、更高效，受试者的提交的试卷即刻就能收到，数据随时以量表的形式反馈给调查者，极大地方便了调查。当然实证研究的方法远不止问卷，其他社会调查的一般方法，还有访谈法、测量法和观察法等。但对于调查翻译的可接受度方面，问卷是较快捷和客观的方法，但需注意网上提交问卷很难把握受试者的来源。当然，问卷调查的基础是一个科学的问卷设计，需要了解相关的问卷设计知识。
在数据的统计上，须采用相关软件，但如果是网络问卷则不需要，网站会直接统计好各项数据成多种量表形式反馈给调查者。在笔者所做的研究中，每篇译文的分数分布情况和平均分数在量表上均有显示。分析时既可以将原量表照搬，也可根据需要将数据整理成其它样式的表格，也可以选用其中一个或几个数据展开分析。针对翻译可接受性的调查，译本接受度在量表上一目了然。若想进一步了解读者需要，则需在问卷设计时加入相关问题。
四、结语
空谈翻译的可接受性是无意义的，要切实调查才能得到第一手的数据。翻译的实证研究是翻译研究走上科学、客观和量化轨道的必然趋势。用数据说话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也要引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中去，让翻译研究更丰满、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