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每个爱自然的孩子都做过同样的梦，他们只身踏进午后的森林，目光所及，细碎的光点斑驳摇曳，林间生灵周身似乎散发着迷人的光晕，因见到不速之客而轻轻颤抖的，不知是焦虑，还是喜悦。约翰·詹姆斯·奥杜邦就是这样的孩子，一个恨不得将一生抛进自然的孩子，一个恨不得用一生来描摹自然的孩子。
　　一、启蒙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1785年生于当时的法属殖民地圣多明戈。生母早逝，小奥杜邦被父亲带回法国，由善良的养母带大。奥杜邦的父亲一生大起大落、精彩无比，如果当时科技允许，奥杜邦船长说不定一高兴就跑去外太空开片种植园。船长先生一定是勇敢而热爱生命的，他给小奥杜邦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优越的家庭条件，而是对于自然的热忱——若非是他带着小奥杜邦闯进森林里冒险，引导他体会自然的妙趣，也许今天我们就会少一位叫做约翰的博物学家。
　　 小奥杜邦渐渐对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没事儿就想着往林子里跑，他倾听，描摹，将感受到的每一帧画面融进血液里。他热爱唱歌，跳舞，会演奏乐器，也擅长击剑和马术，当然，他在绘画上也极赋天分。小奥杜邦慢慢成长成一个优雅迷人的少年，以至于后来的人生中，许多人对他的风采钦慕不已。
　　二、低谷
　　 成年后的奥杜邦移居美国，操持生意，娶妻生子，两儿两女，不幸的是，两个女儿早夭。妻子露西·贝克韦尔聪慧坚强，与他兴味相投，结婚之初，奥杜邦并不知道，自己比想象的更为幸运。人近中年，奥杜邦在生意上突遭变故，一败涂地，甚至一度因为债务而锒铛入狱，心灰意冷之下，他将自己完全投放到自然里，以天地自愈。
　　 有人说，如果你爱一件事，就把它当成爱好，用你第二喜欢的事情作为事业，因为当你必须用自己所爱来维持生计的时候，做事难免有违初心。从这一层面来说，奥杜邦无疑是幸运的，即便最初为一些贵族画过画，总的来说，他还是将大部分的时间放在森林里，他观察动物，尤其是鸟类，制作标本，用画笔记录鸟类的形色和动态。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戏剧化，如若没有这场风波，奥杜邦也许并不会用更多的时间用于自然和作画。当造化打破了最后的一丝屏障，当一个人除了最热爱的事以外竟然无所依凭，这时，命运如同一双无形的手，推动着他一步步走向未知的恐惧与欣喜。
　　三、鸟类
　　 奥杜邦关于鸟类的画作日趋完善，然而当时的美国并没有足以发表他的作品的条件，于是，他带着大量的作品来到英国，并得到了足够的重视。1827年到1838年，他的作品陆续发表，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美洲鸟类》。与前人相比，奥杜邦的作品色彩线条着重真实，着重于描绘鸟类某个瞬间的姿态（以及周遭环境），这就像摆拍和抓拍的区别，显得尤为生动和宝贵。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名噪一时，其后也一直盛名难掩，即便个别作品不乏错漏，但总的来说，对于鸟类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事实上，人们近乎将“奥杜邦”与“鸟类”当成同义词来看待，提起鸟类研究，首先就会想起他的名字。他的作品广为流传，不仅用于科学研究，也被人们高规格高频率地用于书、明信片、日历等，同时具备科学研究与艺术欣赏的双重价值。其后，奥杜邦也有涉猎其他动物。在作为画家、博物学家的生涯中，他无疑是快乐的，然而也由于常年在外，充满了对于妻子的思念。1851年1月27日，约翰·詹姆斯·奥杜邦魂归自然。
　　 即便并没有自我标榜“动物保护先驱”，“动物保护”这四个字似乎毫无悬念地与奥杜邦连接在一起，甚至还有环境保护组织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然而，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奥杜邦本人的行为与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动物保护观念不甚相同——他打猎，制作标本，在他手下丧生的或他品尝过的动物不计其数，他甚至还会对比记录不同动物的味道。即便考虑到动物研究这一角度，奥杜邦先生也仍然会受到某些质疑。不过，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那样一个年代，整个人类文明似乎都处在青少年时期，每个时代，自有他自己的腔调，奥杜邦对于鸟类研究的贡献毋庸置疑，他对于自然的热爱也的确流淌在骨血里，对于他的行为究竟配不配得上旁人给予的“殊荣”，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后人，都并不觉得这是个值得浪费脑力讨论的问题。
　　 至于人和自然究竟该如何相处，这是另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每人心中自有答案，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公认的“最优方式”，明天可能就被嗤之以鼻;今天还在头疼的问题，明天可能就被科学彻底解决。就如奥杜邦的人生一样，人类的未来，不仅充满了沮丧和恐惧，也同样暗藏着惊喜。大仲马曾经在《基督山伯爵》中写道，“人类最伟大的智慧，就在于等待和希望。”那么，有多少人能像奥杜邦一样，在遭受打击和长期的沉寂之下，抱着希望坚持走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