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黎洲，学者尊称为黎洲先生或南雷先生。浙江余姚人。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孙奇峰、李颙合称清初三大儒。黄宗羲生当“天崩地解”的明清续绝之交，身世迍邅，著述宏富，晚年他在自题画像时概括一生行迹：“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是其一生真实写照。
　　黄宗羲生于官僚家庭，其父黄尊素，字真长，别号白安。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初授宁国府推官，后官至监察御史。身为东林名士，天启五年（1625），黄尊素因疏弹阉党劣迹获罪，削籍归里。次年，被逮下京师诏狱。十七岁的黄宗羲送父北上，黃尊素的挚友、罢官归乡的刘宗周在绍兴萧寺为其饯行，生死离别之际，二人危言深论，涕洟交流，黄尊素以儿子的学业相嘱托。后黄尊素陷狱冤死，由此家道中落，门户臲兀。
　　不久，崇祯帝即位，振刷朝纲，严惩阉党。权势熏天的魏忠贤畏罪自缢，余党收监待审，朝廷诏抚天启朝遇难诸臣。十九岁的黄宗羲不远千里草疏颂冤，赴京为父报仇雪恨，对簿公堂，锥刺仇人；奔赴诏狱，锤杀恶卒。黄尊素沉冤得雪，被追谥忠端，予以祭葬。黄宗羲的义名大振，崇祯帝叹为“忠臣孤子”。崇祯元年（1628），黄宗羲扶父柩南归。崇祯二年（1629），遵父嘱从刘宗周游，亲承音旨，发奋读书，肆力于学。当年，黄尊素在被逮北上路上曾告诫黄宗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将架上《献征录》涉略可也。”黄宗羲“至是发愤，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求学期间，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饱览，以求博涉多通，并穷究律历、象数、算学、佛道之学，综取博采，融贯于胸。还外出游历，往来于大江南北，广交文友，诗酒征逐，与几社、复社、读书社等士人交接，研讨学问，以文章气节相期许。
　　崇祯十七年（1644），明清鼎革。次年，南京弘光政权倾覆。天荆地棘之际，黄宗羲追随乃师刘宗周去杭州，毁家纾难，招募义勇，建“世忠营”，扶翼鲁王起兵抗清，任职监察御史。而鲁王所部军队株守钱塘，不思北进。顺治三年（1646）清军突破钱塘江屏障，鲁王政权败逃入海。黄宗羲收拾余部，入四明山结寨固守，与海上抗清武装时有往来，待机进取。延至顺治六年（1649），黄宗羲被清政府悬赏通缉，纲钳綦严，九死一生的他变姓易名，颠连困顿，播徙无定所，惶无宁日，“无年不避，避不一地”，犹如游侠，虽濒死临危，备历艰虞，而孤忠劲节百折不回。直至云南永历政权覆灭，郑成功东渡台湾后去世，抗清势力烟息潮沉，有心复国、无力补天的黄宗羲深怀家国之痛，决意归隐。
　　二
　　顺治十八年（1661），黄宗羲奉母乡居，授徒讲学，以学术经纬天地，“闭户著述，从事国史，将成一代金石之业”。神州倾覆，宗社丘墟，黄宗羲抗节不仕新朝，屡拒征荐。目睹荆棘铜驼之惨，生黍离麦秀之悲，创巨痛深，以为“国可灭，史不可灭”。立国有史，传世在书，黄氏肩负时代责任，以史为鉴，编撰二百四十四卷《明史案》，后虽散佚，不少篇什仍存于残帙《行朝录》，存故国之文献，以墓志碑铭表彰忠烈，有痛史之谓。
　　《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政治论文集，共二十一篇，书中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提出实行社会改革的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政治思想纲领，在清末民主革命中尤受推崇，被誉为“人权宣言”，早于卢梭《民约论》一个世纪。此书乾隆时被列为禁书，直到嘉庆年间始有二老阁初刻本问世。
　　黄宗羲有志于保存有明一代文献，藉“存一代之书”，弘扬“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从康熙七年（1668）起，他致力于整理编辑有明一代文选，历时八年，成书二百一十七卷。一反前人衡文成例，从史学角度选文，而不看重文辞藻丽。文贵独创而不主摹仿，取舍在于言之有物，强调“一往情深”，选文标准是认文不认人：“巨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稀名短句，以幽远见收。”康熙十二年（1673），宁波范友仲破戒引黄宗羲登天一阁阅书，悉发其藏，黄氏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后撰成《天一阁藏书记》。《明文案》成书后，黄宗羲意犹未餍，唯恐有所漏缺，仍专意搜觅明人文集，以期有所增益，力趋完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逾耳顺古稀的黄宗羲亲赴昆山徐乾学家，阅抄其传是楼藏书，又得《明文案》未备者三百余家。递经增补，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扩充成四百八十二卷本的《明文海》，此时黄宗羲已是大耄高龄的垂垂老翁。
　　在编辑《明文案》、《明文海》的同时，黄宗羲于康熙六年（1667）开始，着手编纂《明儒学案》。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种编纂体裁成鼎峙之势，历久绵长。学案体史籍的编纂，发轫于南宋，朱熹结撰的《伊洛渊源录》十四卷，以人物传记汇编形式叙述宋代学派源流，以程颢、程颐为中心，上起周敦颐、邵雍、张载，下迄胡安国、尹焞，著录四十九人，以时代先后为序，各以学术地位区分类聚，或人自一卷，或数人合卷。在对传统史籍编纂形式错综会通的同时，博采佛家宗史僧传，尤其是禅宗灯录的编纂体例，使记行与记言浑然一体，别张一军，开学案体史籍编纂之先河。学案，意为学术公案。公案，本为佛门禅宗语，前贤释为“档案”、“资料”。明中叶以后，以学案题名的著述一时畅行，如耿定向《陆杨学案》、刘元卿《诸儒学案》、刘宗周《论语学案》，而刘宗周仿朱熹《名臣言行录》所汇编的《皇明道统录》，以生平行履、论学语录和著者评论三段式的编纂体裁，为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所取鉴。周汝登（号海门）撰《圣学宗传》十八卷，全书通古为史，上起三皇五帝，下迄明儒罗汝芳，著录八十九人，叙述古今学术递嬗，尊崇王阳明及其阳明学派为儒学正统。书中以“蠡测”为目，附于所辑论学语录之后，借以评骘学术是非。黄宗羲认为，周书“主张禅学，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不入黄氏法眼。入清以后，孙奇逢三易其稿，撰有《理学宗传》二十六卷，载录历代学者一百七十人，取法前贤，以传记、学术资料选录、评笺三位一体的形式编纂成书。康熙十二年（1673），黄母八旬大寿，孙奇逢千里寄赠祝嘏诗一首，并《理学宗传》一书。黄氏阅后，以为周、孙二书“疏略”，未洽人意，孙书“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因此，黄宗羲熔钧百家，在汇聚前贤诸书所长的基础上，匠心独运，继往开来，立言不朽，编纂出《明儒学案》，使学案体史籍臻于完美和定型，表一代之学术，存有明近三百年之文献，为功弘钜。全书六十二卷，近百万字，由师说、学有传承的各学派、自成一家的学者、东林学派、蕺山学派五部分构成，把明代二百一十四名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列各个学派，立学案十九个。上起明初方孝孺，下迄明末刘宗周，每个学案之前撰序，简述该学派的源流与宗旨，继之为案主传略，对其生平行履、著述、学术思想以及学术传授进行扼要评述。其间以史学笔法撰写的按语或评论，长短不一，卓识精见，尤见功力。莫晋在此书序中盛赞：“黄梨洲先生《明儒学案》一书，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源流，瞭如指掌。”学者汤斌称扬其书：“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学之传，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杓也。” 　　三
　　黄宗羲晚年潜心结撰《明儒学案》毕，不顾崦嵫景迫，再贾余勇，犹惓惓于续撰《宋元学案》，发凡起例，仅撰成叙录和十七卷，惜乎岁月无多、自知就墓有期的黄宗羲遗命其子百家纂辑，以克完功。黄宗羲对《宋元学案》发踪指示，编纂体例一仍《明儒学案》，眉目粗具，大致确立卷帙次第，论定诸家学术，为全书修成奠定规模，有草创之功。黄百家承乃父未竟之业，恪守家学，继志述事。他整理遗稿，拾遗补缺，并阐发父说，论定学术。黄氏弟子杨开沅等参与部分工作。然而，天不假年，仅修成数卷，未能毕蒇而黄百家辞世。黄氏父子相继作古后，所遗《宋元儒学案》稿本乏人董理，几至散佚。雍正初年，广东巡抚杨文乾由其师胡泮英从黄宗羲之孙黄千秋手里得到《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稿本，拟遴匠摹刊，至雍正六年（1728）书未刻成而杨氏辞世。数年后，胡泮英的外甥景鸣鹿赴粤索要书稿，仅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已辗转流入淮阳杨某手中。乾隆四年（1739），黄宗羲另一个孙子黄千人觅得父祖《宋元学案》遗稿，亟欲委托一方名儒为之整理修葺。乾隆十年（1745），全祖望赴宁波半浦陪祭黄宗羲，郑性之子郑大节嘱托他续成黄氏《宋元学案》，对黄氏推崇备至的全祖望欣然从命，以黄千人所得《宋元学案》遗稿为基础，义不辞让地承担起编订《宋元学案》的工作。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自署鲒埼亭长，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清代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雍正十年（1732），顺天乡试中举。乾隆元年（1736），成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因秉性亢直，忤权贵，被外调任知县，全祖望愤而借故辞官，从此绝意仕途，归里不复出。后主讲蕺山书院、端溪书院，闭门造述，不慕荣利，潦倒穷厄不改志节，以讲学著述终。一生殚心著述三十余种，今存二十余种。撰作人物碑传，以表彰忠烈、名儒为己任；编撰诗文集，发扬幽潜，以诗存人；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虽未亲炙黄宗羲謦欬，认为私淑弟子，继承浙东学派务实、应务、经世的学术思想，锐意搜集明末清初的史料和乡邦文献。性好读书，曾登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陈氏云在楼，遇稀罕之书，必手抄以归。在翰林院时，与李绂、方苞等人时相切磋，讲研学术。与李绂借阅《永乐大典》副本，抄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日尽二十卷，开清代纂辑佚书之先，被称为兼擅经史词章的全才。由他继轨续成《宋元学案》堪称得人，是不二之选。
　　全祖望晚年饔飧不给，终少宁日，但他穷老自甘，淡素自持，津津乎以著述为乐事。后全氏一目白翳而失明，仍校订《宋元学案》不辍，其穷益志坚的治学精神令人感佩。历经近十年锤炼之功，《宋元学案》大体告成。全祖望在对黄氏《宋元学案》遗稿进行了大量拾遗补阙、重加分合的基础上进行续修，据道光间校订全书的王梓材、冯云濠在《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中言，全氏在编订卷帙中做了修定、补本、次定、补定四项工作。修定，指黄氏原本所有，而为全氏所增损。补本，指黄氏原本所无，经全氏所特立。次定，指黄氏虽有原本，但卷帙分合未尽合理，全氏重加剖分。补定，指黄氏原本所有，全氏复分其卷第而特为立案。全氏取精用宏，将全书厘定为百卷，两百万言，收录宋元四百年间近两千名学者，按儒苑门户，设立学案九十一个，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其中黄氏所立学案五十九个，凡六十七卷；全氏增补学案三十二个，凡三十三卷。他对三段式的编纂体例略加变通，寓创新于继承之中，取《明儒学案》总论遗意，撰序录百条置于每个学案之首，言简意赅地揭橥该学案的内容、特点，裁量人物，评论允当，合而观之，不啻为一部简明宋元学术史。尤重学术源流与传衍师承，关注学者间横向和纵向关系的梳理，对各案主以讲友、学侣、同调、家学、门人、私淑、续传加以分述，并独具匠心地编制学案图表，“以表为文”，置于每个学案之前，以简驭繁地标示其学统师承，洞如烛照，一目瞭然，备受后世学者称道。全氏修定黄氏原本凡三十一卷，补定凡三十卷，且考订黄氏原本中的失误，兼对《宋史》进行纠谬，可资补史。还间有变例，设置附录，载录宋元学者的遗闻坠故，对时人与后人的评说备录无遗，使各学案本末兼赅，源流毕贯，文献足征。全氏自立的卷数达五十五卷之多，且不拘囿门户之见，书末特立“元祐党案”、“庆元党案”以志宋代道学兴衰；特列“荆公新学略”、“苏氏蜀学略”以存正统道学之外的其他学术情况。《宋元学案》撰成，为山复篑，使学案体史籍编纂趋于完善，与《明儒学案》珠联璧合，实现了黄氏“志七百年儒苑门户”的夙愿，可堪并美。
　　书成以后，全氏多处谋刻，直至去世前，由郑性刻成序录与已定稿的第十七卷《横渠学案》上卷，《横渠学案》下卷也只镂数板，称为二老阁鄭氏刻书，因全氏去世而罢。临终前，他把《宋元学案》遗稿交付其弟子卢镐。卢镐与黄宗羲裔孙黄璋为友，潜心整理誊清，相约共成《宋元学案》。因之将全祖望所撰序录与遗稿二十册寄与黄璋，黄璋以其祖百家所纂辑稿相寄。其后，黄璋及其子孙三代相继，终成八十六卷家藏本《宋元学案》待梓。乾隆五十年（1785），书仅誊清一半，因卢镐去世而此事中止。后卢镐的外孙黄桐孙携书稿赴安徽、广东，觅求知音雕椠，以成祖志。但董理乏人，只好把书稿璧还卢氏后人。同时，全氏弟子，也是他表弟的蒋学镛也收藏有《宋元学案》遗稿残本，内容与卢氏藏本有不尽相同之处，可补卢氏藏本之阙。道光十二年（1832），浙江学政何凌汉主持浙江乡试，追询黄、全二家所修《宋元学案》之事，嘱其门生王梓材、冯云濠勤为访求。不久何凌汉调任回京，继任学政陈用光续事寻访。王梓材和冯云濠先后搜得黄氏家藏八十六卷本和卢、蒋二氏所藏全氏遗稿以及二老阁郑氏刻本，王、冯二人对所有遗稿详加比勘，“合而定之，整比讹舛，修辑缺遗”，按照全氏所作序录，釐为百卷定本。道光十七年（1837），由冯云濠出资剞劂。翌年，王梓材携新印之书赴京面呈何凌汉，何氏欣然撰序。道光二十年（1840），何凌汉去世，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军入侵浙东，藏于冯云濠家的《宋元学案》书版煨烬兵火。何凌汉之子何绍基为续承父志，请王梓材重加校勘。当时京城慈仁寺内营建顾炎武祠新成，何绍基集资，在寺内隙地安置王梓材下榻其间，并将家藏图书与《宋元学案》有关者移置寺内，供王梓材查阅之用。道光二十六年（1846），《宋元学案》重刊本墨梓，为传世各本的祖本。 　　四
　　王梓材（1791—1851），初名梓，字楚材，后更名梓材，学者称为雘轩先生。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明年，考入八旗教习。六年期满后外放广东，道光三十年（1850）署理乐会知县。咸丰元年（1851），病卒于官。冯云濠（1807—1855），字五桥，浙江慈溪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咸丰间军兴，曾捐银二十万两，为地方筹办防务并助粮饷，赐候选道。家富藏书，于城区建醉经阁，多宋元人文集。光绪八年（1882），杭州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主持劫后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补抄，曾从冯氏醉经阁借用多种底本以补抄阁书。修辑《宋元学案》完帙的同时，王、冯二人又留心搜求，对该书未收的资料加以辑录，补其所遗，意在求全求备，如正史中“为《学案》所宜载而未载者”，“凡有所见，皆为录存”；志乘中“为儒林渊薮者”，“采录不敢有遗”；冯氏醉经阁藏书五万卷，插架琳琅，所贮宋、元文集和专集达数百种之多，其聚珍版诸书多本于《永乐大典》，“是固谢山所欲观而不得者”，“掇拾尤多”，所补遗者多达数千百人，上自宰辅名臣，下至民间孤寒之士，一一加以收录。王、冯二人刻意求精，“一端之有间，必载稽其原书。一字之未安，或旁推夫群籍。故正编愈审，补遗之附益愈多。正编弥精，补遗之增参弥广”。该书起草于道光十七年（1837），次年成书四十二卷，后又续成百卷，名为《宋元学案补遗》，另附有《宋儒博考》二卷、《元儒博考》一卷，凡五百万字。王梓材生前对《宋元学案补遗》屡有补缀而未及杀青，王梓材的二女儿嫁与宁波人屠继烈，为屠用锡之祖。王氏去世后，孙王恩培将书稿授以屠用锡，存于屠氏古娑罗馆中，并未副录。《宋元学案补遗》的印行也颇经曲折。此书脱稿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中经九十七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始由张寿镛先生雕印成书。
　　五
　　张寿镛（1876—1945），乳名永年，字咏霓，一字伯颂，自号约园。浙江鄞县人。其父张嘉禄，光绪三年（1877）进士，正色立朝，历官编修、监察御史、兵科掌印给事中。在台谏十年，所陈皆关国家安危大计，对群吏侵冒、欺罔之弊，揭掀尤力。以“养家、砥品、齐家、砺学”策励后人，临终弥留之际，握儿女之手叮嘱：“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成为其家人的座右铭。父亲病故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寿镛经父执引介入江南制造局充当文案，逐步走上政坛。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式顺天府乡试举人。次年，会试不中，以候补知府衔分发江苏从事地方庶政。民国元年（1912），出任上海货物税所所长，多有建树。基层实务的历练，使张寿镛洞悉地方财政利弊所在，后升任浙江财政厅厅长，以严格、稳健著称于时。此后历任浙江（两任）、湖北、江苏、山东四省财政厅长，卓有成就。1927年，升任财政部次长兼苏财厅长。1932年，辞去财政部政务次长，从此离开政坛，全力办学、编书。
　　1925年5月，张寿镛就职沪海道道尹刚两天，“五卅惨案”爆发。当时圣约翰大学学生罢课以示抗议，校方不准。6月3日，大学生们降半旗为被杀华人志哀，并对国旗行礼，遭美籍校长卜舫济禁阻。愤怒的学生刊发《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学生声明脱离宣言》，五百五十三名学生（包括张寿镛之子）相率退学，蔡观明等十七名中国教职员愤慨离校。6月4日，离校学生善后委员会开会，筹划自立学校，由前外交官、上海士绅王省三捐田百亩，筹款开办“光华大学”，校名“光华”，与复旦大学的产生与命名有共同的遭遇与含意。复旦因反对法帝国主义压迫而从震旦独立出来，光华则是反对美国人卜舫济压制从圣约翰分裂而出。两校校名均源于《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会议公推张寿镛为校长。7月25日，租定上海霞飞路八百三十四号为校舍，9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光华大学成功开办，被张寿镛喻为金榜中举和洞房花烛之外的平生第三大乐事。
　　上海沦陷期间，中华文化惨遭浩劫，大批文物古籍或为日寇攘窃，或沦为煨烬，大量故家古籍流散市场，成为市侩书贾射利的目标，为敌伪环伺，且有流失域外之虞。艰难办学之外，张寿镛与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张凤举等人为抢救祖国珍贵的文献，组成文献保存会，由张寿镛总其责且主管财务，这些先生们铁肩负担，金革不避，为抢救中国善本古籍忘我舍身地工作两年，购买了善本古籍三千八百余种，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稀世孤本珍籍《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得到抢救，收归公藏。
　　张寿镛以理财办学之能著名，嗜书好学的他还是一位藏书家，先后五十年所积，邺架巍巍，在约园中辟有独步斋、双修庵、临流轩等十一间书室，藏书达十六万卷之巨。1952年，全部藏书捐献国家。张寿镛在《约园杂著续编自序》中解释自号“约园”之意：“余何尝有园，有约乃有园，园者囿我者也。余既不欲为物所囿，而我心不能不有以囿之。《孟子》云：‘如追放豚。’余之所溺与放豚何异？凛凛十余年囿之以约，庶乎免矣。”其藏书以明刊本与抄本为主，并收集宁波文献和乡贤著述不遗余力。明末宁波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是宋代名相张知白二十五世孙，张寿镛对其极其敬仰，推崇备至。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别号苍水，浙江鄞县人。1645年，南明弘光政权倾覆，张苍水与同里钱肃乐举义旗抗清，迎奉鲁王，在绍兴监国。张苍水在浙江一带坚持抗清达十九年之久。康熙三年（1664）在舟山悬岙被叛徒出卖，被执不屈就义。其《辞故里》诗中有“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他年青史傳”的诗句。与他共同抗清的黄宗羲撰写了《有明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并在《苍水》诗中盛誉他：“廿年苦节何人似？得此全归亦称情。”张苍水的诗集有《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北征录》等，清代悬为厉禁，仅有手抄本流传。直至1901年才由章太炎根据甬上张氏抄本印行。后经黄节精心编订，1909年由国学保存会刊印，对清末民族革命起到鼓动宣传的作用。张寿镛与张苍水同为张知白苗裔，他多年刻意搜求张苍水的诗文，先后觅得十余种版本，后刻于《四明丛书》之中。 　　张寿镛出版《宋元学案补遗》颇有机缘，似得天助。王梓材咸丰元年（1851）去世后，书稿存于其婿屠继烈之孙屠用锡处，又得王梓材旧藏万季野十六卷本《儒林宗派》、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王氏手稿《世本集览》四十八卷。张寿镛的四女儿张月梅嫁与屠用锡的长子屠伯系，姻娅之亲，两家过从益密。屠氏祖上也曾抗清而殉难，屠用锡录其家乘及祖上遗迹、诗文，被张寿镛编入《六经堂遗事》之中。据《宋元学案补遗》所载《屠用锡识》，其儿媳张月梅将屠家藏有《宋元学案补遗》书稿而无力雕椠之事求告乃父，“越数日，约园主人造吾庐曰：‘吾既从事《四明丛书》，君家藏王雘轩先生遗书。盍悉畀余，当先为其易。用锡备述先生遗著经历，及受命后之忧患。约园慨然曰：‘君负此重任，吾必助君有成。’”张寿镛从屠氏手中获得《宋元学案补遗》书稿，延人缮校整理。书稿明珠蒙尘，沉霾日久，日削月朘，霉烂虫蚀，已经残破得面目全非。1936年，杭州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宋元学案补遗》百卷稿本曾参展。从1933年开始，历经五年汲汲孜孜的努力，终于1937年刻印完成。关于这次编印整理经过，张氏在《校刊〈宋元学案补遗〉识略》中称：“亡友夏君同甫云：‘原稿纸薄如蝉翼，字细如牛毛，而分条剪裁，往往阔不盈寸。当粘合处又欠牢固，一经手，翩然下坠。若再十年无人收拾，将充蠡鱼食料矣。’纪实也！由原稿录副，一校复校，迨刻成，仍有颠乱者。寿镛藏书虽多，然亦有原稿所录无从校雠者，因作□□，比俟异日补正。寿镛以蚊负山，幸得报先生于万一。校刊完竣，为生平大快事。”其校刊的艰难程度可知。随着外侮日亟，战事频作，张寿镛加紧校刊工作，意在坚定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凝聚力。《宋元学案补遗》以屠用锡藏朴学斋手稿本为底本，经校刊，厘然几复旧观，被收入《四明丛书》第五集中。张寿镛在《四明丛书第五集序》中说：“斯世虽乱，吾心不乱。积一二月之心力，汇五百载之献文，枪林弹雨之中，汗竹秋灯之下，勉写成篇，以报乡先哲于万一。”其念念在兹、勤劬为之的精神令人感佩。
　　从黄宗羲创辟学案体《明儒学案》，年届垂暮再纂《宋元学案》未竟，由其子百家绍芬承志，继事修纂而逝，到全祖望续撰《宋元学案》，损益成百卷规模，不幸阴阳异路，再到王梓材、冯云濠寻得全氏遗稿，重加编次，终成完帙；二人又为之撰《补遗》，书稿晦堙近百年，终由张壽镛先生雕椠成书。前后两百余年，三种学案体史籍彪炳于世，为世所重。一书之成，端赖众力，其事功之不易可以概见。前辈学人为中华文化传薪播火，接踵赓续，生化不息，功留文献，留下千秋佳话，足为今人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