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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阿拉伯人比喻为迅速繁殖的蟑螂，已经从以色列向某些西方人士蔓延。而阿拉伯世界“蟑螂”们的民主诉求，至少在近期内，将与西方的利益背道而驰。
以色列以哈马斯组织向以方境内发射杀伤力极为有限的土火箭为理由，对加沙地区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巴勒斯坦方面从“武装分子”到无辜平民妇孺死伤枕藉。正如大部分国际舆论认为，这完全是不成比例的暴力报复。
正如2006年夏季的黎巴嫩战争一样，西方政府对极少数以色列人员伤亡的敏感，与对成百上千阿拉伯民众伤亡的淡漠，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态度，表明以色列右翼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比作“蟑螂”的长期妖魔化宣传，已经“初见成效”。
形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蟑螂”，上至已故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Raphael Eitan，下至普通民众，在以色列相当常见。这一比喻除了种族蔑视，也反映了许多人对阿拉伯人口繁衍速度高过犹太人口的无奈和恐惧。
有迹象表明，将阿拉伯人比喻为迅速繁殖的蟑螂，已经从以色列向某些西方人士蔓延。《华尔街日报》新近刊登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的评论，认为加沙暴力的根源，是阿拉伯人的高生育率造成的青壮人口过剩。他认为黎巴嫩15年内战和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动乱，都可以归咎到同一高生育率因素。尽管他没有运用“蟑螂”的比喻，只要熟悉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偏见，不停繁殖的“蟑螂”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不过黎巴嫩的动荡，很大程度上确是因为穆斯林尤其什叶派人口的大量增殖，成为最大族群，其政治诉
求动摇了当年法国殖民势力制定的偏袒基督徒的“民主”体制。
顺便不妨提到，欧洲大陆上近年来“恐回症”不断上升，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欧洲各国阿拉伯和穆斯林移民的高生育率，以至英裔大牌学者Bernard Lewis预言欧洲不出一个世纪就会被伊斯兰化。
对西方世界来说，Lewis的预言毕竟是远景，近在眼前的头痛问题，是阿拉伯世界“蟑螂”们的民主诉求。更确切地说，是至少在近期内，这一民主化与西方的利益背道而驰。
西方欲教训“蟑螂”投票
目前，尽管欧洲民间日益反对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地区的血腥“惩罚”，两方各国政府，尤其是华盛顿，迟迟不肯对以色列施加真正的外交压力，以早日实现停火。
除了唯一有访问巴勒斯坦难民营经历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指出：率先打破双方停火协议的，其实是以色列在美国大选日(11月4日)对加沙境内的军事袭击，所有西方领袖都将挑起战争的责任怪到哈马斯头上。在历史上犯下对犹太人种族大屠杀罪行的德国，默克尔总理就说哈马斯要对这场不成比例的血腥战火“负全部责任”(尽管民调表明多数德国民众不同意她的看法)。
这样的指责，无视开战之前处在以色列窒息性经济封锁下的加沙地区，实在已经无异于人间地狱；或者按照梵蒂冈RenatoMartino枢机主教(也即“红衣主教”)近日的恰当形容，是一座关押150万阿拉伯人口的集中营。卡特前总统便披露：在经济封锁的高峰时期，一半以上的加沙居民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而大多数加沙人口，是以色列立国时便被驱赶出境的阿拉伯难民及其后代。
西方各国领袖支持和纵容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说到底是因为坚持不肯与以色列妥协的哈马斯组织，却是2006年巴勒斯坦公平开放的议会选举的大赢家，这样的巴勒斯坦民意，西方世界实在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先协同以色列策划反哈马斯的军事政变，弄巧成拙导致法塔赫惨败退出加沙后，又以外交和经济上的各种“集体惩罚”手段对付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同时在经济和军事上扶植约旦河西岸的阿巴斯政权，力图按照欧美的利益，来重新“塑造”穆斯林民主。
根据美国《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著名英裔记者David Rose的访谈，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政权事实上已经“萨达姆”化。Rose例子之一：西岸一个无辜中间派大学教授被怀疑亲哈马斯，被法塔赫酷刑弄得双目失明、折断两腿。
新近的加沙战争，是西方和以色列这一“惩罚”政策的自然延伸。由于上述经济和政治封锁逆转巴勒斯坦民意的努力收效甚微，阿巴斯始终是扶不起的阿斗，以色列不得不用军事惩罚手段，教训“不知好歹”的“蟑螂”们下次如何投票。
大中尔地区民意“逆反”
然而以色列的过度军事惩罚激起了大中东地区的民意“逆反”。在近年从军方“训政”向伊斯兰民主演变的土耳其，据《纽约时报》报道，总理埃尔多安迎合本国的强烈民意，谴责以色列进攻加沙是“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污点”；土耳其政府同时加深了和“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官方联系，埃尔多安总理甚至在半岛卫视上宣称“哈马斯负责人完全信任土耳其”。
而从埃及、约旦到沙特阿拉伯，华盛顿的主要“温和阿拉伯盟友”却不敢大声谴责以色列，这些专制政权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的民意差距越来越远，以至于被迫“气势汹汹地(aggressively，《纽约时报》语)”逆转刚刚萌芽的若干民主机制。《华尔街日报》新近也承认：如果举行公平开放的民主选举，那么哈马斯在埃及的“上级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多半会赢得埃及政权。
2009年大中东地区将举行一系列关键的民主选举，除了伊朗和阿富汗的总统选举，还有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拉克的议会选举。对于后两个阿拉伯国家，这次的加沙战火势必燃起其国内“蟑螂”们反对亲西方候选人的烈焰。华盛顿和利雅得公开和秘密的巨额金钱干预，并不能保证“蟑螂”们按照山姆大叔的意愿投票。
欧美政府在大中东的困境，是在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代表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纷纷失败之后，西方无法为穆斯林世界提供一个可行的世俗主义模式另择。除了硬着头皮继续扶植独裁专制的“温和阿拉伯盟友”，造成穆斯林社会中亲西方势力的边缘化，西方推出的唯一“世俗民主”标本是阿富汗的“美援民主”。
据《纽约时报》新年前的详尽报道，阿富汗的“美援民主”成为彻底腐败的“美元民主”，整个政权从上到下成为各级当权者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工具。前不久传出美国在阿富汗用壮阳药伟哥贿赂部落酋长的新闻，不仅显示“美元民主”在意识形态上的破产，也暴露了华盛顿心底对穆斯林社会的蔑视。无怪原本民望不高的塔利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可以彻底消灭哈马斯的人员和组织，在加沙扶植起一个类似的“美援民主”。可以肯定它不久就会走上旧法塔赫和阿富汗“美元民主”的腐败老路，不是向“温和”专制蜕化，便是被新一轮伊斯兰民主取代。伊拉克目前极为脆弱的民主体制，也很难避免类似的演化过程。
“伊朗霸权”的民主底气
与两年多前的以色列－黎巴嫩战争一样，加沙战争眼看加大了阿拉伯专制政权与逊尼派民意的脱节，提高了什叶派伊朗在穆斯林世界的声望。英语《亚洲时报》认为这在民间层次缓和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而有助于两派“激进势力”形成某种统一战线。这无疑会使得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更朝对西方不利的方向发展。
所以面对加沙民众的大量伤亡，西方朝野却继续渲染加沙战争加深“伊朗威胁”，例如《华尔街日报》元月7日刊登署名评论《伊朗的哈马斯战略》，副题是《激进的什叶派支持激进的逊尼派，旨在扰乱中东》。这不是无的放矢。“激进逊尼派”哈马斯全面接管加沙地区之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有一句忧心忡忡的名言：“我们现在与伊朗接壤了。”
“激进什叶派”伊朗之所以对西方造成“威胁”，是因为它远比华盛顿的“温和阿拉伯盟友”代表穆斯林民意。伊朗民意对政府施政的影响制约，以及民主选举的竞争性和难以预测，与所有“温和”阿拉伯专制政权对比，相去何以道里计。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德黑兰的核计划代表了广泛的伊朗民意。
与以色列发动加沙战争是受大选推动的“民主决策”一样，伊朗的外交政策也受到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重要影响。毋庸讳言，伊朗什叶派革命后建立的“伊斯兰民主”受到高层操控，在民主表达机制上很不完善，但伊朗政权历经美国数十年的封锁制裁、华盛顿背后支持萨达姆发动的8年两伊战争，以及新近美欧联手的全面经济制裁，却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逆境中逐步建立了与其有限实力和资源不成比例的“区域霸权”，其命运发人深省。
以笔者之见，这里的“天时”，是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复兴，恰好与伊斯兰民主化潮流重叠；“地利”，则是波斯湾实在代表了一个“什叶湾”；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伊朗现政权的精明“人和”，利用超越教派的穆斯林民主诉求，推动了“伊朗霸权”的迅速扩张。
总之，从血腥的加沙战争到“伊朗霸权”都说明：西方世界在中东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伊斯兰民主化潮流。再说白了，真实穆斯林民意的伸张，是美国主导的现有世界秩序面对的一个主要威胁。这也使得奥巴马新政府难免一个外交政策悖论：重建美国道德权威与顺应伊斯兰民主，至少在大中东地区，眼看是无法得兼的鱼和熊掌。
以色列以哈马斯组织向以方境内发射杀伤力极为有限的土火箭为理由，对加沙地区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巴勒斯坦方面从“武装分子”到无辜平民妇孺死伤枕藉。正如大部分国际舆论认为，这完全是不成比例的暴力报复。
正如2006年夏季的黎巴嫩战争一样，西方政府对极少数以色列人员伤亡的敏感，与对成百上千阿拉伯民众伤亡的淡漠，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态度，表明以色列右翼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比作“蟑螂”的长期妖魔化宣传，已经“初见成效”。
形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蟑螂”，上至已故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Raphael Eitan，下至普通民众，在以色列相当常见。这一比喻除了种族蔑视，也反映了许多人对阿拉伯人口繁衍速度高过犹太人口的无奈和恐惧。
有迹象表明，将阿拉伯人比喻为迅速繁殖的蟑螂，已经从以色列向某些西方人士蔓延。《华尔街日报》新近刊登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的评论，认为加沙暴力的根源，是阿拉伯人的高生育率造成的青壮人口过剩。他认为黎巴嫩15年内战和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动乱，都可以归咎到同一高生育率因素。尽管他没有运用“蟑螂”的比喻，只要熟悉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偏见，不停繁殖的“蟑螂”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不过黎巴嫩的动荡，很大程度上确是因为穆斯林尤其什叶派人口的大量增殖，成为最大族群，其政治诉
求动摇了当年法国殖民势力制定的偏袒基督徒的“民主”体制。
顺便不妨提到，欧洲大陆上近年来“恐回症”不断上升，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欧洲各国阿拉伯和穆斯林移民的高生育率，以至英裔大牌学者Bernard Lewis预言欧洲不出一个世纪就会被伊斯兰化。
对西方世界来说，Lewis的预言毕竟是远景，近在眼前的头痛问题，是阿拉伯世界“蟑螂”们的民主诉求。更确切地说，是至少在近期内，这一民主化与西方的利益背道而驰。
西方欲教训“蟑螂”投票
目前，尽管欧洲民间日益反对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地区的血腥“惩罚”，两方各国政府，尤其是华盛顿，迟迟不肯对以色列施加真正的外交压力，以早日实现停火。
除了唯一有访问巴勒斯坦难民营经历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指出：率先打破双方停火协议的，其实是以色列在美国大选日(11月4日)对加沙境内的军事袭击，所有西方领袖都将挑起战争的责任怪到哈马斯头上。在历史上犯下对犹太人种族大屠杀罪行的德国，默克尔总理就说哈马斯要对这场不成比例的血腥战火“负全部责任”(尽管民调表明多数德国民众不同意她的看法)。
这样的指责，无视开战之前处在以色列窒息性经济封锁下的加沙地区，实在已经无异于人间地狱；或者按照梵蒂冈RenatoMartino枢机主教(也即“红衣主教”)近日的恰当形容，是一座关押150万阿拉伯人口的集中营。卡特前总统便披露：在经济封锁的高峰时期，一半以上的加沙居民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而大多数加沙人口，是以色列立国时便被驱赶出境的阿拉伯难民及其后代。
西方各国领袖支持和纵容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说到底是因为坚持不肯与以色列妥协的哈马斯组织，却是2006年巴勒斯坦公平开放的议会选举的大赢家，这样的巴勒斯坦民意，西方世界实在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先协同以色列策划反哈马斯的军事政变，弄巧成拙导致法塔赫惨败退出加沙后，又以外交和经济上的各种“集体惩罚”手段对付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同时在经济和军事上扶植约旦河西岸的阿巴斯政权，力图按照欧美的利益，来重新“塑造”穆斯林民主。
根据美国《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著名英裔记者David Rose的访谈，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政权事实上已经“萨达姆”化。Rose例子之一：西岸一个无辜中间派大学教授被怀疑亲哈马斯，被法塔赫酷刑弄得双目失明、折断两腿。
新近的加沙战争，是西方和以色列这一“惩罚”政策的自然延伸。由于上述经济和政治封锁逆转巴勒斯坦民意的努力收效甚微，阿巴斯始终是扶不起的阿斗，以色列不得不用军事惩罚手段，教训“不知好歹”的“蟑螂”们下次如何投票。
大中尔地区民意“逆反”
然而以色列的过度军事惩罚激起了大中东地区的民意“逆反”。在近年从军方“训政”向伊斯兰民主演变的土耳其，据《纽约时报》报道，总理埃尔多安迎合本国的强烈民意，谴责以色列进攻加沙是“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污点”；土耳其政府同时加深了和“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官方联系，埃尔多安总理甚至在半岛卫视上宣称“哈马斯负责人完全信任土耳其”。
而从埃及、约旦到沙特阿拉伯，华盛顿的主要“温和阿拉伯盟友”却不敢大声谴责以色列，这些专制政权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的民意差距越来越远，以至于被迫“气势汹汹地(aggressively，《纽约时报》语)”逆转刚刚萌芽的若干民主机制。《华尔街日报》新近也承认：如果举行公平开放的民主选举，那么哈马斯在埃及的“上级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多半会赢得埃及政权。
2009年大中东地区将举行一系列关键的民主选举，除了伊朗和阿富汗的总统选举，还有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拉克的议会选举。对于后两个阿拉伯国家，这次的加沙战火势必燃起其国内“蟑螂”们反对亲西方候选人的烈焰。华盛顿和利雅得公开和秘密的巨额金钱干预，并不能保证“蟑螂”们按照山姆大叔的意愿投票。
欧美政府在大中东的困境，是在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代表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纷纷失败之后，西方无法为穆斯林世界提供一个可行的世俗主义模式另择。除了硬着头皮继续扶植独裁专制的“温和阿拉伯盟友”，造成穆斯林社会中亲西方势力的边缘化，西方推出的唯一“世俗民主”标本是阿富汗的“美援民主”。
据《纽约时报》新年前的详尽报道，阿富汗的“美援民主”成为彻底腐败的“美元民主”，整个政权从上到下成为各级当权者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工具。前不久传出美国在阿富汗用壮阳药伟哥贿赂部落酋长的新闻，不仅显示“美元民主”在意识形态上的破产，也暴露了华盛顿心底对穆斯林社会的蔑视。无怪原本民望不高的塔利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可以彻底消灭哈马斯的人员和组织，在加沙扶植起一个类似的“美援民主”。可以肯定它不久就会走上旧法塔赫和阿富汗“美元民主”的腐败老路，不是向“温和”专制蜕化，便是被新一轮伊斯兰民主取代。伊拉克目前极为脆弱的民主体制，也很难避免类似的演化过程。
“伊朗霸权”的民主底气
与两年多前的以色列－黎巴嫩战争一样，加沙战争眼看加大了阿拉伯专制政权与逊尼派民意的脱节，提高了什叶派伊朗在穆斯林世界的声望。英语《亚洲时报》认为这在民间层次缓和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而有助于两派“激进势力”形成某种统一战线。这无疑会使得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更朝对西方不利的方向发展。
所以面对加沙民众的大量伤亡，西方朝野却继续渲染加沙战争加深“伊朗威胁”，例如《华尔街日报》元月7日刊登署名评论《伊朗的哈马斯战略》，副题是《激进的什叶派支持激进的逊尼派，旨在扰乱中东》。这不是无的放矢。“激进逊尼派”哈马斯全面接管加沙地区之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有一句忧心忡忡的名言：“我们现在与伊朗接壤了。”
“激进什叶派”伊朗之所以对西方造成“威胁”，是因为它远比华盛顿的“温和阿拉伯盟友”代表穆斯林民意。伊朗民意对政府施政的影响制约，以及民主选举的竞争性和难以预测，与所有“温和”阿拉伯专制政权对比，相去何以道里计。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德黑兰的核计划代表了广泛的伊朗民意。
与以色列发动加沙战争是受大选推动的“民主决策”一样，伊朗的外交政策也受到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重要影响。毋庸讳言，伊朗什叶派革命后建立的“伊斯兰民主”受到高层操控，在民主表达机制上很不完善，但伊朗政权历经美国数十年的封锁制裁、华盛顿背后支持萨达姆发动的8年两伊战争，以及新近美欧联手的全面经济制裁，却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逆境中逐步建立了与其有限实力和资源不成比例的“区域霸权”，其命运发人深省。
以笔者之见，这里的“天时”，是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复兴，恰好与伊斯兰民主化潮流重叠；“地利”，则是波斯湾实在代表了一个“什叶湾”；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伊朗现政权的精明“人和”，利用超越教派的穆斯林民主诉求，推动了“伊朗霸权”的迅速扩张。
总之，从血腥的加沙战争到“伊朗霸权”都说明：西方世界在中东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伊斯兰民主化潮流。再说白了，真实穆斯林民意的伸张，是美国主导的现有世界秩序面对的一个主要威胁。这也使得奥巴马新政府难免一个外交政策悖论：重建美国道德权威与顺应伊斯兰民主，至少在大中东地区，眼看是无法得兼的鱼和熊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