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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学者、文学家李兆洛在任安徽凤台知县期间，广集资料、精心编纂，完成了《凤台县志》。该志一出，便被学界视为善志。其中，人物志收录名宦、循吏、孝友、儒士、方技等八十余人。既收官宦，也重视社会底层人物；既突出儒家道德体系的构建，又强调人的精神世界中美好品德的挖掘，是该人物志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凤台县志；人物志；入选标准；特点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1-0041-04
李兆洛历来被视为方志名家[1]305。清嘉庆十三年（1808） 至十九年（1814），他出任安徽凤台知县。从治理凤台的实际出发，他认为“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势人民窑俗，苟有不晰，则不可以为治”[2]255，必须了解一方综合情况，才能为治理好该地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又由于旧志“陋而不该”[2]255，故力求编纂一部“上该周秦，下至于兹”[2]255的《凤台县志》。该志内容包括舆地、食货、营建、沟恤、官师、选举、艺文、人物、列女、古迹、图说、附录十二卷，每卷均以“某某志”命名。
古代地方志编纂，历来重视人物。章学诚指出“邑志尤重人物”[3]843，蓝鼎元亦云“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4]924。然地方人物众多、良莠不齐，入选者必有一定标准。明永乐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人物，俱自前代至今。本朝贤人、烈士、忠臣、名将、仕宦、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隐逸、儒士、方技及有能保障乡间者”[5]193，主張贤人等十三类人物可入志。章学诚强调人物传要“以名宦乡贤，忠孝节义，儒林卓行为重。文苑方技有长可见者，次之。”[3]846《凤台县志·人物志》，自古及今，或详或略，共记载本县人物八十余人，勾勒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凤台县人物风景图。
一、《凤台县志·人物志》人物入选标准
《凤台县志·人物志》收录的人物，我们可将其分为八类。
一是“名宦”，即居官而名声地位显赫者。《凤台县志·人物志》共记载官位较高者十多人，如秦国甘茂，因定蜀地有功，被武王立为“左丞相”[2]365，并通过“息壤誓言”夺取韩国宜阳，后弃秦奔齐，为齐上卿。司马迁评价说“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6]3313，足见其功。宋朝的吕氏诸贤，也都是名宦的代表。县志载吕氏诸贤九人，即吕龟祥、吕夷简、吕公绰、吕公弼、吕公孺、吕公著、吕希哲、吕希纯、吕好问。吕氏诸贤都做过高官，特别是吕夷简、吕公著更是官至宰相。《元史》评价说“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7]10220
二是有政绩的地方官吏，即所谓的“循吏”。知县、教谕等地方官吏，官职不高，却担负着治理地方事务的重任。基层事务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李兆洛本人即任过凤台知县，“亲行县，辨其里落繁耗、地亩广袤饶瘠，次第经理之。焦冈湖，汉芍陂也，滨淮，易为灾。乃增堤防，设沟闸，岁以屡丰。择耆老劝民孝谨，优奖之。于僻远设义学，为求良师。”[8]13415可以说颇有政绩。
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循吏传统，从《史记》到《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等正史无不为其立传，而这个群体主要就是由州县级地方官吏组成。《凤台县志·人物志》所收入的人物，属循吏者不在少数。如明张晓“以岁荐授常山丞，有惠政”，明方大征“增生四川江津县典史，署武陵县知县，有治迹”，明谢翀“辽州同知，有惠政”，清谢开宠“四川宜宾县知县，洁己爱民，案无留牍”，清金用乾“庆云县知县，有循声”，清隗辉“休宁县教谕，摄县事，除暴安民，擢平凉县知县”，清方一韩“江西峡江县知县，地瘠民贫，多盗贼，在邑三年，政简刑清，囹圄一空，夜不闭戸，廵抚白潢称为江西第一清官”，清高昆“雄县县丞署，青县知县，有循声”，郭世安“莅官十年，政静以和”，清谢均育“教习武英殿校对，勤事称职，授池州府靑阳县教谕，历二十年，爱诸生如子弟，教以先义后利”。这些人或勤于政事，或维护一方稳定，或教化有方，无一不是在地方治理上取得实绩的地方官员。这些人物的入选，深刻反映了李兆洛的循吏情结，循吏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三是“孝友”之人。“孝友”观念很早就已深入人心，《诗·小雅·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毛传：“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9]749后“孝友”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晋书》《新旧唐书》更是专设“孝友列传”，极力宣扬那些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之人。《凤台县志》因孝友入志者多达数十人。其又分以下四种情况：一是父母或师长死后，服丧期间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如元许从政“庐墓以孝旌”，明胡纬“性至孝，亲殁庐墓，友弟让产”，清李子奇“性至孝，亲殁庐墓”，清李煜“亲殁庐墓”，清谢开宠“亲殁庐墓”。二是割取自己身上的肉作为药物治疗父母或亲人的疾病。如明李寿年“割股救母”，清杨珆“割股疗母病”，清唐一介“嫡母病笃，旋得愈。一介殁后，其家人于墙内得剃刀血布并哀祷之词，始知其割股疗母也。”清权骏“割股疗母”。三是悉心照顾生病父母或亲人。如清杨悫“性孝友，父病疽，侍汤药三年余，昼夜不解衣带，母八十，承欢如婴儿，弟无子，为置妾生子”，清李敦“性孝文，父病，侍汤药不解衣带，数百日，父殁，哀痛成疾，次年卒，待嫡堂兄弟笃爱有礼”。四是对父母兄弟细心照顾。如明谢一鲁“生事亲尽孝”，明马御远“事亲至孝”，清苏裔“事祖母及母，以孝闻”，清李眉“父贸迁久不返，眉远渉寻归孝养，友爱两弟”，清秦怡“禔躬孝友”，清金城“友爱诸弟”，清高选“与兄弟分产辞多取少，曰兄长于我当胜我，弟幼于我我当让”，清戴可兴“友爱诸弟”，清方汝梅“事亲尽孝”，清方若兰“天性孝友”，清方若桂“孝友仁厚”，清安国顺“性孝友”，清刘明宗“事亲能得欢心”，清刘锡祉“其事亲养弟，内行纯笃，乡里敬惮之”。其中，虽不乏“愚孝”，如“割股疗亲”之例，但其中体现的精神，却值得后人学习。 四是“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之人。乐善好施语出司马迁《史记·乐书论》：“闻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6]1237这是一种个人修养的重要美德，被认为是“固君子事也”[10]。坚持这种美德，“使人乐善好施，恭孝以修仁，则心和而神全也。”[11]82李兆洛更是对这种修养情有独钟，多人因此入志。如载明张绅“轻财好施”，明隗士骐“倾家以济贫乏”，清岳俊“好行阴德”，清金城“好善乐施”，清杨文章“康熙四十八年夏饥，族人乏食，出粟分给之，一族赖以生活”，清李舒秀“施药饵济人”，清郑时哲“岁饥济人以粥”，清栢嘉祥“损赀赈粥”，清方若兰“家素贫，遇困乏者，必竭力周济之”，清谢均育“遇乡邻急难，每典贷以济”，清刘明宗“乾隆丙午岁饥，流亡载道，自冬初至春，尽煮粥食饿者，活数百人”。
热心公益、捐资为公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敬。谢忠强、李云指出“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个别善人的慈善活动，如赈灾济贫、修桥铺路、捐资办学等自古就有，但到明清时期才变得普遍起来，这一点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12]82人物志中捐资为公的例子亦不在少数。如明蔡得用“捐银千四百两开石头埠车路”，明李太和“好施舍，桥道祠庙宇不吝捐资修治”，清李眉“捐地修村”，清李尧“捐资修桥”，清郭家玖与其弟宗琦“好义乐施，捐地为颍上摸河口义渡”，清郝自新“捐金四百重建黄家桥”，清盛荀“捐资倡修柳河桥”，清安国顺“建石桥于港河以便行旅，冬则制寒衣施贫者，暑则施茶供渴飮，建茶庵于舍南通衢中，捐地五十亩以为常费”。
以上无论是乐善好施，还是捐资为公，都属于民间的个人行为，体现了当时这些人的个人修养，也是研究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地方史料。
五是“品性端正”之士。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一直把培养理想的君子人格作为追求，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论语·雍也》强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3]233这里的“质”就是对人的内在道德品质的要求。人物志中，李兆洛对品性端正者记载颇多，反映出作者追求君子人格的价值趋向。如元周桢“行端”，明张軏“亷让敦朴”，明张晓“性孤洁”，明李九鼎“生敦实”，明李引年“性孤淸”，清丁廷珥“生性淳厚，行端方”，清王梦麟“性淳朴，多推解”，清李沐“性狷介”，清杨文章“拾遗金，俟其人还之”，清李舒秀“性仁厚”，清戴可兴“乡里称为品行端醇之士”，清方若桂“拾遗金数百，两候其人而还之”，清谢均育“好阐扬隐德，平生刻励自修，未尝道人非也”，清刘明宗“性醇厚”。他们生性纯朴，行为端正，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进一步来讲，“品性端正”就是指遵从儒家的仁义道德。
六是“好读书，有文化”之人。北宋汪洙作《神童詩》，提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成为人们获取功名、获得世人尊重的重要途径。李兆洛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自幼刻苦读书，以读书入仕。他“藏书逾五万卷，皆手加丹铅”[8]13415，作为一位读书人，自然对热爱读书者怀有浓厚的感情。人物志中不乏爱好读书之人，如元周桢“归老手不释卷”，明马御远“躬耕力学”，清方若桂“喜读书，工制艺……年近七旬犹手不释卷”，清郭世安“少贫，刻苦读书”，清吴橿“生好读书，长于史”，清杨悫“少贫，刻苦读书”，清李敦“好读书，藏经籍千卷，课子孙曰讽诵，著有养纯诗集一卷”。
爱好读书，勤于用功，使得李兆洛在舆地学、文学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清史稿》载其“尤嗜舆地学。其论文欲合骈散为一”[8]13415。李兆洛笔下的县志人物在文化艺术方面也都各有精通。如明张軏“工诗文”，明方维馨“工诗赋”，明李九鼎“行富文辞”，明李引年“键户著书”，明隗士骐“尤精书画”，清谢开宠“以诗赋自娱”，清方度“工诗善书”，清丁廷珥“工诗文，艺林推重”，清李沐“能诗”。可见李兆洛对读书、力学的大力提倡和宣扬。
七是“重视性理”之人。两宋时期，对中国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重要哲学流派——理学应运而生。对于理学，人们常冠以“宋明理学”[14]14之说。清代理学的发展远不如宋明发达，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曾指出：“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宋明学术易寻其脉络筋节，而清儒之脉络筋节则难寻。清学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又说：“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15]595可见，宋明理学最盛，清朝虽仍重理学，但其发展情况实不足以与宋明相比。反映在《凤台县志》中，入选人物志的理学人物并不多。仅有明罗昭“以性理为教”，明谢一鲁“潜心理学”。作为一个在理学环境中长大的学者，耳濡目染的理学思想对李兆洛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致力于消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无谓的‘汉宋之争’”[16]47。这就导致了《凤台县志》潜心性理之人虽有入选人物志，但人数较少。
八是其他。人物志中还收录了另外一些人物，如力主抗清的方震孺。明末，清军进犯中原，方震孺力主抗击清军，并亲按辽东，“居不庐，食不火者七月”，为抗清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身为清朝凤台知县的李兆洛敢于把抗清人物方震孺载入县志，一方面反映了李兆洛本人对爱国、为国精神的赞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清朝后期在书籍审查方面的漏洞，审查虽严，但却不可能真正做到面面俱到。
再者，还收入有方技之人。中国的方技之学向来发达，大体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保留了祖国传统医学等重要内容。人物志收入的唐道树禅师乃得道高僧，宋许希、明李九皋在医学上都颇有造诣。
家庭和睦之人也有所收录。中国人极重家庭观念，孟子就曾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7]493，家庭和睦与否成为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尺。人物志中记载清徐宏道“五世同居”，清李舒秀“家庭无间言”，方汝梅“教家有古法风范，所被乡里不肖者咸畏见之”，吴橿“厚宗族，睦乡里，家遂以安”。这些人物都是李兆洛眼中家庭和睦的重要代表。 二、《凤台县志·人物志》的特点
李兆洛对《凤台县志》人物的收录有自己的标准，通过分析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凤台县志·人物志》的诸多特点。
一是收录有功名的官宦。如上面分析的第1、2类人，不管是名宦还是地方长官，他们都是有功名之人。这些人手中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特别是一些为民办实事的官员，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值得入志宣传的。
二是重视社会底层人物。人物志所收录之人，除了名宦、地方官之外，也收录了大量李兆洛认为符合标准的地位相对较低之人。特别是我们上面所论的“孝友”之人，更是多为普通人士，本身并无轰轰烈烈的事迹可寻，只是在细微的行为中体现着不朽的价值。
三是所收人物符合中国儒家文化标准，不得违反封建伦理纲常。上面论述的忠臣、孝子、儒士、方技之人，无不符合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原则。在儒家文化环境下长大的李兆洛，不可能跳出儒家文化的圈子，他笔下的人物志所录人物都必须在儒家道德体系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当然，对于这种封建人物入志的标准和原则，我们也应该辩证看待。把握好仁义礼智信的度，才是现代人应有的态度，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18]5。
四是重视人的精神世界中美好品德的挖掘。如孝敬父母、爱护兄弟，追求品性端正，爱好读书，体现的是对自身的反省，是对“修身”的追求；力倡家庭和睦，是“齐家”的表现；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体现的是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这些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美好品质，无不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三、结语
清朝方志名家李兆洛，从治理凤台的实际出发，精心编纂了深受后人好评的《凤台县志》。该志的人物志部分，精心收录八十余位对本县颇有影响的地方人物。这些人物，或为官宦，或为注重自身修养之士，或者热心为一方稳定贡献力量。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伦理、观念的秉持者和实践者，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这个群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现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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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凤台县志；人物志；入选标准；特点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1-0041-04
李兆洛历来被视为方志名家[1]305。清嘉庆十三年（1808） 至十九年（1814），他出任安徽凤台知县。从治理凤台的实际出发，他认为“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势人民窑俗，苟有不晰，则不可以为治”[2]255，必须了解一方综合情况，才能为治理好该地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又由于旧志“陋而不该”[2]255，故力求编纂一部“上该周秦，下至于兹”[2]255的《凤台县志》。该志内容包括舆地、食货、营建、沟恤、官师、选举、艺文、人物、列女、古迹、图说、附录十二卷，每卷均以“某某志”命名。
古代地方志编纂，历来重视人物。章学诚指出“邑志尤重人物”[3]843，蓝鼎元亦云“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4]924。然地方人物众多、良莠不齐，入选者必有一定标准。明永乐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人物，俱自前代至今。本朝贤人、烈士、忠臣、名将、仕宦、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隐逸、儒士、方技及有能保障乡间者”[5]193，主張贤人等十三类人物可入志。章学诚强调人物传要“以名宦乡贤，忠孝节义，儒林卓行为重。文苑方技有长可见者，次之。”[3]846《凤台县志·人物志》，自古及今，或详或略，共记载本县人物八十余人，勾勒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凤台县人物风景图。
一、《凤台县志·人物志》人物入选标准
《凤台县志·人物志》收录的人物，我们可将其分为八类。
一是“名宦”，即居官而名声地位显赫者。《凤台县志·人物志》共记载官位较高者十多人，如秦国甘茂，因定蜀地有功，被武王立为“左丞相”[2]365，并通过“息壤誓言”夺取韩国宜阳，后弃秦奔齐，为齐上卿。司马迁评价说“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6]3313，足见其功。宋朝的吕氏诸贤，也都是名宦的代表。县志载吕氏诸贤九人，即吕龟祥、吕夷简、吕公绰、吕公弼、吕公孺、吕公著、吕希哲、吕希纯、吕好问。吕氏诸贤都做过高官，特别是吕夷简、吕公著更是官至宰相。《元史》评价说“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7]10220
二是有政绩的地方官吏，即所谓的“循吏”。知县、教谕等地方官吏，官职不高，却担负着治理地方事务的重任。基层事务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李兆洛本人即任过凤台知县，“亲行县，辨其里落繁耗、地亩广袤饶瘠，次第经理之。焦冈湖，汉芍陂也，滨淮，易为灾。乃增堤防，设沟闸，岁以屡丰。择耆老劝民孝谨，优奖之。于僻远设义学，为求良师。”[8]13415可以说颇有政绩。
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循吏传统，从《史记》到《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等正史无不为其立传，而这个群体主要就是由州县级地方官吏组成。《凤台县志·人物志》所收入的人物，属循吏者不在少数。如明张晓“以岁荐授常山丞，有惠政”，明方大征“增生四川江津县典史，署武陵县知县，有治迹”，明谢翀“辽州同知，有惠政”，清谢开宠“四川宜宾县知县，洁己爱民，案无留牍”，清金用乾“庆云县知县，有循声”，清隗辉“休宁县教谕，摄县事，除暴安民，擢平凉县知县”，清方一韩“江西峡江县知县，地瘠民贫，多盗贼，在邑三年，政简刑清，囹圄一空，夜不闭戸，廵抚白潢称为江西第一清官”，清高昆“雄县县丞署，青县知县，有循声”，郭世安“莅官十年，政静以和”，清谢均育“教习武英殿校对，勤事称职，授池州府靑阳县教谕，历二十年，爱诸生如子弟，教以先义后利”。这些人或勤于政事，或维护一方稳定，或教化有方，无一不是在地方治理上取得实绩的地方官员。这些人物的入选，深刻反映了李兆洛的循吏情结，循吏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三是“孝友”之人。“孝友”观念很早就已深入人心，《诗·小雅·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毛传：“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9]749后“孝友”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晋书》《新旧唐书》更是专设“孝友列传”，极力宣扬那些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之人。《凤台县志》因孝友入志者多达数十人。其又分以下四种情况：一是父母或师长死后，服丧期间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如元许从政“庐墓以孝旌”，明胡纬“性至孝，亲殁庐墓，友弟让产”，清李子奇“性至孝，亲殁庐墓”，清李煜“亲殁庐墓”，清谢开宠“亲殁庐墓”。二是割取自己身上的肉作为药物治疗父母或亲人的疾病。如明李寿年“割股救母”，清杨珆“割股疗母病”，清唐一介“嫡母病笃，旋得愈。一介殁后，其家人于墙内得剃刀血布并哀祷之词，始知其割股疗母也。”清权骏“割股疗母”。三是悉心照顾生病父母或亲人。如清杨悫“性孝友，父病疽，侍汤药三年余，昼夜不解衣带，母八十，承欢如婴儿，弟无子，为置妾生子”，清李敦“性孝文，父病，侍汤药不解衣带，数百日，父殁，哀痛成疾，次年卒，待嫡堂兄弟笃爱有礼”。四是对父母兄弟细心照顾。如明谢一鲁“生事亲尽孝”，明马御远“事亲至孝”，清苏裔“事祖母及母，以孝闻”，清李眉“父贸迁久不返，眉远渉寻归孝养，友爱两弟”，清秦怡“禔躬孝友”，清金城“友爱诸弟”，清高选“与兄弟分产辞多取少，曰兄长于我当胜我，弟幼于我我当让”，清戴可兴“友爱诸弟”，清方汝梅“事亲尽孝”，清方若兰“天性孝友”，清方若桂“孝友仁厚”，清安国顺“性孝友”，清刘明宗“事亲能得欢心”，清刘锡祉“其事亲养弟，内行纯笃，乡里敬惮之”。其中，虽不乏“愚孝”，如“割股疗亲”之例，但其中体现的精神，却值得后人学习。 四是“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之人。乐善好施语出司马迁《史记·乐书论》：“闻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6]1237这是一种个人修养的重要美德，被认为是“固君子事也”[10]。坚持这种美德，“使人乐善好施，恭孝以修仁，则心和而神全也。”[11]82李兆洛更是对这种修养情有独钟，多人因此入志。如载明张绅“轻财好施”，明隗士骐“倾家以济贫乏”，清岳俊“好行阴德”，清金城“好善乐施”，清杨文章“康熙四十八年夏饥，族人乏食，出粟分给之，一族赖以生活”，清李舒秀“施药饵济人”，清郑时哲“岁饥济人以粥”，清栢嘉祥“损赀赈粥”，清方若兰“家素贫，遇困乏者，必竭力周济之”，清谢均育“遇乡邻急难，每典贷以济”，清刘明宗“乾隆丙午岁饥，流亡载道，自冬初至春，尽煮粥食饿者，活数百人”。
热心公益、捐资为公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敬。谢忠强、李云指出“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个别善人的慈善活动，如赈灾济贫、修桥铺路、捐资办学等自古就有，但到明清时期才变得普遍起来，这一点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12]82人物志中捐资为公的例子亦不在少数。如明蔡得用“捐银千四百两开石头埠车路”，明李太和“好施舍，桥道祠庙宇不吝捐资修治”，清李眉“捐地修村”，清李尧“捐资修桥”，清郭家玖与其弟宗琦“好义乐施，捐地为颍上摸河口义渡”，清郝自新“捐金四百重建黄家桥”，清盛荀“捐资倡修柳河桥”，清安国顺“建石桥于港河以便行旅，冬则制寒衣施贫者，暑则施茶供渴飮，建茶庵于舍南通衢中，捐地五十亩以为常费”。
以上无论是乐善好施，还是捐资为公，都属于民间的个人行为，体现了当时这些人的个人修养，也是研究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地方史料。
五是“品性端正”之士。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一直把培养理想的君子人格作为追求，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论语·雍也》强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3]233这里的“质”就是对人的内在道德品质的要求。人物志中，李兆洛对品性端正者记载颇多，反映出作者追求君子人格的价值趋向。如元周桢“行端”，明张軏“亷让敦朴”，明张晓“性孤洁”，明李九鼎“生敦实”，明李引年“性孤淸”，清丁廷珥“生性淳厚，行端方”，清王梦麟“性淳朴，多推解”，清李沐“性狷介”，清杨文章“拾遗金，俟其人还之”，清李舒秀“性仁厚”，清戴可兴“乡里称为品行端醇之士”，清方若桂“拾遗金数百，两候其人而还之”，清谢均育“好阐扬隐德，平生刻励自修，未尝道人非也”，清刘明宗“性醇厚”。他们生性纯朴，行为端正，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进一步来讲，“品性端正”就是指遵从儒家的仁义道德。
六是“好读书，有文化”之人。北宋汪洙作《神童詩》，提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成为人们获取功名、获得世人尊重的重要途径。李兆洛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自幼刻苦读书，以读书入仕。他“藏书逾五万卷，皆手加丹铅”[8]13415，作为一位读书人，自然对热爱读书者怀有浓厚的感情。人物志中不乏爱好读书之人，如元周桢“归老手不释卷”，明马御远“躬耕力学”，清方若桂“喜读书，工制艺……年近七旬犹手不释卷”，清郭世安“少贫，刻苦读书”，清吴橿“生好读书，长于史”，清杨悫“少贫，刻苦读书”，清李敦“好读书，藏经籍千卷，课子孙曰讽诵，著有养纯诗集一卷”。
爱好读书，勤于用功，使得李兆洛在舆地学、文学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清史稿》载其“尤嗜舆地学。其论文欲合骈散为一”[8]13415。李兆洛笔下的县志人物在文化艺术方面也都各有精通。如明张軏“工诗文”，明方维馨“工诗赋”，明李九鼎“行富文辞”，明李引年“键户著书”，明隗士骐“尤精书画”，清谢开宠“以诗赋自娱”，清方度“工诗善书”，清丁廷珥“工诗文，艺林推重”，清李沐“能诗”。可见李兆洛对读书、力学的大力提倡和宣扬。
七是“重视性理”之人。两宋时期，对中国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重要哲学流派——理学应运而生。对于理学，人们常冠以“宋明理学”[14]14之说。清代理学的发展远不如宋明发达，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曾指出：“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宋明学术易寻其脉络筋节，而清儒之脉络筋节则难寻。清学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又说：“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15]595可见，宋明理学最盛，清朝虽仍重理学，但其发展情况实不足以与宋明相比。反映在《凤台县志》中，入选人物志的理学人物并不多。仅有明罗昭“以性理为教”，明谢一鲁“潜心理学”。作为一个在理学环境中长大的学者，耳濡目染的理学思想对李兆洛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致力于消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无谓的‘汉宋之争’”[16]47。这就导致了《凤台县志》潜心性理之人虽有入选人物志，但人数较少。
八是其他。人物志中还收录了另外一些人物，如力主抗清的方震孺。明末，清军进犯中原，方震孺力主抗击清军，并亲按辽东，“居不庐，食不火者七月”，为抗清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身为清朝凤台知县的李兆洛敢于把抗清人物方震孺载入县志，一方面反映了李兆洛本人对爱国、为国精神的赞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清朝后期在书籍审查方面的漏洞，审查虽严，但却不可能真正做到面面俱到。
再者，还收入有方技之人。中国的方技之学向来发达，大体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保留了祖国传统医学等重要内容。人物志收入的唐道树禅师乃得道高僧，宋许希、明李九皋在医学上都颇有造诣。
家庭和睦之人也有所收录。中国人极重家庭观念，孟子就曾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7]493，家庭和睦与否成为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尺。人物志中记载清徐宏道“五世同居”，清李舒秀“家庭无间言”，方汝梅“教家有古法风范，所被乡里不肖者咸畏见之”，吴橿“厚宗族，睦乡里，家遂以安”。这些人物都是李兆洛眼中家庭和睦的重要代表。 二、《凤台县志·人物志》的特点
李兆洛对《凤台县志》人物的收录有自己的标准，通过分析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凤台县志·人物志》的诸多特点。
一是收录有功名的官宦。如上面分析的第1、2类人，不管是名宦还是地方长官，他们都是有功名之人。这些人手中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特别是一些为民办实事的官员，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值得入志宣传的。
二是重视社会底层人物。人物志所收录之人，除了名宦、地方官之外，也收录了大量李兆洛认为符合标准的地位相对较低之人。特别是我们上面所论的“孝友”之人，更是多为普通人士，本身并无轰轰烈烈的事迹可寻，只是在细微的行为中体现着不朽的价值。
三是所收人物符合中国儒家文化标准，不得违反封建伦理纲常。上面论述的忠臣、孝子、儒士、方技之人，无不符合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原则。在儒家文化环境下长大的李兆洛，不可能跳出儒家文化的圈子，他笔下的人物志所录人物都必须在儒家道德体系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当然，对于这种封建人物入志的标准和原则，我们也应该辩证看待。把握好仁义礼智信的度，才是现代人应有的态度，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18]5。
四是重视人的精神世界中美好品德的挖掘。如孝敬父母、爱护兄弟，追求品性端正，爱好读书，体现的是对自身的反省，是对“修身”的追求；力倡家庭和睦，是“齐家”的表现；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体现的是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这些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美好品质，无不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三、结语
清朝方志名家李兆洛，从治理凤台的实际出发，精心编纂了深受后人好评的《凤台县志》。该志的人物志部分，精心收录八十余位对本县颇有影响的地方人物。这些人物，或为官宦，或为注重自身修养之士，或者热心为一方稳定贡献力量。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伦理、观念的秉持者和实践者，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这个群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现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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