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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5平方米的投注站,承载着无数人的财富梦想,人们用数字编织美梦,却浑然忘却了现实的另一面
“拆分合值、减杀红球……”刘峰双眼紧盯着墙上由数字和直线组成的“双色球走势图”,口中喃喃自语,浑然不觉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
2012年4月15日,时钟指向了下午6点半。在北京丰台区西三环的一个普通彩票投注站里,不足5平米的空间里已经挤了七八个人,每个人都一副莫测高深的表情,在纸上写着、算着,还有两个人在“走势图”前比划着,“这期红球肯定有25、26,你看上期是24,一般24特别容易打到25、26。”“蓝球我看好3,很久没出了。”两个人争论着,原本狭小的空间烟雾重重,似乎幻化成了另一个世界。
小小投注站,承载着彩迷们的“发财梦”,人们在这里,计算、讨论,惊喜、懊悔,每一种表情背后,交错着各自的悲喜和梦想。
魔咒
“铃……铃……”投注站里的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板拿起电话,电话里传出声音,“今天福彩3D的试机号是多少?”“983。”简短的两句对话,就挂掉了。
刘峰像想起了什么一样,猛地抬起头,“试机号出来了啊!”他又咕哝了一句,“时间过得还真快。”他停下了手上的计算,回身把写在纸上的号码交给了投注站老板,从兜里摸出50块钱。
刘峰已在这里待了4个小时,他今年45岁,却是个有十几年“彩龄”的彩民。每个月,刘峰用来买彩票的钱都要达到5000多块钱。4月15日这一下午,即刮奖、双色球、排3、排5各式各样彩票,他就买了100多块钱。事实上,在来这家投注站之前,他在别处也已经买了不少。
“所有的彩票我都玩。”刘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走到哪,路过投注站就会待一会儿。昨天还在天津玩了一整天的‘快乐十分’(天津市福彩中心承销的快开彩票,十分钟一期,每天开奖84次)。”
不等记者说话,他又重新拿起一张纸,头也不抬地计算当天晚上的“试机号”。
试机号是中国福利彩票中心在每期开奖前试运行摇奖机和摇奖球,用来检查设备能否正常使用的。通常情况下试机号会在每天的18:30分左右公布,这个号码也成了彩民们计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试机号里有很多玄机。一般情况下,试机号的三个号码在当晚中奖号码中包含0或1个号码,但出现2个或以上的很少。”刘峰开始陆续报出他刚刚计算的号码。“先给我打一张754直选,再打一个组六复式, 1、3、4、5、7。”
这样的计算,刘峰重复了无数次,每天晚上开奖过后,他便铺开纸开始计算第二天的号码,即便白天在公司他也是抽空就盯着“走势图”研究。有时候,这些蝌蚪一样的数字,会像虫咬一样让他脑袋疼,刘峰便会出去走走,可走出去他又会不自觉地走进投注站。“不买难受,睡不着觉,就像烙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的。”他说。
和大多数资深彩民一样,刘峰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接触彩票。当时为筹集北京亚运会的建设资金,北京发行了一种即开型彩票,刘峰刚刚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不久,一口气买了30块钱彩票,虽然没有刮出一分钱奖金,但心情很愉快,当时买彩票的动机非常单纯,真如国家所提倡的那样,觉得自己为亚运出了一点力。
1990年代末期,中国福彩和体彩开始相继推出国际上流行的乐透型彩票(以序数方式为竞猜对象的彩票)。彩票一经上市,无数为生活所迫,或幻想一夜暴富的人们把彩票市场搅动得火爆异常。此后,彩票种类不断翻新,彩民亦步步紧跟。
刘峰那时候正在进修项目经理课程,路过彩票站时总喜欢花10元块钱机选几注。有一天下午,他在彩票机当天停售前的最后几分钟选了五注彩票。当晚摇奖时候,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中了二等奖,“中奖了!”刘峰说,“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就一下子蹦到了屋外。”
那一次刘峰得了6000多元奖金,这勾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刘峰说,他开始学习算号,在反复观察、综合分析、排列对比之后,感觉号码就会呼之欲出,却总是揭不开最后一层面纱,让人心痒难捱,欲罢不能。
“我的宗旨就是不能后悔,看好的号就一定要买。”刘峰的筹码越下越大,每月薪水大部分都投在了彩票上,虽然也陆续中过几次奖,但最终算下来,刘峰知道自己还是赔大于赚的,但是等待开奖的心跳体验,仍然是他无法摆脱的魔咒。
“天机不可泄露”
就在刘峰专注于手上的演算时,老胡远远地骑着自行车出现了,“老胡,来了啊!”投注站的老板热情地打着招呼,老胡是这个投注站的常客,来来往往的人几乎都认识他。
在投注站不到5平方米的房间里,财富的梦想吸引着各色人群,修车铺的小伙子,退了休的老大爷,下岗的工人就像上班一样,每天晚上6点都会准时出现在门口,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像往常一样,老胡手上攥着一张《彩民周刊》,由数字和直线组成的福彩3D的走势图露在外面,已经变了颜色,显然这张报纸已经不知被翻过多少遍了。
老胡是从丰台区房管所退休的老工人,也有着十几年的彩龄,虽然买的年头多,但他一直比较克制,每次只买两三注。“买了就有50%的中奖可能,算给自己买个希望。”老胡说。
老胡和刘峰不一样,他不会那样死盯着彩票室里的走势图,即便手上拿着报纸,他也不慌不忙地坐在门口,听人聊聊家长里短。彩票更像是他生活中的一味休闲食品。
事实上,老胡的内心也有他的执著,“每天报纸上都会报哪哪儿的彩民中了大奖。总有一天会轮到我头上。”老胡从贴身衣服的左兜里掏出了一张表格,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那是一张A4打印纸,正反两面都打印着表格,1-0这十个数字分落在格子中,整个纸片被老胡用透明胶带粘了一层。
这是坊间流传的一份秘笈,老胡说,这张纸并不是谁都给看的,很多彩民知道他有秘笈,也多次跟他打探,但他很少当众把这张纸拿出来。“每次的中奖号码都会形成一个直角或者45°斜线,你看这里,5、6、7就是前两期的中奖号码。”
投注站的老板说,“在市面上有很多利用这种所谓的预测秘笈售卖,五花八门的,但其实大多数都是骗人的。”
老胡不信,虽然有秘笈在手,但谈何容易。他说,他每回都是只能看对两个号,那第三个号就像跟他捉迷藏一样,老胡看中3,便会出4,要是看中7,摇奖的时候很可能就出了5。
老胡宽慰自己说,什么秘笈,其实都是瞎蒙,这东西哪有什么规律。嘴上明白的老胡,却总期待着自己能有中大奖的好运气。
在玩彩票以前,老胡的业余爱好是打麻将,每天晚上就会约上几个牌友,聚在一起打麻将,也曾一度乐此不疲,即使输多赢少也无所谓。“平均算下来,每天也是要输个百八十。”
老胡说,彩票在很多时候就像赌博,都讲的是一种几率、一种运气。
风险彩票
事实上,很多的投注站老板和彩票分析师,都是从彩民发展而来的。他们也曾像刘峰、老胡一样痴迷疯狂过,但是在冷静过后,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利用彩票营生的办法。
杨林如今已经是彩票投注站的老板,同时他也给媒体写一些关于彩票的专栏文章,他说,“我是用孙子兵法分析彩票的,分为战略和战术两部分。战略上我一直强调大家要用娱乐的心态并增强风险意识,战术上就是一些投注技巧了。”
早在十年前,杨林远没有这样的冷静,他也是一个疯狂的彩民。那时候,杨林是一名记者,在一次发行彩票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同行劝说下,杨林就买了几注。
先后中了几次5元的小奖之后,杨林开始对彩票产生了兴趣,“中奖是上瘾最直接的诱因。”他说。
最初的时候,杨林都是机选号码,虽然也想自己选几个号码,但是左看右看这36个数字,感觉哪个都有可能出,哪个又都不像,眼花缭乱了半天,也理不出一丝头绪,最后干脆就把“生杀大权”交给了机器,每次买彩票,他都会在心里默念几声老天保佑,让售票机吐出一张能中500万块钱大奖的彩票。
为了能中大奖,杨林特意去买了本概率学的书研究起来。那时候,他的家里贴满了自制的彩票走势图,出门的时候还随身带着一大堆的书本笔记本,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图、计算公式。
一次偶然机会,杨林买中了一等奖,虽然奖金杨林一直不肯说,但很多人还是慕名前来“取经”,媒体也开始向他约稿,希望他可以写一些投注技巧的文章。他说,那时候走路都是飘飘然的。他也开始加大投注,经常30倍、50倍地买注,曾经最多一次性就买了几万块的彩票。大奖的奖金很快就又倒回去了。
最后,楊林用手中最后剩余奖金办了现在的投注站,并且和朋友办新闻网站开始创业。
杨林说,在投注站里,借钱买彩票的、倾家荡产、闹家庭纠纷的彩民比比皆是。而且上瘾的公务员挪用公款投注彩票的新闻也经常出现,可是太多的彩民眼中只有那些一夜暴富的新闻。
有时候杨林留意观察着彩民的各种神态,也暗地里为他们捏一把汗,“为什么彩票上不能像香烟一样,要求明示‘彩票有风险’字样呢?”杨林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拆分合值、减杀红球……”刘峰双眼紧盯着墙上由数字和直线组成的“双色球走势图”,口中喃喃自语,浑然不觉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
2012年4月15日,时钟指向了下午6点半。在北京丰台区西三环的一个普通彩票投注站里,不足5平米的空间里已经挤了七八个人,每个人都一副莫测高深的表情,在纸上写着、算着,还有两个人在“走势图”前比划着,“这期红球肯定有25、26,你看上期是24,一般24特别容易打到25、26。”“蓝球我看好3,很久没出了。”两个人争论着,原本狭小的空间烟雾重重,似乎幻化成了另一个世界。
小小投注站,承载着彩迷们的“发财梦”,人们在这里,计算、讨论,惊喜、懊悔,每一种表情背后,交错着各自的悲喜和梦想。
魔咒
“铃……铃……”投注站里的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板拿起电话,电话里传出声音,“今天福彩3D的试机号是多少?”“983。”简短的两句对话,就挂掉了。
刘峰像想起了什么一样,猛地抬起头,“试机号出来了啊!”他又咕哝了一句,“时间过得还真快。”他停下了手上的计算,回身把写在纸上的号码交给了投注站老板,从兜里摸出50块钱。
刘峰已在这里待了4个小时,他今年45岁,却是个有十几年“彩龄”的彩民。每个月,刘峰用来买彩票的钱都要达到5000多块钱。4月15日这一下午,即刮奖、双色球、排3、排5各式各样彩票,他就买了100多块钱。事实上,在来这家投注站之前,他在别处也已经买了不少。
“所有的彩票我都玩。”刘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走到哪,路过投注站就会待一会儿。昨天还在天津玩了一整天的‘快乐十分’(天津市福彩中心承销的快开彩票,十分钟一期,每天开奖84次)。”
不等记者说话,他又重新拿起一张纸,头也不抬地计算当天晚上的“试机号”。
试机号是中国福利彩票中心在每期开奖前试运行摇奖机和摇奖球,用来检查设备能否正常使用的。通常情况下试机号会在每天的18:30分左右公布,这个号码也成了彩民们计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试机号里有很多玄机。一般情况下,试机号的三个号码在当晚中奖号码中包含0或1个号码,但出现2个或以上的很少。”刘峰开始陆续报出他刚刚计算的号码。“先给我打一张754直选,再打一个组六复式, 1、3、4、5、7。”
这样的计算,刘峰重复了无数次,每天晚上开奖过后,他便铺开纸开始计算第二天的号码,即便白天在公司他也是抽空就盯着“走势图”研究。有时候,这些蝌蚪一样的数字,会像虫咬一样让他脑袋疼,刘峰便会出去走走,可走出去他又会不自觉地走进投注站。“不买难受,睡不着觉,就像烙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的。”他说。
和大多数资深彩民一样,刘峰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接触彩票。当时为筹集北京亚运会的建设资金,北京发行了一种即开型彩票,刘峰刚刚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不久,一口气买了30块钱彩票,虽然没有刮出一分钱奖金,但心情很愉快,当时买彩票的动机非常单纯,真如国家所提倡的那样,觉得自己为亚运出了一点力。
1990年代末期,中国福彩和体彩开始相继推出国际上流行的乐透型彩票(以序数方式为竞猜对象的彩票)。彩票一经上市,无数为生活所迫,或幻想一夜暴富的人们把彩票市场搅动得火爆异常。此后,彩票种类不断翻新,彩民亦步步紧跟。
刘峰那时候正在进修项目经理课程,路过彩票站时总喜欢花10元块钱机选几注。有一天下午,他在彩票机当天停售前的最后几分钟选了五注彩票。当晚摇奖时候,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中了二等奖,“中奖了!”刘峰说,“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就一下子蹦到了屋外。”
那一次刘峰得了6000多元奖金,这勾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刘峰说,他开始学习算号,在反复观察、综合分析、排列对比之后,感觉号码就会呼之欲出,却总是揭不开最后一层面纱,让人心痒难捱,欲罢不能。
“我的宗旨就是不能后悔,看好的号就一定要买。”刘峰的筹码越下越大,每月薪水大部分都投在了彩票上,虽然也陆续中过几次奖,但最终算下来,刘峰知道自己还是赔大于赚的,但是等待开奖的心跳体验,仍然是他无法摆脱的魔咒。
“天机不可泄露”
就在刘峰专注于手上的演算时,老胡远远地骑着自行车出现了,“老胡,来了啊!”投注站的老板热情地打着招呼,老胡是这个投注站的常客,来来往往的人几乎都认识他。
在投注站不到5平方米的房间里,财富的梦想吸引着各色人群,修车铺的小伙子,退了休的老大爷,下岗的工人就像上班一样,每天晚上6点都会准时出现在门口,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像往常一样,老胡手上攥着一张《彩民周刊》,由数字和直线组成的福彩3D的走势图露在外面,已经变了颜色,显然这张报纸已经不知被翻过多少遍了。
老胡是从丰台区房管所退休的老工人,也有着十几年的彩龄,虽然买的年头多,但他一直比较克制,每次只买两三注。“买了就有50%的中奖可能,算给自己买个希望。”老胡说。
老胡和刘峰不一样,他不会那样死盯着彩票室里的走势图,即便手上拿着报纸,他也不慌不忙地坐在门口,听人聊聊家长里短。彩票更像是他生活中的一味休闲食品。
事实上,老胡的内心也有他的执著,“每天报纸上都会报哪哪儿的彩民中了大奖。总有一天会轮到我头上。”老胡从贴身衣服的左兜里掏出了一张表格,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那是一张A4打印纸,正反两面都打印着表格,1-0这十个数字分落在格子中,整个纸片被老胡用透明胶带粘了一层。
这是坊间流传的一份秘笈,老胡说,这张纸并不是谁都给看的,很多彩民知道他有秘笈,也多次跟他打探,但他很少当众把这张纸拿出来。“每次的中奖号码都会形成一个直角或者45°斜线,你看这里,5、6、7就是前两期的中奖号码。”
投注站的老板说,“在市面上有很多利用这种所谓的预测秘笈售卖,五花八门的,但其实大多数都是骗人的。”
老胡不信,虽然有秘笈在手,但谈何容易。他说,他每回都是只能看对两个号,那第三个号就像跟他捉迷藏一样,老胡看中3,便会出4,要是看中7,摇奖的时候很可能就出了5。
老胡宽慰自己说,什么秘笈,其实都是瞎蒙,这东西哪有什么规律。嘴上明白的老胡,却总期待着自己能有中大奖的好运气。
在玩彩票以前,老胡的业余爱好是打麻将,每天晚上就会约上几个牌友,聚在一起打麻将,也曾一度乐此不疲,即使输多赢少也无所谓。“平均算下来,每天也是要输个百八十。”
老胡说,彩票在很多时候就像赌博,都讲的是一种几率、一种运气。
风险彩票
事实上,很多的投注站老板和彩票分析师,都是从彩民发展而来的。他们也曾像刘峰、老胡一样痴迷疯狂过,但是在冷静过后,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利用彩票营生的办法。
杨林如今已经是彩票投注站的老板,同时他也给媒体写一些关于彩票的专栏文章,他说,“我是用孙子兵法分析彩票的,分为战略和战术两部分。战略上我一直强调大家要用娱乐的心态并增强风险意识,战术上就是一些投注技巧了。”
早在十年前,杨林远没有这样的冷静,他也是一个疯狂的彩民。那时候,杨林是一名记者,在一次发行彩票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同行劝说下,杨林就买了几注。
先后中了几次5元的小奖之后,杨林开始对彩票产生了兴趣,“中奖是上瘾最直接的诱因。”他说。
最初的时候,杨林都是机选号码,虽然也想自己选几个号码,但是左看右看这36个数字,感觉哪个都有可能出,哪个又都不像,眼花缭乱了半天,也理不出一丝头绪,最后干脆就把“生杀大权”交给了机器,每次买彩票,他都会在心里默念几声老天保佑,让售票机吐出一张能中500万块钱大奖的彩票。
为了能中大奖,杨林特意去买了本概率学的书研究起来。那时候,他的家里贴满了自制的彩票走势图,出门的时候还随身带着一大堆的书本笔记本,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图、计算公式。
一次偶然机会,杨林买中了一等奖,虽然奖金杨林一直不肯说,但很多人还是慕名前来“取经”,媒体也开始向他约稿,希望他可以写一些投注技巧的文章。他说,那时候走路都是飘飘然的。他也开始加大投注,经常30倍、50倍地买注,曾经最多一次性就买了几万块的彩票。大奖的奖金很快就又倒回去了。
最后,楊林用手中最后剩余奖金办了现在的投注站,并且和朋友办新闻网站开始创业。
杨林说,在投注站里,借钱买彩票的、倾家荡产、闹家庭纠纷的彩民比比皆是。而且上瘾的公务员挪用公款投注彩票的新闻也经常出现,可是太多的彩民眼中只有那些一夜暴富的新闻。
有时候杨林留意观察着彩民的各种神态,也暗地里为他们捏一把汗,“为什么彩票上不能像香烟一样,要求明示‘彩票有风险’字样呢?”杨林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