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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巳节是一个源远流长、至今不衰的节日。它分布的范围极广，从中原至南蛮，从西秦至东夷都有它的存在。正因为这一风俗长久而广泛，所以它的节日质素往往因时因地而异。从先秦至魏晋的有关记载来看，这一节日的时间、地点以及主要的活动形式和目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时间
早先的修禊祓灾一年有两次，分别是春禊和秋祓。谢《为皇太子侍华光殿曲水宴诗》云：“秋祓濯流，春禊浮醴。”秋祓一般指农历七月十四日。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刘桢《鲁都赋》云：“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明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引用并注云：“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当然古人于秋季行禊礼还是很少见的，绝大多数的修禊是循春礼举行。本文所讨论的也主要是指上巳春禊。
“上巳”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夏历）中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故又称“三巳”、“元巳”。东汉张衡《南都赋》：“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滨。”晋张华《上巳》云：“姑洗应时月，元巳启良辰。”刘邵《赵都赋》：“季春元巳。”唐人《岁华纪丽》中也提到：“三月桃花水，上巳竹叶杯，元巳之辰，修禊之事。”
因每年的“上巳”日不同，所以它常与三月的其他节日相混淆，《南齐书·礼志》史臣案云：“一说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修事于水侧，祝祷祀于丰年。”南宋周必大诗称“上巳清明共一时”的说法大约就来源于此。也有把上巳祓禊等时于上除的，东汉徐干《齐都赋》云：“青阳季月，上除之良，无大无小，祓于水阳。”
上巳活动虽然绝大多数循春季三月行礼，但最初并未局限于三月三日这一天。西汉刘歆《西京杂记》：“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只说三月而并未确指某天。《玉烛宝典》三月季春条：“前汉书文纪曰：‘诏赐民五日。’”并作注云：“苏林云陈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饮食为之。”食条又云：“元日至日晦并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于水湄。”为期显然不限于一天。
上巳节时间的不固定性也可以由古人关于蚕事的记载得到证明。正如上巳最初并没有固定日期一样，有关蚕事的记载也只称大体节候。《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具曲植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东汉崔的《四民月令》总结古人的治蚕之事说：“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谷雨中蚕毕生，乃同妇子，以劝其事，无或务他，以乱本业。”因蚕事以三月为宜，后世遂有“蚕月桑条，三月是也”之说。
随着上巳节日的确定，人们开始把蚕事与具体的上巳相联系，并由这一天的天气来预测结果。《杂五行书》云：“欲蚕事善恶，常以三月三日天阴而无日不雨，蚕大善。”《水经注·漳水注》称：“漳水对赵氏临漳宫，宫在桑梓苑，多桑木，故其名。三月三日始蚕之日，石虎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
“上巳”或“元巳”直到魏晋以后才定为三月三日。《晋书·礼志》：“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自魏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相应的，此时的诗文绝大多数也以《三月三日……》或《三日……》为题，如颜延之《三日侍游曲阿后湖诗》、《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谢惠连《三月三日曲水集诗》，谢《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简文帝《三日侍宴林光殿诗》、《三日率尔成诗》，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诗》。而颜延之和王融的序文称为《三日曲水诗序》，萧子范赋文称为《家园三日赋》，等等。
也有少数以“上巳”为题者，如沈约《上巳华光殿诗》，陈后主《上巳玄圃宣猷堂禊饮同共八韵》，卢思道《上巳禊饮诗》，从诗文的内容来考察，此时的“上巳”已确定于三月三日这一天。
主要活动形式与目的
最初的上巳节的主要活动形式与目的，一者为修禊以求祓灾，二者为祭高媒以求子。
从先秦至于两汉，关于上巳节的祓灾仪式，有“祓除”、“祓禊”、“祓斋”之称，都指郊外水滨举行的洗浴除灾、祓凶去垢的风俗仪式。
这一风俗最早见于先秦的水滨祓禊。《周礼·春官》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史记·周本纪》：“周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郑玄注《郑风·溱洧》中提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两水上，招魂续魄，秉兰祓禊不祥。”另《论语·先进》记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各谈其志向理想时，曾子表示乐意于“莫春者，春服既成”之时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说的正是暮春三月修禊祓除之事，孔子深表赞同，所以《荆楚岁时记》中说“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则水滨祓禊由来远矣”。
两汉沿袭这一风俗，水滨洗濯除灾之风更盛。《续汉书》：“三月上巳，宫人皆于东流水上。”《续汉书·礼仪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西京杂记》：“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对于汉代的祓灾仪式，《晋书·礼志》总结道：“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
人们在修禊祓灾的同时也祭祀祈福。蔡邕祝禊文曰：“洋洋暮春，劂月除巳。尊里烟骛，惟士与女。自求百福，在洛之。”杜笃《祓禊赋》云：“巫咸之徒秉火祈福。”阮瞻《上巳会赋》云：“列四筵而设席，祈吉祥于斯途。”
至于六朝，人们还在讲述着远古的祈福之仪及得福于天的欢乐。束皙回答晋武帝问曲水起源时，提出周公通过卜筮选定洛邑为东都，东都建成后流水泛杯而饮，正是一种得福于天的欢欣与酬谢。另《南齐书·礼志》史臣曰：“……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也是对早期的上巳求丰年的一种追忆。
向上天众神所乞求的福荫与吉祥有多种，上巳这一天人们最乐于祭高媒以求子嗣，它是上巳节的另一最主要的活动形式。
古传高辛之世，玄鸟遗卵，简吞之而生契，所以后代帝王立高辛为媒神，称高媒，又因古时祭祀高媒大多是在郊外，故也作“郊媒”。也有称“高”、“郊”者，媒改为“”，就是把媒官奉为神的意思。“”通“”按《说文》：“，妇始孕兆也。”所以高媒神就是一名掌管着生育的天神。上巳节的祭高媒其实是一种求子仪式。《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授以弓矢于高之前。”古人认为仲春三月天地阴阳相感，草木鸟兽繁殖，所以人们普遍于此时求子祭媒神，《诗·大雅·生民》：“以弗无子”，《毛传》注曰：“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占者必之郊媒焉。”
汉代建朝起就有求子仪式。《西京杂记》有汉高祖与戚夫人“出百子池边灌濯，以祓妖邪”的记载，《三辅黄图》进一步指出时日：“百子池，三月上巳，张乐于水上。”
明确祭高媒求子始于汉武帝。《汉书·外戚传》记有汉武帝于水滨祓禊祈子的活动：“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子十余人，饰置家，帝祓霸上，还过平阳主。”《晋书》卷十九云：“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媒，及生戾太子，始立高媒。”之后这一求子活动一直不衰，《晋书》卷十九后文引述“汉仪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媒于城南，祀以特牲。’”
至于魏晋进一步发展，还有了高媒祠与高媒坛石一类的祭祀祠庙建设，此后上巳日的这一求子之俗一直流传。
与求子仪式相随的还有一种曲水浮素卵的风俗。晋朝张协《洛禊赋》：“浮素卵以蔽水。”潘尼《三日洛水作诗》“素卵随流归”，说的就是古时传来的风习。晋以后，三月三浮蛋乞子的习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曲水浮绛枣”的形式。南朝陈江总《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诗中有“浮枣漾清漪”之句，说的正是“曲水浮素卵”的变异形式。
不管是修禊祓灾还是祭高媒求子，这二者有着同样的宗教色彩。《周礼·春官》有关于祓除衅浴的记载，郑玄注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熏草药沐浴。”表明这一祓除仪式从一开始就有些香熏烟绕的巫术宗教况味。“招魂续魄”和“秉兰草祓不祥”同属典型的宗教巫术仪式；“风乎舞雩”之“雩”本是“祀上公祈谷实”的祭祀之礼，也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水滨的求福于天或于百子池边的求子也与宗教巫术仪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点与“曲水流觞”
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水能荡涤污垢带走灾祸，所以人们借水以濯秽除灾，临水以祈福求子。上巳活动仪式也因此基本发生在与水相关的地方，《南齐书·礼志》史臣曰“禊与曲水，其义参差”正是就上巳风俗与曲水的密切联系而言。
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记载晋武帝曾问“三月曲水，其义何指？”束皙有两种说法，其一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认为周公通过卜筮选定洛邑为东都，东都建成后流水泛杯而饮，于是形成曲水流杯之俗。
又有起于周幽王时的说法。明《三才图会·时令·上巳》称：“《十节录》云：‘昔周幽王淫乱，群臣愁苦之，于是设河上曲水宴’……从此始也。”
稍后是源于秦昭王之说。束皙于周公之说外又提出曲水之习或源于秦之说：“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出，奉水心剑日：‘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祠，二汉相缘，皆为盛集。”晋武帝对他的说法很是满意，所以赐束皙金五十斤。
关于曲水源于汉代的说法更多。上文提到晋武帝问曲水之义，尚书郎挚虞即以为是汉帝时的事：“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起于此。”此后亦有与挚虞基本一致的说法，只是人物由徐肇变成了郭虞。《玉烛宝典》引《风土记》“元巳首辰，祓丑虞之遐秽，濯东朝以清川”条注云“汉末郭虞以三日生三女皆亡”。关于郭虞的故事，《宋书》卷十五有更详细的记载：“后汉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二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而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祷自洁濯，谓之禊祠，分流行觞，遂成曲水。”
从上述有关曲水的传说来看，上巳活动大都临水而行，尤以洛水边最为频繁。西周初因城洛邑而流觞泛杯于洛水之湄，周末又因周幽王的淫乱而设宴于洛曲之上。《续汉志》云：“上巳大会宾从于薄洛津。”《后汉书·礼仪志》所记的梁商的故事也发生在洛水之侧。
洛水而外，水滨的上巳故事颇为丰富。《诗经·郑风·溱洧》记郑国之民于溱洧两水上言情。《论语·先进》叙曾子临沂水道志。陆机也有诗曰：“迟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李元春《游赋》有句云：“府临沧浪则可流涤肺府，仰望兰条则可以其寄神。”丘渊之《征齐道里记》：“城北十五里有柳泉，符朗常以为解禊处。”
因为曲水边的上巳活动是如此的丰富频繁，所以自先秦两汉以来，关于“曲水”或“曲水流觞”的起源就各有说法，显然这些说法未必都真实可信。束皙之说就不能排除取悦晋武的因素，因为晋武帝明显不满于挚虞之说才发出了“若此谈，便非嘉事”的疑问，既为帝王所不乐意而请为其说，这其中的真实性也就很值得怀疑。至于“曲水”起于后汉郭虞的说法也有人认为言之不经，刘昭在《后汉书集注》中说：“郭虞之说，良为虚诞，假有庶民，旬内失其两女，何足惊彼风俗，称为世忌乎？”
尽管这些传说未必都真实可信，但它们却一致反映了包括“曲水流觞”在内的早期上巳活动重在沐浴祓禊、除邪去灾的共同特点，此时的曲水或“曲水流觞”活动并不具备多少的文化意味，它与后来的取杯吟诗、临流赋文有着本质的区别。
上巳的“曲水流觞”真正发生质的变化大约要等到魏晋之时。此时的活动地点虽还不离于水，但已不再是洛水之湄，黄河之侧。人们精心营构，将曲水引入了苑囿殿堂。《宋书》：“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陆《邺中记》详细记载了这处曲水流杯宴饮设施：“华林园千金堤上作两铜龙，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沟中，水之北积石坛，云三月三日御坐流杯处。”上巳活动从洛水黄河之侧转移到人工曲水之旁，皇族招宴也因此更加方便繁荣，所以《二十六史大辞典·典章制度》说：“怀帝亦曾于天泉池宴会赋诗……形成魏晋流杯曲水宴百官之制。”
形成制度之后，曲水边的皇朝赐宴遍及开来并有了新的意义。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三月”条：“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岁华纪丽》在为“曲江之会遄至”作注时又指出了唐时的曲江之会的另一重涵义：“春放榜，进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所以《翰苑群书·翰苑遗事》说按照唐制，翰林学士初入院赐设并衣服，中秋节赐红牙银寸尺，上巳重阳并赐宴曲江。这种“曲江会”或谓之“曲宴”后世也有称之为“闻喜宴”者。虽有了新的特指意义但诗文创作显然继续进行，《翰苑群书·禁林宴会集》即为宋时士人中榜谢宴之作品集，“曲宴”既具有狭义的中榜设宴之义，也还保有其各类曲水饮宴的广义，正如《宋史》一一三卷言：“凡皇帝幸苑囿，观稼，畋猎所至设宴，惟随从官员参加，谓之曲宴。”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曲宴”，列坐于殿堂曲水之旁，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皇族成员及公卿大臣流杯宴饮、骑射弋钓，赋诗言志、诗文斗艳。正是在诗文创作中，上巳活动完成了由先秦两汉以来的以宗教祓禊为主到魏晋以降的以文化活动为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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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的修禊祓灾一年有两次，分别是春禊和秋祓。谢《为皇太子侍华光殿曲水宴诗》云：“秋祓濯流，春禊浮醴。”秋祓一般指农历七月十四日。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刘桢《鲁都赋》云：“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明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引用并注云：“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当然古人于秋季行禊礼还是很少见的，绝大多数的修禊是循春礼举行。本文所讨论的也主要是指上巳春禊。
“上巳”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夏历）中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故又称“三巳”、“元巳”。东汉张衡《南都赋》：“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滨。”晋张华《上巳》云：“姑洗应时月，元巳启良辰。”刘邵《赵都赋》：“季春元巳。”唐人《岁华纪丽》中也提到：“三月桃花水，上巳竹叶杯，元巳之辰，修禊之事。”
因每年的“上巳”日不同，所以它常与三月的其他节日相混淆，《南齐书·礼志》史臣案云：“一说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修事于水侧，祝祷祀于丰年。”南宋周必大诗称“上巳清明共一时”的说法大约就来源于此。也有把上巳祓禊等时于上除的，东汉徐干《齐都赋》云：“青阳季月，上除之良，无大无小，祓于水阳。”
上巳活动虽然绝大多数循春季三月行礼，但最初并未局限于三月三日这一天。西汉刘歆《西京杂记》：“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只说三月而并未确指某天。《玉烛宝典》三月季春条：“前汉书文纪曰：‘诏赐民五日。’”并作注云：“苏林云陈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饮食为之。”食条又云：“元日至日晦并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于水湄。”为期显然不限于一天。
上巳节时间的不固定性也可以由古人关于蚕事的记载得到证明。正如上巳最初并没有固定日期一样，有关蚕事的记载也只称大体节候。《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具曲植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东汉崔的《四民月令》总结古人的治蚕之事说：“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谷雨中蚕毕生，乃同妇子，以劝其事，无或务他，以乱本业。”因蚕事以三月为宜，后世遂有“蚕月桑条，三月是也”之说。
随着上巳节日的确定，人们开始把蚕事与具体的上巳相联系，并由这一天的天气来预测结果。《杂五行书》云：“欲蚕事善恶，常以三月三日天阴而无日不雨，蚕大善。”《水经注·漳水注》称：“漳水对赵氏临漳宫，宫在桑梓苑，多桑木，故其名。三月三日始蚕之日，石虎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
“上巳”或“元巳”直到魏晋以后才定为三月三日。《晋书·礼志》：“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自魏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相应的，此时的诗文绝大多数也以《三月三日……》或《三日……》为题，如颜延之《三日侍游曲阿后湖诗》、《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谢惠连《三月三日曲水集诗》，谢《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简文帝《三日侍宴林光殿诗》、《三日率尔成诗》，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诗》。而颜延之和王融的序文称为《三日曲水诗序》，萧子范赋文称为《家园三日赋》，等等。
也有少数以“上巳”为题者，如沈约《上巳华光殿诗》，陈后主《上巳玄圃宣猷堂禊饮同共八韵》，卢思道《上巳禊饮诗》，从诗文的内容来考察，此时的“上巳”已确定于三月三日这一天。
主要活动形式与目的
最初的上巳节的主要活动形式与目的，一者为修禊以求祓灾，二者为祭高媒以求子。
从先秦至于两汉，关于上巳节的祓灾仪式，有“祓除”、“祓禊”、“祓斋”之称，都指郊外水滨举行的洗浴除灾、祓凶去垢的风俗仪式。
这一风俗最早见于先秦的水滨祓禊。《周礼·春官》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史记·周本纪》：“周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郑玄注《郑风·溱洧》中提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两水上，招魂续魄，秉兰祓禊不祥。”另《论语·先进》记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各谈其志向理想时，曾子表示乐意于“莫春者，春服既成”之时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说的正是暮春三月修禊祓除之事，孔子深表赞同，所以《荆楚岁时记》中说“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则水滨祓禊由来远矣”。
两汉沿袭这一风俗，水滨洗濯除灾之风更盛。《续汉书》：“三月上巳，宫人皆于东流水上。”《续汉书·礼仪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西京杂记》：“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对于汉代的祓灾仪式，《晋书·礼志》总结道：“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
人们在修禊祓灾的同时也祭祀祈福。蔡邕祝禊文曰：“洋洋暮春，劂月除巳。尊里烟骛，惟士与女。自求百福，在洛之。”杜笃《祓禊赋》云：“巫咸之徒秉火祈福。”阮瞻《上巳会赋》云：“列四筵而设席，祈吉祥于斯途。”
至于六朝，人们还在讲述着远古的祈福之仪及得福于天的欢乐。束皙回答晋武帝问曲水起源时，提出周公通过卜筮选定洛邑为东都，东都建成后流水泛杯而饮，正是一种得福于天的欢欣与酬谢。另《南齐书·礼志》史臣曰：“……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也是对早期的上巳求丰年的一种追忆。
向上天众神所乞求的福荫与吉祥有多种，上巳这一天人们最乐于祭高媒以求子嗣，它是上巳节的另一最主要的活动形式。
古传高辛之世，玄鸟遗卵，简吞之而生契，所以后代帝王立高辛为媒神，称高媒，又因古时祭祀高媒大多是在郊外，故也作“郊媒”。也有称“高”、“郊”者，媒改为“”，就是把媒官奉为神的意思。“”通“”按《说文》：“，妇始孕兆也。”所以高媒神就是一名掌管着生育的天神。上巳节的祭高媒其实是一种求子仪式。《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授以弓矢于高之前。”古人认为仲春三月天地阴阳相感，草木鸟兽繁殖，所以人们普遍于此时求子祭媒神，《诗·大雅·生民》：“以弗无子”，《毛传》注曰：“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占者必之郊媒焉。”
汉代建朝起就有求子仪式。《西京杂记》有汉高祖与戚夫人“出百子池边灌濯，以祓妖邪”的记载，《三辅黄图》进一步指出时日：“百子池，三月上巳，张乐于水上。”
明确祭高媒求子始于汉武帝。《汉书·外戚传》记有汉武帝于水滨祓禊祈子的活动：“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子十余人，饰置家，帝祓霸上，还过平阳主。”《晋书》卷十九云：“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媒，及生戾太子，始立高媒。”之后这一求子活动一直不衰，《晋书》卷十九后文引述“汉仪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媒于城南，祀以特牲。’”
至于魏晋进一步发展，还有了高媒祠与高媒坛石一类的祭祀祠庙建设，此后上巳日的这一求子之俗一直流传。
与求子仪式相随的还有一种曲水浮素卵的风俗。晋朝张协《洛禊赋》：“浮素卵以蔽水。”潘尼《三日洛水作诗》“素卵随流归”，说的就是古时传来的风习。晋以后，三月三浮蛋乞子的习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曲水浮绛枣”的形式。南朝陈江总《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诗中有“浮枣漾清漪”之句，说的正是“曲水浮素卵”的变异形式。
不管是修禊祓灾还是祭高媒求子，这二者有着同样的宗教色彩。《周礼·春官》有关于祓除衅浴的记载，郑玄注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熏草药沐浴。”表明这一祓除仪式从一开始就有些香熏烟绕的巫术宗教况味。“招魂续魄”和“秉兰草祓不祥”同属典型的宗教巫术仪式；“风乎舞雩”之“雩”本是“祀上公祈谷实”的祭祀之礼，也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水滨的求福于天或于百子池边的求子也与宗教巫术仪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点与“曲水流觞”
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水能荡涤污垢带走灾祸，所以人们借水以濯秽除灾，临水以祈福求子。上巳活动仪式也因此基本发生在与水相关的地方，《南齐书·礼志》史臣曰“禊与曲水，其义参差”正是就上巳风俗与曲水的密切联系而言。
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记载晋武帝曾问“三月曲水，其义何指？”束皙有两种说法，其一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认为周公通过卜筮选定洛邑为东都，东都建成后流水泛杯而饮，于是形成曲水流杯之俗。
又有起于周幽王时的说法。明《三才图会·时令·上巳》称：“《十节录》云：‘昔周幽王淫乱，群臣愁苦之，于是设河上曲水宴’……从此始也。”
稍后是源于秦昭王之说。束皙于周公之说外又提出曲水之习或源于秦之说：“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出，奉水心剑日：‘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祠，二汉相缘，皆为盛集。”晋武帝对他的说法很是满意，所以赐束皙金五十斤。
关于曲水源于汉代的说法更多。上文提到晋武帝问曲水之义，尚书郎挚虞即以为是汉帝时的事：“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起于此。”此后亦有与挚虞基本一致的说法，只是人物由徐肇变成了郭虞。《玉烛宝典》引《风土记》“元巳首辰，祓丑虞之遐秽，濯东朝以清川”条注云“汉末郭虞以三日生三女皆亡”。关于郭虞的故事，《宋书》卷十五有更详细的记载：“后汉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二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而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祷自洁濯，谓之禊祠，分流行觞，遂成曲水。”
从上述有关曲水的传说来看，上巳活动大都临水而行，尤以洛水边最为频繁。西周初因城洛邑而流觞泛杯于洛水之湄，周末又因周幽王的淫乱而设宴于洛曲之上。《续汉志》云：“上巳大会宾从于薄洛津。”《后汉书·礼仪志》所记的梁商的故事也发生在洛水之侧。
洛水而外，水滨的上巳故事颇为丰富。《诗经·郑风·溱洧》记郑国之民于溱洧两水上言情。《论语·先进》叙曾子临沂水道志。陆机也有诗曰：“迟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李元春《游赋》有句云：“府临沧浪则可流涤肺府，仰望兰条则可以其寄神。”丘渊之《征齐道里记》：“城北十五里有柳泉，符朗常以为解禊处。”
因为曲水边的上巳活动是如此的丰富频繁，所以自先秦两汉以来，关于“曲水”或“曲水流觞”的起源就各有说法，显然这些说法未必都真实可信。束皙之说就不能排除取悦晋武的因素，因为晋武帝明显不满于挚虞之说才发出了“若此谈，便非嘉事”的疑问，既为帝王所不乐意而请为其说，这其中的真实性也就很值得怀疑。至于“曲水”起于后汉郭虞的说法也有人认为言之不经，刘昭在《后汉书集注》中说：“郭虞之说，良为虚诞，假有庶民，旬内失其两女，何足惊彼风俗，称为世忌乎？”
尽管这些传说未必都真实可信，但它们却一致反映了包括“曲水流觞”在内的早期上巳活动重在沐浴祓禊、除邪去灾的共同特点，此时的曲水或“曲水流觞”活动并不具备多少的文化意味，它与后来的取杯吟诗、临流赋文有着本质的区别。
上巳的“曲水流觞”真正发生质的变化大约要等到魏晋之时。此时的活动地点虽还不离于水，但已不再是洛水之湄，黄河之侧。人们精心营构，将曲水引入了苑囿殿堂。《宋书》：“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陆《邺中记》详细记载了这处曲水流杯宴饮设施：“华林园千金堤上作两铜龙，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沟中，水之北积石坛，云三月三日御坐流杯处。”上巳活动从洛水黄河之侧转移到人工曲水之旁，皇族招宴也因此更加方便繁荣，所以《二十六史大辞典·典章制度》说：“怀帝亦曾于天泉池宴会赋诗……形成魏晋流杯曲水宴百官之制。”
形成制度之后，曲水边的皇朝赐宴遍及开来并有了新的意义。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三月”条：“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岁华纪丽》在为“曲江之会遄至”作注时又指出了唐时的曲江之会的另一重涵义：“春放榜，进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所以《翰苑群书·翰苑遗事》说按照唐制，翰林学士初入院赐设并衣服，中秋节赐红牙银寸尺，上巳重阳并赐宴曲江。这种“曲江会”或谓之“曲宴”后世也有称之为“闻喜宴”者。虽有了新的特指意义但诗文创作显然继续进行，《翰苑群书·禁林宴会集》即为宋时士人中榜谢宴之作品集，“曲宴”既具有狭义的中榜设宴之义，也还保有其各类曲水饮宴的广义，正如《宋史》一一三卷言：“凡皇帝幸苑囿，观稼，畋猎所至设宴，惟随从官员参加，谓之曲宴。”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曲宴”，列坐于殿堂曲水之旁，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皇族成员及公卿大臣流杯宴饮、骑射弋钓，赋诗言志、诗文斗艳。正是在诗文创作中，上巳活动完成了由先秦两汉以来的以宗教祓禊为主到魏晋以降的以文化活动为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