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甚或一种宗教了。
　　每年立秋，我总要在家人惊诧的眼光中，拿出那只破旧的蟋蟀盆来，用细布细细地拭去灰尘，再蘸上清水慢慢地擦它，最后太阳照一照，把它供奉起来。
　　这只蟋蟀盆很有年份了，而且颇有品相，叫做“铜鼓天落盖”，体形就像一只明代的夜郎铜鼓，通体苍灰色，因年代久远而略呈影青的钙化斑点，腰部悉如健妇般地、有力地微凸，盆盖墨黑，中镶菱座铜环熠熠生辉。
　　因为多处冲口，被儿子讥为“丐帮用品”，他哪里知道，它的年龄比他老爸还大好多呢。
　　小学四年级开始，我每年秋天都要蓄上几头蟋蟀（沪语螊绩），渐渐发展到几十头甚至上百头，父亲对此一直非常反感，總要责我“玩物丧志”、“瘪三习气”，责怪母亲娇纵我，总要龃龉多次，所以我们家的四季，一般来说还算和谐，但只要一到立秋，便渐渐地失去祥和之气，因为我的顽固，也因为母亲的溺爱和父亲的深恶痛绝。
　　三个人什么事都好商量，唯独在这个有翅目昆虫的议题上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常想，玩蟋蟀的都是“没志气的流氓”么？宋徽宗、贾似道、大明的宣德皇帝至少不是“瘪三”吧？！至于苏东坡、黄庭坚、佛印和尚、倪云林、袁宏道、梅兰芳、盖叫天直至当今大学者王世襄，都是虫迷，我等尊他们才子、大师都来不及，谁敢说他们“玩物丧志”？你总不能“名人可以玩虫，庶民不得玩虫”地双重标准吧？
　　但是蓄虫的确要精力财力，尤其是有了好虫，更要配好盆，穿西装，怎么能赤膊打领带呢。好盆的标准有很多，一个“老”字是最重要的。
　　1988年，距今二十七年的那个8月，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需要两支“白蛋白”，自费的，议价似乎是36元一支，还要“开后门”。
　　我攥着钱赶路，经过江阴路的“虫摊”忽然眼睛直了，腿脚也不灵便了。
　　养“螊绩”，中秋以后最好是老盆。所谓“南盆北罐”，南盆是对南方蟋蟀盆的泛称，特点是，盆壁较薄，较浅，花色繁多，泥质细腻;北盆一般指京津两地所制的蟋蟀罐，特点是厚壁直桶因而敦实抗寒气。
　　那天人们围观的正是一只身价不菲的古旧南盆“铜鼓天落盖”，李万记制，开价一百，还价八十，人见人爱，机会难得。
　　我那时爱虫心切，迷了心窍，竟然咬咬牙买了下来，但是又马上背生凉意：老娘的病怎么办？她还等着我的救命药哪！
　　于是只好很低级地撒谎，钱丢了。
　　老妈默默地流泪，老爸气得跺脚，拿了钱自己去买“白蛋白”了。
　　倒了霉的是，没几天由于“虫友”的出卖，父母知道了真相，母亲继续哭，父亲则不打话，出手就连盆带虫地扔了出去……
　　那一年的9月2日，母亲就去世了。我揪心地痛哭，倒不是愧疚“白蛋白”的短缺（事实上此药一直供应到她去世），而是觉得自己的人品实在太差。
　　尽管如此，悲痛中仍然不忘偷偷去侦缉那盆的踪迹，怪哉，那一晚老头子扔出的盆似乎正巧落在窗外的黄沙堆里，怎么一点踪影也不见呢。
　　母亲去世十年后的一天，我再次经过江阴路花鸟市场，一瞥，咦？怎么又见那只“铜鼓天落盖”了呢？远看一模一样，近看，嘿！盆底涂鸦的“展奋珍玩”还清晰可见。
　　那晚的黄沙堆救了它，除了几个小冲口，几乎没有重创，但现在的开价已经是300元了。
　　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岂止老盆有缘，应该是一种宿命的预示吧，每年秋风起的时候，细细品它，可以品出内心很多很多平时想也不想的东西。
　　父母都已不在了。我，也六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