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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五十三岁的独山莫友芝来说，同治二年（1863）有些不寻常。这一年的正月，他得到了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年底，李鸿章等人又举荐他和郑珍等十四人出任江苏知县，这意味着他终于有机会可以步入官场。但是对于这一次举荐，他并没有什么兴趣，拟之为“以不嫁老女，忽而强之适人”。早已淡却了仕宦的热情，而一个文献学家发现唐本的喜悦却更为强烈。早在两年之前，抱着“亲炙当代伟人，开拓胸臆”的素志，离开尚且安定的京城来到“文物委蒿莱”的江南，投奔好友曾国藩，冥冥中似乎就注定了被称为“西南两大儒”之一的他以学者、诗人的身份终老一生。太平天国之乱，江南故家藏书焚毁甚众，几至十不存一的地步，也算是近代书籍的一大厄难，却成就了莫友芝在藏书史的独特地位。结束近三十年六上春官难求一第的科举生涯，他以翩然处士之身，从容周旋于曾国藩的金陵文士集团之中，备观苏、浙、皖三地古籍、书画、金石，搜奇觅异，并在此基础上写成《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同治四年春，友芝又得到了一个好机会，奉曾国藩之命寻访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遗书，前后两次奔走于阊门、金陵、杭州等地，得以亲眼目睹黄氏士礼居、汪氏艺芸书舍、郁氏宜稼堂等旧家散出的众多古籍。他又与丰顺丁日昌交善，得以遍观丁氏所藏佳椠，且为之编订《持静斋书目》及《持静斋藏书记要》。作为一个藏书家，经眼之富，可以说一时无两。
同样是在同治二年，莫友芝写下了情辞并茂的《影山草堂始末》一文，借怀念旧居回顾了莫氏“四朝五世”的家族聚散与死生。像他的家族一样，友芝总是处在流转中，早年来往于独山与遵义之间，中岁奔走于京师与家乡之间，人生的最后十余年则足迹遍及江浙沪皖鄂一带，迁徙流寓似乎是一种宿命，而影山草堂只能形诸梦寐。七岁时，受谢朓“竹外山犹影”诗句的启发，他为独山兔场的新斋取名影山草堂，此后每到一处都把自己的寓所取名为影山草堂，在遵义时如是，在江宁三山街亦如是。可是早在咸丰五年（1855）八月十五，影山草堂就已毁于匪患，“影山万竹，斩掘无遗枿”。与此同时，莫氏家族许多成员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不少女眷也先后遇害。曾经群竹环映、花木扶疏的影山草堂，早已化为焦土，流寓江皖一带的莫友芝只能借重题榜额来寄托自己的乡愁之思。
友芝写道：“吾生五十三年，上下四朝五世，所历聚散生死，乡里之兴废，纷不可记，而此堂与之终始。今虽鞠为焦土，而先世以来，经术流衍，循良之规，师儒之泽，干城、国殇之毅烈，下至妇人女子，亦明决蹈义，有死无陨。溯其引掖造就，一皆出于此堂。”他把整个家族的德行毅烈都归功于影山草堂，多多少少把它当作了昔日家族繁盛、父子兄弟耕读不辍的象征。此文写在好友郑珍所作《影山草堂图》的后面，后来又迭经亲朋好友赋诗作跋。吴鹏先生曾撰《〈影山草堂图〉：莫友芝父子的乡愁与风雅》一文，对此有详尽的介绍。至于莫氏藏书，莫绳孙《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跋云：“吾家影山草堂僻在黔南，旧藏粗备，尤多先人手泽，遭乱后散佚略尽，不可复得。今卷中仅存一二，先君少时所校也，念之泫然。”又据《莫绳孙年谱简编》光绪十八年（1892）条所载，莫友芝在省会贵阳以及遵义的藏书多半散失，家中所藏又被晚辈全部卖掉，可见莫氏藏书损失很大。咸丰末年，苏皖一带战事犹酣，友芝曾托友人将五箱藏书运回遵义，共计一百一十余种，其目俱载于《郘亭日记》中，估计这些书也是在黔被毁书籍的一部分。关于影山草堂藏书的真面目，已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但都不是很全面，也许今存于台湾“国家图书馆”的《影山草堂书目》稿本六册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这个谜团。有的学者曾指出，这部未刊稿本书目曾被泽存书库收藏，著录书籍三千多种，六万多卷，其中详情希望有好事者予以披露。
友芝卒后，金陵藏书尽归仲子莫绳孙。绳孙字仲武，幼承庭训，后随侍友芝，颇得学问衣钵。公务之暇，绳孙不断完善父亲的著作，于穷愁困苦中刊行《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黔诗纪略》，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不幸的是绳孙虽曾出任驻俄国、法国大使馆参赞，但拙于谋生，仕途淹蹇，不得不靠出卖先人行箧所藏过活。据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郘亭行箧所携书籍的部分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旧历十月初八，绳孙写信给刘世珩：“舟车殊乏良策，家藏唐写本《说文·木部》真迹，为海内经籍之冠，可压宋椠，欲押价二千金以资朝夕，售卖则三千金。冯展云先曾欲以此价易之，先君未之允，祈为留意。藏兹一卷，可傲藏弆家也。”同日又致信缪荃孙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两年后，此卷竟以一千五百金的低价被人买去，流落北平书市，最终被日本的内藤虎买走。光绪二十四年，绳孙又致信王燮臣，为了能够有机会赎回唐写本《说文》残卷，准备将一部分家藏书画质押高培兰处。这些书画包括：《唐人写摩诃僧祇律》一卷册页八开十六幅，《文待诏画菊涧图并题诗手卷》，《董文敏手札》四开及陈薼公画册页共十五开，石涛山水六幅、花卉册页六幅共四件。今检《郘亭书画经眼录》，这四种书画作品均著录于附录卷中。倘若将这些书画置于今日拍场，饱食终生不敢说，数十年衣食无忧或可断言，可是绳孙怀抱宝物，却无法养家过活，足见当时书画之贱。光绪庚子（1900）三月，绳孙又致信刘世珩，欲售桃花纸汲古阁《十七史》。宣统年间，曾数次致信张元济，欲将家藏书籍售与涵芬楼，也没有成功。影山草堂的这些藏书大约在一九一七年全部卖出，辗转归于台湾“国家图书馆”。还有一部分流入藏家之手，如《郘亭知见传本目录》稿本即归于潘景郑。潘氏跋语云：“丁、戊之际，莫氏书散，此稿本四册流入飞凫人之手，斥二百金得之。”需要注意的是，影山草堂藏书，并非郘亭一人之力，绳孙也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只要读一读《郘亭日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莫友芝文采风流映照一时，诗、书、学堪称三绝，所校、所藏均为后人所宝。诚如邓邦述所言：“郘亭在近百年中，嗜书既笃，校雠亦精，同光时之卢抱经、吴兔床也，南来每得其遗集，安得不宝而视之。”可是绳孙晚年却备尝数奇穷困之苦，影山草堂藏书自然难以世守。李详《挽莫仲武先生（绳孙）》诗云： 眲叟能书付此翁，隳官莫救数奇穷。
篆存《笺异》摹唐本（子偲先生唐本《说文木部笺》，君摹篆，黎莼斋写楷），死合扬州署寓公。（君老于扬州）
四老当年今折一（己酉五月，金陵愚园宴集，湘绮、仲我、艺风与君，称四老焉），雌风骇浊不应雄。
苦无阔扁钻中贵，剩忤新宁语最工。（君昔对刘忠诚：“职道无京师贵人书，故至今未得一差。”忠诚怒劾请以同知降补，奉旨革职）
刘忠诚即刘坤一，绳孙与其不谐，最后还受他人牵连，被迫出卖家产偿还河工损失。这首诗真是写尽了一个失意藏书家的辛酸。所幸友芝一生与书的缘分、眼福，都已经保存在他的著作中，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潘景郑曾说：“十年前，考论版片之学者，咸奉先生此书及邵位西《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为金科玉律。”影山草堂藏书虽然未能避免聚久必散的宿命，但是莫友芝的相关著述却对清末民初的版本目录学有着“椎轮大辂之功”。
二
独山莫氏家族藏书中有一个人的作用被忽略了，就是郘亭的九弟莫祥芝（1826-1889）。友芝以访书为己任，祥芝则长于吏治，追随曾国藩征讨太平军，历任六合、江宁、上海县令。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四载其事迹，略云：
（黎）庶昌乡人莫善征大令祥芝，籍独山，子偲先生友芝之弟也。经术湛深，精许氏学，工八法，性狂放，高谈横议，睥睨六合。随兄子偲居公（曾国藩）幕，与庶昌交契。公奇其才，尝诏之曰：“子与莼斋，皆黔中豪杰士也。志趣学业相伯仲，又俱好谈天下事 莼斋近日颇沉默，进德甚猛，吾子其有意乎？夫务为大言者，始自满，继自欺，终必流于妄，子当知妄人非如古所谓狂士者比，今前祛子客气，须无妄言始。”善征唯唯，立言行功过录以自省。从公祁门，暨驻皖垣，时乱方殷，江南北故家望族所庋金石书籍多散佚，善征助兄子偲搜罗甚富，且为校雠，用佐治经。公喜其能改过，复励志力学，欲使研求吏事，储异日之用。
祥芝性格刚强张扬，曾得罪曾国荃等人，受到曾国藩的查办，后来查明实情，重新得到曾氏的信任。每到一处，他比较注意文教，好刊印书籍，同时他还是友芝遍访群书的有力助手。祥芝曾驻守祁门，其地偏僻，但保留宋、元、明古钞旧刻较富。如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原为黟县令张廉臣旧藏，最早就是祥芝告知其兄，打算借抄摹写，后来廉臣则将此残卷慷慨赠与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所著录的不少书籍、书画皆由祥芝收之于祁门。《郘亭日记》中祥芝为郘亭收书之记录，亦比比而是。如同治元年五月三十一日条：“善征信还，言其廿八日即至祁，才四日，寄来《欧集》、《管子》、《淮南》、《武经直解》、《墨子》等，其本皆善，而《欧集》为最。”这说明莫祥芝对影山草堂藏书有很大的贡献。
至于祥芝独立收罗古籍，或许是友芝卒后的事。他的藏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龚孝珙旧藏，一个是郁氏宜稼堂。孝珙名橙，龚自珍长子，为人放浪不羁，而家富藏书，晚年流寓上海。铜井文房最著名的藏品之一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稿本五十卷，据莫棠《黄文献公文集别录》钞本题记，其书亦由莫祥芝得诸龚氏。《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又有袁廷梼贞节堂钞本《三朝北盟会编》残本十七册，原为士礼居旧藏，后归龚孝珙，又归铜井文房。该书有“独山莫祥芝图书记”、“莫祁图书之印”以及“莫棠之章”等多枚藏书印，其书也是出自龚家，而为祥芝父子递藏之佳本。又据《来燕榭书跋》，原载《宋元旧本经眼录》的《野客丛书》也有“独山莫祥芝图书记”、“独山莫祥芝善征父读过”、“莫棠字楚生”以及“莫天麟印”三代人的藏书印，今藏上海图书馆的《铁桥漫稿》也是同钤三代藏书印。
三
祥芝有三子，长子莫科，分部郎中，先祥芝卒;次子莫祁，字梅城，官两淮候补盐运使，卒于一九一一年;三子莫棠，真正秉承了伯父友芝、父亲祥芝的藏书传统，岿然为清末民初藏书一大家。
莫棠字楚生，别号初僧、初道人、心发、心发主人等。一八六五年八月初二日出生于六合县署，卒于一九二八年（一说一九二九年）。莫棠早岁随父仕宦于皖、苏、沪一带，成年后曾游宦两广十余年，官至广东韶州知府。民国后弃官归隐，寓居苏州光福镇铜井山下，以“铜井文房”名藏书之所。傅增湘每次到苏州来，都会下榻于此，可是其具体地址今已不得而知。莫棠一生酷嗜古籍、金石收藏，一意访求古书，编有《文渊楼藏书目》、《铜井文房书目后编》、《铜井文房专录》。他的藏书题跋，陈乃乾、秦更年、潘景郑等都曾有意为之裒辑，今仅有陈乃乾辑本《铜井文房书跋》一卷，共计书跋九十一则，可增补的条目甚夥。
莫棠的早年事迹，于《铜井文房书跋》中尚可追踪一二。其父祥芝于光绪二年（1876）任上海县令，光绪十四年（1888）升任太仓知州，十余年间莫棠都生活于上海一带。十余岁时，他曾向戴熙之孙戴兆春请教时文，并且在县衙时常有机会一睹父辈交游之名流。其《苏邻遗诗》题跋云：“眉丈光绪六年秋游上海，屡过先君县斋，尝陪侍言论，极荷期许。……公时甫过五十，须发皓然，朱履轻衫，萧然有出尘之表。故所谓仙风道骨，堪仿佛矣。”又《恩复堂笔记》题跋云：“是册买诸苏州坊市，盖潘文勤公祖荫赠李麋生年丈本也。右题语及眉端批注、书中圈识，皆麋丈笔。麋丈以乙酉八月委化，去读时一载余耳。忆庚、辛间，糜丈访先君上海，适李芋仙年丈假榻县斋，诸老纵谈，或评碑读画，或述乾嘉公卿遗事，或道当年湘乡军中旧迹。侍立窃听，辄娓娓不忘。今记是书，掩卷不胜感慨。”眉丈、李麋生，即李鸿裔（1831-1885），李芋仙即李士棻（1822-1885），二人皆四川人，曾长期入曾国藩幕府，与友芝兄弟交善。一八八九年祥芝去世后，被安葬于苏州光福镇旁铜井山，莫棠亦迁居苏州城东，并把自己的藏书处命名为“铜井文房”。此后十年间，莫棠似乎一直闲居吴门。直到一九○二年远赴岭南，先后担任韶州知府、执掌广雅书局。辛亥革命后弃官归吴，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莫棠思想较为守旧，认为所处的时代“三纲隳拜，五礼销亡”，希望通过藏书来维护数千年学术名教，与当时有名的遗老及藏书家，如王秉恩、沈曾桐、沈曾植、傅增湘、萧穆、刘承干、徐乃昌、冒广生、邓孝先、叶德辉、张元济等，多有诗酒往还，尤与傅氏、王氏交契。 铜井文房藏书目录，今有二种存世。一为《文渊阁藏书目录》油印本，前后无序跋，文字不甚清晰，著录藏书约一千三百余种，大致按四部分类著录，但分类较为混乱，错综掺杂之处不少。一为《铜井文房书目后编》，著录藏书近四百种，为其后期所藏精品，上海图书馆藏有抄本。铜井文房藏书，以父兄旧藏为基础，又经莫棠数十年苦心经营，为寓苏藏书家的代表人物。然而其聚也艰辛，其散也匆促。辛亥鼎革之际，莫棠到琼州赴任，留在省城广州的数十箱藏书均毁于乱，这大概是铜井文房藏书所遭遇的第一次厄运。一九二八年秋天莫棠去世以后，藏书即于次年春夏间第一次大规模流出，一九三三年似又再次散出，遂风流云散，唯于《著砚楼读书记》、《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五十万卷楼群书题跋》中偶有惊鸿翩影。莫棠《史料丛刊初编》卷端题诗云：“兴王事业几张纸，三百年来尚未焚。我已流离无长物，尚倾囊括买遗文。”一九二四年夏秋间莫棠避兵海上所写的这首诗，很形象地写出了自己的大半生尤其是晚年的收书经历。
四
独山莫氏父子昆仲藏书，由莫友芝之父莫与俦开其端，至莫友芝而闻名一时，至莫棠而延续不辍，前后历时七八十年，在近代藏书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莫棠清楚地意识到藏书聚散中蕴含着命运的吊诡和无奈。他在《山水移》（今藏上海图书馆）题跋中写道：
先生（引者按：指《山水移》作者杨文骢）事迹，上自史传，下自诸家杂载虽详，而尤备于先五世父《黔诗纪略》小传，及有后记、所著《洵美堂集》，竹垞据以入《诗综》者（《山水移》刻于崇祯己巳，为三十余岁之作，后来递有增订而仍其名，《洵美堂集》则在后，《山水移》所有皆未录）。世父编诗时，求而不得，但从黎伯容学博假定番张苍霖氏所藏《山水移》选录（诸诗几于不遗，日记及他人赠答亦散见注中），叹为历千百劫仅存于尘堆鼠窟中，而出之若有阴为呵护者也。嗣后世父又获崇祯六年石首夏云鼎八大家诗，选录先生诗二百十有四篇，亦云据《山水移》。盖夏氏所据，实最后增定之本，备录通仕籍以前诗，非若初本之但百三十余矣。顷于苏州获此册，亦系初本，纸墨如新，与世父昔见张氏藏本同。唯首无越其杰、邹嘉生序暨诸题画、送游、题集诗并附录一卷，异日当向仲武假世父录本补之。先生诗胜国，国初诸老无间言，顾成仁数百年，世人竞尚其画，而集本流传转在若显若晦之间。世父搜获于黔中，今余后藏于吴下，一似英爽之灵独注于乡人而重畀之者。噫，可异矣！光绪己亥十一月独山莫棠谨书。
光绪己亥为一八九九年，莫棠得此书即抄录了伯父郘亭为该书所作题跋，并另外撰写了这一段题跋。十四年后，莫棠又为此书写了一段题跋：
予始有此书，向仲武兄求世父录本，乃知与影山故书同尽。予在岭表十余岁，此本闲置铜井山房。宣统壬子仓卒还吴，与王雪澄先生同避海上，偶谈及之。先生言在黔日，六世父有赠本，因亟假观，即定番张氏所藏。首有张苍霖印，又有世父批注手迹，殊喜过望。癸丑六月，沪乱骤作，闭户不出，倩里人何君瑞馨及麟儿影写予本所缺序题诸作既竟，张本仍还雪澄先生，盖去咸丰壬子世父借书之岁六十一年矣。方予之欲觅本校补也，以为世父副本必可得，张本则远在黔中，未必尚存，亦必不可见。岂知谓可得者终不能得，而忽觏张本于数千里外，以补吾本之阙，会合之奇，不能不记，故并昔所书者重录之。始予读先生诗，挹其文采，仰其忠节，觉乡先遗躅不远也。今逢世变，辗转未决，俯仰愧怍，其不为先生唾弃者几希。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六月庚戌莫棠再书。
宣统壬子为一九一二年，时已入民国，而不忘先朝的莫棠依然使用宣统年号。前跋感叹“世父搜获于黔中，今余后藏于吴下，一似英爽之灵独注于乡人而重畀之者”，后跋则感叹在咸丰壬子郘亭借书六十一年后重见此本的“会合之奇”，以及自己在世事变迁中的无力感。从这部先贤著作的神奇际遇，我们可以窥见莫氏家族藏书的一种内在的继承性，一种精神上的呼应。离合之感，家国之痛，乡愁之深，似乎都在借一部书的一再题跋传递出来。也许这正是藏书题跋迷人的地方。
对于近世藏书家来说，聚散无常并非个别现象。潘景郑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比十年来，历览故交聚散，如独山莫氏、常熟丁氏、上元宗氏、江宁邓氏，曾未易世而云烟过眼，未尝不令人气尽。东南焚突之余，楹书之厄，一毁于兵火，再罹于胠篋，收拾余烬，十余六七。”其实藏书家箧中的频繁更迭，源于近一百五六十年来兵燹人祸历久不绝的残酷现实。从影山草堂到铜井文房，独山莫氏家族的藏书聚散与文化乡愁，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对五十三岁的独山莫友芝来说，同治二年（1863）有些不寻常。这一年的正月，他得到了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年底，李鸿章等人又举荐他和郑珍等十四人出任江苏知县，这意味着他终于有机会可以步入官场。但是对于这一次举荐，他并没有什么兴趣，拟之为“以不嫁老女，忽而强之适人”。早已淡却了仕宦的热情，而一个文献学家发现唐本的喜悦却更为强烈。早在两年之前，抱着“亲炙当代伟人，开拓胸臆”的素志，离开尚且安定的京城来到“文物委蒿莱”的江南，投奔好友曾国藩，冥冥中似乎就注定了被称为“西南两大儒”之一的他以学者、诗人的身份终老一生。太平天国之乱，江南故家藏书焚毁甚众，几至十不存一的地步，也算是近代书籍的一大厄难，却成就了莫友芝在藏书史的独特地位。结束近三十年六上春官难求一第的科举生涯，他以翩然处士之身，从容周旋于曾国藩的金陵文士集团之中，备观苏、浙、皖三地古籍、书画、金石，搜奇觅异，并在此基础上写成《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同治四年春，友芝又得到了一个好机会，奉曾国藩之命寻访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遗书，前后两次奔走于阊门、金陵、杭州等地，得以亲眼目睹黄氏士礼居、汪氏艺芸书舍、郁氏宜稼堂等旧家散出的众多古籍。他又与丰顺丁日昌交善，得以遍观丁氏所藏佳椠，且为之编订《持静斋书目》及《持静斋藏书记要》。作为一个藏书家，经眼之富，可以说一时无两。
同样是在同治二年，莫友芝写下了情辞并茂的《影山草堂始末》一文，借怀念旧居回顾了莫氏“四朝五世”的家族聚散与死生。像他的家族一样，友芝总是处在流转中，早年来往于独山与遵义之间，中岁奔走于京师与家乡之间，人生的最后十余年则足迹遍及江浙沪皖鄂一带，迁徙流寓似乎是一种宿命，而影山草堂只能形诸梦寐。七岁时，受谢朓“竹外山犹影”诗句的启发，他为独山兔场的新斋取名影山草堂，此后每到一处都把自己的寓所取名为影山草堂，在遵义时如是，在江宁三山街亦如是。可是早在咸丰五年（1855）八月十五，影山草堂就已毁于匪患，“影山万竹，斩掘无遗枿”。与此同时，莫氏家族许多成员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不少女眷也先后遇害。曾经群竹环映、花木扶疏的影山草堂，早已化为焦土，流寓江皖一带的莫友芝只能借重题榜额来寄托自己的乡愁之思。
友芝写道：“吾生五十三年，上下四朝五世，所历聚散生死，乡里之兴废，纷不可记，而此堂与之终始。今虽鞠为焦土，而先世以来，经术流衍，循良之规，师儒之泽，干城、国殇之毅烈，下至妇人女子，亦明决蹈义，有死无陨。溯其引掖造就，一皆出于此堂。”他把整个家族的德行毅烈都归功于影山草堂，多多少少把它当作了昔日家族繁盛、父子兄弟耕读不辍的象征。此文写在好友郑珍所作《影山草堂图》的后面，后来又迭经亲朋好友赋诗作跋。吴鹏先生曾撰《〈影山草堂图〉：莫友芝父子的乡愁与风雅》一文，对此有详尽的介绍。至于莫氏藏书，莫绳孙《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跋云：“吾家影山草堂僻在黔南，旧藏粗备，尤多先人手泽，遭乱后散佚略尽，不可复得。今卷中仅存一二，先君少时所校也，念之泫然。”又据《莫绳孙年谱简编》光绪十八年（1892）条所载，莫友芝在省会贵阳以及遵义的藏书多半散失，家中所藏又被晚辈全部卖掉，可见莫氏藏书损失很大。咸丰末年，苏皖一带战事犹酣，友芝曾托友人将五箱藏书运回遵义，共计一百一十余种，其目俱载于《郘亭日记》中，估计这些书也是在黔被毁书籍的一部分。关于影山草堂藏书的真面目，已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但都不是很全面，也许今存于台湾“国家图书馆”的《影山草堂书目》稿本六册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这个谜团。有的学者曾指出，这部未刊稿本书目曾被泽存书库收藏，著录书籍三千多种，六万多卷，其中详情希望有好事者予以披露。
友芝卒后，金陵藏书尽归仲子莫绳孙。绳孙字仲武，幼承庭训，后随侍友芝，颇得学问衣钵。公务之暇，绳孙不断完善父亲的著作，于穷愁困苦中刊行《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黔诗纪略》，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不幸的是绳孙虽曾出任驻俄国、法国大使馆参赞，但拙于谋生，仕途淹蹇，不得不靠出卖先人行箧所藏过活。据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郘亭行箧所携书籍的部分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旧历十月初八，绳孙写信给刘世珩：“舟车殊乏良策，家藏唐写本《说文·木部》真迹，为海内经籍之冠，可压宋椠，欲押价二千金以资朝夕，售卖则三千金。冯展云先曾欲以此价易之，先君未之允，祈为留意。藏兹一卷，可傲藏弆家也。”同日又致信缪荃孙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两年后，此卷竟以一千五百金的低价被人买去，流落北平书市，最终被日本的内藤虎买走。光绪二十四年，绳孙又致信王燮臣，为了能够有机会赎回唐写本《说文》残卷，准备将一部分家藏书画质押高培兰处。这些书画包括：《唐人写摩诃僧祇律》一卷册页八开十六幅，《文待诏画菊涧图并题诗手卷》，《董文敏手札》四开及陈薼公画册页共十五开，石涛山水六幅、花卉册页六幅共四件。今检《郘亭书画经眼录》，这四种书画作品均著录于附录卷中。倘若将这些书画置于今日拍场，饱食终生不敢说，数十年衣食无忧或可断言，可是绳孙怀抱宝物，却无法养家过活，足见当时书画之贱。光绪庚子（1900）三月，绳孙又致信刘世珩，欲售桃花纸汲古阁《十七史》。宣统年间，曾数次致信张元济，欲将家藏书籍售与涵芬楼，也没有成功。影山草堂的这些藏书大约在一九一七年全部卖出，辗转归于台湾“国家图书馆”。还有一部分流入藏家之手，如《郘亭知见传本目录》稿本即归于潘景郑。潘氏跋语云：“丁、戊之际，莫氏书散，此稿本四册流入飞凫人之手，斥二百金得之。”需要注意的是，影山草堂藏书，并非郘亭一人之力，绳孙也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只要读一读《郘亭日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莫友芝文采风流映照一时，诗、书、学堪称三绝，所校、所藏均为后人所宝。诚如邓邦述所言：“郘亭在近百年中，嗜书既笃，校雠亦精，同光时之卢抱经、吴兔床也，南来每得其遗集，安得不宝而视之。”可是绳孙晚年却备尝数奇穷困之苦，影山草堂藏书自然难以世守。李详《挽莫仲武先生（绳孙）》诗云： 眲叟能书付此翁，隳官莫救数奇穷。
篆存《笺异》摹唐本（子偲先生唐本《说文木部笺》，君摹篆，黎莼斋写楷），死合扬州署寓公。（君老于扬州）
四老当年今折一（己酉五月，金陵愚园宴集，湘绮、仲我、艺风与君，称四老焉），雌风骇浊不应雄。
苦无阔扁钻中贵，剩忤新宁语最工。（君昔对刘忠诚：“职道无京师贵人书，故至今未得一差。”忠诚怒劾请以同知降补，奉旨革职）
刘忠诚即刘坤一，绳孙与其不谐，最后还受他人牵连，被迫出卖家产偿还河工损失。这首诗真是写尽了一个失意藏书家的辛酸。所幸友芝一生与书的缘分、眼福，都已经保存在他的著作中，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潘景郑曾说：“十年前，考论版片之学者，咸奉先生此书及邵位西《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为金科玉律。”影山草堂藏书虽然未能避免聚久必散的宿命，但是莫友芝的相关著述却对清末民初的版本目录学有着“椎轮大辂之功”。
二
独山莫氏家族藏书中有一个人的作用被忽略了，就是郘亭的九弟莫祥芝（1826-1889）。友芝以访书为己任，祥芝则长于吏治，追随曾国藩征讨太平军，历任六合、江宁、上海县令。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四载其事迹，略云：
（黎）庶昌乡人莫善征大令祥芝，籍独山，子偲先生友芝之弟也。经术湛深，精许氏学，工八法，性狂放，高谈横议，睥睨六合。随兄子偲居公（曾国藩）幕，与庶昌交契。公奇其才，尝诏之曰：“子与莼斋，皆黔中豪杰士也。志趣学业相伯仲，又俱好谈天下事 莼斋近日颇沉默，进德甚猛，吾子其有意乎？夫务为大言者，始自满，继自欺，终必流于妄，子当知妄人非如古所谓狂士者比，今前祛子客气，须无妄言始。”善征唯唯，立言行功过录以自省。从公祁门，暨驻皖垣，时乱方殷，江南北故家望族所庋金石书籍多散佚，善征助兄子偲搜罗甚富，且为校雠，用佐治经。公喜其能改过，复励志力学，欲使研求吏事，储异日之用。
祥芝性格刚强张扬，曾得罪曾国荃等人，受到曾国藩的查办，后来查明实情，重新得到曾氏的信任。每到一处，他比较注意文教，好刊印书籍，同时他还是友芝遍访群书的有力助手。祥芝曾驻守祁门，其地偏僻，但保留宋、元、明古钞旧刻较富。如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原为黟县令张廉臣旧藏，最早就是祥芝告知其兄，打算借抄摹写，后来廉臣则将此残卷慷慨赠与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所著录的不少书籍、书画皆由祥芝收之于祁门。《郘亭日记》中祥芝为郘亭收书之记录，亦比比而是。如同治元年五月三十一日条：“善征信还，言其廿八日即至祁，才四日，寄来《欧集》、《管子》、《淮南》、《武经直解》、《墨子》等，其本皆善，而《欧集》为最。”这说明莫祥芝对影山草堂藏书有很大的贡献。
至于祥芝独立收罗古籍，或许是友芝卒后的事。他的藏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龚孝珙旧藏，一个是郁氏宜稼堂。孝珙名橙，龚自珍长子，为人放浪不羁，而家富藏书，晚年流寓上海。铜井文房最著名的藏品之一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稿本五十卷，据莫棠《黄文献公文集别录》钞本题记，其书亦由莫祥芝得诸龚氏。《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又有袁廷梼贞节堂钞本《三朝北盟会编》残本十七册，原为士礼居旧藏，后归龚孝珙，又归铜井文房。该书有“独山莫祥芝图书记”、“莫祁图书之印”以及“莫棠之章”等多枚藏书印，其书也是出自龚家，而为祥芝父子递藏之佳本。又据《来燕榭书跋》，原载《宋元旧本经眼录》的《野客丛书》也有“独山莫祥芝图书记”、“独山莫祥芝善征父读过”、“莫棠字楚生”以及“莫天麟印”三代人的藏书印，今藏上海图书馆的《铁桥漫稿》也是同钤三代藏书印。
三
祥芝有三子，长子莫科，分部郎中，先祥芝卒;次子莫祁，字梅城，官两淮候补盐运使，卒于一九一一年;三子莫棠，真正秉承了伯父友芝、父亲祥芝的藏书传统，岿然为清末民初藏书一大家。
莫棠字楚生，别号初僧、初道人、心发、心发主人等。一八六五年八月初二日出生于六合县署，卒于一九二八年（一说一九二九年）。莫棠早岁随父仕宦于皖、苏、沪一带，成年后曾游宦两广十余年，官至广东韶州知府。民国后弃官归隐，寓居苏州光福镇铜井山下，以“铜井文房”名藏书之所。傅增湘每次到苏州来，都会下榻于此，可是其具体地址今已不得而知。莫棠一生酷嗜古籍、金石收藏，一意访求古书，编有《文渊楼藏书目》、《铜井文房书目后编》、《铜井文房专录》。他的藏书题跋，陈乃乾、秦更年、潘景郑等都曾有意为之裒辑，今仅有陈乃乾辑本《铜井文房书跋》一卷，共计书跋九十一则，可增补的条目甚夥。
莫棠的早年事迹，于《铜井文房书跋》中尚可追踪一二。其父祥芝于光绪二年（1876）任上海县令，光绪十四年（1888）升任太仓知州，十余年间莫棠都生活于上海一带。十余岁时，他曾向戴熙之孙戴兆春请教时文，并且在县衙时常有机会一睹父辈交游之名流。其《苏邻遗诗》题跋云：“眉丈光绪六年秋游上海，屡过先君县斋，尝陪侍言论，极荷期许。……公时甫过五十，须发皓然，朱履轻衫，萧然有出尘之表。故所谓仙风道骨，堪仿佛矣。”又《恩复堂笔记》题跋云：“是册买诸苏州坊市，盖潘文勤公祖荫赠李麋生年丈本也。右题语及眉端批注、书中圈识，皆麋丈笔。麋丈以乙酉八月委化，去读时一载余耳。忆庚、辛间，糜丈访先君上海，适李芋仙年丈假榻县斋，诸老纵谈，或评碑读画，或述乾嘉公卿遗事，或道当年湘乡军中旧迹。侍立窃听，辄娓娓不忘。今记是书，掩卷不胜感慨。”眉丈、李麋生，即李鸿裔（1831-1885），李芋仙即李士棻（1822-1885），二人皆四川人，曾长期入曾国藩幕府，与友芝兄弟交善。一八八九年祥芝去世后，被安葬于苏州光福镇旁铜井山，莫棠亦迁居苏州城东，并把自己的藏书处命名为“铜井文房”。此后十年间，莫棠似乎一直闲居吴门。直到一九○二年远赴岭南，先后担任韶州知府、执掌广雅书局。辛亥革命后弃官归吴，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莫棠思想较为守旧，认为所处的时代“三纲隳拜，五礼销亡”，希望通过藏书来维护数千年学术名教，与当时有名的遗老及藏书家，如王秉恩、沈曾桐、沈曾植、傅增湘、萧穆、刘承干、徐乃昌、冒广生、邓孝先、叶德辉、张元济等，多有诗酒往还，尤与傅氏、王氏交契。 铜井文房藏书目录，今有二种存世。一为《文渊阁藏书目录》油印本，前后无序跋，文字不甚清晰，著录藏书约一千三百余种，大致按四部分类著录，但分类较为混乱，错综掺杂之处不少。一为《铜井文房书目后编》，著录藏书近四百种，为其后期所藏精品，上海图书馆藏有抄本。铜井文房藏书，以父兄旧藏为基础，又经莫棠数十年苦心经营，为寓苏藏书家的代表人物。然而其聚也艰辛，其散也匆促。辛亥鼎革之际，莫棠到琼州赴任，留在省城广州的数十箱藏书均毁于乱，这大概是铜井文房藏书所遭遇的第一次厄运。一九二八年秋天莫棠去世以后，藏书即于次年春夏间第一次大规模流出，一九三三年似又再次散出，遂风流云散，唯于《著砚楼读书记》、《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五十万卷楼群书题跋》中偶有惊鸿翩影。莫棠《史料丛刊初编》卷端题诗云：“兴王事业几张纸，三百年来尚未焚。我已流离无长物，尚倾囊括买遗文。”一九二四年夏秋间莫棠避兵海上所写的这首诗，很形象地写出了自己的大半生尤其是晚年的收书经历。
四
独山莫氏父子昆仲藏书，由莫友芝之父莫与俦开其端，至莫友芝而闻名一时，至莫棠而延续不辍，前后历时七八十年，在近代藏书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莫棠清楚地意识到藏书聚散中蕴含着命运的吊诡和无奈。他在《山水移》（今藏上海图书馆）题跋中写道：
先生（引者按：指《山水移》作者杨文骢）事迹，上自史传，下自诸家杂载虽详，而尤备于先五世父《黔诗纪略》小传，及有后记、所著《洵美堂集》，竹垞据以入《诗综》者（《山水移》刻于崇祯己巳，为三十余岁之作，后来递有增订而仍其名，《洵美堂集》则在后，《山水移》所有皆未录）。世父编诗时，求而不得，但从黎伯容学博假定番张苍霖氏所藏《山水移》选录（诸诗几于不遗，日记及他人赠答亦散见注中），叹为历千百劫仅存于尘堆鼠窟中，而出之若有阴为呵护者也。嗣后世父又获崇祯六年石首夏云鼎八大家诗，选录先生诗二百十有四篇，亦云据《山水移》。盖夏氏所据，实最后增定之本，备录通仕籍以前诗，非若初本之但百三十余矣。顷于苏州获此册，亦系初本，纸墨如新，与世父昔见张氏藏本同。唯首无越其杰、邹嘉生序暨诸题画、送游、题集诗并附录一卷，异日当向仲武假世父录本补之。先生诗胜国，国初诸老无间言，顾成仁数百年，世人竞尚其画，而集本流传转在若显若晦之间。世父搜获于黔中，今余后藏于吴下，一似英爽之灵独注于乡人而重畀之者。噫，可异矣！光绪己亥十一月独山莫棠谨书。
光绪己亥为一八九九年，莫棠得此书即抄录了伯父郘亭为该书所作题跋，并另外撰写了这一段题跋。十四年后，莫棠又为此书写了一段题跋：
予始有此书，向仲武兄求世父录本，乃知与影山故书同尽。予在岭表十余岁，此本闲置铜井山房。宣统壬子仓卒还吴，与王雪澄先生同避海上，偶谈及之。先生言在黔日，六世父有赠本，因亟假观，即定番张氏所藏。首有张苍霖印，又有世父批注手迹，殊喜过望。癸丑六月，沪乱骤作，闭户不出，倩里人何君瑞馨及麟儿影写予本所缺序题诸作既竟，张本仍还雪澄先生，盖去咸丰壬子世父借书之岁六十一年矣。方予之欲觅本校补也，以为世父副本必可得，张本则远在黔中，未必尚存，亦必不可见。岂知谓可得者终不能得，而忽觏张本于数千里外，以补吾本之阙，会合之奇，不能不记，故并昔所书者重录之。始予读先生诗，挹其文采，仰其忠节，觉乡先遗躅不远也。今逢世变，辗转未决，俯仰愧怍，其不为先生唾弃者几希。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六月庚戌莫棠再书。
宣统壬子为一九一二年，时已入民国，而不忘先朝的莫棠依然使用宣统年号。前跋感叹“世父搜获于黔中，今余后藏于吴下，一似英爽之灵独注于乡人而重畀之者”，后跋则感叹在咸丰壬子郘亭借书六十一年后重见此本的“会合之奇”，以及自己在世事变迁中的无力感。从这部先贤著作的神奇际遇，我们可以窥见莫氏家族藏书的一种内在的继承性，一种精神上的呼应。离合之感，家国之痛，乡愁之深，似乎都在借一部书的一再题跋传递出来。也许这正是藏书题跋迷人的地方。
对于近世藏书家来说，聚散无常并非个别现象。潘景郑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比十年来，历览故交聚散，如独山莫氏、常熟丁氏、上元宗氏、江宁邓氏，曾未易世而云烟过眼，未尝不令人气尽。东南焚突之余，楹书之厄，一毁于兵火，再罹于胠篋，收拾余烬，十余六七。”其实藏书家箧中的频繁更迭，源于近一百五六十年来兵燹人祸历久不绝的残酷现实。从影山草堂到铜井文房，独山莫氏家族的藏书聚散与文化乡愁，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