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重读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以下简称为《续记》），感慨良多，为先生对书的痴迷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可以说，众多藏书家中，我最敬仰和感觉亲切者即为西谛先生。
　　读完二“记”，又重读其1940年日记《求书日录》。1月8日有购《皇朝礼器图式》记录。原文如下：“下午，至传新书店，得《皇朝礼器图式》残本三册，图极精细。闻有九册，前为平贾王渤馥得去。如能合璧，大是快事。”读完依稀记得《劫中得书续记》中有该书题跋，于是翻出，果然第十三则即是。但是读完却产生了一丝困惑。该则题跋原文如下：“一书遇合之巧，殆无过于余之收得《皇朝礼器图式》。初，余在中国书店，见平贾王渤馥打包寄平之书中，有残本《皇朝礼器图式》九册。略加翻阅，见其印本甚佳;衣冠之花纹、毛片，极为细密光致。虽非上乘之版画，然殊精工可爱。便对店中人云：此书余欲得之，可留下否？数日后，再过之，闻此书终于寄去。余心殊怏怏！但店中忽复收得此书五册，石麒云：此五册足配前九册，系从同一家散出。余即收得之。并嘱其作书至平，将前九册寄回。十日后，书果寄来。惟已三倍其售价。然余竟收得之。此十四册，装潢一律，果是一书。细阅之仍缺四册。私念：此书将终无能配全者矣！顷于傍晚过传新书店，与绍樵闲谈。见某贾正以残书一包与绍樵论价。中有残本《三才图会》数册，绍樵指以示余，云：郑先生正收《三才图会》，此数册可售予之。余颔之。复翻阅他书，忽见有《礼器图式》四册杂于其中。余立检出，讶其装潢与余所得者酷似，即询其从何处得之。某贾云：与前售予平贾之九册同出一家。余知其必为所佚之余册，立与论价，得之，持归，与前十四册合之，果为一书，竟完全无阙。深叹其巧合！夫时近二月，地隔平、沪，书归三肆，余乃一一得之，复为之合成全帙，快何如也！书之，不仅见余访书之勤，亦以见有心访购，终可求得。费一分力便得一分功。一书之微如此，学问之道亦然。然在劫中散佚不全之书多矣！此书固幸，却亦为无数散佚之书浩叹无穷也！”
　　此则题跋与日记有颇多不合处。首先日记称购得的是“残本三册”，题跋中却变成了五册;其次，日记中称是在传新（薪）书店购得，题跋中则称购书处为中国书店;再次，日记中称另有九册为平贾王渤馥得去悉系耳闻，题跋中则称是亲见，不知孰是孰非。
　　《劫中得书记》和《续记》最让我不满足之处即在于题跋后未落时间，只能从序言和其他资料中推知其大概时间段，这一点与黄裳的《来燕榭书跋》、潘景郑的《著砚楼书跋》都不同。从常理度之，日记多是当天或稍后记下，当最接近事实。题跋或是后来补记，记忆出现偏差是再正常不过。但从该则题跋内容可知，购全此书一波三折，且“遇合”之“巧”无过于此，郑振铎印象应该极深，记忆也应该比较牢靠才对。以郑振铎之性情，既然有此等快事，写下这则题跋的时间也应该不会太晚，应为全书合璧之日或之后不久才对。但与日记一对照，即发现记忆偏差到何等地步。而且题跋中的细节明显多于日记，是想象的产物，还是记忆混淆了？
　　题跋中谈到其得到前述五册后，令郭石麒将已被平贾王渤馥寄到北平的九册书重新买回，后过传薪书店，又得四册，终于十八册合璧。《求书日录》中未见关于令郭石麒重新买回已寄到北平的九册书的记录——按说这样的大事，以郑振铎对书之痴迷，不应该不记——但有购买后四册书的记录。1月19日记“三时许散。至中国书店，又得《皇朝礼器图式》四册，装潢与前在传新所得者相类，仍是从一部中拆散出售者”。此处语气平淡，并无全书合璧之惊喜，与题跋中情绪迥异。且仍讲前书是在传薪书店所购，可见1月8日所记不差，那就是题跋内容有误。19日日记还有几处记载与题跋相异，一是题跋中称购此四册书是在传薪书店，日记中却称是在中国书店，恰与前次购书记忆颠倒;二是题跋中称购书时间为傍晚，日记中则称是下午;三是题跋中称前、后两次购书，时近两个月，但看日记记载，前后却仅差十天而已。倒是题跋中称令郭石麒帮忙购书，“十日后，书果寄來”，此次得书时间与日记中第二次购书时间相符，难道是郑振铎误将第二次购书错记成从北平得书了？
　　此外，郑振铎是否确令郭石麒将已被平贾王渤馥寄到北平的九册书重新买回？从前文分析可知，郑振铎题跋中称第一次购书系在中国书店，分明已误，则其自不可能在传薪书店购书时令中国书店老板郭石麒重新买回寄平之书。那么是否有可能是后来另托郭石麒帮忙呢？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但奇怪的是日记中一点痕迹皆无。以郑振铎对书籍之痴迷，及其日记记录之详细，应该不会漏记这样的大事。但为何题跋中又言之凿凿呢？颇让人疑惑。
　　另，查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西谛书跋》，上册亦收有《皇朝礼器图式》一则，与《续记》内容同。后有编者注释，称该书已入藏北京图书馆。当是郑振铎去世后，家属遵其遗愿，随他近十万册藏书一并捐献给国家者。有意思的是，该则题跋后另附一则系编者录自郑振铎在该书上的亲笔题识，内容为：“十六七年前予得残本《皇朝礼器图式》六册于上海传薪书店，闻别有十册已归平贾王渤馥。今日饭后无事，冒雨驱车到隆福寺修绠堂，得此十册，配成全书，喜可知也（正是王贾物）。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三日，西谛记于雨声淅沥中。”此则题识与之前的日记和题跋对照来看，更有意思。
　　这则题识落款日期为1958年7月13日（郑振铎意外去世于同年10月17日，前、后仅隔三个月，读此题识让人不胜感慨），所记为当日事，所以不会有误。其称“十六七年前”，为概数，与1940年基本吻合，但也说明郑振铎记忆已不很清晰，写题识前也未核查之前的记录。称购得的书为六册，又称购书地点是传薪书店，不再提中国书店，都与日记和题跋的记录不符。但他承认之前所得为残书，直到十八年之后才终于“配成全书”，喜不自胜，而且十八年后所得之书恰是平贾王渤馥所寄到北平之书，可谓更“巧”，但也说明他《续记》中关于令郭石麒将已被平贾王渤馥寄到北平的九册书买回的记载不确。且在这则题识里关于王渤馥把书寄到北平，他又称是“闻”，而不是亲眼所见;而且不再是九册，而是十册，所得也确实是十册。那么，王渤馥寄到北平的到底是多少册呢？
　　疫情期间，没有机会亲自到国家图书馆核查，但在故宫博物院官网看到一段关于《皇朝礼器图式》的介绍：
　　《皇朝礼器图式》，十八卷，目录一卷。清允禄、蒋溥等奉敕初纂，乾隆二十四年（1759）完成;清福隆安、王际华等奉敕补纂。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武英殿刻本……《四库全书总目》评述该书：“所述则皆昭典章，事事得诸目验，故毫厘毕肖，分寸无讹，圣世鸿规粲然明备。”是书对了解和研究清朝的典章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续记》中关于该书的版本介绍较为简单，仅为“十八卷十八册，乾隆间刊本”;《西谛书跋》中介绍得较为详细，也是十八卷，题清爱新觉罗允禄撰，清乾隆六十年乙卯内府刊本。不知是否即故宫博物院网站介绍中所称的“内府彩绘本”。
　　但如果全书共十八册，根据郑振铎1958年7月13日题识，其前后共得仅十六册，何谓全书？根据其1940年日记，两次共购得七册，加上十八年后所购十册，也仅十七册而已，仍非全书。倒是根据其《续记》题跋中所记三次得书数目，加起来恰为十八册。
　　这可真是一笔糊涂账！由此也可看出，对于如郑振铎这样的著名学者，其笔下文字也不能一概偏信。毕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仅凭记忆写下的文字难免会有错讹。这就提醒我们在看前人或时人的著作，特别是自传之类时，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