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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如赵柏田先生自己所言，《南华录》既是一部明万历年后中国的艺文志，也是一本关于已经消逝了的南方珍异世界的书。①《南华录》中所展现的，既有物质生活的穷奢极欲，也有精神生活的任性逍遥。物质上的享受来自世俗之乐，而精神上的享受则来自高雅艺术的熏陶。倘若要活出真性情，达到真正的洒脱，必定要进入世俗与高雅相结合的佳境，在世俗中追求高雅，将人生艺术化，生活审美化。
关键词：晚明文人 世俗 高雅 艺术 审美
明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首先，朝政混乱，官场凶险，导致科举道路壅塞，入仕比率极低，文人想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异常艰难。其次，明代经过前期的经济积累，到了中晚期，经济实力还是较为雄厚的，商业经济尤为发达。然而商业发达所形成的奢侈之风对文人价值观的冲击非常大，导致晚明很多文人都不再视科考为唯一出路，很多人要么以笔墨为生，成为名士、山人和隐士，要么下海经商，亦儒亦商。有趣的是，一些人经商致富以后，还是脱离不了自己的文化人身份，继续与琴棋书画为伍，好结交文人墨客，喜收藏古玩字画。这无形中也提高了富商巨贾们的文学造诣和艺术气质。再者，崛起于明中叶，盛行于晚明的“心学”运动，对晚明文人的思想和文化品格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心学”强调人的意志、主观精神的巨大作用。这种主张内省之风的发起，使得程朱理学先验的伦理本体转向“心学”的心理本体，带有一种很强的反传统的精神追求。由于这些启蒙思想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桎梏，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因而拉近了文人与世俗的距离，鼓动了他们对世俗享乐的追求和对欲望的放纵。
因而《南华录》既描绘了晚明的文士、才女、奇人、梦境，也记载了南方的香料、古物、园林、戏剧。②在此种“物质上充裕，精神上逍遥、追求真我”的两相交替的社会背景下，使得晚明文人生活也呈现出了两种姿态：既沉迷于世俗玩物不可自拔，又追求艺术生活，讲究精神上的洒脱无为，堪称世俗与高雅两相融合。
一、世俗享受 这种世俗享受，若要细分的话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对“尤物”的追求，其二是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无论是“尤物”，还是“功名利禄”，都属于“食色性”的范围，是人之正常生存的需求及追求。
说起“尤物”，不外乎两者，一是奇珍异品，二是女子。首先，对于奇珍异品的追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收藏家项元汴了，他把一生中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了古书古画上，可谓一边潜心守护自己的古物王国，一边于书画中寻求快乐。他那摆满珍玩的“天籁阁”里面的藏品，就连他自己全部看完都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更别说其他人了。据后人推算，他的书画藏品总数达二千一百九十余件，收藏量几乎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半。数量上也就足以证明这位收藏家对奇珍异品之喜爱痴迷的程度了。当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项氏一样以鉴古家兼收藏家闻名于世的还有很多人，有生于项氏之前的安国，有项氏之友人郭五游，还有算不上收藏家，但是受项氏深深影响的李日华等等。他们也都陷入对“物”的痴迷当中，都享受坐拥古物藏品的满足感。其次，是对“女子”的贪恋，这一点最明显的就是文人的“狎妓”了，在明末，文人“饮酒狎妓”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的红尘女子也不乏洁身自好且聪慧过人、有情有义之辈，这样一来，男子更是会为情所困。无论是终成佳话的钱谦益和柳如是，还是放荡风流的屠隆和袁宏道，都代表了文人“情欲”的一面。连喜爱做梦、听雨、焚香的董若雨，常常出现其梦中的也都是一些与美女行鱼水之欢的情景。当然，也有文人对此有所反思，比如袁小修，他虽然也深知早年的粉黛之癖已经致使自己气亏血虚，但是他只要一回到风月场中，依然是不能自控的。寻其根源，还是受“心学”的启蒙思想影响，使得他们往往不拘泥于道德约束，随心所欲地受自己意识的支配。纵使他们偶尔也会检讨自己的酒色之癖，但是其骨子里还是会认为情欲出之天性，是无法铲除干净的。正所谓“刚骨腻情，亦人之常态”，才子也是需佳人与之相配的。
晚明文人虽不以入仕作为唯一出路，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对“功名利禄”有所排斥。项元汴一家，虽然在当时可谓富甲江南，但是对于功名还是有所追求的，其祖父和大哥都曾捐过小官，二哥则自己去考过功名。对于他们而言，毕竟已经不用再为生计而愁，所以在功名上，留下一些面子上的东西，也是没有坏处的。相对于项家而言，一直在仕途不得意的汤显祖就显得没那么好运了，他屡次科考，但是屡次名落孙山，实际上也是他耿直的性格使得他生不得志，注定他此生无法于官场上立足。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失败之后，他才终于心灰意冷，彻底断了自己的功名梦，好多年都没有再去触碰那些带给人名利荣耀的时文，转而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戏剧事业当中。③同汤显祖一样，大半生都在为入仕而劳神的还有袁小修，尽管也是一直抱着心中求取功名的信念不放弃，但他也是屡次落第又“名根未断”。只是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他第十次科考中，取得梦寐以求的进士资格。相比陈继儒29岁弃绝仕途、隐居山林，张岱终生不仕，汤显祖、袁小修他们这些人，真如《南华录》中所说的：“半边身体享受着此间的声色，而另外半边，则像一张绷紧的弦，时刻等待着来自高处庙堂的感召”。
二、闲情雅趣 在《南华录》当中，文人墨客鉴赏书画、收藏古董、养花种竹、听琴弈棋、饮酒品茶、建造园林、焚香研墨，无不体现出一种闲适而有趣的艺术生活。“闲适”需要的是时间的充裕，是文人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而趣味则是爱好所致，是文人的一种心理的趋向。
晚明文人的这种“闲趣”总体上来看，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随性而发之趣。袁宏道说，这世上大抵有两种人：“若能屏绝尘虑，妻山侣石，此为最上；其不然，放情极意，抑其次也。”袁宏道所言的这两类人，都是遵从内心去生活，放下世俗顾虑，率性而为之人。就好比沉浸于汤显祖的《牡丹亭》不能自拔的三位女子——陈同、谈则、钱宜，先后嫁与一夫，又先后为一个“情”字所困。真应了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另一方面，精于“长物”之趣。在高度积累的物质文明之下，一群文人雅士中有钟情于古玩字画的收藏家、鉴赏家；有倾心于奇香异墨的制香者、墨工；还有长于装饰设计的园林艺术家等等，他们都在通过世俗消遣，追求感官的延伸、情感的寄托和生命的承载，因而一遍一遍地把自己的器官磨砺得细腻而敏感。文震亨的《长物志》，就是在以“长物”构建一种审美化的文人生活，所有的空间规划、器物赏玩、景物观赏、食物品尝、美观装饰，都不是汲汲于利益增值的，也不是为现实生计经营的。其目的是将“长物”纳入个人感官世界之中，感官与物交会，以此营造幽雅情境，并承载“长物”主人的情感与意趣。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实则也是一种寄托。生活上不愁生计，势必要在精神上有所追求。这种艺术化的追求所呈现出来的闲情雅致，体现了极强的诗意韵味。可贵的是，这种“雅”，不孤、不清、不冷，因为它是从日常生活中所提炼出来的艺术化的“雅”，带有生命感性的气息。 三、雅俗共之 袁宏道在尺牍《徐汉明》中说，世间有四种人：不把现实放在眼里的玩世者，超脱现实的出世者，调和现实的谐世者，从现实中追求享乐的适世者。袁宏道说他自己最喜欢成为的是第四种人——适世者。这种人，学佛，受不了佛家的清规戒律；学儒，不务实务，这种人最自由。其实晚明文人大部分都是追求这种“自适”生活的适世者。而这种生活，其实就是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既有老庄思想的超脱，禅境的体验，魏晋名士的风度，同时又不失世俗的享乐。既有物质满足又有精神满足，其核心就是闲趣与自由。世俗享受与高雅艺术追求，不仅要有所结合，最重要的是，还要有所超越。袁宏道还说过，这世上有五种“真乐”，这其间既有金钱美女，又有美食美货，可谓极尽欲望之极。但同时又不乏精神追求，也有读好书，长识见的雅趣。可见他想要提倡的是做这样一种人：既要过享受世俗欲望的生活，也要在世俗中寻求一种不受约束、率性而为的独立自由人格，以达到精神的超越。不难发现，很多晚明文人也正是如此：既好货好色，饮酒狎妓，又酷爱读书，精通音乐，舞文弄墨。总而言之，既离不开世俗，又有闲情逸趣，而追求闲情逸趣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世俗生活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方式是审美化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审美化。将生活中的一切都视为审美的对象，那么审美的情趣就能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古物字画、园艺装饰、奇香异墨等等无一不是审美的载体。这样一来，审美便成了世俗与雅趣相联系相融合的一道桥梁，通过审美，达到雅俗共之。
从生活的态度来看，晚明文人既世俗又雅致，甚至雅俗共之的生活态度，确实呈现出一种独特气韵。这种气韵既是生活的本质，又超出生活的本质，而审美关注的，往往就是人类最粗俗又最为可知的那一方面。④从审美的眼光来看，他们对现世生活的享受，对自由人格的追求，都是对生活本质的关注，因而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反叛色彩。这就是《南华录》里所构建的南方佳境。
①②③ 赵柏田：《南华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第68页，第189页。
④ [英]特里·伊格尔顿：王杰等译，《审美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1] （明）文震亨.长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龚鹏程.晚明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黄卓越，党圣元.中国人的闲情逸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 苏状.“闲”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人生[D].上海；复旦大学，2008.
[5] 吴功正.明代赏游美学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9）.
[6] 高建立.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J].河南大学学报，2007（9）.
关键词：晚明文人 世俗 高雅 艺术 审美
明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首先，朝政混乱，官场凶险，导致科举道路壅塞，入仕比率极低，文人想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异常艰难。其次，明代经过前期的经济积累，到了中晚期，经济实力还是较为雄厚的，商业经济尤为发达。然而商业发达所形成的奢侈之风对文人价值观的冲击非常大，导致晚明很多文人都不再视科考为唯一出路，很多人要么以笔墨为生，成为名士、山人和隐士，要么下海经商，亦儒亦商。有趣的是，一些人经商致富以后，还是脱离不了自己的文化人身份，继续与琴棋书画为伍，好结交文人墨客，喜收藏古玩字画。这无形中也提高了富商巨贾们的文学造诣和艺术气质。再者，崛起于明中叶，盛行于晚明的“心学”运动，对晚明文人的思想和文化品格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心学”强调人的意志、主观精神的巨大作用。这种主张内省之风的发起，使得程朱理学先验的伦理本体转向“心学”的心理本体，带有一种很强的反传统的精神追求。由于这些启蒙思想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桎梏，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因而拉近了文人与世俗的距离，鼓动了他们对世俗享乐的追求和对欲望的放纵。
因而《南华录》既描绘了晚明的文士、才女、奇人、梦境，也记载了南方的香料、古物、园林、戏剧。②在此种“物质上充裕，精神上逍遥、追求真我”的两相交替的社会背景下，使得晚明文人生活也呈现出了两种姿态：既沉迷于世俗玩物不可自拔，又追求艺术生活，讲究精神上的洒脱无为，堪称世俗与高雅两相融合。
一、世俗享受 这种世俗享受，若要细分的话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对“尤物”的追求，其二是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无论是“尤物”，还是“功名利禄”，都属于“食色性”的范围，是人之正常生存的需求及追求。
说起“尤物”，不外乎两者，一是奇珍异品，二是女子。首先，对于奇珍异品的追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收藏家项元汴了，他把一生中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了古书古画上，可谓一边潜心守护自己的古物王国，一边于书画中寻求快乐。他那摆满珍玩的“天籁阁”里面的藏品，就连他自己全部看完都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更别说其他人了。据后人推算，他的书画藏品总数达二千一百九十余件，收藏量几乎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半。数量上也就足以证明这位收藏家对奇珍异品之喜爱痴迷的程度了。当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项氏一样以鉴古家兼收藏家闻名于世的还有很多人，有生于项氏之前的安国，有项氏之友人郭五游，还有算不上收藏家，但是受项氏深深影响的李日华等等。他们也都陷入对“物”的痴迷当中，都享受坐拥古物藏品的满足感。其次，是对“女子”的贪恋，这一点最明显的就是文人的“狎妓”了，在明末，文人“饮酒狎妓”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的红尘女子也不乏洁身自好且聪慧过人、有情有义之辈，这样一来，男子更是会为情所困。无论是终成佳话的钱谦益和柳如是，还是放荡风流的屠隆和袁宏道，都代表了文人“情欲”的一面。连喜爱做梦、听雨、焚香的董若雨，常常出现其梦中的也都是一些与美女行鱼水之欢的情景。当然，也有文人对此有所反思，比如袁小修，他虽然也深知早年的粉黛之癖已经致使自己气亏血虚，但是他只要一回到风月场中，依然是不能自控的。寻其根源，还是受“心学”的启蒙思想影响，使得他们往往不拘泥于道德约束，随心所欲地受自己意识的支配。纵使他们偶尔也会检讨自己的酒色之癖，但是其骨子里还是会认为情欲出之天性，是无法铲除干净的。正所谓“刚骨腻情，亦人之常态”，才子也是需佳人与之相配的。
晚明文人虽不以入仕作为唯一出路，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对“功名利禄”有所排斥。项元汴一家，虽然在当时可谓富甲江南，但是对于功名还是有所追求的，其祖父和大哥都曾捐过小官，二哥则自己去考过功名。对于他们而言，毕竟已经不用再为生计而愁，所以在功名上，留下一些面子上的东西，也是没有坏处的。相对于项家而言，一直在仕途不得意的汤显祖就显得没那么好运了，他屡次科考，但是屡次名落孙山，实际上也是他耿直的性格使得他生不得志，注定他此生无法于官场上立足。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失败之后，他才终于心灰意冷，彻底断了自己的功名梦，好多年都没有再去触碰那些带给人名利荣耀的时文，转而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戏剧事业当中。③同汤显祖一样，大半生都在为入仕而劳神的还有袁小修，尽管也是一直抱着心中求取功名的信念不放弃，但他也是屡次落第又“名根未断”。只是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他第十次科考中，取得梦寐以求的进士资格。相比陈继儒29岁弃绝仕途、隐居山林，张岱终生不仕，汤显祖、袁小修他们这些人，真如《南华录》中所说的：“半边身体享受着此间的声色，而另外半边，则像一张绷紧的弦，时刻等待着来自高处庙堂的感召”。
二、闲情雅趣 在《南华录》当中，文人墨客鉴赏书画、收藏古董、养花种竹、听琴弈棋、饮酒品茶、建造园林、焚香研墨，无不体现出一种闲适而有趣的艺术生活。“闲适”需要的是时间的充裕，是文人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而趣味则是爱好所致，是文人的一种心理的趋向。
晚明文人的这种“闲趣”总体上来看，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随性而发之趣。袁宏道说，这世上大抵有两种人：“若能屏绝尘虑，妻山侣石，此为最上；其不然，放情极意，抑其次也。”袁宏道所言的这两类人，都是遵从内心去生活，放下世俗顾虑，率性而为之人。就好比沉浸于汤显祖的《牡丹亭》不能自拔的三位女子——陈同、谈则、钱宜，先后嫁与一夫，又先后为一个“情”字所困。真应了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另一方面，精于“长物”之趣。在高度积累的物质文明之下，一群文人雅士中有钟情于古玩字画的收藏家、鉴赏家；有倾心于奇香异墨的制香者、墨工；还有长于装饰设计的园林艺术家等等，他们都在通过世俗消遣，追求感官的延伸、情感的寄托和生命的承载，因而一遍一遍地把自己的器官磨砺得细腻而敏感。文震亨的《长物志》，就是在以“长物”构建一种审美化的文人生活，所有的空间规划、器物赏玩、景物观赏、食物品尝、美观装饰，都不是汲汲于利益增值的，也不是为现实生计经营的。其目的是将“长物”纳入个人感官世界之中，感官与物交会，以此营造幽雅情境，并承载“长物”主人的情感与意趣。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实则也是一种寄托。生活上不愁生计，势必要在精神上有所追求。这种艺术化的追求所呈现出来的闲情雅致，体现了极强的诗意韵味。可贵的是，这种“雅”，不孤、不清、不冷，因为它是从日常生活中所提炼出来的艺术化的“雅”，带有生命感性的气息。 三、雅俗共之 袁宏道在尺牍《徐汉明》中说，世间有四种人：不把现实放在眼里的玩世者，超脱现实的出世者，调和现实的谐世者，从现实中追求享乐的适世者。袁宏道说他自己最喜欢成为的是第四种人——适世者。这种人，学佛，受不了佛家的清规戒律；学儒，不务实务，这种人最自由。其实晚明文人大部分都是追求这种“自适”生活的适世者。而这种生活，其实就是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既有老庄思想的超脱，禅境的体验，魏晋名士的风度，同时又不失世俗的享乐。既有物质满足又有精神满足，其核心就是闲趣与自由。世俗享受与高雅艺术追求，不仅要有所结合，最重要的是，还要有所超越。袁宏道还说过，这世上有五种“真乐”，这其间既有金钱美女，又有美食美货，可谓极尽欲望之极。但同时又不乏精神追求，也有读好书，长识见的雅趣。可见他想要提倡的是做这样一种人：既要过享受世俗欲望的生活，也要在世俗中寻求一种不受约束、率性而为的独立自由人格，以达到精神的超越。不难发现，很多晚明文人也正是如此：既好货好色，饮酒狎妓，又酷爱读书，精通音乐，舞文弄墨。总而言之，既离不开世俗，又有闲情逸趣，而追求闲情逸趣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世俗生活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方式是审美化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审美化。将生活中的一切都视为审美的对象，那么审美的情趣就能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古物字画、园艺装饰、奇香异墨等等无一不是审美的载体。这样一来，审美便成了世俗与雅趣相联系相融合的一道桥梁，通过审美，达到雅俗共之。
从生活的态度来看，晚明文人既世俗又雅致，甚至雅俗共之的生活态度，确实呈现出一种独特气韵。这种气韵既是生活的本质，又超出生活的本质，而审美关注的，往往就是人类最粗俗又最为可知的那一方面。④从审美的眼光来看，他们对现世生活的享受，对自由人格的追求，都是对生活本质的关注，因而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反叛色彩。这就是《南华录》里所构建的南方佳境。
①②③ 赵柏田：《南华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第68页，第189页。
④ [英]特里·伊格尔顿：王杰等译，《审美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1] （明）文震亨.长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龚鹏程.晚明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黄卓越，党圣元.中国人的闲情逸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 苏状.“闲”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人生[D].上海；复旦大学，2008.
[5] 吴功正.明代赏游美学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9）.
[6] 高建立.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J].河南大学学报，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