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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艺术品市场的特点
宁波历来注重文化的修养，崇尚科举，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文人们大都具有好读、收藏、恪守团结等特点，可以看出收藏在他们的精神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宁波收藏历史颇为悠久，早在南北朝时期，余姚人虞和就有收藏书籍的活动，自宋南渡以后，宁波“郸多世家旧族，故收藏之风蔚起”，可见到了南宋以后，宁波的收藏之风才真正兴盛，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代。
明代的宁波经济兴盛，出现了许多专业性的市场，如宁波府所属的鄞县、慈溪、奉化、象山、镇海、定海等地，都有棉花、丝织品、粮食、水产品、竹木山货等特色市场。其中也不乏书籍、古董市场，这在当地收藏家的信札中都有记述。
就艺术品收藏的种类而言，宁波人大都以图书善本收藏为基础，进而延伸到碑帖及法书、名画的收藏。但藏书在宁波文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要论宁波具有藏书的特质，不得不提到闻名中外的天一阁，以及创建它的主人范钦，范钦（1506-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宁波府郸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即范钦27岁时中进士，初任湖广随州知府，后任工部员外郎，江西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等省官职。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升任兵部右侍郎。
宁波文人范钦的收藏在明朝已赫赫有名，尤其是藏书。范氏爱书如命，嗜书成癖。但他的收藏只进不出。其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每到一处，都悉心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对无法购置的书就雇人抄录，经史百家之书，兼收并蓄。辞官时，他把搜集到的各种奇书带了回来，藏于宁波月湖之滨的故宅—“东明草堂”。
同时，范钦还曾收藏有首科洪武四年（1371年）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期间，几乎所有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之所以如此，是缘于当时宁波的科举风气相当浓厚，尤其是鄞县。鄞县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科举家族，如杨氏。明代陆瑜《县学记》称：“名儒辈出，甲于他邑。”至今，天一阁还存有明代科举录370种，其中90%以上都是孤本。
然而，范钦不单单收藏古籍图书，碑帖书画亦是其收藏物品之一。范钦收藏的碑帖数量在明代也是数一数二的，正所谓“明代好金石者，世称都、杨、郭、赵四家，而不及范氏，岂知天一阁碑刻之富远过四家”。在这些碑帖中，有许多是珍稀之物，如有三代时期的《峋峻碑》《石鼓文》《泰山石刻》碑刻;魏晋南北朝的《兰亭序》与《旧馆坛碑》;唐碑中有许多书法名家所写的，如唐太宗《晋祠铭》、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颜真卿《多宝塔感应》、柳公权《玄秘塔碑》、张旭《肚痛帖》等;宋元大都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名人为主的碑帖。可见其收藏的精富。
从以上可以看出，宁波相对而言是地处江南边缘之地，虽然位置有优势，但还是比较封闭，历史上并非书画碑帖的产地，收藏家只有从外地买入，买入不易，故不愿轻易卖出，其书画流通并不像嘉兴等其他地区那样自如。同时，宁波文士收藏书画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由于受宁波向以藏书为盛的大氛圍影响，加上科举发达、学术风气浓厚等因素的作用，使得宁波的收藏家普遍喜欢收藏书籍。
但是事实上，除收藏书籍外，宁波历代的藏书家一般都会收藏一些碑帖和书画，甚至金石印章，他们的这种收藏往往被藏书之名所掩，这种现象在宁波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并成为宁波这一地区的显著特质。
与江南其他城市的鉴藏情况相比，宁波收藏家的藏品多为内部流通，且自成一个较为封闭的小圈子，这种小圈子虽然与外部也存在着交流，但较少受到世人的关注。同时，由于地处江南地区的边缘地带，宁波与艺术创作和收藏的中心区域相距甚远，所以从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收藏的稳定性与地域性的特点。
宁波的鉴藏家
宁波著名的收藏家除了范钦外，还有丰坊、范大澈等，他们都是当地的收藏家族，共同构成了宁波的收藏圈。
丰坊，字存礼，一字人翁，别号南禺外史，进士出身，授礼部主事。其父丰熙是明孝宗时期的榜眼。丰坊以藏书出名，他的“万卷楼”与天一阁齐名。那么，丰坊到底藏有多少古籍呢？正德十五年（1520年）丰坊曾作一首诗：“浩然驱马归，育德向丘园。古书三万卷，可以正乾坤。”可见，在丰坊27岁时就已拥有3万卷左右的藏书，藏书量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
然其藏书一部分也来源于家藏。他家曾藏有一件王羲之的《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拓本，当丰坊得知同乡杨尚书家里也有此帖时，百计求观不得，以致“魂牵梦萦二十年，此帖流散，为丰坊所见，比之家藏之本无异，认定此帖即是母本”。丰坊曾言：“余家世宝一拓本。”可见此帖为丰坊祖传，族人十分珍视。丰坊的聪颖学识主要受到其家世影响，他还喜欢收藏古籍和书画，有着不凡的鉴定眼力。
丰富的家藏使丰坊从小便喜欢上了收集各类碑帖，长大之后对此更是钟爱有加。他曾经收藏过的碑帖可知的有19件，现存丰坊收藏过的碑帖，以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西岳华山庙碑》影响最大。另外他曾藏有《兰亭序》的两种旧拓本，即定武本与神龙本。嘉靖五年（1526年），丰坊据个人收藏的底本刻石，此石现镶嵌在天一阁藏书楼西边的墙上，此为定武本兰亭。《书画跋跋》曾记：“定武兰亭唐摹二本，其一乃丰存礼摹入石者，意全在取势，虽稍怒张不圆净，而笔意宛然，谓河南临本，或近之，想其真迹决当妙。”
此外，丰坊还陆续收藏了许多名帖，如颜真卿的楷书《干禄字书》，并认为“杨汉公翻刻，在湖州，细注拘整，无风韵”。另外，还有王献之的《洛神赋》、钟繇的《力命表》、王羲之的楷书《道德经》与《官奴帖》、欧阳询的小楷《千字文》等。
大量珍藏的碑帖书画提高了丰坊的鉴赏水平，使他很早就进入鉴定家的行列。他是明代中期与文氏父子同列的一代鉴赏巨眼，过目书画不计其数，曾受邀于无锡的收藏大家华夏，为他鉴定家藏。并曾在27岁时于《宋徐铱篆书千文》卷后题跋：“书法唯篆六义取，皇矣侯刚文字祖，彝鼎犹存三代古，删象虫鱼暨龙虎，商也太素周乃组，糟纵浑厚遗石鼓，斯翁虽变雅可许，省温姿媚不足数，纷纷况也般门斧，唐之亡矣瓜裂宇，挺生有徐接斯武，绎山碑阀笔为补。”可见此时的丰坊对篆书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能以更高的视野看待书法作品。卷后丰坊钤有一枚鉴赏家印，表明了志于此道的追求。
那么，丰坊的这些藏品是如何得来的呢？在信札中，丰坊如数家珍般地道出各地书画碑帖交易的地点、古董商的住址等信息，可知他常常光顾这些地方。并且他的购买主要集中在北京、苏州、杭州三地。如“苏州黄攘字茂甫，号西池，住福济观西首，门前药铺，习贩古董”，又如“沈植字子行，住盘门内开元寺，前有书铺在府前，又有褚二住间门，张天章住羊肉巷”等。这些都说明了他是那里的常客。频繁地光顾使丰坊与古董商关系很好，这些书商成为他收藏资源的固定提供者，如黄攘、沈植、褚二、张天爵等苏州书商，甚至有些成为他的朋友，如杭州书商沈复魁。
丰坊收藏的渠道大都是商肆，有自己亲自购买，也有托友人购买。除此之外，一些書商朋友会定期地为他提供藏品，甚至有些书商会帮助丰坊寻求他想得到的东西。
书画也是丰坊所喜爱的。丰坊曾收藏过古画，如唐人画《倦绣图》，元赵孟頫《列仙图》、小楷《道德经》，元杨维祯《五福图》，元人《真迹图》和顾瑛《蔬果》册页等。还曾在宋代龚开《中山出游图》的卷后题跋。此外，丰坊还曾长期住在华夏的真赏斋中鉴赏古籍书画，与华夏结下深厚的友谊。
大澈不仅嗜书，对法书、名画、碑帖也广为收藏。《碑帖纪证》中记录了他曾拥有过不少碑帖、帖刻的珍品：“《夫子庙堂碑》，余得曹士冕木刻，极佳;唐《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欧阳询书，中楷。吾见丰南禺所藏者，三百余字。国初拓也，今在余处。”此外还有唐《怀仁集羲之书圣教序》、唐《晋祠铭》等，不一而足，可见，大澈收藏之精。正如罗振常称：“所载诸本，多今人所未见。帖刻，则希见者尤多。”大澈不仅收藏丰富、珍贵，而且鉴别精到，为后世留下了鉴定碑帖、帖刻、印记等的重要资料。
宁波与日本的艺术品交流
宁波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在唐代已跻身于全国四大名港—交州（现越南地）、广州、明州（即宁波）和扬州。宋元时成为全国著名的对外贸易三大港口之一。
明代从立国之初，宁波就被确定为专通日本的唯一港口。据《鄞县通志》记载：“日本与鄞交通，始于唐代宗大历间，是时新罗宰相争权相攻，国大乱，三岁乃定，海道梗塞，乃改由明越州朝贡。厥后相沿为例，自宋迄元不特朝贡由明，且互相交易，中国使节亦常道鄞航海，明初亦然。”宁波是日本使臣、僧侣和商人等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这限制了宁波同其他国家的交往，但也使宁波与日本的关系更为密切。
由于明朝严厉实施海禁，日本室町幕府推行与明朝通好的政策，因此形成了明政府向日本发放朝贡贸易凭证的朝贡勘合贸易体制。这种体制，使得中日两国的邦交得以恢复。
众所周知，遣明使船除了进贡贸易外，最主要的任务是从事私人贸易。由于巨大的利润，使得遣明使团十分庞大，有时达到六七百人。除正副使者外，还有居座、土官等随从者，这些人本身就是商人，来华从事铜钱、丝绸、水银、药材、漆器、瓷器、古字画等买卖。但是，由于他们钻研儒学，有较高的汉学造诣，所以会更热衷于中国的典籍书画和诗文的收藏。
日本遣明使团远赴北京前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宁波度过，这样宁波又成为遣明使团成员与明人接触最为频繁的地区。在此背景下，宁波地域文人群体与日本遣明使之间展开了密切的文学与艺术交流。
其时最为重要的遣明使是日本人策彦，他跟宁波有着重要的渊源。策彦曾以副使和正使的身份参与了嘉靖十八年（1539年）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入明朝贡，并留下了记录两次入明经历的《初渡集》与《再渡集》。
据策彦的《初渡集》载，初次入明，在宁波期间，策彦花钱购买或友人惠赠的书籍就达60余册。他曾致信范南冈和范葵园，向他们求购古籍，并告之视书质量好恶定价。此外，求字作画和写序赠跋成为策彦同宁波知名书画家及文人士子交往的主要内容。如他曾求得丰坊给他作的《城西聊句》序文和《谦斋记》。丰坊的学生柯雨窗还赠予他《怡斋赋》《送行诗文卷》《衣锦荣归诗序》等，并送他数幅字画。有一件可能是较珍贵的古画，策彦后以一个漆盘和两个红皿换得。与方仕的交往，除多次求得他的序跋外，还求得方仕为他作的书画20余件，并得到詹嘻与苏轼的遗墨。
策彦佛性醇厚，博学多才，精通汉文并善作汉诗，为许多中国文士所钦佩，甚至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这些使他在明代20余位日本遣明使中显得尤为出众。第二次来宁波时，策彦不仅游览了宁波的名胜古跡，购买了自己所需的物品，而且结交了当地许多的文人士大夫以及寺僧。仅在《初渡集》中提到的文士就有丰坊、范南冈、全季山、方仕、王汝升、柯雨窗、谢国经、赵一夔等。这说明策彦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同时也可见当时宁波文人开放的心态。
范南冈与策彦是多年老友，范南冈是策彦在宁波购买古籍等物时认识的中介商。一次策彦探访范南冈，并且与他作诗酬唱，时柯雨窗也在场，但两人只识半面，未曾留下深刻印象。后柯雨窗寄送策彦一首诗，此诗是和策彦与范南冈酬唱诗的韵，同时赠送策彦《古文大全》二册和一幅小画。策彦十分感动，从此两人诗作酬答，相交日深。柯雨窗又多次带来他的友人结识策彦，如周莲湖、卢月渔、范葵园等。其中，范葵园也是一位古董商，策彦托他购买过古籍与黄庭坚的墨迹。如此友人带友人，策彦在宁波的朋友越来越多。
除了以上的这些人外，我们也可从现存日本的中国书画中看出宁波与日本交流的痕迹。如徐琏作《送雪舟归国诗序》，现藏于日本毛利博物馆，系明成化五年（1469年）赠予遣明使团画僧雪舟等杨的饯别之作。雪舟等杨是日本室町时代著名画僧，1467年作为天与清启率领的遣明使团一员来到宁波，旅甬期间，曾绘有《宁波府城图》。他与徐琏的关系颇为熟络，在雪别之际，文人画家徐琏作了幅画送给了友人雪舟等杨。
无独有偶，还有日本室町时代画师一枝希维所绘《山水图卷》，现藏于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这幅画曾于1476年由跟随竺芳妙茂使团入明的新五郎携至宁波，请宁波著名士大夫金湜为之作序，文士袁应骧为之作跋，又由新五郎带回日本。金湜序文如下：袁应骧，字仲举，系元代著名诗人袁士元的曾孙，世居宁波，其祖父袁珙、父袁忠彻皆喜尚诗文，精于相术，曾随侍燕王朱棣，及燕王登基之后入仕为官。袁应骧“治《尚书》，尝以父所纂《人象大成》进，授鸿胪寺序班”。值得一提的是，画作者在《山水图卷》的卷头还留有简短题记：“倭国画图笔痴墨拙，岂可堪供大邦君子之一览乎？虽然若赐一语题左方者，希玄丹一粒点铁作金矣。文明丙申（1476年）初秋下浣谨书。”题记文字十分谦谨，反映出当时日本画界对于中国文艺的敬慕，以及期望与明朝文人艺匠展开对话的迫切心情。
从这些记载中，足以看出宁波与日本之间艺术品交流的密切，也反映出两地文人画家之间的情谊。
通过对宁波艺术品收藏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宁波收藏的区域特点;另一方面，透过当时文人收藏的方式及种类等细节，可以看出其时的市场机制，对我们反观当下的艺术品市场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