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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够变成改革者，那我们的改革就有很大的阻力。
当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才有希望，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正面的。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
第一，理念的力量。我们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是有观点的、有理性的，所以大卫·休漠在两百多年前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人类的本身以及所有的事物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历史上有许多例子：
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邓小平文革之后发起改革，包括废除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的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160位作者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的家庭中进行的，都是来自于贵族阶层，最初贵族的大革命是由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如此，创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孩子，因为工人阶级不可能有钱送孩子上学，他们闹革命不是因为工人阶级要闹，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念，而早期的个别工人阶级出身的共产党领导人却背叛了（向忠发）。废除黑奴的运动好多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的教会。1775年，在费城成立了第一个反黑奴协会，1781年起，英国是反黑奴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英国内部的飞鹰派就是重要推动废除奴隶者的力量。在1783年英国的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了奴隶制，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我们中国的妇女的解放脚，并不是妇女努力的结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梁启超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第一个原因——理念。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一谈到既得利益，大家经常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是分成好多派的，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一下，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就是教会和统治者斗争的结果。教皇格列高利去世，宣布收回国王任命主教的权力，而这时候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罢除了他教皇的职位，这个斗争一直到1122年他们达成一个协议，说教皇有了任命教主的权力，而教皇也承认皇帝有世俗统治权，因而形成了政教分离。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在革命前法国最主要的矛盾是国王和贵族之间，而贵族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说亲王与宫廷贵族的矛盾、老贵族与新贵族的矛盾，乡村贵族和城市贵族的矛盾，军事贵族与司法贵族，或者叫穿袍贵族的矛盾。即使在革命时间，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精英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19世纪之前的宪政建设、法制建设，主要是由贵族和国王、国王和教会，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比如，在19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国家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只有你得到国王的授权，或者议会的授权，你才能建立公司，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建立公司的。这时候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有些精英无法得到授权建立公司。最后精英斗争的结果是任何人都有权注册公司，英国是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850年这个阶段完成，西方的法制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也就是说贵族内部有了法制、有了民主，然后才推到了整个社会，也可以类似说我们现在党内和党外，他们那个时候先贵族内，后贵族外。
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制和民主，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特权的分配也不平衡，他们相互斗争，我们普通老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觉到不安全，但其实真正的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但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因此，时间长了他们认识到这对谁都不好，还是应该用权利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实行了法制之后，统治者换了，但是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仍然要安全感，仍然要很好的生活，而在旧的体制下，即使能够平安地着落，着落之后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制，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办法。英国真正的民主化是从1832年通过的《第一改革法案》开始，在1832年前英国爆发了持续的暴乱和群体性事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卢德运动。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大的社会动荡，1832年的改革并不能满足普通大众对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就发起了改革议会的宪章运动，提出了男性普选权，废除选举权的限制，穷人要赚钱生活，不可能当议员，废除议员薪酬制之后，穷人也可以当议员，这个运动持续到1848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之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到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第二改革方案》，将选民人数从136万扩大到248万，从而使得工人大众成为城市选区的主体。这一改革法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1884年通过《第三改革法案》，原来只适用于城市选区的投票规则，同样扩大到乡村选区，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有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选权，导致这一法案出台的因素仍然是社会动乱的威胁。一战之后，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这个法案将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的女性纳税人，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威胁，因为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英国也担心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的改革。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民主化的过程尽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但是社会的动乱、社会革命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的让步只是满足威胁者、闹事人的要求，1832年的时候你只要买通了中产阶级就可以有了和平，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进一步的让步，到1828年是新的全民的普选。我讲的这三个理由，统治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
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聪明智慧的人，这些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有些非民主的国家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应对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
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去世，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拥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是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她有危机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
当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才有希望，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正面的。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
第一，理念的力量。我们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是有观点的、有理性的，所以大卫·休漠在两百多年前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人类的本身以及所有的事物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历史上有许多例子：
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邓小平文革之后发起改革，包括废除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的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160位作者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的家庭中进行的，都是来自于贵族阶层，最初贵族的大革命是由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如此，创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孩子，因为工人阶级不可能有钱送孩子上学，他们闹革命不是因为工人阶级要闹，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念，而早期的个别工人阶级出身的共产党领导人却背叛了（向忠发）。废除黑奴的运动好多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的教会。1775年，在费城成立了第一个反黑奴协会，1781年起，英国是反黑奴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英国内部的飞鹰派就是重要推动废除奴隶者的力量。在1783年英国的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了奴隶制，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我们中国的妇女的解放脚，并不是妇女努力的结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梁启超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第一个原因——理念。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一谈到既得利益，大家经常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是分成好多派的，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一下，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就是教会和统治者斗争的结果。教皇格列高利去世，宣布收回国王任命主教的权力，而这时候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罢除了他教皇的职位，这个斗争一直到1122年他们达成一个协议，说教皇有了任命教主的权力，而教皇也承认皇帝有世俗统治权，因而形成了政教分离。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在革命前法国最主要的矛盾是国王和贵族之间，而贵族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说亲王与宫廷贵族的矛盾、老贵族与新贵族的矛盾，乡村贵族和城市贵族的矛盾，军事贵族与司法贵族，或者叫穿袍贵族的矛盾。即使在革命时间，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精英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19世纪之前的宪政建设、法制建设，主要是由贵族和国王、国王和教会，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比如，在19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国家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只有你得到国王的授权，或者议会的授权，你才能建立公司，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建立公司的。这时候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有些精英无法得到授权建立公司。最后精英斗争的结果是任何人都有权注册公司，英国是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850年这个阶段完成，西方的法制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也就是说贵族内部有了法制、有了民主，然后才推到了整个社会，也可以类似说我们现在党内和党外，他们那个时候先贵族内，后贵族外。
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制和民主，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特权的分配也不平衡，他们相互斗争，我们普通老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觉到不安全，但其实真正的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但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因此，时间长了他们认识到这对谁都不好，还是应该用权利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实行了法制之后，统治者换了，但是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仍然要安全感，仍然要很好的生活，而在旧的体制下，即使能够平安地着落，着落之后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制，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办法。英国真正的民主化是从1832年通过的《第一改革法案》开始，在1832年前英国爆发了持续的暴乱和群体性事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卢德运动。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大的社会动荡，1832年的改革并不能满足普通大众对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就发起了改革议会的宪章运动，提出了男性普选权，废除选举权的限制，穷人要赚钱生活，不可能当议员，废除议员薪酬制之后，穷人也可以当议员，这个运动持续到1848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之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到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第二改革方案》，将选民人数从136万扩大到248万，从而使得工人大众成为城市选区的主体。这一改革法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1884年通过《第三改革法案》，原来只适用于城市选区的投票规则，同样扩大到乡村选区，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有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选权，导致这一法案出台的因素仍然是社会动乱的威胁。一战之后，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这个法案将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的女性纳税人，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威胁，因为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英国也担心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的改革。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民主化的过程尽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但是社会的动乱、社会革命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的让步只是满足威胁者、闹事人的要求，1832年的时候你只要买通了中产阶级就可以有了和平，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进一步的让步，到1828年是新的全民的普选。我讲的这三个理由，统治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
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聪明智慧的人，这些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有些非民主的国家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应对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
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去世，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拥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是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她有危机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