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文化市场经过一阵子的清理,沉寂了几个月,最近又繁荣起来了。卖鸟的、卖花的、卖书的、卖画的和卖小百货的,都悄然在山坡边铺摊搭架,熙熙攘攘。
　　我的住处就在附近,距离那里不过几百步路。能在那几十个旧书摊上觅得一本十分珍稀的书,或在画市上买到一幅奇绝的旧画,是常有的事。
　　大约是十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我又去了那里。顺着山坡往东走,是书摊和画市。我边走边看,不觉到了尽头。再往东,是一片临时搭起的工棚。济南这样的工棚很多,几乎在所有建设场地都能看到。不知道是一種什么动机指引着,我意欲继续往前走,到那片工棚里看个究竟。工棚大约有十几个,都是用砖简单地垒起来,上面盖了那种遮雨的石棉瓦。我从西至东一个一个地看,有的是用来放粮米和建筑材料的,有的是做饭的锅灶,有的是住人的宿舍。宿舍里并没有床,只是在地上凌乱地铺了些干草,干草上是几张破旧的席子。看到这些,我的心中就有些苦涩的东西在流淌。房子都没有门,只是一个个长方形的洞,看了几个也都没有人。走到尽头处的一间房子里,终于看到一个人。他蹲在席子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好奇心驱使着我走进去。他怎么没有去工地?是负责看东西还是休息或别的什么原因。我站在他的对面。他毫无敌意地坐直了身子,很客气地与我打招呼,并把书放在了身后的一堆被褥上。我看到了那本书的封面,那是余秋雨教授的《文化苦旅》。在《道士塔》一文中折叠了一页,显然他正读到这里。我十分惊诧。在这样的一个工棚里,有人在读庄严的《文化苦旅》,而不是金庸、琼瑶或三毛。坐在我对面的那个蓬着头发,脸色紫黑,衣衫不整的青年,顿然已不是一个粗俗的外乡打工仔了。我用很沉静的目光看他,那是一双茫然中透着睿智的眸子。他说这本书他是读第三遍了。我问他书的来历,他说是上一个月发工资后,给家里寄去钱,从自己剩下的生活费中节约买的。他说现在书贵,一个月他只能买一本。他又从角落里的一个纸箱子里拿出两本书让我看,一本是钱钟书的《围城》,一本是周作人的《谈天》。
　　一种沉重的情绪袭上心头。挤出生活费来,而且是那点可怜的生活费,买这样庄严的书。他是济宁人,高考落榜,娶了媳妇,却又不甘于乡间的闭塞,于是随村里人来到济南。他全然没有我那种怆然的情绪,他很得意于他的工作和收入。一个月挣了钱给家里汇一些,然后可以在街上买各种过期的报纸杂志看。他又从那个箱子里拿出几张叠得很好的报纸给我看。那是几张地市报副刊上发表的他的散文。他很自信地告诉我,他在这里干几年,挣些钱买些书,而后回家写乡间的故事。
　　我邀请他到我的家里,送给他我最近出版的几本书,我在每一本书上都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一句勉励的话。他喜形于色,当下就痴痴地读起来。
　　之后,他经常到我的家里来,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这位朋友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以为,他的人生,他的生活,要比那些每天出入于高楼大厦为财富而奔忙的人有意义有价值得多。他的工作在有些人看来是卑微的,但他的心灵是高贵的。
　　(编辑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