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威胁”似乎是无处不在。人们提起它大多用贬义，目前，它已成为仇外、民粹主义、极权主义和反自由主義的代名词。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指责过度民族主义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并警告说“旧恶魔”有可能带来“混乱和死亡”的回归。
　　基于这样的言辞，你很容易认为，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甚至知识分子也失去了对民族主义的利弊的详细争论的能力。但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里里（Yuval Noah Harari）的近著，为我们提供了纠正这一失衡的机会。
　　在《21世纪的21个教训》一书中，哈里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民族主义能够解决全球化世纪的问题吗？或者，“还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放纵，可能让人类和整个生物圈坠入灾难？”哈里里的答案并不令人惊奇：他以冗长的生态、核和科技挑战作为自己的讨论框架，结论是民族主义必然导致冲突和灾难。
　　但哈里里的分析偏向于全球问题。肮脏的空气可以跨境流动，核战争会影响到整个地球，人工智能也在改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但对于民族主义，还有另一种思路：从必须在地方和国家层面解决的挑战出发，考虑诸如经济不平等、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团结和治理不规范问题。如果哈里里从更加狭义的问题出发，其对民族主义所下的结论可能将截然不同。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观察到，民族国家促进了“社会国家”的发展：强化平等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服务体系。如果你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急需解决方案—就像我一样—那么民族情绪就有必要复兴，以确保服务于“社会国家”的社会凝聚力。
　　但即使我们接受哈里里所提出的问题清单，他的结论也仍然操之过急。比如，一位面临生态或核灾难的领导人，很有可能因此而降低对国内社会问题的关注，但有效的全球合作依赖强大的个体国家。如今尤其如此，全球机构的效力已经受到质疑。
　　哈里里在一点上显然是正确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面对全球挑战。但就此认为个体国家过剩则是错误的。国家无法强大到造成全球性的不同，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可以用其他政治实体来取代国家。
　　平心而论，哈里里确实承认民族主义在治理中的作用。比如，他写道，认为不存在民族主义的世界能够自动实现和平与自由是错误的。相反，这样的世界可能陷入“部落混战”。
　　哈里里将瑞典、德国和瑞士等“具有强烈民族感”的稳定的成功民主国家，与阿富汗、索马里和民主刚果等“缺乏强大的民族联系的国家”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主义是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推论，让民族主义消失太危险了。
　　和所有政治思想一样，民族主义也有多面，有的丑陋，有的美丽。极端反对全球主义就是一个显例。秉持这种民粹主义的国家，会挑起不必要的冲突，破坏跨国合作的可能。但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有可能更好地平衡地方和全球，它们是有益的，值得肯定。民族主义不仅可以有助于构建运转良好的国家，还能作为凝聚政府的措施，解决地方化的社会挑战，遏制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照顾落后的社会群体。因此，不能放弃民族主义，而应该引导其有利的一面来重建“社会国家”。
　　显然，批评家有权谴责沙文主义和仇恨。但简单地拒绝民族主义则是草率的。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组织有利于政府达成“国家、地区和全球承诺间的正确平衡”的论据。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雅尔·尤利·泰米尔是以色列前教育和移民部长，现为Shenkar学院校长、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兼职教授，著有《自由民族主义》和《为何是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