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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无法理解，为了使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安德烈·纪德
“是个短命鬼哩。”
多年以后皋镇那些老汉们说起我二爷爷银贵，往往都是以他的短命开场。乡里乡亲打了几十年交道，语气自然不会是幸灾乐祸的戏谑，然而也丝毫没有廉价的惋惜。他们只是平淡地述说那样一种事实。这些往昔里精壮的汉子们如今都已风烛残年，他们事后诸葛般笃信银贵上年冬天就渐渐露出了下世的光景。
老人们确定预料中的事情迟早总会发生。
起初银贵还经常圪蹴在西街的墙根下取暖，明晃晃的日头照得人眼眯成了两条蚯蚓。后来，屁股底下添了个马扎，人终究还是不稳健。一阵风吹过，引来撕心裂肺的咳嗽，说话的气力也一丝丝地飘走了。
“是个短命鬼哩。”
二爷爷死后，乡人们不约而同地含糊了他的阳寿，也许是因为想起了比银贵更加短寿的我的祖父金贵。
“他哥金贵死时多大岁数？”
“四十四？四十三？……”
“差不多……谁可知道！”
“也是个短命鬼哩。”
老汉们日渐干瘪的腮唇里再吐不出别的话了，仿佛我祖辈短暂的生命随风而逝之后，仅剩的只有这一双没滋没味的数字。
老妪们就要健谈得多，她们的话匣子打开了，几十年都合不上。皋镇的许多故事，都是从她们嘴里流传下来的。
二爷是祖父的二弟，即父亲的二叔。事实上，我本人并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祖父。不仅是我，连我的母亲都没见过祖父，祖父的过早离世，使他和他这位来自大城市的儿媳妇也无缘谋面。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证一位亲人的弥留之际。那一年我十岁，妹妹七岁，在我们背起书包正准备上学的清晨，堂叔公林慌慌张张跑到造纸厂家属区传递消息，说我们二爷爷快不行了，让我和妹妹快回西街的老院去见他最后一面。
西街的老院很大，一东一西各坐落着三间瓦房。东边的房子陈旧一些，是祖父和父亲曾经居住过的。自从我们家搬到造纸厂家属区后，这房子就空了，日久天长已渐渐破败。东屋后边长着一棵桑葚树，很高，顶部的树枝已经超越房顶。院子西头，住着二祖父一家，房门自然是朝东开的，进门后先要下两级台阶，也就是说，屋内的地面反要比院子里低些，这有些奇特。房子的窗户倒是面向西方，窗外就是皋镇西街的土路，那窗户又高又小。这时候是清晨，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房间里却是阴暗的，好像屋中还亮着一盏昏黄的铁罩灯。
屋里的家具都是深颜色的，古老而陈旧，二祖父此刻正躺在南屋的床上残喘，奄奄一息。他的四个儿女都守候在床头，大闺女爱云姑姑的眼睛红肿着，样子是刚刚哭过的。小姑姑爱香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有些不知所措。两个儿子，公田和公林，垂立床头，默不做声。我没有看到二祖母，她的腿脚不便，想必正坐在北屋里。二祖父的气息非常粗重，他患有长期的慢性气管炎，此刻好像只出气不进气了。
我和妹妹紧张而又谨慎地注视着他的面容，那是一张清瘦皱巴的脸，眼睛是睁着的，涣散的目光虚无地望着屋顶。他可能已经说不出话了。屋里是那样静寂，没有人说话，甚至连一声咳嗽都没有，一切都凝住了，时间仿佛死去一般。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中，我心里忽然莫名害怕起来。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甚至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这时候，爱云姑姑用微弱的音量对我说，和爷爷说句话吧。于是我就喊了一声：“爷爷。”
接着我就发出了大哭的声音，但我并没有真正流下眼泪。可妹妹一下真正哭出来了，我知道她是被我吓哭的。这一刻，一股悲痛的气息在屋里升腾，几个大人也开始哭泣了，他们的心好像都碎了。
我和妹妹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太阳已经炎热起来。一路上我走得很快，心急如焚，妹妹被远远地落在后面。我非常担心上学迟到，实际上我们已经迟到了。校园里出奇的宁静加剧了我的不安。当语文老师成守芳严厉地责问我为什么迟到时，我低头站在讲台前哽咽了几声，说我爷爷快死了。成老师像是迟疑了一下，轻轻把我领到座位上，没有再说什么话。没想到，这次我倒真的哭起来了。
二祖父临终前没有一句遗言。他的离去如此彻底，好像没有任何牵挂。此前，他的身体已被转移到摘下的门板上，置于正屋明间，这样的仪式在晋南山区被称作“挺丧”。老院里支起了锅灶，一连几天都要给前来吊唁的人做斋饭。请来的匠人正在院子里干活，棺材已经打好了，只差棺材盖。漆工开始给棺材上漆，浓稠的漆料光泽黯淡，但却散发出一种剧烈刺鼻的味道，从此长久地停留于我的童年记忆中。
大殓的那个夜晚，一个撕心裂肺的哭声在西街老院里回荡起来，那哭腔如此悲伤，字字血泪，仿佛承载了一个女人全部的哀怨。大哭丧歌的不是二祖父的任何一个子女，而是二祖母。这些都是母亲在我成年后讲给我的。
母亲还说，二祖母告诉她，她哭的不是男人，是自己。
祖父一家从豫北逃荒至山西垣县那年，他只有十四岁。那一年，豫北农村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庄稼减收了九成，接着又遭遇大规模的蝗灾，大片的田地最终颗粒无收。
他们兄弟三人，在寡母（祖父的母亲）的带领下，跟随逃荒的人群出了村。按照中原人历来的逃荒传统，他们应该往西走，沿着陇海线，西安、宝鸡、天水，这些国统区的大后方才是主流的逃荒方向。令人诧异的是，我这位没什么文化的曾祖母却凭着女人的直觉，毅然选择了向北的山西方向。要知道，晋南当时已是沦陷区，山西本身也属土地贫瘠、灾害频发地区，然而这个倔强的河南妇女看似偶然的抉择，却为祖父们创造了一条生路。
“亏你太奶，一家人都活不到现在。”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乡人的话。向西去的逃荒队伍，因为距离遥远，以百万计的流民绝大多数都在路途中因饥饿、疾病、踩踏事件而死于非命。曾祖母带领三个儿子，只走了两天两夜，就来到晋南山区的垣县皋镇。
祖父名叫金贵，是三兄弟中的长子，二弟银贵，老三铜贵，有着其他两兄弟及一般人不具备的语言天赋，到达山西后，他很快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日本话，给鬼子当上翻译，过了几年吃喝不愁的汉奸生活。三年后，日本人战败投降，我这位三爷爷从此销声匿迹。坊间对此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在那年夏天被中条山上的游击队员投进井里淹死了，一种是说他由于深得日本军官赏识，在战败后被带回了日本。不论怎么说，此人已无踪迹可寻，曾祖母生前对这个小儿子也讳莫如深，因此他只是抽象地停留于我模糊的家族记忆中。 土改工作队进驻皋镇后，开始发动群众，分片召开斗争会议，没收了地主的土地，祖父一家分到了几亩薄田和一头耕牛。这头村里最健硕的耕牛原先是王长田家的，王家一共有田产十五亩多，工作队认为他家还有一些隐匿财产，就把王家定性成了地主。王长田的老婆不服，找到工作队理论，说她家的田地是日本人投降后1946年才置办下的，转过年来王长田还应征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家里现在只有一间土坯房，不应该算地主。土改队坚持认为她家地多，还有过雇工，就是地主，一点儿都不冤枉。后来，王婆上缴了二十多块银元，并主动要把耕牛分给最穷困的祖父金贵家。根据政策和王家表现，王长田家被评为“守法地主”。
这一年，祖父金贵已快二十岁，到了娶亲的年纪。性格木讷的他显然无法独立自主完成这件人生大事，曾祖母为此不由忧愁起来。她把这件事托付给平日里互有走动的王婆。王长田家的土地分给贫农后，又重新恢复了普通农户的面貌。从此，王婆以我祖父金贵的婚事为起点，成为皋镇远近闻名的媒婆，并在后来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促成了我家两代人的几桩婚事。
那年秋天，经过王婆不遗余力的热心张罗，很快给金贵撮合了一门亲事。
祖母就是这时候走进我们家的。
按照皋镇一些长久流传但又难辨真伪的说法，祖父正是死于祖母之手。
祖母姓申，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原先在别人家当过童养媳。那是一个比她大二十八岁的瘸腿男人。在早年的农业山区，身体的残疾基本上宣告了劳力的丧失。田间的劳作，显然是指望不上的。但他却是一名牙医，因此积攒下一些财富。至少具备了可以通过钱财收买一名童养媳的财力。祖母那狠心的父亲，在揭不开锅的光景里，为了几袋粮食，就把年幼的女儿许给了这个瘸腿老男人。
年轻的祖母十六岁后和男人圆了房，第二年就生下一个哑巴闺女。
从辈分上说，这个和父亲异父同母的女性，我和妹妹应该称之为“姑姑”。在后来的岁月里，祖母的最后一任丈夫老宋业已离世，但祖母却还健在的那段时间，“姑姑”经常主动来到我家造访，当地叫“跑亲戚”。
通常是正月里，每次到来时总会捎来二十几个新出锅的大白馒头作为新年礼物。她居住的村庄，距离母亲所在的工厂不过五里路，有时候路上走得快，到我家时馒头都还冒着热气。她来了，无非就是和我们家人一起吃顿饭，饭后，她一定要争着洗碗、打扫餐桌。然后，在那台“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前坐一会儿，也没什么可聊的——她是个哑巴呀。出于基本的礼貌，母亲让我们称呼她“姑姑”。因为陌生，也许是某种蔑视，我和妹妹都不愿意叫她。
现在回想起来，她虽然是个哑巴，却是绝顶聪明的——她甚至可以从我和妹妹的口型和表情中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有一次，我和妹妹因为一件玩具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哑巴姑姑恰好在此刻到来，我们情不禁地地把心里的怨气迁怒于她，肯定是说了一些十分不友好的话，怪她总是不请自来，没皮没脸的。哑巴姑姑显然“听”懂了我和妹妹的牢骚话，一副生气的表情。
俗话说“十聋九哑”，哑巴人多半是因为耳聋，无法学习语言。那她是如何“听”懂的呢？我的心里不禁十分惊诧。好在母亲及时补救，打了圆场，这才慢慢将她哄好。母亲问她家里情况，丈夫性格怎么样，对她好不好？哑巴姑姑连连点头，一边用手比划。母亲不解其意，她找来纸笔，写下几个字：“老实人。力气大。”母亲说：“那敢情好。”她就笑了。母亲又问她儿子有没有结婚，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她看看我妹妹，走到她跟前，用手在妹妹腰间比划着，又做出其它一些手语——这次我也大致明白了——意思是说她儿子结婚后生下个闺女，已经会走路了。
关于哑巴姑姑称谓的问题上，父亲和我们站在了同一立场。每次姑姑离开后，母亲难免在父亲面前抱怨我和妹妹缺乏基本的礼貌，父亲总是有些恼怒地说：
“叫什么姑姑，不认识她！”
说这话的时期，晚年的祖母孤身一人寡居在县城里，父亲和她还没有恢复母子关系。假如没有了祖母这一层关系，他和这位异父同母的哑巴姐姐的关系又有多大意义呢？这是容易理解的。
那时候我们兄妹不谙世事，不懂得深究祖母和祖父之外另外的婚姻历史。成年后，我不止一次暗自猜想：也许生性敏感的父亲还有这一份特殊尴尬和担忧，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知道祖母在祖父之外还曾有过别的丈夫。
父亲之所以对哑巴姑姑保持着不冷不热的排斥态度，还有一个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姑姑的儿子。
农村人结婚早，我和妹妹尚未成年，而哑巴姑姑已经有了第三代，这并不稀奇。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儿子是个精瘦的矮个青年。说来也有些奇怪，姑姑虽然是个聋哑人，但她的儿子却是个能言善道滔滔不绝的人，如同一个人承担了两个人的话语量。
在我们家搬离皋镇前的最后几年里，哑巴姑姑已经很少到我们家来，可能是上了些年岁腿脚不便的缘故，改由她儿子负责来跑亲戚。一次开饭席间，这家伙正在眉飞色舞地吹嘘他如何举着一块砖头追得厂长满院子跑，唾沫星子和牙间饭粒四处横飞，惹得家人都躲他远远的。父亲突然提前回来了。他立刻住了嘴，不好意思地嗫嚅道：
“回来啦，舅舅。”
父亲面露愠色，没有丝毫客气，说了一句很硬的话：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这以后，父亲的这位外甥再也没有登过舅舅家的门。
在父亲和母亲刚结婚的早年间，每年清明之际母亲都要大病一场，已成规律。说是大病，其实就是重感冒，但却浑身酸疼，高烧持续，卧床不起。在病痛中母亲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恍惚间一位清瘦的老汉在向她唉声叹气，口中还唤着她的名字。母亲感到非常惊讶，她想不起这位老人是谁。连篇累牍的病痛已经耽误了母亲在工厂的正常出勤。她是这家造纸厂的元老级工人——从七十年代初建厂起母亲就在此间做工——尽管如此，病假超过十天在工人们中间就有了闲言碎语，宽厚仁义的厂长杜松智脸上也面露难色。母亲是垣县轻工系统唯一的“三八红旗手”，她怎能接受别人背后的这般指指点点，不免在病痛中更加焦灼。后来，经过皋镇西街一位年长妇女指点迷津，说母亲梦见的老汉正是她未曾谋面的公爹。 母亲这才醍醐灌顶，拖着病躯起身，用一块头巾裹住发烫的额头，率领我和妹妹前去给祖父上坟。母亲的左手臂上挎着一只竹篮，装满清明祭品，右手拉着三岁的妹妹，我费力地拖着一把铁锨跟在她们后面，亦步亦趋。
祖父的坟冢坐落在皋镇酒厂对面鲁家坡，中间是一条蜿蜒而过的县级公路，公路一侧斜对面是出产“晋垣白”的酒厂；另一侧，一处山丘土崖下，则是需要仔细辨认才能基本确认的坟头。我们走到这里时，已经出了一身汗，母亲走走歇歇，似乎体力不支。一路上三个人都噤若寒蝉，母亲可能是因为病痛不愿说话。我和妹妹尚且年幼，都是第一次上坟，仿佛背负着一件重大使命，不敢出声。公路边上，有一条人工明渠，汛期到后用于引导山洪。我们爬过这条沟渠时，母亲脚下一滑，差点摔个跟头，我和妹妹情不禁地大叫了一声。
我们站在土崖下，眼前一派杂草丛生，坡地上散落着几块面积不大的麦田。母亲的眼神里有些迷茫，也难怪，仅凭父亲口头的大致描述，怎能那么准确识别一座旧坟的方位呢？后来，母亲在一处“看起来像是”的土丘前，用铁锨培了几锨新土，把苹果、糕点等祭品摆放在地头，随后开始烧纸。伴随着缭绕的烟雾，母亲像一位农村妇女那样嚎哭起来，她一边啼哭一边念念有词，大致内容是：爹呀，我和栓虎已经结婚六年了，我是你的儿媳妇，两个孩子都挺好的，以后我们每年会来看你的……
母亲在坟头哭泣的时候，也要求我和妹妹也哭一哭，或者和黄土之下的爷爷说点什么。比我还小三岁的妹妹也哭起来了，不过我想那一定是在母亲的引导下才哭的。我呢，虽然做出了哭泣的口型，甚至还发出了抽泣的声音，但最终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幼年的我，还没有学会世俗的虚伪，因此即便是面对至亲祖辈的坟头，我也哭不出来。
这次上坟回来后，母亲夜里又发起高烧。但第二天清晨，母亲睁开眼睛后却发现，身心俱爽，她的病好了。
现在可以继续讲述祖母的故事了。我对祖母的最初印象难以追溯，记事后相当长的一段记忆是空白，完全不知祖母的存在。隐约记得她的第一次突然造访。感觉突然那是一种错觉，之前大人之间的铺垫和准备是必定的，只是作为小孩子不得而知罢了。当祖母窸窸窣窣地从包袱里摸出一袋令人欣喜的“江米条”后，我和妹妹对她的陌生之感顿时一扫而光。
回顾起来自然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形象。垂暮之年。不速之客。多少还是有些不自然，尴尬毕竟无法完全避免。环视着造纸厂家属房内的一切陈设，不知从何说起，这场景对她来说是新奇的。这个小家庭的男主人正是她多年失联的儿子，如今儿子也有了儿子和女儿……触情生情，想来祖母也是满腹辛酸，否则泪如雨下为哪般？但要让她得到一些孙辈的怜悯，也难。
“小山，长大后开飞机吧？”厂里女工逗我。
“开！”
“开飞机给你奶奶坐吗？”
“给！”
“咦！你奶奶心狠，都不要你爹了，还给她坐？”
“……”
皋镇并不大，西街斜插进一条县级公路，公路这端就是造纸厂。镇上的陈年流言，跑得比孩童的心思还快。
一个大雪初霁的冬日清晨，西北风吹动屋檐下的冰凌，晋南山区的原野一派沉郁之象，祖母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家门。在此之前，她用一把缺齿的旧木梳仔细地梳过头，并以一顶“的确良”制的小白帽罩住花白稀疏的头发，在洗脸盆架上方的镜子前审视一遍，认为没什么不稳妥了才颤颤巍巍地拉开大门。
祖母是准备来我们家的。我们一家四口住在皋镇，祖母却只身一人住在岷乡山村里。这种有悖常理的生活格局业已形成多年。后来我和妹妹见到那孔破败不堪的窑屋，祖母在其间居住六年，与她相伴的物什仅有一口老式木箱，一个泥砌的锅台，以及几样简单得无以复加的陈旧家具。
雪后的晋南山区一片苍茫，一只深蓝色的包袱挎在祖母的右臂，包袱里装着她预备新年时要穿的衣物，它们也都是深蓝色的。每年腊月里能到我们家住上个把月，以度难捱的严冬，这对晚年的祖母多少是个慰藉。除此之外，她还能有什么奢望呢？
祖母出门了，她在铺满白雪的乡间小路上慢慢走着，注视地面的视线也小心翼翼。祖母年轻时是个爱说爱笑的女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落寞的晚年生活使她变得日益沉默郁郁寡欢。
以往每年春节吃团圆饭时，一动筷子祖母总会无端地发出感慨：
“我呀……当年不该走的……报应呀。”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人谁也不说话，因为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在我们皋镇，妇女改嫁被用一个“走”字来代称，这里面有忌讳的成分，但更多的无疑是嘲讽的意味。在皋镇的人们看来，改嫁几乎就是不贞和不洁的同义词。茶余饭后的乡人们议论到某某妇女“走”了时，语气里往往带有一种天然的、毫不掩饰的蔑视。
“嘿，听说了吗？金贵屋里的‘走’出去啦！”
五十年前，我家所在的皋镇西街，人们正是以这种态度对祖母评头论足的。
父亲四岁那年，倔强心高的祖母挎上一只花布包袱毅然离开家门，和木讷寡言的祖父离婚了。其间，曾祖母一家已在垣县站稳脚跟，土改时也分到了三间旧屋。曾祖父下世前留下的骡马店光景也还说得过去。虽然日子拮据点，但孩子都满地跑了，夫妻俩熬日月，发生了什么过不去的事呢？
祖母第三次婚姻的对象，是山外解州的一个木匠。在我们晋南山区这个贫困凋敝小县的百姓看来，解州无疑是一个美丽富饶的风水宝地，那里是关公老爷的老家。
祖母“走”到了解州，在一些人眼里几乎等于走进了天堂。因此那年秋天街头巷尾充斥着对祖母的评论，其感情色彩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
“嘿，听说了吗？金贵屋里的‘走’解州了。”
然而祖母并没有做到一去不回头，四年后她改嫁的解州木匠暴病身亡，据说是得了一种怪病。那是夏天的一个早晨，木匠外出做工，晚上回来后便只喊头疼，天不亮就咽了气。
当祖母又重新出现在故乡皋镇西街时，曾祖母已经辞世，家境日渐窘迫，生活变得难以为继。祖父又当爹又当妈，艰难地抚养着父亲。祖母的返归，着实使祖父感到愤怒，但愤怒之后也就只剩下了欣慰，一种痛苦的欣慰。孩子没有娘是不行的，回来就好啊。 日子就像一件被重新拾起的针线活儿，一针一线地继续着。
祖父和祖母的复合也与热心的王婆有关，她是他们当年成婚的媒人，祖父母离婚后，王婆自觉脸上不光彩，好像她的眼光和人品都出了问题。解州木匠的暴病身亡，使祖母终结了她的第三次婚姻。祖母重新返回家乡后，王婆变得得格外激动。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如果能够促成金贵和凤芝复婚，这是无量功德的善事。那年夏末，王婆颠着小脚，忙前忙后，不遗余力地开展调和工作，用皋镇邻人的话说，她嘴皮子都磨薄了，门槛都踢破了，鞋都费了好几双。
“饭得吃，日子得过，栓虎没有娘怎么行呢？”王婆说。
“不看僧面看佛面，你要还看得起王婶这张老脸，就再听我一回！”王婆说。
“凤芝这人心眼不坏，她栽过跟头，这回肯定能踏实过日子。”王婆说。
“摇头不是，点头是，你倒是给个信儿啊。”王婆说。
终于说动了憨厚固执的祖父。
没多久，我的叔叔出生了。
祖父一家人重新品尝到合家团圆的滋味。祖父已经在供销社上班，祖母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日子虽然穷点，但也过得充实而幸福。父亲和叔叔长得都像祖母，父亲是脸盘像，叔叔的眼睛、鼻子、嘴巴，甚至学会走路后的姿态，面面俱像。
然而好景不长，叔叔渐渐长大，皋镇开始流传起一种闲言，说凤芝的二小子不是和金贵生的，说不定是从解州回乡时肚子里就有的。也许，祖父和祖母之间再次心生罅隙就是因为这个。作为晚辈，出于对亲者讳，我不敢在此纠缠和细思。
那时候乡镇的人生了病，主要是靠喝水和睡觉，指望着能够自然康复。实在扛不住了，才到公社卫生院开点药，等到重疾在身再去县医院看病。有一句话说“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正是祖父那一代人的写照。刚开始的时候，祖父只是觉得胃口发胀，吃不下饭，后来腹内像是长了个东西，逐渐发硬，肚皮像个气球似的越来越大。这期间夫妻口角升级，摔锅砸碗生闷气，鸡犬不宁。
穿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迷雾，我仿佛看到了祖母再次舍家而去的决绝身影，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泣不成声，好心的邻人苦苦相劝，也没能阻挡住这个心高气盛的女人。生活就是这样充满幻觉，始终有希望，也始终无望。祖母凌乱而又坚定的离家脚步，彻底踏碎了祖父一家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生活，她自己也从此走上了后半生的漫漫风雨路。祖母在迈过门槛子时扔下一句话：
“我一辈子不要受男人的气！”
那年腊月的雪后，一天祖母起了个大早，雪后的村庄静悄悄的，阒无人迹。祖母已经走到了村口，在她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一串不太清晰的脚印。已经看见公路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搭乘汽车到城里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到亲生儿子家里了。祖母这么想着，走着。
祖母就是在村口与公路之间的那个小坡上滑倒的，滑倒了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祖母在滑倒的那一刻，一定感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麻木传遍全身。她倒在了地上，想用手臂支撑起身子，却无比惊讶地发现右手和右腿都不听使唤了。
祖母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很清楚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可怕的处境：偏瘫。
当我们家被告知这个消息时，我是唯一流泪的人，我很清楚，祖母这一生中的另一种生活开始了。很久以来，祖母这个称谓在我们家的孩子看来只代表了一种称谓，不具备它所应该包涵的真正内容。大家都不了解这个词汇的真正意义，因为我们的童年中没有祖母这个概念。
然而我为祖母的哭泣又能说明什么？与其说我在为祖母流泪，不如说是因为同情一个老人更为恰当。这种心痛和从电视或文学作品中看到人们饱受生活之苦时产生的感情没有本质区别。
在很小的时候，我和妹妹都曾经很唐突地问过父亲：我怎么没有奶奶？
父亲沉默不语。
又去问母亲，母亲也有些恼怒地将我们和我们的疑问置之不理。
是的，那时候我们还小，还不应该问这件事，这个问题在我们家几乎是个忌讳。可是，现在的我就有资格去打探那些被历史长河淹没了的祖辈的生活吗？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想探究一件事情：祖父的辞世果真像是皋镇的人们议论的那样吗，是被祖母气死的吗？在那些遥不可及的岁月里，他们的两度婚姻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年夏天，我们皋镇西街上最长寿的福生爷爷还健在，我整天泡在他的老屋里消磨时光，和他下象棋，看他吧嗒吧嗒抽旱烟，听他唠叨一些比他的旧瓦房还要久远的往事。
“你爷爷金贵可真是个好人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总是这么一句。
“福生爷，我爷爷他是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让那个女人活活气死的。”即便是当着我的面，他也坚持把祖母称作“那个女人”。
福生爷爷的眼里有一种老年人特有的自信，又闪着几分神秘的光芒。
“那个女人走后不到半年，你爷爷一下病倒了，再也没起来，才四十多岁的人呐！
“你爷爷下世的那天下了雪，我记得很清楚。我亲眼看到，你爷爷的肚皮鼓得像个皮球。那叫‘气鼓病’，不是让那个女人气的是啥？”
有一次我稍微流露出一点对祖母的同情（？）：
“我奶奶也有她自己难处吧……”
“嘁！”福生爷爷立刻显出不屑一顾的鄙夷来，“那个女人……”
直到现在，我在想，实在不应该再对祖母她老人家吹毛求疵了，有些事情，是我们这些晚辈永远无力弄明白的。
我的父亲是1950年生人，在祖父和祖母结婚后的第二年，他出生在晋南山区皋镇。自此，我们家族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历史蜕变。时至今日，在我填写各类人事档案时，按照父亲出生地原则，已习惯性地将籍贯一栏登记为：山西。
祖母一生共有六次婚姻，其中两次嫁给了同一个人，即我的祖父。有一句话说天下的幸福都是相似的，在他们离婚前的前几年，像天下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父亲的确度过了几年有爹有娘的幸福生活。 1957年国家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后，我那英明的曾祖母对1942年的中原大逃荒可能仍有余悸，她对靠天吃饭的农业生活彻底绝望，就将一家人的户口登记为非农业户籍，祖父也在皋镇供销社谋到了一份工作。我的父亲也就从一个逃荒者的嫡孙转变成城镇户口青年，这为他后来十八岁时招工进入铁路工程局成为筑路工人创造了重要条件。
那个年代，铁路职工免票签证是父亲作为铁路工人的最大福利，他每个季度都会回到垣县皋镇探亲。这时候祖父已经去世多年，祖母再度远嫁山外。探亲，主要是看望他的叔叔婶婶（即我的二祖父金贵）和弟弟。我唯一的叔叔此时尚未成年，失去双亲后只能寄人篱下。那时候，能言善辩的王婆经常走街串巷，父亲就是在这个时期经她介绍，与恰好从省城插队皋镇的母亲相识。
在母亲的记忆里，年轻的父亲是一个内向敏感却又多才多艺的男人，曾在“文革”期间参加铁路机关宣传队的父亲，二胡、手风琴、小提琴等乐器无所不通，最令造纸厂女工们青睐的当属他的小提琴演奏技艺。
在母亲的宿舍里，在几名女工叽叽喳喳的怂恿下，年轻的铁路工人先是演奏了一曲《东方红》，女工们觉得还不过瘾，父亲又拉了一首《新疆之春》。当灵动悠扬的曲调飘扬起来后，众人陶醉得几乎忘记吃饭。等到父亲奏响《梁祝》时，在女工们一片啧啧赞叹声中，母亲已暗下决心要嫁给这个人了。她思忖着，等结了婚，小两口每天吃完饭，让他拉上一首小曲子，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和享受。
然而结婚后，小提琴就被束之高阁了，父亲一次也没有打开过琴盒。这是令母亲一生都在懊恼和遗憾的事情。我和妹妹先后出生后，父亲还在千里之外的省城工作，外祖父已经结束下放回原单位工作。由于身边没有公公婆婆的帮衬，母亲孤身一人照顾两个孩子还要上班，就给我们雇请了农家保姆。在她最为劳顿交困的那段日子里，两口子因为家庭琐事渐渐有了一些口角。每次吵架后，夫妻进入冷战状态，十天或者半个月都不通信、不理睬，最长的一次记录达到了三个月，父亲也没有回家探亲。
母亲伤心透顶，经常在孩子入睡后独自哭泣，为什么回回都要妻子和丈夫搭腔，他才肯和她说话？做男人的，就不知道让着点女人吗？他为什么这么固执，一点都不大度？母亲的这种抱怨，一直持续到退休后，仍然绵延不绝。
客观地说，父亲虽然内向，甚至有些偏执，但他还是个“幽默”的男人。母亲生病时，嫌他不懂得嘘寒问暖，不知道疼人，父亲却说：“怎么着，还要我喂你吃药吗？”母亲要他帮助分担些家务，嫌他干活总是粗枝大叶，地都扫不干净，父亲回答：“我还得把地舔一遍才算干净吗？”差点没把人鼻子气歪。
母亲退休后，闲来无事翻看一些杂志，她看了许多本《知音》杂志，获悉了许多家庭的不幸和坎坷，天底下哪个女人不是憋着一肚子的辛酸故事呢？睿智的母亲从杂志里得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她认为父亲之所以不懂温情，不懂得关爱家人，是因为童年时期母爱的严重缺失。想想看，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过早失去了父亲，母亲又抛下两个孩子远走高飞，一个从未接受足够亲情滋润和哺育的人，怎么会真正懂得如何爱别人呢？这么一想，母亲倒是宽慰和释怀了许多。
有一天，她忽然彻悟地对我说：
“你爸爸其实也是个可怜人。”
小学一年级时，我因为贪玩不小心摔伤了左脚，每周父亲背着我去公社卫生院换药，要走很远的路。我伏在他的后背上，看他脖子后面挂满的汗珠，一闪一闪的。途经一处土崖时，父亲突然站住了，我有些恐高，让他快离开这危险的境地。他望了望脚下的深渊，转过头对我说：
“如果我们现在掉下去，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我愣住了，摇摇头说不知道。
父亲接着说：“你首先要抱着自己的脑袋，那样才有可能不被摔死。”
我听后无比震惊，不懂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父亲的嘴角甚至还有一丝隐隐的微笑：“记住，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都要想办法活下去。”
少年丧父的父亲注定要成为一个情感内敛而敏感的男人，这个性情一直延伸到他后来为人夫为人父的年代。
妹妹两岁时，父亲从铁路局转业回到县城工作，我的感觉是家里像是忽然多出一个陌生人来，当他背负行囊伫立在家门口时，手里还提着一只大旅行包，正在屋里玩耍的我看到是一副风尘仆仆的剪影。
母亲惊喜地招呼我：
“是爸爸回来了，叫爸爸呀。”
我没有叫他，拘谨地闪在了母亲身后。
在我们父子的关系上，父亲比我表现得更羞涩。从小到大，他一直不肯带我去公共浴室洗澡。从肉体到心灵，父亲始终羞于对我开放。日常生活言谈中，他从来不自称“爸爸”如何如何，而是用第一人称“我”。
“小山，我今天给你买了一本画书。”
“小山，把钳子递给我一下。”
父亲下班了，我和妹妹正在大院里嬉戏，看见他推着自行车进了家属区，妹妹亲热地扑上前叫道：“爸爸！”
他立刻脸红了似的，并不应声。造纸厂的知青女工胡艳茹阿姨在旁边打趣道：
“哎呦，害臊了？当爹的还不好意思？”
十八岁那年，正值我的叛逆顶峰时期，由于没考上大学，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录取通知书来自天津一所中专学校，临行前，父亲不放心我第一次出门远行，想要把我送到天津。而我执意不肯，坚持要和在天津农学院读书的虎子随行出发。为此，父子二人都生了闷气，最后我一怒之下狠狠地甩门而去。
我和虎子先乘垣县的长途汽车到侯马，然后再买火车票到天津。车站售票大厅里熙熙攘攘，人满为患，我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挤到售票窗口前，这时候虎子忽然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发现了父亲。
父亲和我都有些难为情，就这样一起上了车。列车上的人更是水泄不通，由于是过路车停靠时间有限，在列车开动的最后时刻，我们三人分别从车窗里爬了进去。车厢里的空间密不透风，根本无法走动，我们上车后也不在一处，一路上也没有机会说话。远远地，我看到了被裹夹在车厢过道里的父亲，他的鬓角已经生出许多白发。 那一刻，我心软了。
等到学期末放假回家时，母亲悄悄告诉我，在我甩门走后那天，爸爸一声不吭地呆坐在椅子上，他难过地掉了眼泪，然后到车站去追赶我们了。
1997年10月28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大河截流，单位派我到移民区采访。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豫北济源的土地，半个多世纪乃至更久远前，此间是我先人们的栖息地。借此机会，我见到了已经迁回老家多年的二祖母。
二祖母的音容没有太大变化，仍然只是腿脚不便。我进院时，她正坐在屋檐下藤椅里，迟疑了片刻，就唤出了我的乳名。说起来，二祖父离世十几年了，日子清静，二祖母眼神里也尽是恬淡了。我搬凳子坐她旁边，她却斜着身子起身到灶房给我倒水。
“新屋盖得不赖，宽敞着哩。”我抢过茶缸，环视院落。
“……屋里乱，像逃荒的……”
逃荒？这两个字一下把我的思绪拽回了五十多年前，一些扰人的历史谜团都执拗地浮现出来。他们那一代中，二祖母是唯一健在者了。二祖母是河南人，也是逃荒时到的山西吗？
“娘咦，那不对。那些年你奶奶三番五次往外跑，把你太奶奶吓住了。到你二爷爷娶亲时再不敢找山西女人了，才回济源上俺家提的亲……”
“我爷爷脾气躁，二爷爷不恁样吧？”
“……是个人，也不是人哩……”像是回答我的话，更像是自说自话了。
那些年，在山西垣县生活的光阴里，同为人妻人母的祖母与二祖母，自然有着许多共同语言，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这是两个不幸的女人，一对患难妯娌。
二祖母年轻时是皋镇西街缝纫社的一名女工。她自幼患小儿麻痹症，成年后依托单支拐杖行动。缝纫社是一间简易车间，两排靠墙的缝纫机一字摆开，二祖母像健全人那样手脚并用，只不过她是左腿驱动缝纫机踏板，双手同步而灵活地牵引着布料，行云流水般对付着生硬尖锐的机器。
包括母亲在内的多位目击者可以证实，二祖母不止一次遭到丈夫的殴打。因为一些生活琐事，二祖父动辄对她拳脚相加。他飞起一脚踢掉妻子的拐杖（这是对她最深切的羞辱），使她无法平衡站立，有时候竟然揪住她的头发猛撞墙壁。——够了！仅是在此叙述，我已深感耻辱。
她们（祖母和二祖母）的来历、性情本不相同，但却境遇相通：分别嫁给了秉性暴躁（这一点基本可以确认）的祖父、二祖父，分别面对同样糟糕的男人，自身态度却迥然不同。祖母选择了无声地抗争（走出家庭），二祖母是始终默默忍受。两个女人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各自婚姻存续期间，她们都不曾落下一滴眼泪。祖母仿佛暗自积攒下前半生所有的泪水，化整为零地挥洒于晚年的无数个孤独长夜。二祖母呢，在二祖父入殓的那个夜晚，以长歌当哭，从此再无半滴眼泪。
如果非要使用一个词汇来指陈这两个女人的一生，我想应当选择“抗争”和“隐忍”。一生都在抗争的祖母终究难逃命运多舛，她只活了六十三岁。二祖母在二祖父辞世后直到现在仍然健在，如今已过耄耋之年。倘以生命的长度衡量人生的成败，坚韧的二祖母显然是他们这一代人中唯一的胜利者。
祖母在祖父身上，是否也遭遇了二祖母所经历的家庭暴力？对此我实在难以启齿，始终没有向任何人求证。
在父亲的印象中，祖父在家庭生活中也是沉默寡言的，他很少和孩子语言交流，与此对照，祖母是外向活泼的性格，她的哀乐都挂在脸上。祖父的脾气似乎不好，爱生气，动不动就打孩子。尽管有祖母的袒护，父亲小时候还是挨了不少揍。有些揍是没道理的，他的作业本用尽了最后一页，然后用橡皮擦掉，再写一遍，背面也是如此。这样四遍下来，纸张已被反复擦写磨透，实在无法循环使用了。等到父亲向祖父要钱买本子时，还是免不了一番皮肉之苦。
父亲在垣县二中读书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口粮不够吃，整日饥肠辘辘。有一次实在难耐，他趁课间休息悄悄溜回宿舍，在一排大通铺的墙上挂着几只神秘的书包，那里面装着农村同学从家里带来的干粮。书包近在咫尺，充满诱惑，父亲激烈地犹疑着，最终将黑手伸了过去。
宿舍的门被推开了，同学谢有顺突然走进来。那一刻，惊慌失措的偷盗者羞愧得恨不能遁入地缝。无地自容的父亲是那样窘迫，最终他将眼泪和玉米饼混合在一起吃进了肚子。质朴的谢有顺无私地将干粮分给他一半，从此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祖父到学校给父亲送食物来了，这在后者的记忆中，是唯一的一次。那一天，祖父似乎心情很好，他站在校园挂钟的槐树下远远地向父亲招手。父亲先是忐忑不安，然后难以置信，他担心自己是否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挨一顿揍，直到祖父从怀里掏出一张热气腾腾的锅盔饼。
祖母再次离家后不久，祖父就去世了。十六岁的父亲卖掉家里仅有的一辆木平板车，打了一口薄皮棺材，草草安葬了祖父。父亲其时已在二一四地质队谋到一份临时工作，并且学会了缝缝补补的针线活，积攒下足够的劳保手套拆掉改织成线衣，给年幼的叔叔穿上御寒。年长几岁的父亲日子还好过一些，他的吃住都在地质队，基本生存有了保障，而叔叔却从此寄养在二祖父家里。
二祖父家人口多，两个大人，四个孩子，再添上叔叔这张嘴，吃饭就成了难题。那时候的叔叔正处在饭量惊人的年龄，每次都是他狼吞虎咽地头一个先吃完，虽没吃饱却不能回碗，他要等着二祖父家几个孩子都吃饱了才敢再次盛饭，否则大人的脸色就会很难看。
除了吃，穿也是个问题，叔叔最费的是鞋。衣服破旧了，可以凑乎着继续穿，鞋子坏了却无法将就。做鞋是家庭生活中最费时费钱的活计。一次，叔叔穿着我堂姑爱云的绣花鞋上学时，遭到了同学们的耻笑，他爬到树上滞留了一上午，谁叫也不肯下来。这件事给童年的叔叔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事过多年也无法释怀。
叔叔在成年后也是个爱哭的人。
二祖父下葬那天，叔叔从运城赶回来了，穿着一件短袖警服，带着大壳帽，还没进院门就扑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叔叔十七岁那年给武装部写血书，当了兵，转业后成了一名警察。如今“衣锦还乡”了。他回老家参加二祖父的吊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炫耀自己人生的“成功”，骑了一辆公家的摩托车，鼓鼓囊囊的钱包故意露出来示人。 “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一次酒后叔叔趾高气扬地说，“不是当年吃不饱饭的日子啦！”
我当时文绉绉地附和了一句：“金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叔叔没明白什么意思。
对一个少年而言，没有祖父母陪伴的成长时光是寂寞的，除了阅读课外书籍，几乎没有任何娱乐项目可供消遣。我妈妈所在的造纸厂是个大集体企业，厂区并不大，院子里的场景非常单调，除了流水线车间之外，还有一座水塔、一座锅炉房、一间车库，此外就是一排充当办公用房的平房。平日里放了学，工人子弟们就在厂区内奔跑玩耍。早先家属区和生产厂区是相通的，后来夜班工人从车间偷窃卫生纸的情况屡禁不绝，厂长杜松智就下令在家属区和生产区之间砌起一堵墙。如此一来，假日里除了呆在家中，几乎无处可去。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每周六开始去县城电影院看电影。
每次到县城看完电影后，我就不回自己家了，住在祖母家里。那时候父母家还在皋镇，祖母一个人住在县城里。对我的到来，祖母总是满心喜悦，不论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她从不轻易责备。半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就被一种声音惊醒了，那是祖母的哭泣。那哭泣伴随着浑浊的叹息，在深夜里显得凄切而绝望，现在回想起来，每次我在祖母家借宿，都能听到她的哭泣，只不过那时被我忽略了。我翻个身，或者睁开眼睛，在黑暗里看她一会儿。她背靠床头坐着，肩上披着一件衣裳，低沉的啜泣伴随着身体的轻微颤抖。我并不能看到她的眼睛，只能借助窗外的月光依稀辨认她在暗夜里的轮廓。我从不出声，更不会询问她为什么哭泣，倘若我那时问了，她又会怎么回答呢？
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一个问题：祖母只是在我来她家的夜晚才哭泣，还是在所有我没到来的时间里天天如此呢？
几年之后，祖母就去世了。不久，我写了一篇小说纪念她，在那篇小说里，我写出了一些她生活的细节，同时也虚构了另外一些情节。我下决心要写出关于她的更多的真实，但我同时也清楚，有一些看似简单的事物也许是我永远无力理解的，一如祖母生前那些无边无际的哭泣。
我的记忆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几段和祖母相处的时光片段。
在父亲还没有和她恢复关系的一年伏天里，祖母悄悄把我从母亲手里接出来，到祖母老家的同善乡山区避暑。
夕阳西下的黄昏里，我们俩坐在灶间的小板凳上，共同向外张望，分吃一块烤过的玉米饼。她一边把干燥的牛粪片扔进炉灶里充当燃料，一边拉动吱吱响的风箱，火苗中不时发出噼啪的声响。后来父亲探亲回家发现我不在，怒气冲冲地赶来把我拎了回去。祖母随后追赶到村口，翘首目送我们远去的情景，真是令我永难忘却。
祖母的眼神里含有某种清澈的东西，笑起来眉眼都是弯弯的。晚年的祖母有些发福，进而体态稍显臃肿。与祖母相伴的光阴里，我曾无数次在一旁暗想，祖母年轻时也许是个有韵味的女人呢。
祖母性情是超脱的，她很少为庸常生活的琐事所累。她喜欢美食，饭后并不急着洗涮，先将碗筷泡在水池里，出门散散步。她和邻家妇女聊天，谈论一些生活琐事或是时下的电视节目。出门前，她用盆中的清水洗脸，然后在盆架上方的玻璃方镜里照一照，轻轻地涂上些许润肤霜。
祖母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譬如语言方面的某些天赋，她会讲当地方言和普通话，嫁给祖父后很快能讲出流利的河南话，此外，偶尔带出山外的解州口音。当然，这些都与她的生活经历有关。
祖母的最后一任丈夫老宋去世后，我已在运城读高中，祖母寡居在县城里，我回来时有时到她家挑水，邻家老太太看见了，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呀，长这么高了？祖母立刻迫不及待地应答：“能是谁，是我的大孙子呀！”语气里透着心满意足的骄傲。
祖母精心地给我做饭，到菜市场买肉和鸡蛋，包饺子，采购的路上还愉快地哼着小曲。饭间不免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叮嘱一些生活事项，我却听得不耐烦了，嫌她啰嗦。祖母怔了怔，反倒迁怒到远在他乡的叔叔身上：
“我看是老二这几年把你教坏了，这么不听话！”
“老二”，是指我的叔叔。她这么说，是因为我在运城读书，叔叔恰好也在运城工作。然而我还是板着脸，顽固地和她治气，最后气得祖母竟然嘤嘤地哭了起来。
1982年，父亲从铁路局转业回县城工作，在阔别了十八个春秋之后，父亲重新见到祖母。那是一次偶遇。祖母晚景有些凄凉，老宋的去世使她几乎失去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下只能在街边推车叫卖冰棍。二人的重逢是尴尬的，陈年旧怨一下涌上心头，祖母想要说些什么，但许多时间过去了，两个人都没有动，那气氛真是令人窒息。这中间没有什么羞愧，那不是祖母的性格，她自己的各种人生遭遇又该怪罪在谁头上呢？年轻气盛的父亲最终昂首而去，他不想认这个亲娘。想想曾经的家庭变故和生活遭遇，也许父亲一时不知该如何面对眼前的一幕。祖母的心态更是复杂而痛苦的，儿子似乎正在以一个同样决绝的背影回应着她当年的离家出走，心像夏日的乌云惶惶不安。
后来，我们知道，祖母的最后一任丈夫老宋也不幸去世，老宋家的三个儿女分别成家立业，大儿子还在县城的某局当干部，她却一人住在乡下。有那么一段日子，父亲同祖母行同陌路。后来祖母的日子一天天窘迫起来，据说老宋家的几个儿女同她这个后娘有着无法消除的隔阂，因此他们拒绝赡养她。祖母请人写了状子三番五次上法院，也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结果。
皋镇西街好心而又年迈的王婆听说了这件事情后，费了很多周折找到父亲。
“看这事弄的……年轻时她错都错了，现在她老了你能和她一样？恓惶哩。”王婆说。
父亲不语。
“亲亲的娘俩，造孽啊，这疙瘩早晚得解开不是？”王婆说。
“噢。”父亲应声了。
疙瘩算是解开了。
在祖母那间光线半明半暗的小屋里，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一种暗陈的味道。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也来了。我们倚在祖母身边，仰头看她脸上深刻的皱纹和白发。母亲轻轻地说，过去的事都不扯了，以后我们和和气气过日子。祖母的视线垂到了地面上，她也许难以置信此刻能与离散多年的亲人这般贴近，忽然就有一阵感伤袭来，顿时泪流满面。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天早晨的乡村吧。那天早晨的乡村，白茫茫一片的大地真干净，村里第一个外出的农人发现了祖母，那时祖母已在路边躺了两个多小时。开始祖母还一次次奋力挣扎，想从地上爬起来，但接连的失败终于使她放弃了无济于事的努力。
太阳一竿子高了，祖母身下的积雪开始融化，棉衣棉裤上沾满了雪和泥的混合物。
“老人家脸上挂着泪哩。”救回祖母的好心人说。
祖母没有叫喊求救，只是两眼空洞地望着深邃蔚蓝的天空。几十年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最容易在那个时候涌上心头，那个想法也就最容易在那个时候产生。是的，祖母一定是在那个时候想到了那个谁都无法逃避的字眼。
“爱华，我过不去这个冬天了。”祖母倚在床上，两眼茫然地朝着窗外，对给她喂药的母亲说道。
祖母不肯再说别的话，从此她缄口沉默，脸上有一种悠远神秘的表情，她在想一些非常遥远的事情了。
我从学校归来，乘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母亲正在家中收拾东西，她准备好了一些水果和食物，将要出门的情形。此外，还有一卷整理成捆的卫生纸，它们足有单人床单那么大，未经剪裁，厚厚的一摞。此时我尚不了解纸张的用途。
青春期的生活是丰富绚烂的，我有了自己暗恋的女孩。这个时期的我，除了课间阅读文学作品，满脑子都是她的一颦一笑，怎会有空闲关注我那曾经年轻而今已近迟暮之年的祖母呢？我们一天天地长大，大人们正在日渐衰老，这是自然而然而又无法抗拒的事情。
我无法回避自己的震惊，当母亲领我走进房间的那一刻，屋子里狼藉一片，靠床的桌子上用过的碗筷以及各种生活物品凌乱不堪，便盆翻滚在墙角一侧，空气里充斥着一种难闻的酸臭气息。病中的祖母卧倒在榻，她的大小便已经失禁，被褥上尽是污秽的痕迹，身后的墙壁上横七竖八地残留着一道道大便的印记。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理解这是祖母对继子女虐待行为的无声抗议，最后的抗议。
祖母艰难地转过头来，她开始凝视着我。是的，那是千真万确的凝视。她的眼神那样苍老，只是那样一种看，像是把她的一切都无言地告知了我，同时也把我永远留在她心里了。祖母向我伸出了左手，指甲缝里残存着肮脏的细垢，然后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就这样停了一会儿，出于某种难以说清的原因，我抽回了自己的手。
或许我的这个举动刺激了她，使她深感疑惑或失望，用一种悲哀得几成乞求的语气，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能给我举迎头幡吗？”
母亲在祖母房间里开始行动起来，一遍遍洗涮餐具，归置好杂物，为祖母洗脸，擦拭身体，然后撤掉祖母身下已被严重污染的褥子，替之以事先带来成沓卫生纸，最后又拆掉旧被罩，更换上干净的。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答应了祖母人生中最后一个请求（也许这也是倔强的她唯一的请求）。举白幡，是故乡皋镇的丧葬习俗，家中长孙要在棺木前奋力摔碎一只瓦罐，然后举起迎头幡，走在送葬队伍前列。
还有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后来母亲的叙述也是凌乱的。母亲在工休的时候又去探望祖母，小屋里只有她们婆媳二人，最后那几天祖母已经不能说话了。
那天她好像平添了许多精气神，用凌厉的眼神瞪着母亲，像是要传递什么重大事项。母亲一时不解她的意图，祖母愈加急躁了，嘴里含混地咿呀着。是要平柜上的剪刀？
“……那可不行，可不敢想不开呀……”
“……呜呜……”祖母艰难而又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当她把炕头的荞麦皮枕头拱到母亲跟前时，儿媳妇突然明白了。
母亲用剪刀剪开枕头套后，祖母终于如释重负。
在枕套里掉出一个定期存折，儿媳妇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祖母去世的时间应当是某一天的后半夜。
清晨，父亲起床后看见母亲正在做早饭，夜晚的梦境使他有些恍惚，父亲犹豫了片刻，对母亲说：我梦见小山他奶奶了。
母亲也没太在意，一边忙碌着，问父亲那是什么情形？父亲说他看见祖母头带一顶“的确良”制的小白帽，走到跟前，叫着他的小名，轻轻地说了一句：“栓虎，我要走了……”
这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报丧的人就来到皋镇造纸厂，找到正在车间里工作的母亲，向她通报了祖母的噩耗。
祖母的葬礼上来了许多人，哑巴姑姑和她的儿子，我的父母以及他们单位派出的吊唁代表，堂叔公田与公林，还有几位皋镇西街的老邻居，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葬礼是祖母的继子女、老宋家的几个孩子操持的。这样的安排无可争议，祖母是他们法理意义上的母亲。在祖母病重期间，我的父母亲曾经提出要接走老人回去照料，遭到了宋家子女的拒绝。当然他们也有自身的道理，继母毕竟是父亲的遗孀，病重之际离开家门，那将置他们的脸面于何处？为此，两家还生出龃龉不和。如今，一切已经自然冰释。
所谓哀悼是简约的，程序性的，象征性的。之后的场景开始喧哗起来，人们互致问候，寒暄不断，甚至谈论起社会上一些趣闻轶事。倘使祖母真有在天之灵，目睹这些又当作何感想？此刻，她只能透过一张黑白遗像默默地注视这一切。
我是事后才获悉上述情况的，那时祖母已经辞世四个月。父母没有写信告知我，是怕我分心影响了高中阶段的学习。学期结束我回到家中，母亲小心翼翼地向我讲述了这些。我怔了怔，没有说话，倚靠在沙发里无声地哭了一会儿。
我已经忘记了祖母那最终的夙愿。
关于叔叔这个人物还应该再有几句。十七岁那年他当了兵，转业后分配到运城地区公安局当了警察。
父亲和叔叔之间在对待晚年祖母的态度上发生分歧，引起一场争执。父亲认为晚年的祖母无人照料，同意和她恢复关系，叔叔却坚决不认这个母亲，他火冒三丈地跳起来吼叫：
“她这种女人不值得可怜！”
最后拂袖而去。
后来叔叔也一直没有回来看过祖母，甚至在她病重之际也不例外。祖母在弥留之际最痛苦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看得出，她的眼神分明在问，老二怎么没有回来？在最后一刻，她也一定是带着这个念头去的。她一定绝望地想到，老二不会原谅她了。 在祖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甚至拒绝进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谁也无法解释。祖母每日不停地哭泣，却又不哭出声来，嘴唇都咬破了。
她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向窗外望去，不时侧耳倾听，有一点声音就说：
“你们听，是老二回来了。”
等半天，谁也没来，就又哭。
到最后，泪也没有了，两眼失神地向外看，对给她喂药的母亲说：
“爱华，我过不去这个冬天了。”
祖母也真的没有过得去这个冬天。
我仿佛听见祖母的声音：
“我一辈子不要受男人的气！”还有一些类似的话。
“你们听，是老二回来了。”祖母说。
“爱华，我过不去这个冬天了。”祖母说。
“你……能给我举迎头幡吗？”祖母说。
时间过去不是很久，但我已经记不清祖母的面容了，留在记忆深处的，只是一个体态臃肿、声调高亢的老妇人形象。这种简单的印象就像在黑夜的风中闪烁不定的星火，遥远而模糊。我无法判断，这仅有的内容是不是祖母一生的全部写照？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祖母对我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每当我回首眺望那一段祖辈留下的悲欢岁月，就会有一位面貌清癯的老人的形象首先映现出来。与此同时，还有一位若即若离的妇人伴其左右。显然，这就是我的祖父与祖母。他们从历史深处走来，一度如影随形，最终还将形同陌路，一切是那样地扑朔迷离，神秘莫测。而我的故乡皋镇，犹如一个人生的简易舞台，生活本身则是一出大戏，包括祖母在内的亲人们来来往往，轮番上场，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背景换新，人物更替，剧情却是亘古不变的。
祖母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在二十世纪晚期撒手尘寰，这一来一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稍纵即逝。我敬仰祖母以及天下所有与她一样衰老的前辈们，因为他们经历了比我们更加丰富的悲欢岁月。我曾经认为对往日生活的陈年旧事加以整理并稍作语焉不详的描述，就总可以说明些什么，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如果能从祖母身上阅读到岁月的流逝和无情，就已经足够了。别的更多的东西则是这篇短文所无力负荷的。
老舍先生曾经写道：“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里有朝霞晓露。假如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陋，盼明天干嘛呢？”当我读到这段话，不由再度思忖起祖母的生平，祖母这一生是否经历过爱情？如果有，我情愿假设那存在于她与老宋之间的婚姻里。那是她存续时间最长的一段感情生活，同时也是她最后一份家庭记忆。老宋与祖母是恩爱的，以现在的眼光回顾来看，老宋生前性情温和，对祖母可谓百依百顺。据说他在临终之际还曾留下遗言，要求子女要像对待生母一样给她养老送终。
祖母对生活的前景始终是有期待的，她的态度是热切的。祖母一次次踏出家门，心里一定揣着一份希冀。那么，在祖母与祖父的过往生活中，是否也存在着一些“朝霞晓露”的记忆？也许有，也许……
生活终究是缺憾的。
祖母身后还留下一场风波。祖母死后，老宋的子女拒绝将祖母与老宋合葬，他们有自己的生身母亲。如果将祖母与我的祖父合坟一处，似乎也有不妥之处，父亲对此犹豫不决，叔叔强烈反对。最终无果，祖母被孤零零地安葬了。
2002年10月的一天，我乘火车从北京回故乡探望父母，车窗外大雨滂沱，一片幕天席地的苍茫，列车在深秋的原野上极速奔驰。此刻的我身心俱疲，归心似箭，急切地盼望着早些回到温暖的老家。
雾气腾腾的车厢里，我是那样与众不同，心神不宁。这些年我忙碌起来了，忙工作，忙恋爱，后来结了婚。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忘记了祖母。然而在这次回乡途中，我忽然忆起祖母最后一次对我的凝视。那眼神是如此秘密，唯有我与她之间才能心领神会，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温暖的成分，宛如日头落去后的余霞。虽然没有任何人留意到我的脆弱，一如没有人会留意到祖父母悲怆的一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两个月后，我离婚了。
责任编辑 刘淳
——安德烈·纪德
“是个短命鬼哩。”
多年以后皋镇那些老汉们说起我二爷爷银贵，往往都是以他的短命开场。乡里乡亲打了几十年交道，语气自然不会是幸灾乐祸的戏谑，然而也丝毫没有廉价的惋惜。他们只是平淡地述说那样一种事实。这些往昔里精壮的汉子们如今都已风烛残年，他们事后诸葛般笃信银贵上年冬天就渐渐露出了下世的光景。
老人们确定预料中的事情迟早总会发生。
起初银贵还经常圪蹴在西街的墙根下取暖，明晃晃的日头照得人眼眯成了两条蚯蚓。后来，屁股底下添了个马扎，人终究还是不稳健。一阵风吹过，引来撕心裂肺的咳嗽，说话的气力也一丝丝地飘走了。
“是个短命鬼哩。”
二爷爷死后，乡人们不约而同地含糊了他的阳寿，也许是因为想起了比银贵更加短寿的我的祖父金贵。
“他哥金贵死时多大岁数？”
“四十四？四十三？……”
“差不多……谁可知道！”
“也是个短命鬼哩。”
老汉们日渐干瘪的腮唇里再吐不出别的话了，仿佛我祖辈短暂的生命随风而逝之后，仅剩的只有这一双没滋没味的数字。
老妪们就要健谈得多，她们的话匣子打开了，几十年都合不上。皋镇的许多故事，都是从她们嘴里流传下来的。
二爷是祖父的二弟，即父亲的二叔。事实上，我本人并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祖父。不仅是我，连我的母亲都没见过祖父，祖父的过早离世，使他和他这位来自大城市的儿媳妇也无缘谋面。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证一位亲人的弥留之际。那一年我十岁，妹妹七岁，在我们背起书包正准备上学的清晨，堂叔公林慌慌张张跑到造纸厂家属区传递消息，说我们二爷爷快不行了，让我和妹妹快回西街的老院去见他最后一面。
西街的老院很大，一东一西各坐落着三间瓦房。东边的房子陈旧一些，是祖父和父亲曾经居住过的。自从我们家搬到造纸厂家属区后，这房子就空了，日久天长已渐渐破败。东屋后边长着一棵桑葚树，很高，顶部的树枝已经超越房顶。院子西头，住着二祖父一家，房门自然是朝东开的，进门后先要下两级台阶，也就是说，屋内的地面反要比院子里低些，这有些奇特。房子的窗户倒是面向西方，窗外就是皋镇西街的土路，那窗户又高又小。这时候是清晨，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房间里却是阴暗的，好像屋中还亮着一盏昏黄的铁罩灯。
屋里的家具都是深颜色的，古老而陈旧，二祖父此刻正躺在南屋的床上残喘，奄奄一息。他的四个儿女都守候在床头，大闺女爱云姑姑的眼睛红肿着，样子是刚刚哭过的。小姑姑爱香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有些不知所措。两个儿子，公田和公林，垂立床头，默不做声。我没有看到二祖母，她的腿脚不便，想必正坐在北屋里。二祖父的气息非常粗重，他患有长期的慢性气管炎，此刻好像只出气不进气了。
我和妹妹紧张而又谨慎地注视着他的面容，那是一张清瘦皱巴的脸，眼睛是睁着的，涣散的目光虚无地望着屋顶。他可能已经说不出话了。屋里是那样静寂，没有人说话，甚至连一声咳嗽都没有，一切都凝住了，时间仿佛死去一般。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中，我心里忽然莫名害怕起来。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甚至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这时候，爱云姑姑用微弱的音量对我说，和爷爷说句话吧。于是我就喊了一声：“爷爷。”
接着我就发出了大哭的声音，但我并没有真正流下眼泪。可妹妹一下真正哭出来了，我知道她是被我吓哭的。这一刻，一股悲痛的气息在屋里升腾，几个大人也开始哭泣了，他们的心好像都碎了。
我和妹妹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太阳已经炎热起来。一路上我走得很快，心急如焚，妹妹被远远地落在后面。我非常担心上学迟到，实际上我们已经迟到了。校园里出奇的宁静加剧了我的不安。当语文老师成守芳严厉地责问我为什么迟到时，我低头站在讲台前哽咽了几声，说我爷爷快死了。成老师像是迟疑了一下，轻轻把我领到座位上，没有再说什么话。没想到，这次我倒真的哭起来了。
二祖父临终前没有一句遗言。他的离去如此彻底，好像没有任何牵挂。此前，他的身体已被转移到摘下的门板上，置于正屋明间，这样的仪式在晋南山区被称作“挺丧”。老院里支起了锅灶，一连几天都要给前来吊唁的人做斋饭。请来的匠人正在院子里干活，棺材已经打好了，只差棺材盖。漆工开始给棺材上漆，浓稠的漆料光泽黯淡，但却散发出一种剧烈刺鼻的味道，从此长久地停留于我的童年记忆中。
大殓的那个夜晚，一个撕心裂肺的哭声在西街老院里回荡起来，那哭腔如此悲伤，字字血泪，仿佛承载了一个女人全部的哀怨。大哭丧歌的不是二祖父的任何一个子女，而是二祖母。这些都是母亲在我成年后讲给我的。
母亲还说，二祖母告诉她，她哭的不是男人，是自己。
祖父一家从豫北逃荒至山西垣县那年，他只有十四岁。那一年，豫北农村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庄稼减收了九成，接着又遭遇大规模的蝗灾，大片的田地最终颗粒无收。
他们兄弟三人，在寡母（祖父的母亲）的带领下，跟随逃荒的人群出了村。按照中原人历来的逃荒传统，他们应该往西走，沿着陇海线，西安、宝鸡、天水，这些国统区的大后方才是主流的逃荒方向。令人诧异的是，我这位没什么文化的曾祖母却凭着女人的直觉，毅然选择了向北的山西方向。要知道，晋南当时已是沦陷区，山西本身也属土地贫瘠、灾害频发地区，然而这个倔强的河南妇女看似偶然的抉择，却为祖父们创造了一条生路。
“亏你太奶，一家人都活不到现在。”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乡人的话。向西去的逃荒队伍，因为距离遥远，以百万计的流民绝大多数都在路途中因饥饿、疾病、踩踏事件而死于非命。曾祖母带领三个儿子，只走了两天两夜，就来到晋南山区的垣县皋镇。
祖父名叫金贵，是三兄弟中的长子，二弟银贵，老三铜贵，有着其他两兄弟及一般人不具备的语言天赋，到达山西后，他很快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日本话，给鬼子当上翻译，过了几年吃喝不愁的汉奸生活。三年后，日本人战败投降，我这位三爷爷从此销声匿迹。坊间对此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在那年夏天被中条山上的游击队员投进井里淹死了，一种是说他由于深得日本军官赏识，在战败后被带回了日本。不论怎么说，此人已无踪迹可寻，曾祖母生前对这个小儿子也讳莫如深，因此他只是抽象地停留于我模糊的家族记忆中。 土改工作队进驻皋镇后，开始发动群众，分片召开斗争会议，没收了地主的土地，祖父一家分到了几亩薄田和一头耕牛。这头村里最健硕的耕牛原先是王长田家的，王家一共有田产十五亩多，工作队认为他家还有一些隐匿财产，就把王家定性成了地主。王长田的老婆不服，找到工作队理论，说她家的田地是日本人投降后1946年才置办下的，转过年来王长田还应征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家里现在只有一间土坯房，不应该算地主。土改队坚持认为她家地多，还有过雇工，就是地主，一点儿都不冤枉。后来，王婆上缴了二十多块银元，并主动要把耕牛分给最穷困的祖父金贵家。根据政策和王家表现，王长田家被评为“守法地主”。
这一年，祖父金贵已快二十岁，到了娶亲的年纪。性格木讷的他显然无法独立自主完成这件人生大事，曾祖母为此不由忧愁起来。她把这件事托付给平日里互有走动的王婆。王长田家的土地分给贫农后，又重新恢复了普通农户的面貌。从此，王婆以我祖父金贵的婚事为起点，成为皋镇远近闻名的媒婆，并在后来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促成了我家两代人的几桩婚事。
那年秋天，经过王婆不遗余力的热心张罗，很快给金贵撮合了一门亲事。
祖母就是这时候走进我们家的。
按照皋镇一些长久流传但又难辨真伪的说法，祖父正是死于祖母之手。
祖母姓申，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原先在别人家当过童养媳。那是一个比她大二十八岁的瘸腿男人。在早年的农业山区，身体的残疾基本上宣告了劳力的丧失。田间的劳作，显然是指望不上的。但他却是一名牙医，因此积攒下一些财富。至少具备了可以通过钱财收买一名童养媳的财力。祖母那狠心的父亲，在揭不开锅的光景里，为了几袋粮食，就把年幼的女儿许给了这个瘸腿老男人。
年轻的祖母十六岁后和男人圆了房，第二年就生下一个哑巴闺女。
从辈分上说，这个和父亲异父同母的女性，我和妹妹应该称之为“姑姑”。在后来的岁月里，祖母的最后一任丈夫老宋业已离世，但祖母却还健在的那段时间，“姑姑”经常主动来到我家造访，当地叫“跑亲戚”。
通常是正月里，每次到来时总会捎来二十几个新出锅的大白馒头作为新年礼物。她居住的村庄，距离母亲所在的工厂不过五里路，有时候路上走得快，到我家时馒头都还冒着热气。她来了，无非就是和我们家人一起吃顿饭，饭后，她一定要争着洗碗、打扫餐桌。然后，在那台“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前坐一会儿，也没什么可聊的——她是个哑巴呀。出于基本的礼貌，母亲让我们称呼她“姑姑”。因为陌生，也许是某种蔑视，我和妹妹都不愿意叫她。
现在回想起来，她虽然是个哑巴，却是绝顶聪明的——她甚至可以从我和妹妹的口型和表情中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有一次，我和妹妹因为一件玩具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哑巴姑姑恰好在此刻到来，我们情不禁地地把心里的怨气迁怒于她，肯定是说了一些十分不友好的话，怪她总是不请自来，没皮没脸的。哑巴姑姑显然“听”懂了我和妹妹的牢骚话，一副生气的表情。
俗话说“十聋九哑”，哑巴人多半是因为耳聋，无法学习语言。那她是如何“听”懂的呢？我的心里不禁十分惊诧。好在母亲及时补救，打了圆场，这才慢慢将她哄好。母亲问她家里情况，丈夫性格怎么样，对她好不好？哑巴姑姑连连点头，一边用手比划。母亲不解其意，她找来纸笔，写下几个字：“老实人。力气大。”母亲说：“那敢情好。”她就笑了。母亲又问她儿子有没有结婚，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她看看我妹妹，走到她跟前，用手在妹妹腰间比划着，又做出其它一些手语——这次我也大致明白了——意思是说她儿子结婚后生下个闺女，已经会走路了。
关于哑巴姑姑称谓的问题上，父亲和我们站在了同一立场。每次姑姑离开后，母亲难免在父亲面前抱怨我和妹妹缺乏基本的礼貌，父亲总是有些恼怒地说：
“叫什么姑姑，不认识她！”
说这话的时期，晚年的祖母孤身一人寡居在县城里，父亲和她还没有恢复母子关系。假如没有了祖母这一层关系，他和这位异父同母的哑巴姐姐的关系又有多大意义呢？这是容易理解的。
那时候我们兄妹不谙世事，不懂得深究祖母和祖父之外另外的婚姻历史。成年后，我不止一次暗自猜想：也许生性敏感的父亲还有这一份特殊尴尬和担忧，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知道祖母在祖父之外还曾有过别的丈夫。
父亲之所以对哑巴姑姑保持着不冷不热的排斥态度，还有一个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姑姑的儿子。
农村人结婚早，我和妹妹尚未成年，而哑巴姑姑已经有了第三代，这并不稀奇。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儿子是个精瘦的矮个青年。说来也有些奇怪，姑姑虽然是个聋哑人，但她的儿子却是个能言善道滔滔不绝的人，如同一个人承担了两个人的话语量。
在我们家搬离皋镇前的最后几年里，哑巴姑姑已经很少到我们家来，可能是上了些年岁腿脚不便的缘故，改由她儿子负责来跑亲戚。一次开饭席间，这家伙正在眉飞色舞地吹嘘他如何举着一块砖头追得厂长满院子跑，唾沫星子和牙间饭粒四处横飞，惹得家人都躲他远远的。父亲突然提前回来了。他立刻住了嘴，不好意思地嗫嚅道：
“回来啦，舅舅。”
父亲面露愠色，没有丝毫客气，说了一句很硬的话：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这以后，父亲的这位外甥再也没有登过舅舅家的门。
在父亲和母亲刚结婚的早年间，每年清明之际母亲都要大病一场，已成规律。说是大病，其实就是重感冒，但却浑身酸疼，高烧持续，卧床不起。在病痛中母亲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恍惚间一位清瘦的老汉在向她唉声叹气，口中还唤着她的名字。母亲感到非常惊讶，她想不起这位老人是谁。连篇累牍的病痛已经耽误了母亲在工厂的正常出勤。她是这家造纸厂的元老级工人——从七十年代初建厂起母亲就在此间做工——尽管如此，病假超过十天在工人们中间就有了闲言碎语，宽厚仁义的厂长杜松智脸上也面露难色。母亲是垣县轻工系统唯一的“三八红旗手”，她怎能接受别人背后的这般指指点点，不免在病痛中更加焦灼。后来，经过皋镇西街一位年长妇女指点迷津，说母亲梦见的老汉正是她未曾谋面的公爹。 母亲这才醍醐灌顶，拖着病躯起身，用一块头巾裹住发烫的额头，率领我和妹妹前去给祖父上坟。母亲的左手臂上挎着一只竹篮，装满清明祭品，右手拉着三岁的妹妹，我费力地拖着一把铁锨跟在她们后面，亦步亦趋。
祖父的坟冢坐落在皋镇酒厂对面鲁家坡，中间是一条蜿蜒而过的县级公路，公路一侧斜对面是出产“晋垣白”的酒厂；另一侧，一处山丘土崖下，则是需要仔细辨认才能基本确认的坟头。我们走到这里时，已经出了一身汗，母亲走走歇歇，似乎体力不支。一路上三个人都噤若寒蝉，母亲可能是因为病痛不愿说话。我和妹妹尚且年幼，都是第一次上坟，仿佛背负着一件重大使命，不敢出声。公路边上，有一条人工明渠，汛期到后用于引导山洪。我们爬过这条沟渠时，母亲脚下一滑，差点摔个跟头，我和妹妹情不禁地大叫了一声。
我们站在土崖下，眼前一派杂草丛生，坡地上散落着几块面积不大的麦田。母亲的眼神里有些迷茫，也难怪，仅凭父亲口头的大致描述，怎能那么准确识别一座旧坟的方位呢？后来，母亲在一处“看起来像是”的土丘前，用铁锨培了几锨新土，把苹果、糕点等祭品摆放在地头，随后开始烧纸。伴随着缭绕的烟雾，母亲像一位农村妇女那样嚎哭起来，她一边啼哭一边念念有词，大致内容是：爹呀，我和栓虎已经结婚六年了，我是你的儿媳妇，两个孩子都挺好的，以后我们每年会来看你的……
母亲在坟头哭泣的时候，也要求我和妹妹也哭一哭，或者和黄土之下的爷爷说点什么。比我还小三岁的妹妹也哭起来了，不过我想那一定是在母亲的引导下才哭的。我呢，虽然做出了哭泣的口型，甚至还发出了抽泣的声音，但最终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幼年的我，还没有学会世俗的虚伪，因此即便是面对至亲祖辈的坟头，我也哭不出来。
这次上坟回来后，母亲夜里又发起高烧。但第二天清晨，母亲睁开眼睛后却发现，身心俱爽，她的病好了。
现在可以继续讲述祖母的故事了。我对祖母的最初印象难以追溯，记事后相当长的一段记忆是空白，完全不知祖母的存在。隐约记得她的第一次突然造访。感觉突然那是一种错觉，之前大人之间的铺垫和准备是必定的，只是作为小孩子不得而知罢了。当祖母窸窸窣窣地从包袱里摸出一袋令人欣喜的“江米条”后，我和妹妹对她的陌生之感顿时一扫而光。
回顾起来自然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形象。垂暮之年。不速之客。多少还是有些不自然，尴尬毕竟无法完全避免。环视着造纸厂家属房内的一切陈设，不知从何说起，这场景对她来说是新奇的。这个小家庭的男主人正是她多年失联的儿子，如今儿子也有了儿子和女儿……触情生情，想来祖母也是满腹辛酸，否则泪如雨下为哪般？但要让她得到一些孙辈的怜悯，也难。
“小山，长大后开飞机吧？”厂里女工逗我。
“开！”
“开飞机给你奶奶坐吗？”
“给！”
“咦！你奶奶心狠，都不要你爹了，还给她坐？”
“……”
皋镇并不大，西街斜插进一条县级公路，公路这端就是造纸厂。镇上的陈年流言，跑得比孩童的心思还快。
一个大雪初霁的冬日清晨，西北风吹动屋檐下的冰凌，晋南山区的原野一派沉郁之象，祖母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家门。在此之前，她用一把缺齿的旧木梳仔细地梳过头，并以一顶“的确良”制的小白帽罩住花白稀疏的头发，在洗脸盆架上方的镜子前审视一遍，认为没什么不稳妥了才颤颤巍巍地拉开大门。
祖母是准备来我们家的。我们一家四口住在皋镇，祖母却只身一人住在岷乡山村里。这种有悖常理的生活格局业已形成多年。后来我和妹妹见到那孔破败不堪的窑屋，祖母在其间居住六年，与她相伴的物什仅有一口老式木箱，一个泥砌的锅台，以及几样简单得无以复加的陈旧家具。
雪后的晋南山区一片苍茫，一只深蓝色的包袱挎在祖母的右臂，包袱里装着她预备新年时要穿的衣物，它们也都是深蓝色的。每年腊月里能到我们家住上个把月，以度难捱的严冬，这对晚年的祖母多少是个慰藉。除此之外，她还能有什么奢望呢？
祖母出门了，她在铺满白雪的乡间小路上慢慢走着，注视地面的视线也小心翼翼。祖母年轻时是个爱说爱笑的女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落寞的晚年生活使她变得日益沉默郁郁寡欢。
以往每年春节吃团圆饭时，一动筷子祖母总会无端地发出感慨：
“我呀……当年不该走的……报应呀。”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人谁也不说话，因为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在我们皋镇，妇女改嫁被用一个“走”字来代称，这里面有忌讳的成分，但更多的无疑是嘲讽的意味。在皋镇的人们看来，改嫁几乎就是不贞和不洁的同义词。茶余饭后的乡人们议论到某某妇女“走”了时，语气里往往带有一种天然的、毫不掩饰的蔑视。
“嘿，听说了吗？金贵屋里的‘走’出去啦！”
五十年前，我家所在的皋镇西街，人们正是以这种态度对祖母评头论足的。
父亲四岁那年，倔强心高的祖母挎上一只花布包袱毅然离开家门，和木讷寡言的祖父离婚了。其间，曾祖母一家已在垣县站稳脚跟，土改时也分到了三间旧屋。曾祖父下世前留下的骡马店光景也还说得过去。虽然日子拮据点，但孩子都满地跑了，夫妻俩熬日月，发生了什么过不去的事呢？
祖母第三次婚姻的对象，是山外解州的一个木匠。在我们晋南山区这个贫困凋敝小县的百姓看来，解州无疑是一个美丽富饶的风水宝地，那里是关公老爷的老家。
祖母“走”到了解州，在一些人眼里几乎等于走进了天堂。因此那年秋天街头巷尾充斥着对祖母的评论，其感情色彩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
“嘿，听说了吗？金贵屋里的‘走’解州了。”
然而祖母并没有做到一去不回头，四年后她改嫁的解州木匠暴病身亡，据说是得了一种怪病。那是夏天的一个早晨，木匠外出做工，晚上回来后便只喊头疼，天不亮就咽了气。
当祖母又重新出现在故乡皋镇西街时，曾祖母已经辞世，家境日渐窘迫，生活变得难以为继。祖父又当爹又当妈，艰难地抚养着父亲。祖母的返归，着实使祖父感到愤怒，但愤怒之后也就只剩下了欣慰，一种痛苦的欣慰。孩子没有娘是不行的，回来就好啊。 日子就像一件被重新拾起的针线活儿，一针一线地继续着。
祖父和祖母的复合也与热心的王婆有关，她是他们当年成婚的媒人，祖父母离婚后，王婆自觉脸上不光彩，好像她的眼光和人品都出了问题。解州木匠的暴病身亡，使祖母终结了她的第三次婚姻。祖母重新返回家乡后，王婆变得得格外激动。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如果能够促成金贵和凤芝复婚，这是无量功德的善事。那年夏末，王婆颠着小脚，忙前忙后，不遗余力地开展调和工作，用皋镇邻人的话说，她嘴皮子都磨薄了，门槛都踢破了，鞋都费了好几双。
“饭得吃，日子得过，栓虎没有娘怎么行呢？”王婆说。
“不看僧面看佛面，你要还看得起王婶这张老脸，就再听我一回！”王婆说。
“凤芝这人心眼不坏，她栽过跟头，这回肯定能踏实过日子。”王婆说。
“摇头不是，点头是，你倒是给个信儿啊。”王婆说。
终于说动了憨厚固执的祖父。
没多久，我的叔叔出生了。
祖父一家人重新品尝到合家团圆的滋味。祖父已经在供销社上班，祖母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日子虽然穷点，但也过得充实而幸福。父亲和叔叔长得都像祖母，父亲是脸盘像，叔叔的眼睛、鼻子、嘴巴，甚至学会走路后的姿态，面面俱像。
然而好景不长，叔叔渐渐长大，皋镇开始流传起一种闲言，说凤芝的二小子不是和金贵生的，说不定是从解州回乡时肚子里就有的。也许，祖父和祖母之间再次心生罅隙就是因为这个。作为晚辈，出于对亲者讳，我不敢在此纠缠和细思。
那时候乡镇的人生了病，主要是靠喝水和睡觉，指望着能够自然康复。实在扛不住了，才到公社卫生院开点药，等到重疾在身再去县医院看病。有一句话说“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正是祖父那一代人的写照。刚开始的时候，祖父只是觉得胃口发胀，吃不下饭，后来腹内像是长了个东西，逐渐发硬，肚皮像个气球似的越来越大。这期间夫妻口角升级，摔锅砸碗生闷气，鸡犬不宁。
穿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迷雾，我仿佛看到了祖母再次舍家而去的决绝身影，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泣不成声，好心的邻人苦苦相劝，也没能阻挡住这个心高气盛的女人。生活就是这样充满幻觉，始终有希望，也始终无望。祖母凌乱而又坚定的离家脚步，彻底踏碎了祖父一家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生活，她自己也从此走上了后半生的漫漫风雨路。祖母在迈过门槛子时扔下一句话：
“我一辈子不要受男人的气！”
那年腊月的雪后，一天祖母起了个大早，雪后的村庄静悄悄的，阒无人迹。祖母已经走到了村口，在她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一串不太清晰的脚印。已经看见公路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搭乘汽车到城里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到亲生儿子家里了。祖母这么想着，走着。
祖母就是在村口与公路之间的那个小坡上滑倒的，滑倒了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祖母在滑倒的那一刻，一定感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麻木传遍全身。她倒在了地上，想用手臂支撑起身子，却无比惊讶地发现右手和右腿都不听使唤了。
祖母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很清楚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可怕的处境：偏瘫。
当我们家被告知这个消息时，我是唯一流泪的人，我很清楚，祖母这一生中的另一种生活开始了。很久以来，祖母这个称谓在我们家的孩子看来只代表了一种称谓，不具备它所应该包涵的真正内容。大家都不了解这个词汇的真正意义，因为我们的童年中没有祖母这个概念。
然而我为祖母的哭泣又能说明什么？与其说我在为祖母流泪，不如说是因为同情一个老人更为恰当。这种心痛和从电视或文学作品中看到人们饱受生活之苦时产生的感情没有本质区别。
在很小的时候，我和妹妹都曾经很唐突地问过父亲：我怎么没有奶奶？
父亲沉默不语。
又去问母亲，母亲也有些恼怒地将我们和我们的疑问置之不理。
是的，那时候我们还小，还不应该问这件事，这个问题在我们家几乎是个忌讳。可是，现在的我就有资格去打探那些被历史长河淹没了的祖辈的生活吗？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想探究一件事情：祖父的辞世果真像是皋镇的人们议论的那样吗，是被祖母气死的吗？在那些遥不可及的岁月里，他们的两度婚姻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年夏天，我们皋镇西街上最长寿的福生爷爷还健在，我整天泡在他的老屋里消磨时光，和他下象棋，看他吧嗒吧嗒抽旱烟，听他唠叨一些比他的旧瓦房还要久远的往事。
“你爷爷金贵可真是个好人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总是这么一句。
“福生爷，我爷爷他是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让那个女人活活气死的。”即便是当着我的面，他也坚持把祖母称作“那个女人”。
福生爷爷的眼里有一种老年人特有的自信，又闪着几分神秘的光芒。
“那个女人走后不到半年，你爷爷一下病倒了，再也没起来，才四十多岁的人呐！
“你爷爷下世的那天下了雪，我记得很清楚。我亲眼看到，你爷爷的肚皮鼓得像个皮球。那叫‘气鼓病’，不是让那个女人气的是啥？”
有一次我稍微流露出一点对祖母的同情（？）：
“我奶奶也有她自己难处吧……”
“嘁！”福生爷爷立刻显出不屑一顾的鄙夷来，“那个女人……”
直到现在，我在想，实在不应该再对祖母她老人家吹毛求疵了，有些事情，是我们这些晚辈永远无力弄明白的。
我的父亲是1950年生人，在祖父和祖母结婚后的第二年，他出生在晋南山区皋镇。自此，我们家族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历史蜕变。时至今日，在我填写各类人事档案时，按照父亲出生地原则，已习惯性地将籍贯一栏登记为：山西。
祖母一生共有六次婚姻，其中两次嫁给了同一个人，即我的祖父。有一句话说天下的幸福都是相似的，在他们离婚前的前几年，像天下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父亲的确度过了几年有爹有娘的幸福生活。 1957年国家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后，我那英明的曾祖母对1942年的中原大逃荒可能仍有余悸，她对靠天吃饭的农业生活彻底绝望，就将一家人的户口登记为非农业户籍，祖父也在皋镇供销社谋到了一份工作。我的父亲也就从一个逃荒者的嫡孙转变成城镇户口青年，这为他后来十八岁时招工进入铁路工程局成为筑路工人创造了重要条件。
那个年代，铁路职工免票签证是父亲作为铁路工人的最大福利，他每个季度都会回到垣县皋镇探亲。这时候祖父已经去世多年，祖母再度远嫁山外。探亲，主要是看望他的叔叔婶婶（即我的二祖父金贵）和弟弟。我唯一的叔叔此时尚未成年，失去双亲后只能寄人篱下。那时候，能言善辩的王婆经常走街串巷，父亲就是在这个时期经她介绍，与恰好从省城插队皋镇的母亲相识。
在母亲的记忆里，年轻的父亲是一个内向敏感却又多才多艺的男人，曾在“文革”期间参加铁路机关宣传队的父亲，二胡、手风琴、小提琴等乐器无所不通，最令造纸厂女工们青睐的当属他的小提琴演奏技艺。
在母亲的宿舍里，在几名女工叽叽喳喳的怂恿下，年轻的铁路工人先是演奏了一曲《东方红》，女工们觉得还不过瘾，父亲又拉了一首《新疆之春》。当灵动悠扬的曲调飘扬起来后，众人陶醉得几乎忘记吃饭。等到父亲奏响《梁祝》时，在女工们一片啧啧赞叹声中，母亲已暗下决心要嫁给这个人了。她思忖着，等结了婚，小两口每天吃完饭，让他拉上一首小曲子，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和享受。
然而结婚后，小提琴就被束之高阁了，父亲一次也没有打开过琴盒。这是令母亲一生都在懊恼和遗憾的事情。我和妹妹先后出生后，父亲还在千里之外的省城工作，外祖父已经结束下放回原单位工作。由于身边没有公公婆婆的帮衬，母亲孤身一人照顾两个孩子还要上班，就给我们雇请了农家保姆。在她最为劳顿交困的那段日子里，两口子因为家庭琐事渐渐有了一些口角。每次吵架后，夫妻进入冷战状态，十天或者半个月都不通信、不理睬，最长的一次记录达到了三个月，父亲也没有回家探亲。
母亲伤心透顶，经常在孩子入睡后独自哭泣，为什么回回都要妻子和丈夫搭腔，他才肯和她说话？做男人的，就不知道让着点女人吗？他为什么这么固执，一点都不大度？母亲的这种抱怨，一直持续到退休后，仍然绵延不绝。
客观地说，父亲虽然内向，甚至有些偏执，但他还是个“幽默”的男人。母亲生病时，嫌他不懂得嘘寒问暖，不知道疼人，父亲却说：“怎么着，还要我喂你吃药吗？”母亲要他帮助分担些家务，嫌他干活总是粗枝大叶，地都扫不干净，父亲回答：“我还得把地舔一遍才算干净吗？”差点没把人鼻子气歪。
母亲退休后，闲来无事翻看一些杂志，她看了许多本《知音》杂志，获悉了许多家庭的不幸和坎坷，天底下哪个女人不是憋着一肚子的辛酸故事呢？睿智的母亲从杂志里得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她认为父亲之所以不懂温情，不懂得关爱家人，是因为童年时期母爱的严重缺失。想想看，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过早失去了父亲，母亲又抛下两个孩子远走高飞，一个从未接受足够亲情滋润和哺育的人，怎么会真正懂得如何爱别人呢？这么一想，母亲倒是宽慰和释怀了许多。
有一天，她忽然彻悟地对我说：
“你爸爸其实也是个可怜人。”
小学一年级时，我因为贪玩不小心摔伤了左脚，每周父亲背着我去公社卫生院换药，要走很远的路。我伏在他的后背上，看他脖子后面挂满的汗珠，一闪一闪的。途经一处土崖时，父亲突然站住了，我有些恐高，让他快离开这危险的境地。他望了望脚下的深渊，转过头对我说：
“如果我们现在掉下去，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我愣住了，摇摇头说不知道。
父亲接着说：“你首先要抱着自己的脑袋，那样才有可能不被摔死。”
我听后无比震惊，不懂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父亲的嘴角甚至还有一丝隐隐的微笑：“记住，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都要想办法活下去。”
少年丧父的父亲注定要成为一个情感内敛而敏感的男人，这个性情一直延伸到他后来为人夫为人父的年代。
妹妹两岁时，父亲从铁路局转业回到县城工作，我的感觉是家里像是忽然多出一个陌生人来，当他背负行囊伫立在家门口时，手里还提着一只大旅行包，正在屋里玩耍的我看到是一副风尘仆仆的剪影。
母亲惊喜地招呼我：
“是爸爸回来了，叫爸爸呀。”
我没有叫他，拘谨地闪在了母亲身后。
在我们父子的关系上，父亲比我表现得更羞涩。从小到大，他一直不肯带我去公共浴室洗澡。从肉体到心灵，父亲始终羞于对我开放。日常生活言谈中，他从来不自称“爸爸”如何如何，而是用第一人称“我”。
“小山，我今天给你买了一本画书。”
“小山，把钳子递给我一下。”
父亲下班了，我和妹妹正在大院里嬉戏，看见他推着自行车进了家属区，妹妹亲热地扑上前叫道：“爸爸！”
他立刻脸红了似的，并不应声。造纸厂的知青女工胡艳茹阿姨在旁边打趣道：
“哎呦，害臊了？当爹的还不好意思？”
十八岁那年，正值我的叛逆顶峰时期，由于没考上大学，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录取通知书来自天津一所中专学校，临行前，父亲不放心我第一次出门远行，想要把我送到天津。而我执意不肯，坚持要和在天津农学院读书的虎子随行出发。为此，父子二人都生了闷气，最后我一怒之下狠狠地甩门而去。
我和虎子先乘垣县的长途汽车到侯马，然后再买火车票到天津。车站售票大厅里熙熙攘攘，人满为患，我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挤到售票窗口前，这时候虎子忽然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发现了父亲。
父亲和我都有些难为情，就这样一起上了车。列车上的人更是水泄不通，由于是过路车停靠时间有限，在列车开动的最后时刻，我们三人分别从车窗里爬了进去。车厢里的空间密不透风，根本无法走动，我们上车后也不在一处，一路上也没有机会说话。远远地，我看到了被裹夹在车厢过道里的父亲，他的鬓角已经生出许多白发。 那一刻，我心软了。
等到学期末放假回家时，母亲悄悄告诉我，在我甩门走后那天，爸爸一声不吭地呆坐在椅子上，他难过地掉了眼泪，然后到车站去追赶我们了。
1997年10月28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大河截流，单位派我到移民区采访。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豫北济源的土地，半个多世纪乃至更久远前，此间是我先人们的栖息地。借此机会，我见到了已经迁回老家多年的二祖母。
二祖母的音容没有太大变化，仍然只是腿脚不便。我进院时，她正坐在屋檐下藤椅里，迟疑了片刻，就唤出了我的乳名。说起来，二祖父离世十几年了，日子清静，二祖母眼神里也尽是恬淡了。我搬凳子坐她旁边，她却斜着身子起身到灶房给我倒水。
“新屋盖得不赖，宽敞着哩。”我抢过茶缸，环视院落。
“……屋里乱，像逃荒的……”
逃荒？这两个字一下把我的思绪拽回了五十多年前，一些扰人的历史谜团都执拗地浮现出来。他们那一代中，二祖母是唯一健在者了。二祖母是河南人，也是逃荒时到的山西吗？
“娘咦，那不对。那些年你奶奶三番五次往外跑，把你太奶奶吓住了。到你二爷爷娶亲时再不敢找山西女人了，才回济源上俺家提的亲……”
“我爷爷脾气躁，二爷爷不恁样吧？”
“……是个人，也不是人哩……”像是回答我的话，更像是自说自话了。
那些年，在山西垣县生活的光阴里，同为人妻人母的祖母与二祖母，自然有着许多共同语言，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这是两个不幸的女人，一对患难妯娌。
二祖母年轻时是皋镇西街缝纫社的一名女工。她自幼患小儿麻痹症，成年后依托单支拐杖行动。缝纫社是一间简易车间，两排靠墙的缝纫机一字摆开，二祖母像健全人那样手脚并用，只不过她是左腿驱动缝纫机踏板，双手同步而灵活地牵引着布料，行云流水般对付着生硬尖锐的机器。
包括母亲在内的多位目击者可以证实，二祖母不止一次遭到丈夫的殴打。因为一些生活琐事，二祖父动辄对她拳脚相加。他飞起一脚踢掉妻子的拐杖（这是对她最深切的羞辱），使她无法平衡站立，有时候竟然揪住她的头发猛撞墙壁。——够了！仅是在此叙述，我已深感耻辱。
她们（祖母和二祖母）的来历、性情本不相同，但却境遇相通：分别嫁给了秉性暴躁（这一点基本可以确认）的祖父、二祖父，分别面对同样糟糕的男人，自身态度却迥然不同。祖母选择了无声地抗争（走出家庭），二祖母是始终默默忍受。两个女人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各自婚姻存续期间，她们都不曾落下一滴眼泪。祖母仿佛暗自积攒下前半生所有的泪水，化整为零地挥洒于晚年的无数个孤独长夜。二祖母呢，在二祖父入殓的那个夜晚，以长歌当哭，从此再无半滴眼泪。
如果非要使用一个词汇来指陈这两个女人的一生，我想应当选择“抗争”和“隐忍”。一生都在抗争的祖母终究难逃命运多舛，她只活了六十三岁。二祖母在二祖父辞世后直到现在仍然健在，如今已过耄耋之年。倘以生命的长度衡量人生的成败，坚韧的二祖母显然是他们这一代人中唯一的胜利者。
祖母在祖父身上，是否也遭遇了二祖母所经历的家庭暴力？对此我实在难以启齿，始终没有向任何人求证。
在父亲的印象中，祖父在家庭生活中也是沉默寡言的，他很少和孩子语言交流，与此对照，祖母是外向活泼的性格，她的哀乐都挂在脸上。祖父的脾气似乎不好，爱生气，动不动就打孩子。尽管有祖母的袒护，父亲小时候还是挨了不少揍。有些揍是没道理的，他的作业本用尽了最后一页，然后用橡皮擦掉，再写一遍，背面也是如此。这样四遍下来，纸张已被反复擦写磨透，实在无法循环使用了。等到父亲向祖父要钱买本子时，还是免不了一番皮肉之苦。
父亲在垣县二中读书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口粮不够吃，整日饥肠辘辘。有一次实在难耐，他趁课间休息悄悄溜回宿舍，在一排大通铺的墙上挂着几只神秘的书包，那里面装着农村同学从家里带来的干粮。书包近在咫尺，充满诱惑，父亲激烈地犹疑着，最终将黑手伸了过去。
宿舍的门被推开了，同学谢有顺突然走进来。那一刻，惊慌失措的偷盗者羞愧得恨不能遁入地缝。无地自容的父亲是那样窘迫，最终他将眼泪和玉米饼混合在一起吃进了肚子。质朴的谢有顺无私地将干粮分给他一半，从此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祖父到学校给父亲送食物来了，这在后者的记忆中，是唯一的一次。那一天，祖父似乎心情很好，他站在校园挂钟的槐树下远远地向父亲招手。父亲先是忐忑不安，然后难以置信，他担心自己是否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挨一顿揍，直到祖父从怀里掏出一张热气腾腾的锅盔饼。
祖母再次离家后不久，祖父就去世了。十六岁的父亲卖掉家里仅有的一辆木平板车，打了一口薄皮棺材，草草安葬了祖父。父亲其时已在二一四地质队谋到一份临时工作，并且学会了缝缝补补的针线活，积攒下足够的劳保手套拆掉改织成线衣，给年幼的叔叔穿上御寒。年长几岁的父亲日子还好过一些，他的吃住都在地质队，基本生存有了保障，而叔叔却从此寄养在二祖父家里。
二祖父家人口多，两个大人，四个孩子，再添上叔叔这张嘴，吃饭就成了难题。那时候的叔叔正处在饭量惊人的年龄，每次都是他狼吞虎咽地头一个先吃完，虽没吃饱却不能回碗，他要等着二祖父家几个孩子都吃饱了才敢再次盛饭，否则大人的脸色就会很难看。
除了吃，穿也是个问题，叔叔最费的是鞋。衣服破旧了，可以凑乎着继续穿，鞋子坏了却无法将就。做鞋是家庭生活中最费时费钱的活计。一次，叔叔穿着我堂姑爱云的绣花鞋上学时，遭到了同学们的耻笑，他爬到树上滞留了一上午，谁叫也不肯下来。这件事给童年的叔叔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事过多年也无法释怀。
叔叔在成年后也是个爱哭的人。
二祖父下葬那天，叔叔从运城赶回来了，穿着一件短袖警服，带着大壳帽，还没进院门就扑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叔叔十七岁那年给武装部写血书，当了兵，转业后成了一名警察。如今“衣锦还乡”了。他回老家参加二祖父的吊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炫耀自己人生的“成功”，骑了一辆公家的摩托车，鼓鼓囊囊的钱包故意露出来示人。 “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一次酒后叔叔趾高气扬地说，“不是当年吃不饱饭的日子啦！”
我当时文绉绉地附和了一句：“金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叔叔没明白什么意思。
对一个少年而言，没有祖父母陪伴的成长时光是寂寞的，除了阅读课外书籍，几乎没有任何娱乐项目可供消遣。我妈妈所在的造纸厂是个大集体企业，厂区并不大，院子里的场景非常单调，除了流水线车间之外，还有一座水塔、一座锅炉房、一间车库，此外就是一排充当办公用房的平房。平日里放了学，工人子弟们就在厂区内奔跑玩耍。早先家属区和生产厂区是相通的，后来夜班工人从车间偷窃卫生纸的情况屡禁不绝，厂长杜松智就下令在家属区和生产区之间砌起一堵墙。如此一来，假日里除了呆在家中，几乎无处可去。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每周六开始去县城电影院看电影。
每次到县城看完电影后，我就不回自己家了，住在祖母家里。那时候父母家还在皋镇，祖母一个人住在县城里。对我的到来，祖母总是满心喜悦，不论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她从不轻易责备。半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就被一种声音惊醒了，那是祖母的哭泣。那哭泣伴随着浑浊的叹息，在深夜里显得凄切而绝望，现在回想起来，每次我在祖母家借宿，都能听到她的哭泣，只不过那时被我忽略了。我翻个身，或者睁开眼睛，在黑暗里看她一会儿。她背靠床头坐着，肩上披着一件衣裳，低沉的啜泣伴随着身体的轻微颤抖。我并不能看到她的眼睛，只能借助窗外的月光依稀辨认她在暗夜里的轮廓。我从不出声，更不会询问她为什么哭泣，倘若我那时问了，她又会怎么回答呢？
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一个问题：祖母只是在我来她家的夜晚才哭泣，还是在所有我没到来的时间里天天如此呢？
几年之后，祖母就去世了。不久，我写了一篇小说纪念她，在那篇小说里，我写出了一些她生活的细节，同时也虚构了另外一些情节。我下决心要写出关于她的更多的真实，但我同时也清楚，有一些看似简单的事物也许是我永远无力理解的，一如祖母生前那些无边无际的哭泣。
我的记忆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几段和祖母相处的时光片段。
在父亲还没有和她恢复关系的一年伏天里，祖母悄悄把我从母亲手里接出来，到祖母老家的同善乡山区避暑。
夕阳西下的黄昏里，我们俩坐在灶间的小板凳上，共同向外张望，分吃一块烤过的玉米饼。她一边把干燥的牛粪片扔进炉灶里充当燃料，一边拉动吱吱响的风箱，火苗中不时发出噼啪的声响。后来父亲探亲回家发现我不在，怒气冲冲地赶来把我拎了回去。祖母随后追赶到村口，翘首目送我们远去的情景，真是令我永难忘却。
祖母的眼神里含有某种清澈的东西，笑起来眉眼都是弯弯的。晚年的祖母有些发福，进而体态稍显臃肿。与祖母相伴的光阴里，我曾无数次在一旁暗想，祖母年轻时也许是个有韵味的女人呢。
祖母性情是超脱的，她很少为庸常生活的琐事所累。她喜欢美食，饭后并不急着洗涮，先将碗筷泡在水池里，出门散散步。她和邻家妇女聊天，谈论一些生活琐事或是时下的电视节目。出门前，她用盆中的清水洗脸，然后在盆架上方的玻璃方镜里照一照，轻轻地涂上些许润肤霜。
祖母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譬如语言方面的某些天赋，她会讲当地方言和普通话，嫁给祖父后很快能讲出流利的河南话，此外，偶尔带出山外的解州口音。当然，这些都与她的生活经历有关。
祖母的最后一任丈夫老宋去世后，我已在运城读高中，祖母寡居在县城里，我回来时有时到她家挑水，邻家老太太看见了，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呀，长这么高了？祖母立刻迫不及待地应答：“能是谁，是我的大孙子呀！”语气里透着心满意足的骄傲。
祖母精心地给我做饭，到菜市场买肉和鸡蛋，包饺子，采购的路上还愉快地哼着小曲。饭间不免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叮嘱一些生活事项，我却听得不耐烦了，嫌她啰嗦。祖母怔了怔，反倒迁怒到远在他乡的叔叔身上：
“我看是老二这几年把你教坏了，这么不听话！”
“老二”，是指我的叔叔。她这么说，是因为我在运城读书，叔叔恰好也在运城工作。然而我还是板着脸，顽固地和她治气，最后气得祖母竟然嘤嘤地哭了起来。
1982年，父亲从铁路局转业回县城工作，在阔别了十八个春秋之后，父亲重新见到祖母。那是一次偶遇。祖母晚景有些凄凉，老宋的去世使她几乎失去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下只能在街边推车叫卖冰棍。二人的重逢是尴尬的，陈年旧怨一下涌上心头，祖母想要说些什么，但许多时间过去了，两个人都没有动，那气氛真是令人窒息。这中间没有什么羞愧，那不是祖母的性格，她自己的各种人生遭遇又该怪罪在谁头上呢？年轻气盛的父亲最终昂首而去，他不想认这个亲娘。想想曾经的家庭变故和生活遭遇，也许父亲一时不知该如何面对眼前的一幕。祖母的心态更是复杂而痛苦的，儿子似乎正在以一个同样决绝的背影回应着她当年的离家出走，心像夏日的乌云惶惶不安。
后来，我们知道，祖母的最后一任丈夫老宋也不幸去世，老宋家的三个儿女分别成家立业，大儿子还在县城的某局当干部，她却一人住在乡下。有那么一段日子，父亲同祖母行同陌路。后来祖母的日子一天天窘迫起来，据说老宋家的几个儿女同她这个后娘有着无法消除的隔阂，因此他们拒绝赡养她。祖母请人写了状子三番五次上法院，也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结果。
皋镇西街好心而又年迈的王婆听说了这件事情后，费了很多周折找到父亲。
“看这事弄的……年轻时她错都错了，现在她老了你能和她一样？恓惶哩。”王婆说。
父亲不语。
“亲亲的娘俩，造孽啊，这疙瘩早晚得解开不是？”王婆说。
“噢。”父亲应声了。
疙瘩算是解开了。
在祖母那间光线半明半暗的小屋里，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一种暗陈的味道。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也来了。我们倚在祖母身边，仰头看她脸上深刻的皱纹和白发。母亲轻轻地说，过去的事都不扯了，以后我们和和气气过日子。祖母的视线垂到了地面上，她也许难以置信此刻能与离散多年的亲人这般贴近，忽然就有一阵感伤袭来，顿时泪流满面。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天早晨的乡村吧。那天早晨的乡村，白茫茫一片的大地真干净，村里第一个外出的农人发现了祖母，那时祖母已在路边躺了两个多小时。开始祖母还一次次奋力挣扎，想从地上爬起来，但接连的失败终于使她放弃了无济于事的努力。
太阳一竿子高了，祖母身下的积雪开始融化，棉衣棉裤上沾满了雪和泥的混合物。
“老人家脸上挂着泪哩。”救回祖母的好心人说。
祖母没有叫喊求救，只是两眼空洞地望着深邃蔚蓝的天空。几十年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最容易在那个时候涌上心头，那个想法也就最容易在那个时候产生。是的，祖母一定是在那个时候想到了那个谁都无法逃避的字眼。
“爱华，我过不去这个冬天了。”祖母倚在床上，两眼茫然地朝着窗外，对给她喂药的母亲说道。
祖母不肯再说别的话，从此她缄口沉默，脸上有一种悠远神秘的表情，她在想一些非常遥远的事情了。
我从学校归来，乘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母亲正在家中收拾东西，她准备好了一些水果和食物，将要出门的情形。此外，还有一卷整理成捆的卫生纸，它们足有单人床单那么大，未经剪裁，厚厚的一摞。此时我尚不了解纸张的用途。
青春期的生活是丰富绚烂的，我有了自己暗恋的女孩。这个时期的我，除了课间阅读文学作品，满脑子都是她的一颦一笑，怎会有空闲关注我那曾经年轻而今已近迟暮之年的祖母呢？我们一天天地长大，大人们正在日渐衰老，这是自然而然而又无法抗拒的事情。
我无法回避自己的震惊，当母亲领我走进房间的那一刻，屋子里狼藉一片，靠床的桌子上用过的碗筷以及各种生活物品凌乱不堪，便盆翻滚在墙角一侧，空气里充斥着一种难闻的酸臭气息。病中的祖母卧倒在榻，她的大小便已经失禁，被褥上尽是污秽的痕迹，身后的墙壁上横七竖八地残留着一道道大便的印记。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理解这是祖母对继子女虐待行为的无声抗议，最后的抗议。
祖母艰难地转过头来，她开始凝视着我。是的，那是千真万确的凝视。她的眼神那样苍老，只是那样一种看，像是把她的一切都无言地告知了我，同时也把我永远留在她心里了。祖母向我伸出了左手，指甲缝里残存着肮脏的细垢，然后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就这样停了一会儿，出于某种难以说清的原因，我抽回了自己的手。
或许我的这个举动刺激了她，使她深感疑惑或失望，用一种悲哀得几成乞求的语气，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能给我举迎头幡吗？”
母亲在祖母房间里开始行动起来，一遍遍洗涮餐具，归置好杂物，为祖母洗脸，擦拭身体，然后撤掉祖母身下已被严重污染的褥子，替之以事先带来成沓卫生纸，最后又拆掉旧被罩，更换上干净的。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答应了祖母人生中最后一个请求（也许这也是倔强的她唯一的请求）。举白幡，是故乡皋镇的丧葬习俗，家中长孙要在棺木前奋力摔碎一只瓦罐，然后举起迎头幡，走在送葬队伍前列。
还有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后来母亲的叙述也是凌乱的。母亲在工休的时候又去探望祖母，小屋里只有她们婆媳二人，最后那几天祖母已经不能说话了。
那天她好像平添了许多精气神，用凌厉的眼神瞪着母亲，像是要传递什么重大事项。母亲一时不解她的意图，祖母愈加急躁了，嘴里含混地咿呀着。是要平柜上的剪刀？
“……那可不行，可不敢想不开呀……”
“……呜呜……”祖母艰难而又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当她把炕头的荞麦皮枕头拱到母亲跟前时，儿媳妇突然明白了。
母亲用剪刀剪开枕头套后，祖母终于如释重负。
在枕套里掉出一个定期存折，儿媳妇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祖母去世的时间应当是某一天的后半夜。
清晨，父亲起床后看见母亲正在做早饭，夜晚的梦境使他有些恍惚，父亲犹豫了片刻，对母亲说：我梦见小山他奶奶了。
母亲也没太在意，一边忙碌着，问父亲那是什么情形？父亲说他看见祖母头带一顶“的确良”制的小白帽，走到跟前，叫着他的小名，轻轻地说了一句：“栓虎，我要走了……”
这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报丧的人就来到皋镇造纸厂，找到正在车间里工作的母亲，向她通报了祖母的噩耗。
祖母的葬礼上来了许多人，哑巴姑姑和她的儿子，我的父母以及他们单位派出的吊唁代表，堂叔公田与公林，还有几位皋镇西街的老邻居，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葬礼是祖母的继子女、老宋家的几个孩子操持的。这样的安排无可争议，祖母是他们法理意义上的母亲。在祖母病重期间，我的父母亲曾经提出要接走老人回去照料，遭到了宋家子女的拒绝。当然他们也有自身的道理，继母毕竟是父亲的遗孀，病重之际离开家门，那将置他们的脸面于何处？为此，两家还生出龃龉不和。如今，一切已经自然冰释。
所谓哀悼是简约的，程序性的，象征性的。之后的场景开始喧哗起来，人们互致问候，寒暄不断，甚至谈论起社会上一些趣闻轶事。倘使祖母真有在天之灵，目睹这些又当作何感想？此刻，她只能透过一张黑白遗像默默地注视这一切。
我是事后才获悉上述情况的，那时祖母已经辞世四个月。父母没有写信告知我，是怕我分心影响了高中阶段的学习。学期结束我回到家中，母亲小心翼翼地向我讲述了这些。我怔了怔，没有说话，倚靠在沙发里无声地哭了一会儿。
我已经忘记了祖母那最终的夙愿。
关于叔叔这个人物还应该再有几句。十七岁那年他当了兵，转业后分配到运城地区公安局当了警察。
父亲和叔叔之间在对待晚年祖母的态度上发生分歧，引起一场争执。父亲认为晚年的祖母无人照料，同意和她恢复关系，叔叔却坚决不认这个母亲，他火冒三丈地跳起来吼叫：
“她这种女人不值得可怜！”
最后拂袖而去。
后来叔叔也一直没有回来看过祖母，甚至在她病重之际也不例外。祖母在弥留之际最痛苦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看得出，她的眼神分明在问，老二怎么没有回来？在最后一刻，她也一定是带着这个念头去的。她一定绝望地想到，老二不会原谅她了。 在祖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甚至拒绝进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谁也无法解释。祖母每日不停地哭泣，却又不哭出声来，嘴唇都咬破了。
她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向窗外望去，不时侧耳倾听，有一点声音就说：
“你们听，是老二回来了。”
等半天，谁也没来，就又哭。
到最后，泪也没有了，两眼失神地向外看，对给她喂药的母亲说：
“爱华，我过不去这个冬天了。”
祖母也真的没有过得去这个冬天。
我仿佛听见祖母的声音：
“我一辈子不要受男人的气！”还有一些类似的话。
“你们听，是老二回来了。”祖母说。
“爱华，我过不去这个冬天了。”祖母说。
“你……能给我举迎头幡吗？”祖母说。
时间过去不是很久，但我已经记不清祖母的面容了，留在记忆深处的，只是一个体态臃肿、声调高亢的老妇人形象。这种简单的印象就像在黑夜的风中闪烁不定的星火，遥远而模糊。我无法判断，这仅有的内容是不是祖母一生的全部写照？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祖母对我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每当我回首眺望那一段祖辈留下的悲欢岁月，就会有一位面貌清癯的老人的形象首先映现出来。与此同时，还有一位若即若离的妇人伴其左右。显然，这就是我的祖父与祖母。他们从历史深处走来，一度如影随形，最终还将形同陌路，一切是那样地扑朔迷离，神秘莫测。而我的故乡皋镇，犹如一个人生的简易舞台，生活本身则是一出大戏，包括祖母在内的亲人们来来往往，轮番上场，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背景换新，人物更替，剧情却是亘古不变的。
祖母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在二十世纪晚期撒手尘寰，这一来一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稍纵即逝。我敬仰祖母以及天下所有与她一样衰老的前辈们，因为他们经历了比我们更加丰富的悲欢岁月。我曾经认为对往日生活的陈年旧事加以整理并稍作语焉不详的描述，就总可以说明些什么，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如果能从祖母身上阅读到岁月的流逝和无情，就已经足够了。别的更多的东西则是这篇短文所无力负荷的。
老舍先生曾经写道：“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里有朝霞晓露。假如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陋，盼明天干嘛呢？”当我读到这段话，不由再度思忖起祖母的生平，祖母这一生是否经历过爱情？如果有，我情愿假设那存在于她与老宋之间的婚姻里。那是她存续时间最长的一段感情生活，同时也是她最后一份家庭记忆。老宋与祖母是恩爱的，以现在的眼光回顾来看，老宋生前性情温和，对祖母可谓百依百顺。据说他在临终之际还曾留下遗言，要求子女要像对待生母一样给她养老送终。
祖母对生活的前景始终是有期待的，她的态度是热切的。祖母一次次踏出家门，心里一定揣着一份希冀。那么，在祖母与祖父的过往生活中，是否也存在着一些“朝霞晓露”的记忆？也许有，也许……
生活终究是缺憾的。
祖母身后还留下一场风波。祖母死后，老宋的子女拒绝将祖母与老宋合葬，他们有自己的生身母亲。如果将祖母与我的祖父合坟一处，似乎也有不妥之处，父亲对此犹豫不决，叔叔强烈反对。最终无果，祖母被孤零零地安葬了。
2002年10月的一天，我乘火车从北京回故乡探望父母，车窗外大雨滂沱，一片幕天席地的苍茫，列车在深秋的原野上极速奔驰。此刻的我身心俱疲，归心似箭，急切地盼望着早些回到温暖的老家。
雾气腾腾的车厢里，我是那样与众不同，心神不宁。这些年我忙碌起来了，忙工作，忙恋爱，后来结了婚。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忘记了祖母。然而在这次回乡途中，我忽然忆起祖母最后一次对我的凝视。那眼神是如此秘密，唯有我与她之间才能心领神会，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温暖的成分，宛如日头落去后的余霞。虽然没有任何人留意到我的脆弱，一如没有人会留意到祖父母悲怆的一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两个月后，我离婚了。
责任编辑 刘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