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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古至今，英雄始终都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英雄主义成了永恒的话题，因此对于英雄的塑造成了中西文学中共同的主题。翻开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都成功地塑造了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英雄形象，但是，在中西作品中的英雄各有特色，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中对“英雄”的不同理解，从中透视不同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价值。
关键词：英雄;出处;内涵;中西方差异
一、“英雄”要问出处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其成书有着源远流长的形成过程，素材流传可以追溯到历史系统和话本、戏剧系统里，罗贯中根据史书《三国志》讲史说部书，并参照《刺董卓》、《骂吕布》等杂剧丰富情节，改写了具有民间文学色彩的《三国志平话》，最终形成了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
由此看來，《三国演义》是在讲史中诞生的。这样的讲史传统不仅仅局限于《三国演义》，中国的大多数长篇小说都是从“讲史”到“演义”的，《梦粱录》二十：“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征战之事。”可以看出，讲史者、演义小说都是回到漫长的历史当中取材的，其中的英雄形象也诞生于历史的长河里，如关羽败走麦城。
但是，历史“英雄”在流传的过程中会被改写、夸大，从而成为走上神坛的完美英雄。从《三国志》的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到后来《三国演义》的英雄大战，割据称霸，显然，相比史书里的英雄“原型”，小说中的大英雄都具有超人般的力量。譬如，诸葛亮如同神明，公孙胜会仗剑作法，张飞能吼断桥梁，战争中的士兵似乎毫无用处，仅凭两员大将就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这些都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在这一方面，中西方的叙事文学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中国的史传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催生了长篇小说。同样地，西方的史诗对后来出现的小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譬如，取材于荷马史诗的通俗小说《特洛伊之歌》，写的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希腊美女海伦而引发希腊与特洛伊之间长达十年战争的故事。
无疑，作者对荷马史诗的改写也渗透在《特洛伊之歌》的英雄人物身上。以阿喀琉斯为例。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因个人利益蒙受损失而拒绝参战，并且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地位不愿和解，最终导致了希腊军队的重大伤亡，这里的阿喀琉斯是傲慢地凌驾于民族之上的英雄，所作的决定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特洛伊之歌》的作者对这个英雄人物进行了改造，使他成为了有思想、有原则、善思考、解人意、重感情、骁勇善战的完美英雄，更加彰显出阿喀琉斯作为将领及英雄的个人魅力。
二、典型“英雄”的背后含义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最理想化的人物，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里真正的主角。对此，郑振铎也曾评价过：“一部《三国演义》，虽说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
在《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中，诸葛亮出场最晚，全书却贯穿着他的身影。在他出场之前，罗贯中就对诸葛亮的形象作了层层铺垫。最遥远的铺垫可以从开篇讲起，刘备空怀壮志却一败再败， 想要匡扶救汉却不得不寄人篱下，用水境先生的话说就是“左右不得其人”。
在此之后，就是通过三层比较作了近的铺垫。程昱向曹操推荐徐庶，评价徐庶之才十倍于自己，而徐庶对诸葛之才评价甚高，说自己跟诸葛亮相比，简直就是“驽马以并麒麟，寒鸦以配鸾凤”。徐庶走马荐诸葛，于是，才有了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三顾茅庐”，这也是对诸葛亮最直接的铺垫，凸显出他飘逸、不屑士进、笑傲王侯的哲人丰姿。
我们甚至可以说，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在诸葛亮登场时，罗贯中就极尽笔墨去描绘这个“智慧的化身”，光环都加诸于诸葛孔明身上。从隆中对使刘备顿开茅塞，到联孙抗曹的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到后来尽显智慧的借东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等计谋，无不在极力渲染诸葛亮的伟大英雄形象，间接地告诉普罗大众诸葛孔明智慧超群，无人可比。
在诸葛亮死后，罗贯中也给诸葛亮留足了戏份，从正反两面去描绘诸葛亮这个伟大的英雄形象。从正面描写属下听从诸葛亮死后的安排，借用自己的余威吓退强敌司马懿;从反面描写属下不听从自己的遗计守阴平，使得邓艾有可乘之机，偷渡阴平直取蜀汉。凡是种种，都无一例外地在告诉读者诸葛亮的威力无人能敌，即使在他退场后也依旧余响不绝。
在这样强大的光环之下，诸葛亮的形象可以说是近乎于完美，因此，鲁迅评价文学上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那么，在这背后，是什么促使诸葛亮脱离人性从而走上神坛的？
易中天认为，诸葛亮之所以成为千古风流，除了有他自身的原因、文艺的渲染、政治的需要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圣人情结。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宗教意识淡薄，中国人不崇拜神，只崇拜人。从神话里的伏羲到史书里的周公，都是中国“神”的代表，达至巅峰的是孔子，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高山仰止，无人能及。这样的真人崇拜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传统，因此，促使了诸葛亮被完美化，从人走向了神。
之所以选择诸葛亮充当《三国演义》的“神”，则是因为出于政治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一个忠臣，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个代表，人民群众需要一个清官，这三层“需要”都直指诸葛亮，因此，他自然而然就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教育的教化工具，也就成了《三国演义》里至高无上的神。在这一形象树立的背后，都有着明确的政治需要以及现实意义，这与西方文学中为争取个人荣誉而树立英雄的目的不尽相同。
三、月亮文学下的“群雄”竞逐
虽然诸葛亮才是《三国演义》里真正的主角，但是，主角并不只有诸葛亮一个。《三国演义》的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叙述中心和英雄，形成了多姿多态的人物画廊。作为全书中心的诸葛亮，从隆中走到刘备身边，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前期的参谋逐步走向权力中心，与那些兼具鲜明个性和英雄气质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相比，如关羽、张飞、赵云、周瑜、司马懿等，反而后者更受读者们喜欢。 这也许体现了中国文化群体本位的内在意识——英雄只有在群体所赋予的特定位置上才能实现其价值。换言之，就是中国文学作品在塑造英雄时更偏重于英雄的共相，而共相往往是通过组合人物来体现的，没有了那些孔武有力、叱诧风云的陪衬人物，小说里的“英雄”也就黯然失色，显得毫无张力。
因此，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說以一两个主人物为核心并形成贯穿作品始终的情节主线并不多，相反《三国演义》式的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连缀而成的结构更为典型。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塑造英雄形象的时候，往往始写一群主人公的群像，而不是像西方的文学作品那样集中笔墨去塑造孤立的个人主人公。
但是，“群雄”展现出来的风貌，不如西方孤立的英雄阳刚，或者说中国的英雄都带有中华文化的阴柔性格。高旭东的编书里提到“从中西民族性格的比较看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他就把《三国演义》列入“月亮文学”的行列里，这也就说明了《三国演义》里的英雄带有阴柔色彩。
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之所以愿意誓死追随刘备，就是因为刘备有合群的力量，而其办法则是“温柔敦厚”，善于用泪水感化人，也就是“以柔克刚”。在我看来，《三国演义》里最感人的情节莫过于刘备的“三顾茅庐”，也正是刘备的殷勤追求与诚心相待，才换来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与西方文学中宁愿“木强而折”也要建立自己的功绩却不懂变通的英雄相比，中国小说里的“英雄”一般都具有像刘备这样忍让大度的胸襟，几乎遵照老子“曲则全”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教训，以能够忍受屈辱为理想，先识时务，后成俊杰。于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等等，就成了中国英雄的美德。
论此英雄，孙权就是《三国演义》里最有力的代表。猇亭大战在即，孙权向曹丕称臣，接受了“吴王”的封号，如果没有他的审时度势、应权通变，如果没有他的先识时务、能屈能伸，也许东吴就会面临曹兵必然与蜀兵合力消灭的危险。如果换作是西方的英雄，想必宁死不屈、刚硬到底，这反映了西方文化里的阳刚性格，也就铸就了西方英雄的“硬汉”形象，如《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
综上所述，中西文学语境下的英雄形象不尽相同，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也不一样，通过中西文学作品塑造的英雄人物方式的差异，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于剖析我们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价值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管怎么说，即使“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英雄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是永不磨灭的，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亦是。
关键词：英雄;出处;内涵;中西方差异
一、“英雄”要问出处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其成书有着源远流长的形成过程，素材流传可以追溯到历史系统和话本、戏剧系统里，罗贯中根据史书《三国志》讲史说部书，并参照《刺董卓》、《骂吕布》等杂剧丰富情节，改写了具有民间文学色彩的《三国志平话》，最终形成了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
由此看來，《三国演义》是在讲史中诞生的。这样的讲史传统不仅仅局限于《三国演义》，中国的大多数长篇小说都是从“讲史”到“演义”的，《梦粱录》二十：“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征战之事。”可以看出，讲史者、演义小说都是回到漫长的历史当中取材的，其中的英雄形象也诞生于历史的长河里，如关羽败走麦城。
但是，历史“英雄”在流传的过程中会被改写、夸大，从而成为走上神坛的完美英雄。从《三国志》的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到后来《三国演义》的英雄大战，割据称霸，显然，相比史书里的英雄“原型”，小说中的大英雄都具有超人般的力量。譬如，诸葛亮如同神明，公孙胜会仗剑作法，张飞能吼断桥梁，战争中的士兵似乎毫无用处，仅凭两员大将就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这些都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在这一方面，中西方的叙事文学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中国的史传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催生了长篇小说。同样地，西方的史诗对后来出现的小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譬如，取材于荷马史诗的通俗小说《特洛伊之歌》，写的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希腊美女海伦而引发希腊与特洛伊之间长达十年战争的故事。
无疑，作者对荷马史诗的改写也渗透在《特洛伊之歌》的英雄人物身上。以阿喀琉斯为例。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因个人利益蒙受损失而拒绝参战，并且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地位不愿和解，最终导致了希腊军队的重大伤亡，这里的阿喀琉斯是傲慢地凌驾于民族之上的英雄，所作的决定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特洛伊之歌》的作者对这个英雄人物进行了改造，使他成为了有思想、有原则、善思考、解人意、重感情、骁勇善战的完美英雄，更加彰显出阿喀琉斯作为将领及英雄的个人魅力。
二、典型“英雄”的背后含义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最理想化的人物，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里真正的主角。对此，郑振铎也曾评价过：“一部《三国演义》，虽说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
在《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中，诸葛亮出场最晚，全书却贯穿着他的身影。在他出场之前，罗贯中就对诸葛亮的形象作了层层铺垫。最遥远的铺垫可以从开篇讲起，刘备空怀壮志却一败再败， 想要匡扶救汉却不得不寄人篱下，用水境先生的话说就是“左右不得其人”。
在此之后，就是通过三层比较作了近的铺垫。程昱向曹操推荐徐庶，评价徐庶之才十倍于自己，而徐庶对诸葛之才评价甚高，说自己跟诸葛亮相比，简直就是“驽马以并麒麟，寒鸦以配鸾凤”。徐庶走马荐诸葛，于是，才有了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三顾茅庐”，这也是对诸葛亮最直接的铺垫，凸显出他飘逸、不屑士进、笑傲王侯的哲人丰姿。
我们甚至可以说，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在诸葛亮登场时，罗贯中就极尽笔墨去描绘这个“智慧的化身”，光环都加诸于诸葛孔明身上。从隆中对使刘备顿开茅塞，到联孙抗曹的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到后来尽显智慧的借东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等计谋，无不在极力渲染诸葛亮的伟大英雄形象，间接地告诉普罗大众诸葛孔明智慧超群，无人可比。
在诸葛亮死后，罗贯中也给诸葛亮留足了戏份，从正反两面去描绘诸葛亮这个伟大的英雄形象。从正面描写属下听从诸葛亮死后的安排，借用自己的余威吓退强敌司马懿;从反面描写属下不听从自己的遗计守阴平，使得邓艾有可乘之机，偷渡阴平直取蜀汉。凡是种种，都无一例外地在告诉读者诸葛亮的威力无人能敌，即使在他退场后也依旧余响不绝。
在这样强大的光环之下，诸葛亮的形象可以说是近乎于完美，因此，鲁迅评价文学上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那么，在这背后，是什么促使诸葛亮脱离人性从而走上神坛的？
易中天认为，诸葛亮之所以成为千古风流，除了有他自身的原因、文艺的渲染、政治的需要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圣人情结。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宗教意识淡薄，中国人不崇拜神，只崇拜人。从神话里的伏羲到史书里的周公，都是中国“神”的代表，达至巅峰的是孔子，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高山仰止，无人能及。这样的真人崇拜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传统，因此，促使了诸葛亮被完美化，从人走向了神。
之所以选择诸葛亮充当《三国演义》的“神”，则是因为出于政治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一个忠臣，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个代表，人民群众需要一个清官，这三层“需要”都直指诸葛亮，因此，他自然而然就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教育的教化工具，也就成了《三国演义》里至高无上的神。在这一形象树立的背后，都有着明确的政治需要以及现实意义，这与西方文学中为争取个人荣誉而树立英雄的目的不尽相同。
三、月亮文学下的“群雄”竞逐
虽然诸葛亮才是《三国演义》里真正的主角，但是，主角并不只有诸葛亮一个。《三国演义》的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叙述中心和英雄，形成了多姿多态的人物画廊。作为全书中心的诸葛亮，从隆中走到刘备身边，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前期的参谋逐步走向权力中心，与那些兼具鲜明个性和英雄气质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相比，如关羽、张飞、赵云、周瑜、司马懿等，反而后者更受读者们喜欢。 这也许体现了中国文化群体本位的内在意识——英雄只有在群体所赋予的特定位置上才能实现其价值。换言之，就是中国文学作品在塑造英雄时更偏重于英雄的共相，而共相往往是通过组合人物来体现的，没有了那些孔武有力、叱诧风云的陪衬人物，小说里的“英雄”也就黯然失色，显得毫无张力。
因此，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說以一两个主人物为核心并形成贯穿作品始终的情节主线并不多，相反《三国演义》式的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连缀而成的结构更为典型。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塑造英雄形象的时候，往往始写一群主人公的群像，而不是像西方的文学作品那样集中笔墨去塑造孤立的个人主人公。
但是，“群雄”展现出来的风貌，不如西方孤立的英雄阳刚，或者说中国的英雄都带有中华文化的阴柔性格。高旭东的编书里提到“从中西民族性格的比较看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他就把《三国演义》列入“月亮文学”的行列里，这也就说明了《三国演义》里的英雄带有阴柔色彩。
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之所以愿意誓死追随刘备，就是因为刘备有合群的力量，而其办法则是“温柔敦厚”，善于用泪水感化人，也就是“以柔克刚”。在我看来，《三国演义》里最感人的情节莫过于刘备的“三顾茅庐”，也正是刘备的殷勤追求与诚心相待，才换来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与西方文学中宁愿“木强而折”也要建立自己的功绩却不懂变通的英雄相比，中国小说里的“英雄”一般都具有像刘备这样忍让大度的胸襟，几乎遵照老子“曲则全”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教训，以能够忍受屈辱为理想，先识时务，后成俊杰。于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等等，就成了中国英雄的美德。
论此英雄，孙权就是《三国演义》里最有力的代表。猇亭大战在即，孙权向曹丕称臣，接受了“吴王”的封号，如果没有他的审时度势、应权通变，如果没有他的先识时务、能屈能伸，也许东吴就会面临曹兵必然与蜀兵合力消灭的危险。如果换作是西方的英雄，想必宁死不屈、刚硬到底，这反映了西方文化里的阳刚性格，也就铸就了西方英雄的“硬汉”形象，如《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
综上所述，中西文学语境下的英雄形象不尽相同，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也不一样，通过中西文学作品塑造的英雄人物方式的差异，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于剖析我们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价值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管怎么说，即使“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英雄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是永不磨灭的，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