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会在文学领域留下烙印，打工文学是新时期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工文学作为新的文学现象具有新的文学元素和审美元素，它提供了一种原始的自然而然的文学性，为了倾听源自底层的声音，深入地研究“有生活痛感，也有诗意的飞翔，更有写作语言与文本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的写作，本文将从文学本体的角度探讨打工诗歌的日常性和审美性。
一、“打工诗歌”概念界定的困难性与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打工诗歌”从属于“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是底层写作的组成部分，文学界在界定“打工文学”时围绕“打工者写还是打工者被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论。至2000年，杨宏海才第一次比较成熟完整地提出了“打工文学”这一概念：“何谓‘打工文学’？‘打工’是广东方言，‘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散文、影视、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做一个稍为严格的界定，那么我认为，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下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是在南中国沿海开放城市。”[1]
2007年5月21日，郑小琼以《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在谈到创作动机时，她沉重地谈起：“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通过这段震撼人心的文字，我们可以设想：钉子、机台、铁、炉火、女工、加班等生活场景。郑小琼来自底层，成名后依然是流水线上一个普通的打工妹，这一点没因为她获奖而有任何改变。她说：“这样做，一是为了完成东莞女工生活状况的调查，二是为了继续写诗，没有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
自始至终，郑小琼都是生活在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她真切地见证着底层生活的艰辛，因此她的诗歌便具有某种程度的可信性和代表性。于是，本文将从郑小琼的诗歌入手探讨打工诗人如何处理语言与生存真相的关系和这样处理有什么审美效果。
二、底层生活真相的还原：将现实和生存还原为存在
文学必须忠实于现实，真实地反映生活，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生活表现地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了诗。”[2]
(一)流水线上的“铁”对人的异化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异化是同阶级一起产生的，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产品变成异己力量而反过来统治人的社会现象。”[4]劳动者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者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者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这种异化的劳动方式解释了为什么珠三角会有4万根断指，为什么流水线上有太多无声的血和泪。
“小小的铁，柔软的铁，风声吹着/雨水打着，铁露出一块生锈的胆怯与羞怯/去年的时光落着……像针孔里滴漏的时光/有多少铁还在夜间，露天仓库，机台上……它们/将要去哪里，又将去哪里？多少铁/在深夜自己询问，有什么在/沙沙的生锈，有谁在夜里/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铁》）在流水线上，郑小琼与其说是一个生命个体，不如说是一枚茫然的铁，她作为一个外乡人，代表着一群人，遭到忽视甚至鄙视，他们在大工业生产的流水线上，没有我只有我们，人只是流水线上的工具。“作为个体的我们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是多么柔软而脆弱，这种敏感是我们痛觉的原点，它们一点一点地扩散，充满了我的内心，在内心深处叫喊着，反抗着，我内心因流水线的奴役感到耻辱，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流水线》）
(二)流水线上“爱”的弥散与“乡愁”的消解
“在黄麻岭。风吹着缓慢沉入黑暗的黄昏/留下一片空旷，和我颤抖的脚跟//风沿着凤凰大道，从下午的女工的头发/一直，吹着荔枝林中归鸟的惆怅//她们，来自远方，四川，湖南，湖北/说着方言，风吹着她们奔波流离的命运//风，吹着，吹到人行天桥上/那些比黑夜更黑的暗娼们在眺望着//风，一直吹着，时间是寂静的/树木是沉默……它们轻微的响动//那些我不可挽留的时光和江水，流淌着/它们消逝着……像故乡，也像异地//风吹着，我弯下腰来，热爱着这/贫穷而清苦的生活”（《风吹》）异乡人从一个村庄到达南方的另一个村庄，从出离故乡到渴望扎根再到不被接纳，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漂泊着的流亡者，“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他们有着在南方各个城市颠沛流离的命运，故乡是曾经的远方，故乡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仅有的文化印记是方言，他们所到的每一个新的地方都既像故乡又像异地。生存是艰难的，为了改变那一直都努力改变却未曾改变的贫穷生活，他们得在流水线的生活里出卖自己的青春、爱情、身体、命运，得到的依然是贫穷甚至疲惫、麻木、衰老、苦闷、冷淡。在人被流水线异化成生产机器的时代里，哪里有爱情存在？所以，风一直吹但爱是缺失的。风中只有空旷的黑夜、惆怅的归鸟、黑暗的暗娼、沉默的树木……郑小琼作为一个忧郁又不屈的流亡者，“作为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3]她用诗歌写作重新确定了诗歌与自己生存境遇的关系，揭示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精神特征和内在焦虑。
三、审美的切入点：文本与世界
“日常生活”是自发性的生活样式，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本真”状态，郑小琼在流水线上的生活不是本真的，是被异化的，但也是“真实的被异化的日常生活”。“昂利·列斐弗尔审慎地在人道主义理论前提下，……以资本主义拜物教支配下日常生活的‘琐碎性’和‘无趣性’为出发点，揭示了在这种日常性样态下，个体生存在意识与身体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无法抹消的距离和异化，但同时并没有放弃改造日常生活的希望。……在米歇尔·德赛都看来，‘日常生活’毋宁说是个体‘日常生活实践’个体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躲避日常生活当中的规训力量。个体在工业社会的规训之中偏离轨道，小规模地冒犯它，并以此方式延续个体活生生的创造力。”[4]郑小琼的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的诗歌创作是隐秘的，不敢被老板和工友知道，但这一生存方式恢复了她对日常生活本真状态的感觉，发挥了一个正常个体应有的创造力。
（一）写作的意义：同难以相处的世界融合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属于自己的时代，我们都分享它的见解，它的情感，甚至它的偏见。不管是否喜欢，哪怕我们坚持自称是被放逐者，在我们的时代与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无法解脱的联系。诗人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批评者，诗人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无论什么人，只要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写作，对于以郑小琼为代表的生活在底层的丧失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是关系到自我拯救与自我确认，是个体生活的代名词，只有在写作当中，他们才认为自己不仅生而且活。
（二）语言与世界：越来越“个人”，越来越“非人”
打工诗歌的语言指向他们所处的底层独特生活现场，那里有“铁、机台、黄麻岭、打工妹、五金厂、订货单……”，这些名词既是实在的生活场景又是诗歌中的意象，意象是诗人的“自我”揭示，贴近个人当下经验，是不同于他人的极为个人化的写作方式。随着打工诗歌影响扩大、打工生活现实的披露，这种个人化写作方式将愈益“个人化”。
回到打工诗歌的创作动机，即重建作者与世界的关系，他们写作的目的是同难以相处的世界融合，归根结底，郑小琼采用诗歌的方式介入公共空间，发现自身并且愿意为他人的自由发出召唤。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奖证明她的介入是成功的，“个人”的生活习俗、社会观、文学观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在形成的过程中是个人化的，一旦形成便是压迫，是一种精神权利和既定价值。打工诗歌从雏形到形成是精神化的过程，被压迫阶层为了获得既定意识形态的认可，必须设法向既定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靠拢，当它被承认后，这种“个人化”的写作也就丧失了它与生俱来的特性。
四、结语：打工诗歌对当下文学性的贡献
文学的本质是虚妄的。任何一种诗歌概念都具有历史的特定性，而不具有普遍真理的效应，考察任何一种文学观念都要返回到历史语境当中。打工诗歌以其自然本真原生态的文学性、异质性和革命性挑战冲击了当下的文学观念，对于这一新的文学现象，我们应做的是对自身固有的文学观念重新“对象化”，而不是抱着既定的诗歌观念将打工诗歌排除在诗歌范围之外。我们不可否认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世界有它的笨重性不透明性，它的一般性区域和众多轶事，还有不可战胜的恶，让它流着汗散发恶臭，呈现它的日常面貌，就这样，作家以一个自由为依据，把世界介绍给另一些自由。在这个无产阶级社会里，文学将成为自身在场的世界，虚悬在一个自由的行动里并把自身提供给所有人去评判的世界，文学将参与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对自身的反思。”[5]
参考文献：
[1]周航.关于打工文学的研究与杨宏海先生商榷.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张秉真等.西方文艺理论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3]爱德华·Ｗ·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4]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5]萨特.什么是文学.沈志明,艾珉编.萨特文集·文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打工诗歌”概念界定的困难性与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打工诗歌”从属于“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是底层写作的组成部分，文学界在界定“打工文学”时围绕“打工者写还是打工者被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论。至2000年，杨宏海才第一次比较成熟完整地提出了“打工文学”这一概念：“何谓‘打工文学’？‘打工’是广东方言，‘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散文、影视、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做一个稍为严格的界定，那么我认为，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下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是在南中国沿海开放城市。”[1]
2007年5月21日，郑小琼以《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在谈到创作动机时，她沉重地谈起：“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通过这段震撼人心的文字，我们可以设想：钉子、机台、铁、炉火、女工、加班等生活场景。郑小琼来自底层，成名后依然是流水线上一个普通的打工妹，这一点没因为她获奖而有任何改变。她说：“这样做，一是为了完成东莞女工生活状况的调查，二是为了继续写诗，没有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
自始至终，郑小琼都是生活在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她真切地见证着底层生活的艰辛，因此她的诗歌便具有某种程度的可信性和代表性。于是，本文将从郑小琼的诗歌入手探讨打工诗人如何处理语言与生存真相的关系和这样处理有什么审美效果。
二、底层生活真相的还原：将现实和生存还原为存在
文学必须忠实于现实，真实地反映生活，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生活表现地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了诗。”[2]
(一)流水线上的“铁”对人的异化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异化是同阶级一起产生的，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产品变成异己力量而反过来统治人的社会现象。”[4]劳动者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者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者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这种异化的劳动方式解释了为什么珠三角会有4万根断指，为什么流水线上有太多无声的血和泪。
“小小的铁，柔软的铁，风声吹着/雨水打着，铁露出一块生锈的胆怯与羞怯/去年的时光落着……像针孔里滴漏的时光/有多少铁还在夜间，露天仓库，机台上……它们/将要去哪里，又将去哪里？多少铁/在深夜自己询问，有什么在/沙沙的生锈，有谁在夜里/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铁》）在流水线上，郑小琼与其说是一个生命个体，不如说是一枚茫然的铁，她作为一个外乡人，代表着一群人，遭到忽视甚至鄙视，他们在大工业生产的流水线上，没有我只有我们，人只是流水线上的工具。“作为个体的我们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是多么柔软而脆弱，这种敏感是我们痛觉的原点，它们一点一点地扩散，充满了我的内心，在内心深处叫喊着，反抗着，我内心因流水线的奴役感到耻辱，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流水线》）
(二)流水线上“爱”的弥散与“乡愁”的消解
“在黄麻岭。风吹着缓慢沉入黑暗的黄昏/留下一片空旷，和我颤抖的脚跟//风沿着凤凰大道，从下午的女工的头发/一直，吹着荔枝林中归鸟的惆怅//她们，来自远方，四川，湖南，湖北/说着方言，风吹着她们奔波流离的命运//风，吹着，吹到人行天桥上/那些比黑夜更黑的暗娼们在眺望着//风，一直吹着，时间是寂静的/树木是沉默……它们轻微的响动//那些我不可挽留的时光和江水，流淌着/它们消逝着……像故乡，也像异地//风吹着，我弯下腰来，热爱着这/贫穷而清苦的生活”（《风吹》）异乡人从一个村庄到达南方的另一个村庄，从出离故乡到渴望扎根再到不被接纳，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漂泊着的流亡者，“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他们有着在南方各个城市颠沛流离的命运，故乡是曾经的远方，故乡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仅有的文化印记是方言，他们所到的每一个新的地方都既像故乡又像异地。生存是艰难的，为了改变那一直都努力改变却未曾改变的贫穷生活，他们得在流水线的生活里出卖自己的青春、爱情、身体、命运，得到的依然是贫穷甚至疲惫、麻木、衰老、苦闷、冷淡。在人被流水线异化成生产机器的时代里，哪里有爱情存在？所以，风一直吹但爱是缺失的。风中只有空旷的黑夜、惆怅的归鸟、黑暗的暗娼、沉默的树木……郑小琼作为一个忧郁又不屈的流亡者，“作为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3]她用诗歌写作重新确定了诗歌与自己生存境遇的关系，揭示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精神特征和内在焦虑。
三、审美的切入点：文本与世界
“日常生活”是自发性的生活样式，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本真”状态，郑小琼在流水线上的生活不是本真的，是被异化的，但也是“真实的被异化的日常生活”。“昂利·列斐弗尔审慎地在人道主义理论前提下，……以资本主义拜物教支配下日常生活的‘琐碎性’和‘无趣性’为出发点，揭示了在这种日常性样态下，个体生存在意识与身体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无法抹消的距离和异化，但同时并没有放弃改造日常生活的希望。……在米歇尔·德赛都看来，‘日常生活’毋宁说是个体‘日常生活实践’个体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躲避日常生活当中的规训力量。个体在工业社会的规训之中偏离轨道，小规模地冒犯它，并以此方式延续个体活生生的创造力。”[4]郑小琼的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的诗歌创作是隐秘的，不敢被老板和工友知道，但这一生存方式恢复了她对日常生活本真状态的感觉，发挥了一个正常个体应有的创造力。
（一）写作的意义：同难以相处的世界融合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属于自己的时代，我们都分享它的见解，它的情感，甚至它的偏见。不管是否喜欢，哪怕我们坚持自称是被放逐者，在我们的时代与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无法解脱的联系。诗人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批评者，诗人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无论什么人，只要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写作，对于以郑小琼为代表的生活在底层的丧失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是关系到自我拯救与自我确认，是个体生活的代名词，只有在写作当中，他们才认为自己不仅生而且活。
（二）语言与世界：越来越“个人”，越来越“非人”
打工诗歌的语言指向他们所处的底层独特生活现场，那里有“铁、机台、黄麻岭、打工妹、五金厂、订货单……”，这些名词既是实在的生活场景又是诗歌中的意象，意象是诗人的“自我”揭示，贴近个人当下经验，是不同于他人的极为个人化的写作方式。随着打工诗歌影响扩大、打工生活现实的披露，这种个人化写作方式将愈益“个人化”。
回到打工诗歌的创作动机，即重建作者与世界的关系，他们写作的目的是同难以相处的世界融合，归根结底，郑小琼采用诗歌的方式介入公共空间，发现自身并且愿意为他人的自由发出召唤。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奖证明她的介入是成功的，“个人”的生活习俗、社会观、文学观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在形成的过程中是个人化的，一旦形成便是压迫，是一种精神权利和既定价值。打工诗歌从雏形到形成是精神化的过程，被压迫阶层为了获得既定意识形态的认可，必须设法向既定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靠拢，当它被承认后，这种“个人化”的写作也就丧失了它与生俱来的特性。
四、结语：打工诗歌对当下文学性的贡献
文学的本质是虚妄的。任何一种诗歌概念都具有历史的特定性，而不具有普遍真理的效应，考察任何一种文学观念都要返回到历史语境当中。打工诗歌以其自然本真原生态的文学性、异质性和革命性挑战冲击了当下的文学观念，对于这一新的文学现象，我们应做的是对自身固有的文学观念重新“对象化”，而不是抱着既定的诗歌观念将打工诗歌排除在诗歌范围之外。我们不可否认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世界有它的笨重性不透明性，它的一般性区域和众多轶事，还有不可战胜的恶，让它流着汗散发恶臭，呈现它的日常面貌，就这样，作家以一个自由为依据，把世界介绍给另一些自由。在这个无产阶级社会里，文学将成为自身在场的世界，虚悬在一个自由的行动里并把自身提供给所有人去评判的世界，文学将参与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对自身的反思。”[5]
参考文献：
[1]周航.关于打工文学的研究与杨宏海先生商榷.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张秉真等.西方文艺理论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3]爱德华·Ｗ·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4]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5]萨特.什么是文学.沈志明,艾珉编.萨特文集·文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