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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心雕龙》可谓独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的半壁江山，龙学研究更是历久弥新。本文旨在通过对《文心雕龙》的详细解读，从文章的言辞、社会功用、中和之美三方面的文论思想讨论孔子及其文论观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关键词：言辞；社会功用；折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01
《文心雕龍》一书，虽刚问世时不为时流所称，但随着时代变迁，其理论价值愈发被人们看重。纵观“龙学”研究史，由于东汉以后儒家思想衰落，玄学兴起，刘勰本人又精通儒学、佛学，同时受到玄学的影响，因此《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究竟是儒家思想、佛教思想，还是玄学思想？这一问题在學界便引起了颇多争议。
我私以为，若是单纯断言《文心雕龙》以某一种思想为主导，不免有些武断。但毋庸置疑的是，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受到了孔子文论思想的极大影响。下面我也将从这三个方面探析《文心雕龙》对孔子文论观的继承与发展。
1、绘事后素，情信辞巧
春秋时期，言辞在政治、外交等活动中显示出极为重要的作用，得到时人的高度重视。孔子认为讲究言辞要以文章的本质、内在思想为基础，《论语·八佾》载道：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1]刘勰在这一问题上，完全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在《情采》篇中写到：“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2]可以看到，他同样也拿美人打了比方，认为白粉绿黛只能修饰人的外貌，而艳媚的情态只能从她固有的姿容中产生，从而推及文章的创作上，以经纬喻文章的情与辞，情就是文章的质，是文之经，辞则是文，是理之纬，经先要正，而后纬才成，这是作文的根本原则。也正因如此，孔子反对不诚实的巧言佞语，认为言辞要有忠信之情，这一观点可谓是说到刘勰心坎里去了。他处齐梁之世，见时人作文“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痛感于“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状况，因此提出“志足言文，情信辞巧”的原则力图矫正为文造情的虚假文风，还提倡做文章要“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文质彬彬。
2、兴观群怨，顺美匡恶
春秋末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尤其看重《诗》的社会功用，他认为《诗》不但可以使人们增长知识，锻炼自身修养，而且是政治、外交上的一种重要的工具、手段。这些实用诗教观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汉代《毛诗序》中就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肯定了诗歌的巨大作用，也是对孔子诗教观的具体发挥。
刘勰同样继承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在《文心雕龙》中充分肯定了文章的社会功用。在《明诗》篇中，刘勰更是直接化用了与孔子相关的诗教言行，例如“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3]就是由孔子评论《诗经》时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转化而来的，也是强调诗具有使人归于正的教化功能。同时，刘勰还从历史的角度梳理阐述了诗歌发挥的社会功能，“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诗歌历来所具有交际和讽怨的社会作用。
3、中庸至和，唯务折衷
孔子在哲学观念上奉行“中庸之道”，为人处事追求“以和为贵”，论及诗乐时也十分讲究“中和之美”。受中庸哲学观的指导，在文学领域中，“中和之美”便成了孔子的最高审美标准，他夸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像这样平和中正才是最好的音乐，由此还区分了雅乐与淫乐。
刘勰曾声明自己“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我看来，这种不偏不倚的折中观，也是刘勰中和观念的一种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儒家思想的削弱，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不再为时人所重，曹植、王粲等人都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情志，面对这种创作倾向，文坛上出现了以沈约、徐陵为代表的支持者，也出现了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反对者，而刘勰则站在折中派，他主张讽刺规谏要与抒写日常情景并重。《明诗》篇中他对屈原、韦孟等作家创作讽谏作品持肯定态度，但他也并没有将讽谏作为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对于那些抒写日常生活，不涉及政治内容的作品他同样评价颇高。刘勰的中和观是对孔子中和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它过分夸大了儒家经典的作用，暴露出一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在针砭时弊和改进文风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注释：
[1]金池 主编：《论语新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68页.
[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53页.
[3]（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23页.
[4]金池 主编：《论语新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30页.6.
关键词：言辞；社会功用；折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01
《文心雕龍》一书，虽刚问世时不为时流所称，但随着时代变迁，其理论价值愈发被人们看重。纵观“龙学”研究史，由于东汉以后儒家思想衰落，玄学兴起，刘勰本人又精通儒学、佛学，同时受到玄学的影响，因此《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究竟是儒家思想、佛教思想，还是玄学思想？这一问题在學界便引起了颇多争议。
我私以为，若是单纯断言《文心雕龙》以某一种思想为主导，不免有些武断。但毋庸置疑的是，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受到了孔子文论思想的极大影响。下面我也将从这三个方面探析《文心雕龙》对孔子文论观的继承与发展。
1、绘事后素，情信辞巧
春秋时期，言辞在政治、外交等活动中显示出极为重要的作用，得到时人的高度重视。孔子认为讲究言辞要以文章的本质、内在思想为基础，《论语·八佾》载道：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1]刘勰在这一问题上，完全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在《情采》篇中写到：“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2]可以看到，他同样也拿美人打了比方，认为白粉绿黛只能修饰人的外貌，而艳媚的情态只能从她固有的姿容中产生，从而推及文章的创作上，以经纬喻文章的情与辞，情就是文章的质，是文之经，辞则是文，是理之纬，经先要正，而后纬才成，这是作文的根本原则。也正因如此，孔子反对不诚实的巧言佞语，认为言辞要有忠信之情，这一观点可谓是说到刘勰心坎里去了。他处齐梁之世，见时人作文“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痛感于“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状况，因此提出“志足言文，情信辞巧”的原则力图矫正为文造情的虚假文风，还提倡做文章要“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文质彬彬。
2、兴观群怨，顺美匡恶
春秋末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尤其看重《诗》的社会功用，他认为《诗》不但可以使人们增长知识，锻炼自身修养，而且是政治、外交上的一种重要的工具、手段。这些实用诗教观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汉代《毛诗序》中就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肯定了诗歌的巨大作用，也是对孔子诗教观的具体发挥。
刘勰同样继承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在《文心雕龙》中充分肯定了文章的社会功用。在《明诗》篇中，刘勰更是直接化用了与孔子相关的诗教言行，例如“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3]就是由孔子评论《诗经》时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转化而来的，也是强调诗具有使人归于正的教化功能。同时，刘勰还从历史的角度梳理阐述了诗歌发挥的社会功能，“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诗歌历来所具有交际和讽怨的社会作用。
3、中庸至和，唯务折衷
孔子在哲学观念上奉行“中庸之道”，为人处事追求“以和为贵”，论及诗乐时也十分讲究“中和之美”。受中庸哲学观的指导，在文学领域中，“中和之美”便成了孔子的最高审美标准，他夸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像这样平和中正才是最好的音乐，由此还区分了雅乐与淫乐。
刘勰曾声明自己“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我看来，这种不偏不倚的折中观，也是刘勰中和观念的一种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儒家思想的削弱，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不再为时人所重，曹植、王粲等人都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情志，面对这种创作倾向，文坛上出现了以沈约、徐陵为代表的支持者，也出现了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反对者，而刘勰则站在折中派，他主张讽刺规谏要与抒写日常情景并重。《明诗》篇中他对屈原、韦孟等作家创作讽谏作品持肯定态度，但他也并没有将讽谏作为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对于那些抒写日常生活，不涉及政治内容的作品他同样评价颇高。刘勰的中和观是对孔子中和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它过分夸大了儒家经典的作用，暴露出一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在针砭时弊和改进文风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注释：
[1]金池 主编：《论语新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68页.
[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53页.
[3]（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23页.
[4]金池 主编：《论语新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30页.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