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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的欲望一日存在，历史必将一再重演。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也是一部欲望之史。
历史的有趣，在于复杂。历史的无趣，也在于复杂。历史的有趣，在于复杂中见着道理。历史的无趣，在于复杂中，怎么也见不着道理。其中，历史会不会重演这个问题，便是最有趣与无趣的了。
历史重演与否与史观系统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生事，事显人。人与事构成了无数的历史事件。历史研究，就是把历史事件理出头绪，而纳入史观系统中的工作。历史事件的头绪，简言之，可以用因果二字综揽之。历史之因果无关佛家的轮回因果，而是一种科学因果——原因与结果(cause and effect)。掌握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便容易了解事件的意义。有意义的事件，才是值得放入史观系统中的事件。因此，说历史是因果之学，实不为过。
然而，问题来了。历史的时间长久得很，因生果，果又生因，事件间的因果环环相扣。这样一来，历史系统便有需要。因为有系统的事件，要比单独的事件更容易了解。事件纳入系统后，我们才能“系统地”了解历史，历史才得以连贯。历史系统之建立，有两个方法最吸引人。一是事件间的偶然因果，一是事件间的必然因果。
对重视事件间的偶然因果者言，历史是一种“线段型发展”(segmentary development)。举一粗浅例子说明，汉代(公元前206—220)发生各种历史事件而组成了汉代历史。唐代(618—907)也发生过各种历史事件而组成了唐代历史。汉之为汉，唐之为唐，是由于一连串偶然事件，及其相互因果所造成。这种强调偶然的说法一点不错，因为汉唐事件的确无一相同。既然不同，各代历史便可以孤立起来研究。断代史由此生焉。因此，持此种观点者，视历史为“线段型发展”。每一段的历史，因为诸事件之内容(人时事地物)无一相同，而可独立研究。整个历史好像由数学上的线段(segment)所构成的一般。彼此独立，又绝不重复。
而在重视事件间的必然因果者看来，历史则有了不同面貌，而呈一种“‘波浪型’发展”(wavy development)。所谓波浪型发展，是指发现不同时段之历史事件，内容(人时事地物)虽不相同，但是性质十分相似。再用汉唐举例，虽然汉唐事件不同，但是汉唐之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件之所以发生的道理，却并无二致。如此一来，历史事件便可以分类。进而了解是什么必然的原因，导致了必然的结果。持此史观者，视历史发展如数学上的波型(wave)一般。启承转合，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至此，我们发现两种系统，牵涉了历史上微观与巨观问题(microscopic andmacroscopic)。微观巨观都没有错，不过前者看见了(人时事地物)种种偶然组合，后者看见了这些偶然组合一次次的必然反复。一见树一见林，各有所取，各有所好。上面两种观点，也牵涉到了历史会不会重演的问题。历史当然不会重演，因为历史事件内容(人时事地物)绝不重演。历史也当然会重演，因为历史事件的性质都类似。历史是出戏，是出由不同人物担纲，但是戏码相同的戏。
历史重演的诸般原因
历史既是因果之学，事件之所以重演(指性质而非内容)亦有原因。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先有一个认识。那便是历史的功用在见与鉴，所谓以古为鉴。白话就是说，看见而不要再错。因此，传统的历史研究，有一种检讨错误的倾向。目的就是不希望历史重演。而事实上，历史不但重演，而且好事坏事都重演。好事重演，大家就不去谈论，而以为理所当然。坏事重演，大家就议论纷纷而成了学问。了解好坏皆重演以后，这个问题好像就不那么严肃了。
话说回来，既然历史重演之探讨，总是集中在坏事重演的问题上，下面简单地列举四种原因，说明历史恶事件重演之不可避免。前三原因，建筑在客观，善意与理性上。后一原因，论及主观，恶意与非理性层面。前三原因较理论，后一原因较实际。
(1)对与错之相对问题
对与错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非对错常常因为立场不同，而有不同解释。这个问题很大，因为如果对与错都不容易分清，根本谈不到如何避免错误。孰对孰错，莫衷一是，如何避免。事实上，历史上人们不断犯错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对的。一群自以为对的人，不断做着自以为对的事，历史当然重演。
(2)对与错之数量问题
分不出对错，而不断犯错，可以说是错误的质的问题，而对错本身还有量的问题。我们常常说的“积非成是”，“积”字用得很妙。累积的量够多了，恶就可以质变为善。换句话说，所谓是非对错要由人来评判，而且以多数人意见为准。这个道理西方叫做民主，东方儒家称为从众。放在人文学上，似是合情合理。放在数学上，就可以看出其可怕与谬误。因为这个道理明示多数就是对的，暗示少数就是错的。
回到历史问题上。关心历史与明白历史错误的，只是少数位于社会架构冷僻角落的历史学者而已。这种人数上，与社会地位上的少数，没有资格建立是非对错的标准。标准不在手中，就不能影响多数之意见，进而改变历史进程，使它不犯错。
少数就是少数，无论是道德的少数，理性的少数，都是一样。所以，史家豪情地说“众人皆醉我独醒”，悲情地说“天地悠悠怆然涕下”，还是无情地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都只是客观的阐述了一个数学上量的观念罢了。量变才能质变。少数不能对抗多数，因此历史当然重演。
(3)对与错之实证问题
这个问题，也可以称为书本知识与现实经验问题。中国有两句古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和“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两句话充满科学精神，翻成英文则是“眼见为信”(seeing is believing)。眼见为信说明了人对知识的态度，也道出了历史的悲哀。
历史是过去的事，没有人看见。即便殷鉴不远，不久后，便殷鉴已远无人闻问。没看见的事情，不能强迫人相信。这正如年轻人不相信老人的话一般。什么时候年轻人才重视老人呢，要到年轻人老了，自己说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时候。年轻人没有错，他只是对人生充满实证精神而已。也因此，正因为人对知识的基本理性态度，使人多轻视历史。等到发现问题，眼见问题时，历史已经又重演了。
(4)对与错的取舍问题
人是理智的动物，人是感情的动物，人更是欲望的动物。人因为理智与感情原因，阻止历史重演。人因为是欲望动机，激化历史重演。
人的欲望与历史发展，佛家讲的最好。佛家说，人不过是贪嗔痴的动物。贪：贪得无厌，是物质方面的欲望。痴：痴心妄想，是精神方面的欲望。不论物质精神，欲望不得满足则嗔。嗔：便是情绪不稳，失去理智与感情。于是乎，恶心理生焉，恶事件生焉，轮回于六道，不断重演。
所以，欲望是历史重演一个重要原因。人并不是理智或感情地看待是非对错，而是依据欲望判断是非，取舍对错。当是非对错的取舍由欲望决定的时候，对错本身就根本没有标准可言。
没有标准的规则，是不必遵守的规则。无怪乎历史的创造者们，前仆而后继，死之而无悔。他们对所谓历史的错误，从根本上，嗤之以鼻。
因此只要人的欲望一日存在，历史必将一再重演。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也是一部欲望之史。
历史的有趣，在于复杂。历史的无趣，也在于复杂。历史的有趣，在于复杂中见着道理。历史的无趣，在于复杂中，怎么也见不着道理。其中，历史会不会重演这个问题，便是最有趣与无趣的了。
历史重演与否与史观系统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生事，事显人。人与事构成了无数的历史事件。历史研究，就是把历史事件理出头绪，而纳入史观系统中的工作。历史事件的头绪，简言之，可以用因果二字综揽之。历史之因果无关佛家的轮回因果，而是一种科学因果——原因与结果(cause and effect)。掌握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便容易了解事件的意义。有意义的事件，才是值得放入史观系统中的事件。因此，说历史是因果之学，实不为过。
然而，问题来了。历史的时间长久得很，因生果，果又生因，事件间的因果环环相扣。这样一来，历史系统便有需要。因为有系统的事件，要比单独的事件更容易了解。事件纳入系统后，我们才能“系统地”了解历史，历史才得以连贯。历史系统之建立，有两个方法最吸引人。一是事件间的偶然因果，一是事件间的必然因果。
对重视事件间的偶然因果者言，历史是一种“线段型发展”(segmentary development)。举一粗浅例子说明，汉代(公元前206—220)发生各种历史事件而组成了汉代历史。唐代(618—907)也发生过各种历史事件而组成了唐代历史。汉之为汉，唐之为唐，是由于一连串偶然事件，及其相互因果所造成。这种强调偶然的说法一点不错，因为汉唐事件的确无一相同。既然不同，各代历史便可以孤立起来研究。断代史由此生焉。因此，持此种观点者，视历史为“线段型发展”。每一段的历史，因为诸事件之内容(人时事地物)无一相同，而可独立研究。整个历史好像由数学上的线段(segment)所构成的一般。彼此独立，又绝不重复。
而在重视事件间的必然因果者看来，历史则有了不同面貌，而呈一种“‘波浪型’发展”(wavy development)。所谓波浪型发展，是指发现不同时段之历史事件，内容(人时事地物)虽不相同，但是性质十分相似。再用汉唐举例，虽然汉唐事件不同，但是汉唐之政治、经济、军事等事件之所以发生的道理，却并无二致。如此一来，历史事件便可以分类。进而了解是什么必然的原因，导致了必然的结果。持此史观者，视历史发展如数学上的波型(wave)一般。启承转合，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至此，我们发现两种系统，牵涉了历史上微观与巨观问题(microscopic andmacroscopic)。微观巨观都没有错，不过前者看见了(人时事地物)种种偶然组合，后者看见了这些偶然组合一次次的必然反复。一见树一见林，各有所取，各有所好。上面两种观点，也牵涉到了历史会不会重演的问题。历史当然不会重演，因为历史事件内容(人时事地物)绝不重演。历史也当然会重演，因为历史事件的性质都类似。历史是出戏，是出由不同人物担纲，但是戏码相同的戏。
历史重演的诸般原因
历史既是因果之学，事件之所以重演(指性质而非内容)亦有原因。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先有一个认识。那便是历史的功用在见与鉴，所谓以古为鉴。白话就是说，看见而不要再错。因此，传统的历史研究，有一种检讨错误的倾向。目的就是不希望历史重演。而事实上，历史不但重演，而且好事坏事都重演。好事重演，大家就不去谈论，而以为理所当然。坏事重演，大家就议论纷纷而成了学问。了解好坏皆重演以后，这个问题好像就不那么严肃了。
话说回来，既然历史重演之探讨，总是集中在坏事重演的问题上，下面简单地列举四种原因，说明历史恶事件重演之不可避免。前三原因，建筑在客观，善意与理性上。后一原因，论及主观，恶意与非理性层面。前三原因较理论，后一原因较实际。
(1)对与错之相对问题
对与错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非对错常常因为立场不同，而有不同解释。这个问题很大，因为如果对与错都不容易分清，根本谈不到如何避免错误。孰对孰错，莫衷一是，如何避免。事实上，历史上人们不断犯错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对的。一群自以为对的人，不断做着自以为对的事，历史当然重演。
(2)对与错之数量问题
分不出对错，而不断犯错，可以说是错误的质的问题，而对错本身还有量的问题。我们常常说的“积非成是”，“积”字用得很妙。累积的量够多了，恶就可以质变为善。换句话说，所谓是非对错要由人来评判，而且以多数人意见为准。这个道理西方叫做民主，东方儒家称为从众。放在人文学上，似是合情合理。放在数学上，就可以看出其可怕与谬误。因为这个道理明示多数就是对的，暗示少数就是错的。
回到历史问题上。关心历史与明白历史错误的，只是少数位于社会架构冷僻角落的历史学者而已。这种人数上，与社会地位上的少数，没有资格建立是非对错的标准。标准不在手中，就不能影响多数之意见，进而改变历史进程，使它不犯错。
少数就是少数，无论是道德的少数，理性的少数，都是一样。所以，史家豪情地说“众人皆醉我独醒”，悲情地说“天地悠悠怆然涕下”，还是无情地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都只是客观的阐述了一个数学上量的观念罢了。量变才能质变。少数不能对抗多数，因此历史当然重演。
(3)对与错之实证问题
这个问题，也可以称为书本知识与现实经验问题。中国有两句古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和“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两句话充满科学精神，翻成英文则是“眼见为信”(seeing is believing)。眼见为信说明了人对知识的态度，也道出了历史的悲哀。
历史是过去的事，没有人看见。即便殷鉴不远，不久后，便殷鉴已远无人闻问。没看见的事情，不能强迫人相信。这正如年轻人不相信老人的话一般。什么时候年轻人才重视老人呢，要到年轻人老了，自己说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时候。年轻人没有错，他只是对人生充满实证精神而已。也因此，正因为人对知识的基本理性态度，使人多轻视历史。等到发现问题，眼见问题时，历史已经又重演了。
(4)对与错的取舍问题
人是理智的动物，人是感情的动物，人更是欲望的动物。人因为理智与感情原因，阻止历史重演。人因为是欲望动机，激化历史重演。
人的欲望与历史发展，佛家讲的最好。佛家说，人不过是贪嗔痴的动物。贪：贪得无厌，是物质方面的欲望。痴：痴心妄想，是精神方面的欲望。不论物质精神，欲望不得满足则嗔。嗔：便是情绪不稳，失去理智与感情。于是乎，恶心理生焉，恶事件生焉，轮回于六道，不断重演。
所以，欲望是历史重演一个重要原因。人并不是理智或感情地看待是非对错，而是依据欲望判断是非，取舍对错。当是非对错的取舍由欲望决定的时候，对错本身就根本没有标准可言。
没有标准的规则，是不必遵守的规则。无怪乎历史的创造者们，前仆而后继，死之而无悔。他们对所谓历史的错误，从根本上，嗤之以鼻。
因此只要人的欲望一日存在，历史必将一再重演。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也是一部欲望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