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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我的童年，过的是现在无法想象的“贵族生活”。
四川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西医科大学附近，这一片在成都叫做华西坝。我的“贵族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回想起来，那是1958年以前的事了。
我出生于1948年，父亲是四川医学院的教师，母亲是学校医院的护士长。当时，华西坝有一些洋人修的别墅，竹林围着，川医的老师大都住在这些别墅里，一栋别墅能住两户人家。
父母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我的小学校就在川医隔壁，学生大部分都是川医子弟。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生活是多么的安逸。
父亲性格特别耿直，再加上他本身是自学成才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在川医毕业后留校，两年就升为讲师了，难免有些桀骜不驯。
1958年5月，青海组建医学院，川医支援了很大一批人才过去，父亲就被派去做部门主任。那时候，我也过腻了封闭的“贵族生活”，还蛮高兴的，也不孤独，同去的邻居有十多家呢。
但是，到了青海才发现太苦了，教育也非常落后，我在那里直接从三年级跳到了五年级。1960年，父亲把我送回了成都。这样，父母在青海工作，我家四个孩子在成都读书。
1966年5月，中央宣布停止高考，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那时就读于成都十三中，学习成绩还可以，我姐姐刚刚在头一年进了大学，所以我对上大学还是很憧憬的。但我们毕业考刚一结束，连高中毕业证也没有拿到，“文革”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我属于“逍遥派”，那个时候都要看成分，除了红五类和黑五类，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种“麻五类”，即介于革命的“红五类”和反革命的“黑五类”之间的那一种人，我就属于“嘛五类”。
成都“文革”时期枪支泛滥，闹得挺厉害，但我当时没有参加任何派别。好在我年纪小，没人把我当回事。
没办法上大学了，之后两年间，我都是在混耍。我有个高中同学喜欢搞无线电，鼓捣半导体收音机。我也非常感兴趣，就跟着他学，整天闷在屋子里面摆弄小电器。
1968年底，上山下乡来了。在城里的年轻人，一竿子全被赶下去了。我被安排去了眉山务农。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是万念俱灰，觉得任何出路都没有了，再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了。
下乡前，我去青海看望父母。看到火车上一群被某个煤矿招工的年轻人兴高采烈地交谈，想到自己就要当农民了，一个大小伙子眼泪止不住就下来了。
一辆闷罐火车把我们拉到了眉山。在农村做活已经没什么太深的印象了，只记得基本都是磨洋工，我经常回成都玩，生产队管得不严。1970年底，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亲戚的帮助下，我居然当兵了，这对我来说比考上大学还要高兴。别说我走后门，那个时候走后门不比现在差，甚至更厉害。
我本来是要去沈阳军区某师警卫连当兵的，部队驻扎在大兴安岭。但在新兵训练的时候，师里宣传队却看上了我。我歌也不会唱，舞也不会跳，好在爱搞无线电，结果就给了我一个灯光布景的差事。
想不到的是，我在地方上不喜欢派别武斗，在部队里却有了“造反”的名声。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宣传队指导员是高中毕业参军的，管理比较人性化。可能是拥有相似的经历，我跟指导员就比较合得来。
但是，师政治部主任却并不赞成宣传队指导员的人性化。在一次会议上，政治部主任不点名批评了我们指导员的一些做法。我当时就站了起来反驳。政治部主任指着我说：“把你的那股子红卫兵造反派的劲头给我收起来。”我再想反驳，被其他人给按住了。但这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法入党了，更加没法提干。现在想起来，那时确实年轻啊。
后来，指导员被调到其他地方做干事了。我们曾经有过一次通信，是用俄文写的开头，上面的称呼是“亲爱的兄弟”。我平时就放在上衣口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跑到了政治部那里。结果他们找我谈话，让我翻译给他们看。最后他们批评我说，称呼兄弟是错误的，只能称呼同志。而且，我一个当兵的不应参与到干部矛盾中去。
1973年，宣传队撤销了。由于平时跟工兵连指导员的关系比较好，我又喜欢无线电之类的玩意，就去了工兵连，搞技术革新。我曾经在一个月时间里搞成了打坦克的锥孔装药。1975年，还搞成了遥控雷场。
当时，工兵连有一部海鸥相机，是用来拍资料图片的，我非常感兴趣，整天拿来拍东西。久而久之，好多战友都让我帮他们拍照片。
1975年，大学恢复招生，我申请了退伍，打算找个能够推荐上大学的地方。
1976年5月，我离开了部队。临走的那天，我选择了一趟凌晨两点多的火车，谁也没有告诉，因为我觉得在部队混得挺失败的。但没想到，那天晚上送我的战友居然有好几十个，我很感动。
当年9月，我就到了成都市中药学院的药厂当工人。这次我非常注意与领导的关系，工作表现很好，一心想让领导推荐我上大学。
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喜出望外，很轻松地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在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我喜欢无线电，就被分到了微电子专业。在班里，我是年龄最大的。
大学毕业，我回到成都市中药学院，做了老师。教师这个职业相对稳定和轻松，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们微电子专业在80年代之后越来越不景气。我那个时候经常出差，在广东看到那里的老师很多都在做第二职业，回来后，我就与朋友一起开了一间小影楼。慢慢的，我们的影楼越来越有名气。
现在，影楼的位置就在华西坝。几十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只是，这里现在太嘈杂了，跟过去的那种“贵族生活”记忆已经相距遥远。
四川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西医科大学附近，这一片在成都叫做华西坝。我的“贵族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回想起来，那是1958年以前的事了。
我出生于1948年，父亲是四川医学院的教师，母亲是学校医院的护士长。当时，华西坝有一些洋人修的别墅，竹林围着，川医的老师大都住在这些别墅里，一栋别墅能住两户人家。
父母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我的小学校就在川医隔壁，学生大部分都是川医子弟。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生活是多么的安逸。
父亲性格特别耿直，再加上他本身是自学成才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在川医毕业后留校，两年就升为讲师了，难免有些桀骜不驯。
1958年5月，青海组建医学院，川医支援了很大一批人才过去，父亲就被派去做部门主任。那时候，我也过腻了封闭的“贵族生活”，还蛮高兴的，也不孤独，同去的邻居有十多家呢。
但是，到了青海才发现太苦了，教育也非常落后，我在那里直接从三年级跳到了五年级。1960年，父亲把我送回了成都。这样，父母在青海工作，我家四个孩子在成都读书。
1966年5月，中央宣布停止高考，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那时就读于成都十三中，学习成绩还可以，我姐姐刚刚在头一年进了大学，所以我对上大学还是很憧憬的。但我们毕业考刚一结束，连高中毕业证也没有拿到，“文革”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我属于“逍遥派”，那个时候都要看成分，除了红五类和黑五类，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种“麻五类”，即介于革命的“红五类”和反革命的“黑五类”之间的那一种人，我就属于“嘛五类”。
成都“文革”时期枪支泛滥，闹得挺厉害，但我当时没有参加任何派别。好在我年纪小，没人把我当回事。
没办法上大学了，之后两年间，我都是在混耍。我有个高中同学喜欢搞无线电，鼓捣半导体收音机。我也非常感兴趣，就跟着他学，整天闷在屋子里面摆弄小电器。
1968年底，上山下乡来了。在城里的年轻人，一竿子全被赶下去了。我被安排去了眉山务农。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是万念俱灰，觉得任何出路都没有了，再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了。
下乡前，我去青海看望父母。看到火车上一群被某个煤矿招工的年轻人兴高采烈地交谈，想到自己就要当农民了，一个大小伙子眼泪止不住就下来了。
一辆闷罐火车把我们拉到了眉山。在农村做活已经没什么太深的印象了，只记得基本都是磨洋工，我经常回成都玩，生产队管得不严。1970年底，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亲戚的帮助下，我居然当兵了，这对我来说比考上大学还要高兴。别说我走后门，那个时候走后门不比现在差，甚至更厉害。
我本来是要去沈阳军区某师警卫连当兵的，部队驻扎在大兴安岭。但在新兵训练的时候，师里宣传队却看上了我。我歌也不会唱，舞也不会跳，好在爱搞无线电，结果就给了我一个灯光布景的差事。
想不到的是，我在地方上不喜欢派别武斗，在部队里却有了“造反”的名声。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宣传队指导员是高中毕业参军的，管理比较人性化。可能是拥有相似的经历，我跟指导员就比较合得来。
但是，师政治部主任却并不赞成宣传队指导员的人性化。在一次会议上，政治部主任不点名批评了我们指导员的一些做法。我当时就站了起来反驳。政治部主任指着我说：“把你的那股子红卫兵造反派的劲头给我收起来。”我再想反驳，被其他人给按住了。但这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法入党了，更加没法提干。现在想起来，那时确实年轻啊。
后来，指导员被调到其他地方做干事了。我们曾经有过一次通信，是用俄文写的开头，上面的称呼是“亲爱的兄弟”。我平时就放在上衣口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跑到了政治部那里。结果他们找我谈话，让我翻译给他们看。最后他们批评我说，称呼兄弟是错误的，只能称呼同志。而且，我一个当兵的不应参与到干部矛盾中去。
1973年，宣传队撤销了。由于平时跟工兵连指导员的关系比较好，我又喜欢无线电之类的玩意，就去了工兵连，搞技术革新。我曾经在一个月时间里搞成了打坦克的锥孔装药。1975年，还搞成了遥控雷场。
当时，工兵连有一部海鸥相机，是用来拍资料图片的，我非常感兴趣，整天拿来拍东西。久而久之，好多战友都让我帮他们拍照片。
1975年，大学恢复招生，我申请了退伍，打算找个能够推荐上大学的地方。
1976年5月，我离开了部队。临走的那天，我选择了一趟凌晨两点多的火车，谁也没有告诉，因为我觉得在部队混得挺失败的。但没想到，那天晚上送我的战友居然有好几十个，我很感动。
当年9月，我就到了成都市中药学院的药厂当工人。这次我非常注意与领导的关系，工作表现很好，一心想让领导推荐我上大学。
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喜出望外，很轻松地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在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我喜欢无线电，就被分到了微电子专业。在班里，我是年龄最大的。
大学毕业，我回到成都市中药学院，做了老师。教师这个职业相对稳定和轻松，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们微电子专业在80年代之后越来越不景气。我那个时候经常出差，在广东看到那里的老师很多都在做第二职业，回来后，我就与朋友一起开了一间小影楼。慢慢的，我们的影楼越来越有名气。
现在，影楼的位置就在华西坝。几十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只是，这里现在太嘈杂了，跟过去的那种“贵族生活”记忆已经相距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