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强军之路。创新兴军将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战略。那么到底在创新兴军方面，中国军队有哪些困难需要克服，又面临哪些挑战呢？
　　中国的军事装备发展历史基本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早期、改革开放中期这么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前，因为认为冷战中东西方阵营剑拔弩张，且周边地区战争不断，世界大战或者地区大战一触即发，武器装备应该立足于打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需求为主，重点发展两弹一星等战略武器，所以常规武器更新缓慢且以生产简单、使用简单、适合游击战争需求为主。由于常规武器缺乏足够的研发资金，且生产任务繁重，因此中国军队的常规武器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基本仅相当于西方50年代末的装备水平，科技创新能力自然也是不足。
　　改革开放之后，高层判断短时间内不会爆发世界大战，且有核武器作为最低安全保障，因此开始大规模削减兵员和武器，并且停止了大量新装备的研发。所以在这个时期，只有重点项目还能保住，自然也谈不上什么自主创新，只能满足基本要求。
　　在改革开放初期（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武器装备不仅未能和世界水平接轨，甚至有被美国和西方进一步抛离的可能。在改革开放中期（90年代末开始），中国军事工业开始走上了一条较为快速的发展道路。这个时期中国军队装备落后的问题已经被高层重视，由此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装备研发。
　　在这个阶段，中国军工企业及相关的科研机构，基本上在进行一种补课式的研发，也就是参照西方军队已经装备的武器品类和先进型号进行研发和装备。这个补课式的军事科技发展时期，是以1998年解放军总装备部的成立为标志，也以总装备部的结束为标志。
　　总装体制之前中国装备研发是分为两个不同层次决策机构来统筹负责，一些前景不明且需要大量基础理论研究和试验的项目由国防科工委负责，如著名的两弹一星就是科工委牵头研发的，当然也走过不少弯路。比如，在80年代气功热时期，国防科工系统就启动了507所专门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尽管这个研究方向最终被证明错误的，却必须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务虚研究是必要的，事实上美国和苏联的类似机构也做过人体特异功能等项目研究。
　　军队常规武器型号研发和技术引进则由总参装备计划部负责。那时众多西方武器装备的技术引进都是由总参装备部牵头负责，比如从意大利引进蝮蛇空对空导弹，就是总参装备计划部当年的杰作之一。与俄罗斯洽谈引进Su-27及其生产计划，也是由总参装备计划部牵头、空军执行航空工业部门配合的项目。
　　总装备部体制建立后，国防科工委和总参装备计划部的业务都移交总装，操作武器装备研发项目都以型号牵引为主，也就是根据某个具体武器型号需求，进行相应的设计和技术攻关。
　　反觀美国军工体系，同样设置了两套不同的装备体系，除了具体军种武器项目的研发之外，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设置与国防科工委颇为类似，都是致力于研发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的未来武器系统，且专门投资短时间内无法见效但潜力巨大的项目。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此类超前性创新技术的研发，不仅需要专业的科学管理人才领导，也需要具有较高的战略权限。DARPA虽然是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却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且学术背景浓厚，这点和过去国防科工委颇为类似。国防科工委的黄金时期，不仅由张爱萍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部队将领领导，也有世界级的科研工程管理人才钱学森博士的管理，更有钱三强等爱国科学家的加入，因此在两弹一星这种大国重器型的项目上不仅进展极快且效率很高。从历史来看，国防科工体制是个颇为先进的体制。
　　2016年新军事改革实施后，总装备部改为军委装备发展部，国防科工体制重新建立。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自主创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在武器装备发展上已经完成了对过去不足装备的补缺，未来的发展已经无法像过去一样，看别人做了什么，采取紧贴策略跟进研发。如果再以单一的部队体制搞型号牵引，无疑会制约中国军事创新的竞争力，国防科工体系则可以进行更为务虚但可能改变未来战争形态的基础科研项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