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面向全中国的官方中文新闻频道的编辑，在决定当天中午或者晚上主要新闻的编排次序时，美国校园枪杀案、河南学生被砍伤案发生在同一天，我会选择放哪一条在头条？
　　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前者。
　　如果那天没有发生美国校园枪杀案，只有后者，我会不会决定把这条新闻放在头条？
　　也不会，我一定会选择其他的新闻，可能是日本政坛的变动，也可能是中国政府发了经济增长的新数据，或者还有其他，但是一定不会是河南学生被砍伤的新闻。
　　为什么？因为新闻的编排，一定是按照新闻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判断新闻的重要程度，对我来说，要考虑的是自己工作的媒体所针对的受众，总是要站在那里想：他们最关心什么？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现实或者也可以被称为是势利的考量，那就是当观众打开电视，当新闻开始播放，观众会不会转台？当读者在一堆报纸封面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美国家长伤心欲绝的场景，还是医院里面躺着的中国孩子，以及身边忧心忡忡的父母？
　　我相信，我的选择应该没有错，因为中国的受众，真的很关心美国，尤其是美国发生的天灾人祸，因为马上找到一个谈资，或者一个证据，来说明美国人民的生活是如此的凄苦，政府是如此的不堪。
　　我的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看看《环球时报》上的评论，即便不认同里面的很多观点，也不认同这份报纸一直在传递的价值观，但是必须承认，在这些文章里面，可以看到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我甚至觉得，它的成功，在于能够把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公开谈论的一些想法，坦率地说了出来，读这份报纸的人，很多是在里面寻找共鸣。
　　我常常在国内出差坐飞机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乘客问空服人员：“有《环球时报》吗？”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面总是会浮想起杨恒均笔下的那个卖咸鸭蛋的老太太，虽然生活清贫，但是她还在担心着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人民，因为在她看来，他们比她更苦。
　　老太太眼中的美国是怎样来的？为何很多中国人谈起这个世界，心目中只有美国？我想这归功于媒体的的塑造。美国——这个充满了问题的大国，可以作为一个太有说服力的例子，告诉大家，看看所谓的西方，就是我告诉你的这个样子。但媒体不会告诉大家，即便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人没有问责政府的声音，那是因为，政府是民众选出来的，有些责任是选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比如持枪的合法化问题，于是，自己承受选择的结果。如果要改变，也就是继续进行讨论，看这个社会最终能够达成怎样的共识。
　　我在想，如果同一天，香港发生了河南这样的事情，那美国枪击案在新闻的篇幅上会占多大的比例？我可以想象，对于香港媒体以及香港民众来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美国发生了什么。同样的，当美国发生了这次枪击事件之后，美国之外的地方，再大的事情，对于美国媒体和美国民众来说，也变得微不足道。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本地媒体自然首要关心本地发生了什么。如果说香港太小，那么对于美国媒体来说，康州死去的孩子，那是关系到所有美国人的事情。
　　从人道的精神来看，这个世界各地死去的孩子、受伤害的孩子，都让人心痛，也因为这样，山东的大学生为美国的孩子守夜，没有可被批评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在为遥远地方的生命而痛惜的时候，为何不管是媒体，还是我们自己，对于距离我们更近的生命，显得如此的漠然？
　　我一直觉得残酷，但同样也是事实： 一场发生在中国的矿难，或者其他的事故，如果死亡没有达到一定的人数，已经不再会占据媒体的太多版面了。这些事故，大部分并没有报道的限制要求，而是媒体自己放弃了，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因为读者也好，观众也好，大家不会有关注的兴趣。
　　不要怪媒体，因为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问问自己，如果同一天，中国和美国同样发生了矿难，死亡了同样多的人，你更想在电视还有报纸上看到哪一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