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曾经打过一个比喻:他把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刺猬型,立地生根,卷成一团,喜欢建构庞大而完整的学术体系;一类是狐狸型,满怀疑惑,东闻西嗅,多提出启发性建设性的问题。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伯林大概把自己算作后者。李欧梵教授非常喜欢这个比喻,他觉得自己也是一只典型的狐狸,所以他将自己的学术随笔集一连串地命名为《狐狸洞呓语》、《狐狸洞书话》和《狐狸洞话语》。
　　《现代性的追求》是李欧梵教授的论文选集,时间跨度很大,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的文字均有收入。书是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选编,他的眼光,照我看来,也是注目于李欧梵作为“狐狸”的特质,所以这本选集可说是一本再好不过的“狐狸洞导游图”,我们大可以通过这本书,去追索李欧梵的狐狸生涯。
　　所谓“狐狸”,就是要有超常的学术敏感,能够发人所未发,为学界的风气开一先河。李欧梵教授身在海外,与大陆睽违多年,他的论文又多以英文写成,所以我辈难有眼福先睹为快。但是检读旧文也有好处,通读《现代性的追求》,不禁惊讶于李欧梵的“问题意识”之强,他所率先提出和讨论的问题,竟与这些年本学科的学术潮流发展,若合符节,这真是非大狐狸不能办的大手笔。
　　这本选集分为三辑,第一辑“真的恶声”,语出鲁迅的名句,两篇文章进行的是“同类梳理”,《“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讨论的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从晚清到现代为中国社会提供的批评空间,以及本来可能进一步开拓的契机。对于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大量杂文,作者既富于创见地指出其“文抄公”、“捉迷藏”式的写作方法和巧妙的对比、点评,创造了现代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多声复调的局面,又惋惜地提及他未能建立一种新的话语模式——这里隐含着一种历史性判断,即鲁迅之后无人再可承担开拓批评空间的重责(时代也不再允许),“公共空间”终于走向了缩小和消亡。《来自铁屋子的声音》将鲁迅小说中“孤独者”的意象串联起来进行讨论,强调了鲁迅对孤独者自身和孤独者周围的“看客”的缺乏信心,这篇文章来自李欧梵成名作《铁屋子里的呐喊》,写作时间较早,影响非常大。
　　第二辑“浪漫的与颓废的”,是最能反映李欧梵“狐狸”学术性格的一组文章。这一点李欧梵与黄子平有相似之处,都能抓住一个意象或语词,进行异中求同,将浩瀚的文学史整理出一条线索来。《孤独的旅行者——中国现代文学中自我的形象》一文可作为这种研究方式的代表。作者拈出了“旅行者”这一自古有之的文学形象,着力探讨的却是自《老残游记》以来的小说中旅行者形象的变迁,从充满救世情怀却无所施其术的老残,到心中为郁愤所激荡的作家郁达夫,到对乡行寄予浪漫主义幻想的沈从文和把旅途当成社会学论文来写的艾芜,再到旅行者的个性被时代的要求和政治理念所掩盖的浩然和王蒙,勾画出的是一条旅行者(写作者)的个性被压抑被覆盖的旅程。在文章的最后,将刘鹗和王蒙,这两个极点突然同时拉到了一个空间,“这么大的距离”确实令人惊诧。作者据此为自己的梳理下了结论:
　　检视从刘鹗到王蒙的结果,揭示了某种现代中国人“自我”主题的历程。从晚清小说中这“自我”的开始觉醒,经过五四时期“自我”的显明突出,到三四十年代的“自我”与社会现实相撞击,直到最后“自我”融合到一个集体的整体之中。……在这样一个巨大历史转变的背景中,“独行旅客”的形象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作者的笔是克制的,其实后面蕴含着的个体/集体的矛盾和关系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大关目。从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围攻,两个口号的论争,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批判“抗战无关”论,再到对萧军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算,文艺黑线黑八论,主题先行三突出,无不与这一命题紧密相联。但作者只是从“旅行者”形象的变迁入手,就将这种历程清楚的展现了出来。其他如《情感的历程》,讨论五四以后各个时期情感抒写的变异,《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从不同流派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的发现颇具现代性的“颓废”情结,都是采用这种举重若轻、剥丝抽茧的手法,意在言外,别有洞天,极是耐读。
　　第三辑“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本是应《剑桥中国史》大系之邀,对清末至1949年的中国文学作一个提纲挈领又不失生动的描述。虽是旧文,对当下的文学史研究没有太多的直接帮助,但治过现代文学史的学者都知道,这里面的潮流派别,事件现象,论争运动,是何其复杂!要在几万字的篇幅内,将其一一梳理,既不挂一漏万,又能有所偏重,还要体现著者自家见解,又是何等艰难!李欧梵的方式是紧扣着“现代化”这一个大前提,以此来对现代文学纷乱的历史进行清理。其中的许多观点,如对“东北作家群”的重新解读,直言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文学发展不如沦陷区,茅盾小说是对晚清社会小说的现代化改造,等等,后来一直是现代文学界探讨聚讼不已的话题,而大多数现在已成常识的判断,恰恰证明了作者当时的预见性。
　　李欧梵教授自言对现代文学的诠释“一脉相传夏氏兄弟——夏济安和夏志清教授——的家传”,其中尤其是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确实是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半世纪以来,美国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只有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本”。夏志清先生此书,而今看来,固然也不能不受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影响,但大多数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这得益于夏志清过人的细读功夫和对作品文学性的把握。刘绍铭曾回忆:夏志清曾对他说:“我幸福,你也幸福,王德威就辛苦了!”说得是当前美国学界理论风行,学者无不趋之若鹜,像当年那样凭自己对作品的充分理解和独特领悟便可立足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可见夏氏一派对理论过分影响文学研究的不以为然。李欧梵也是深得其意,他曾有一篇随笔名为《文学理论的武功》,将作品文本比喻成一座城堡,各派理论侠客好汉纷纷使出自己看家本事,结构后结构符号学后现代新历史不一而足,最后城堡岿然不动。有识于此,李欧梵在自己的论文中,就很少直接而简单地套用某种理论的模式,总是从文本出发,也并不拒斥作家生活社会背景的介入,目的不在于提出一个普适有效的理论模式,而是要解决一些确实存在的历史问题。这又是“狐狸”的特点,似乎对什么都怀有“狐疑”,又从不固守自己的地盘,东嗅嗅,西闻闻,而且并不恋战,点到为止,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就是典型的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