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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是毛主席《七律·长征》中的两句诗，是我打小从书本上读到的;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在贵州境内大部分地区播下革命的火种，浴血奋战，并在小城遵义迎来伟大的转折，是我后来耳熟能详的;贵州境内高峰林立、沟壑纵横的乌蒙山脉，像当地民众一样庇佑着红军走向新的历史征程，万水千山只等闲，更是我近年来感动于心不言自明的。“乌蒙磅礴”是对连绵不绝、山高谷深的乌蒙山脉的形象写照，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曾在乌蒙山脉腹地建立“黔、大、畢革命根据地”，经典的战斗有“将军山阻击战”“乌蒙山回旋战”，在红军长征历史中有显赫的地位。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革命老区是它永不褪色的帽子，更古老的帽子则是落后、贫穷。对于威宁而言更是如此。
贵州威宁地处乌蒙山区腹地，平均海拔两千多米，号称贵州屋脊。当我站在贵州屋脊的不同位置俯瞰、远眺，只见到处是群山连绵不绝，大多披绿而立，个别瘦骨嶙峋。峭壁耸立、沟壑层叠，想必其间有鸟声鸣唱、溪涧潺潺。峰回路转之处，有散落的民居，虽然不乏松树林、杉树林，还有不知名的其他林木，但多半是低矮的灌木丛。目光掠过山峦起伏的群峰，思接千载却是这样的历史：地理的边远、地质的极度贫瘠导致民生维艰，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像一只无形的魔手扼住了民众的咽喉。
“专家些，我们再到下一个点去瞧瞧”，听到工作人员的这个称呼我愣了一下，用脚丈量贵州威宁这片土地，我们才刚来一两天，一起来的还有贵州师大几位专家。
同行的肖远平校长正在回忆过去，肖校长一边点起一支烟，一边带头走在前面，两个小故事拉着我们走散了：第一个冒出来的故事是1986年他大学毕业后，当年来到威宁支教，先被安排在一个偏远乡镇中学教书，住处遍地是老鼠洞，房屋极其简陋，窗户都残破不全。更不可接受的是还受当地教师排挤，后来一打听才明白，原因是怕外来老师干活，原有极微薄的课酬被抢走，后来教育部门转而安置他在威宁师范学校支教了一年。
威宁师范在县城，那时整个县城就只有一条街，一支烟还没有吸完便走完了。肖校长挥了挥手中的烟，烟头一闪一闪还在燃烧着。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住处偏远，从学校要走一段夜路经过一片乱坟岗才到家，一手打着火把，一手持砍刀，大声唱歌快跑回到住所时往往一身大汗。温文尔雅的肖校长，回忆年轻时在威宁的艰辛生活，让我们都感到吃惊。远去的岁月像天边的云朵，随风飘荡，风吹过脸庞，有丝丝凉意。
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次他们有事开着吉普车到了最为边远的石门乡，一路上全是烂路泥巴路，走走停停开上一天，到了天黑终于赶到目的地。车子一停稳，当地几户百姓从家里拿了几把草抱放在车头前，老乡们以为吉普车像牛马一样要吃草呢！司机对老乡说，车子不吃草，是吃油。老乡说，油没有，自己吃的猪油都没有。司机说，不是吃猪油，是汽油。什么是汽油？老乡更是一脸茫然。
“哈哈哈……”故事还没有讲完，大伙儿都发出了笑声。我也笑得流出了眼泪，笑完以后都陷入了更大的沉思，真可谓沧海桑田。采风调研这几天我到城里到处闲逛、观察，只见威宁县城早已是一个现代化气息浓郁的城市，马路开阔、车辆众多，人行道十分宽广，人行树多半是银杏树等名贵树木。到处是高楼大厦，高层建筑自然不少，到处人声喧嚷，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全国深度贫困县的县城。一到晚上，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宛如西部高原的颗颗明珠。
有几次我独自散步到了一个崭新的移民小区，只见小区数十栋同类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人们做操的、跳舞的、下棋的、聊天的，甚是热闹，俨然一派祥和自足的气象。小孩也特别多，我知道是学校放暑假了，孩子们都快活无比，也有一些用绣花的背巾背着弟弟妹妹，多数孩子皮肤有些黑，眼睛闪闪发亮。移民住宅区内数十栋都是外表统一的六层建筑，容纳了一万多易地扶贫的搬迁人口。建筑群的中间是一个大广场，可以想象夜幕降临，当欢快动感的音乐在小镇广场上响起，当一群群变成城镇居民的老乡们在这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当一群群孩子在四处嬉戏游玩时，这是一个多么新鲜的场景啊！
同行的采风团中有两位同事是威宁本地人，他们更有发言权。一次去双龙镇之前，我侧着头问其中一位：“老管，来到你的家乡了，这里可比我湖南家乡的县城要繁华哩。”
老管近四十岁，精干得很，他高兴地回答：“是吗？威宁前几年都不是这样。这几年确实变化太大了。”
“我家是小海镇的，离县城不远。家乡同学朋友多，经常听到他们说家乡的大变化。”老管用手指着一个方向，接着说。
顺着他指的方向，只见远处蓝天白云，隐约可见的都是一片墨绿或浅绿色的山峰。威宁没有工业污染，空气清新怡人，自然看得远。
何教授出生于威宁的教师之家，是研究石门坎教育领域的专家。一谈起石门坎，她滔滔不绝，后来一细问，发现石门坎原来就在石门乡。“石门乡是全省最为贫困的乡镇之一，为什么最为贫困边远的地方，还有石门坎教育一时繁盛的现象出现呢？”我心里十分纳闷，自然和她攀谈起来。
何教授说：“不急，我们去了就知道答案。”
“比起全县来说，石门肯定变化更大吧。”我追着再问。
同行的朋友脱口而出：“新威宁，新石门。”
“这可是用钱砸出来的啊！”同事中不知谁插了一句。
我已是几次听到“砸钱”的说法了。党和政府愿意把钱砸在威宁，砸在毕节，当地百姓有福啊。
“新威宁”说得太好了，随行的《贵州日报》彭记者也附和着说。彭记者正在做新黔边行的系列报告文学创作，已写了近一百篇，影响很大。
这样一个情景片段，无意间刻在脑海中。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其实对脚下的生活图景不太了解。不过聊以自慰的是，一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外出走走、看看。这次从贵阳出发，经黔西、毕节、赫章一线，五个小时全程高速便到了威宁。如果从贵阳坐高铁到六盘水再转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可以到威宁。高速沿途青山绿水，一路都是变化的风景，养眼得很！ 在威宁的日子里，天高云淡，心情十分放松。我们马不停蹄地和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多次座谈、交流，走访了石门、双龙、雪山、小海、迤那、盐仓、板底等不同乡镇，也对县城五里岗街道办事处等几个移民安置点进行详细走访、调研。所见所闻之中，我特别留意衣食住行方面，因为这是人的生存之本。记得在自己所居住的师大校园里，住所背后是照壁山。山上每天都有遛鸟的人，一次和小孩去散步，我看到提着不同鸟笼上山休息、放鸟出来的遛鸟一族，我总会给孩子说，仔细看一看鸟喽，主人只带着鸟食、水，另外就是一个鸟笼。其实人也是一样的，食物、水、住房最為要紧。
在下乡的所到之处，只见到处是绿树成荫，与绿树相映衬的是一栋栋砖瓦新屋。一层的房子还有一些，但是二层建筑的民居最多。至于城镇则是现代化的楼宇群了，一眼看去都是新式建筑，想必修建的时间都不长。威宁的易地扶贫搬迁是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一部分，全省“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累计实施搬迁一百八十八万人，威宁占了六万六千人，排在全省第二位。这是贵州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也是贵州在脱贫攻坚战斗中取得贵州样板美誉的一个精彩缩影。
一想到这些客观冷静的数据，我的脑海中掠过的不只是数字，而是掺杂着一个个故事与画面，这涉及多少家庭的酸甜苦辣，其中又发生了多少动人的世俗传奇。数十万家庭，原本世世代代在一方土地上生存、繁衍，为了阻止世袭的贫困，不得不整村整寨搬迁。当地政府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房屋改造，在乡镇到处看到在搞建设，道路规划、修建、加宽，房屋改造或新修。威宁“新农办”部门的职责就是管这一摊子事体。另一条腿是易地扶贫搬迁，力度最大，规模最大，“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过如此。
当我们和石门乡人大主席杨鼎、五里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朱锦锋、双龙镇冷凉蔬菜基地负责人卢明全、卫生专干秦富等一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聊天交流时，不难想象在易地扶贫搬迁中数以千计的基层干部的付出与努力。不过，要打听一下他们在易地扶贫搬迁中的酸甜苦辣时，他们往往是沉默的，不会多说工作中日常烦琐、艰难而又一地鸡毛的故事，他们往往又是乐观的，像蜜蜂一样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和五里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朱锦锋初次见面，我还以为他五十出头了。朱书记留着平头，头发却几乎全白了。听人说，他刚过四十岁，容易在年龄上被人误会。朱锦锋书记身材不高，体形壮实，一副憨厚的样子，听老管说他力气很大，年轻时能扛两百斤洋芋。同行的五里岗街道办事处党政办的李新是一个小伙子，见过几次了。
“朱书记，易地扶贫搬迁有没有最感动你的故事啊？”我一边走访，一边大声问朱锦锋。
“太多了，都不知从哪里说起。”朱锦锋说话语速很快，步子也迈得很快。
基层干部长期处于繁重工作状态，加班也成常态，问了几个人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兴奋想说的。也许他们身处其中，都习以为常了吧。
“管理五里岗街道办事处，操心事多吧？”我仍然追着问。
“负责整个街道办事处已有四五年，工作比较顺手了，也习惯了。”朱书记话不多，刚一说完便带着我们几个专家来到了社区便民服务大厅。与搬迁相关的故事太多，不知从何说起？或者是不擅长说，多做少说，似乎比较普遍，这是我的观察。
没有赶上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一茬事倒是被我们赶上了。五里岗街道办事处位于县城北部，是威宁最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有阳光馨区、欣荣家园、阳光新城、朝阳新城四个安置点。看到一个个干净整洁的移民小区，看到社区办公大厅墙上挂的图表和任务分解图，我是大体能想象的。为了稳住搬迁农户，要千方百计说服群众，给他们以出路。刚搬迁到小区时，老百姓各种怨言、不适肯定是层出不穷的。
充分利用党和政府的政策，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最为关键。朱锦锋说起这些时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五大体系’‘五三经验’，刚又看到‘五子行动’，朱书记你们喜欢数字‘五’呀？”我好奇地问。
“‘五大体系’是省里的经验总结，其他是我们五里岗摸索出来的土法子。”朱书记认真地回答。
在移民小区路上，我们碰上了一个在社区公益岗就业的小伙子。一问，小伙子叫王兴田，三十多岁，在社区当楼长。闲谈中，得知王兴田是龙场镇农村的，家里宅基地复垦后作了土地流转，责任田分种了经果林，有流转费收入。王兴田脑子灵活，勤劳肯干，现在推选出来在移民安置点上班，每天跑上跑下，主要为搬迁群众排忧解难，属于第一线的社区公益岗位人员。
我问王大哥，进城还顺利吗？他说，没事，首先肯定不太适应，有时候也会想念原来的老家。全家到了县城，收入也还过得去，工作很满意。我观察他说话时，确实脸上洋溢着笑容。至于困难，他倒没有多说，多半说的是工作的乐事。王兴田两年前还是乡下一个地地道道的种地农民，现在在威宁县城扎下了根。全县各地的搬迁农户进城后，王兴田与他们站在一条战壕里。
从农村到城市，衣食住行解决之后，乡村的文化，有没有断裂？新的乡愁还有切实的支撑吗？显然，图书馆、公共文化空间、文化广场也有相应的考虑。文化是根，文化是魂，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融合汇通起来，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为。我们建议大力保留和发展民族文化，让全县各地的贫困农户在移民小区能安居乐业，朱书记连连点头，看来大家都想到一块了。
从威宁四十多个乡镇易地搬迁而来的贫困群众，有五万多名安置在县城，这在威宁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大事。当一排排新的屋宇拔地而起，阳台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千家万户推开窗户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我仿佛看到被大山围困的袅袅炊烟，消失了，转移了。一股暖流顿时从我的心里涌了上来，放眼望去，高过贵州屋脊的是移民新村！
移居城市的百姓身边没有土地后，生活形态发生了巨变，能不能在移民安置点生存下去，且生活得更好，我的心里都有这个问号在转动。
刚从移民搬迁小区的农贸市场转了一圈出来，我们又转到了一户名叫赵顺国的移民户家里参观。男主人是赵顺国，三十九岁，其妻刘高敏三十六岁，他们是农贸市场圆梦包包子店店主。采访时只有女主人刘高敏在家，夫妻俩加上公公婆婆和两个小孩，一家六口分到了室内面积一百二十平米的新房。他们初到安置点，在社区帮助下学做包子，后来加工、改造，适当放入一些猪油，念起了包子经。刘高敏看上去十分纯朴，个子不高，脸有点圆，脸上满是微笑，当我们进去时，她还在家里收拾打理，给我们一行人煮茶。在电视机柜子上，立着一块奖杯，定睛一看是共青团威宁自治县县委、威宁自治县扶贫办和威宁青年商会共同颁发的“第三届‘威宁青年商会杯’脱贫攻坚感动威宁十大青年”的荣誉证书，获奖者是刘高敏。 刘大姐，你家什么时候搬迁出来的？从哪里搬出来的？
刘高敏一边倒茶，一边回答道，2017年下半年搬出来的，我们是石门乡年丰村的人。
恰好前天在石门碰到年丰村的村支书陈大明，他和女支书宋冰一起作为代表和我们座谈过。宋冰是贵州民族大学毕业的女硕士，毕业后就在村里当驻村书记，是当地的名人。年丰村的村支书陈大明，没有宋冰有名，人很朴实。
刘大姐，你家里破酥包包子铺叫圆梦包，有啥来历？我一边记录，一边询问起来。
我家在石门年丰村，和云南接界，地方太穷了，我们太不想住了，一直就想搬到城里住，但一直没有机会。易地扶贫搬迁给了我们机会，我们抓住了，圆梦了。刘大姐用力做了一个抓的姿态，脸笑得像一朵向日葵。
见我们都坐下了，刘大姐拢了拢头发，回忆起最初的创业经历。当初搬迁到县城后，夫妻俩荷包里揣着五百元钱，在社区的帮助下，学了做包子的手艺，最先在家里起早贪黑做包子，用人力推车推到不同小区吆喝贩卖。后来到处借了一些钱，顺利在小区农贸市场租了一个门面，第一年不要门面费和管理费，两口子做包子，因为回头客多，生意好，一月的收入有一万元以上。今年疫情期间有影响，从三月份到八月初，不到半年的时间又存下了十万块钱。
说起经济上的翻身，刘大姐一脸自豪。
陪同的朱锦锋说，“这些都是贵州师范大学的教授些，来听你讲勤劳致富的故事。”我一听朱书记的威宁话，终于知道先前听到的“某某些”的意思。这几天，也听得习惯了。
自然，我们也聊起孩子的教育。
“我一儿一女，是双胞胎。女儿今年初中毕业去了省城贵阳学美容美发，儿子读完初二，暑假后读初三了。”
“哦，儿子可要好好培养，争取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啊。”
听朱书记说，这个移民小区每年都有十几个娃考上大学。做生意赚钱了，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培养小孩读书也是一件大事。刘大姐一听我们的叮嘱，也十分高兴，对小孩读书上的交流也就更加轻松了。
聊天时，同行的张博士一看墙上，还有一张装裱好的赵氏家训书法作品。我也注意到了，大家站起来朗声读了起来：“爱国爱家遵纪守法忠孝传家，尊老爱幼诗礼育人诚实守信……”
整个采访过程中，五里岗街道办事处朱书记、李新带领我们，在听刘大姐说的同時，也听到朱书记说刘大姐一家帮助一个移民老乡脱贫致富的故事，刘大姐把一家开在另一个小区的包子店分店转让给一个叫王正钢的老乡，还借了两千元钱给他做本钱。刘大姐接着朱书记的话说，那个老乡很惨，老婆跟人跑了，小孩三个，大的一个还有点残疾。
我们听了十分感动。一个刚刚脱贫的农户，还能反哺社会，帮助邻居脱贫，她的心胸多么宽广啊。
从刘高敏家出来，李新用手指着路旁边停车位上停着的一辆新轿车，说这是刘家刚买的。我抬头一看，只见是一辆吉利牌城市SUV，两个后视镜上还挂着一把红毛线。
融入城市，融入新的生活圈子，贫困农户搬迁后的生活，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在移民新家安居乐业，才是正途。在易地扶贫搬迁上，贵州显然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具体到贵州，到贵州屋脊威宁县境内所发生的巨变，哪一样不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千年的等待，终于等到走出绝对贫困，走向同步小康。遥想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风尘仆仆到威宁石门传教，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种子，也在极有限范围内改变了当地愚昧落后的状态，但是，比起当下威宁的天翻地覆之变化，又何尝不是望尘莫及呢？！
这几日天气特别晴朗，每天早上都可看到一轮旭日从磅礴的乌蒙山升起来。千百年来，太阳每天都会升起、降落，在这片贵州屋脊早已习以为常。在太阳每一次升降之间，这片土地将驱逐千百年的贫困、愚昧，苏醒的土地将不会沉睡。
有一天早上我跑步到草海边，看到晨跑的人们在运动，在晨练，也听到各种鸟儿清脆的叫声。朋友，当你看到起早贪黑的山里人也有空闲在草海边散步，当你看到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哼着儿歌，当你看到年轻的少女在路边摘下一朵野花轻轻嗅着，你是否为山间这样的画面而感动？闭上眼睛，我的脑海中突然蹦出这样的画面：无数穿着各民族服装的百姓从山间小道上走来，无数天真烂漫的孩子蹦蹦跳跳向未来走去，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创造，永不停步。
从威宁回来，碰上一个文友，说几天不见你啊。我说刚从威宁采访调研回来，他说，纳威赫，去不得。这句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什么意思呢，他说那是毕节的纳雍、威宁、赫章，穷乡僻壤去不得。我大声说，都是以前的老皇历了，现在去得去得勒！
【颜同林，1975年生，湖南涟源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联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贵州省先进工作者。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歌、现代小说以及地域文学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1989年始，曾在全国报刊公开发表诗歌、散文一百余首（篇），后主要从事文艺研究和评论工作，在《文学评论》等九十余种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六十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参与主编图书近十种。曾获省级各类奖励和称号近二十次，主持国家社科及省厅级基金项目十余项。】
责任编辑 韦 露
贵州威宁地处乌蒙山区腹地，平均海拔两千多米，号称贵州屋脊。当我站在贵州屋脊的不同位置俯瞰、远眺，只见到处是群山连绵不绝，大多披绿而立，个别瘦骨嶙峋。峭壁耸立、沟壑层叠，想必其间有鸟声鸣唱、溪涧潺潺。峰回路转之处，有散落的民居，虽然不乏松树林、杉树林，还有不知名的其他林木，但多半是低矮的灌木丛。目光掠过山峦起伏的群峰，思接千载却是这样的历史：地理的边远、地质的极度贫瘠导致民生维艰，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像一只无形的魔手扼住了民众的咽喉。
“专家些，我们再到下一个点去瞧瞧”，听到工作人员的这个称呼我愣了一下，用脚丈量贵州威宁这片土地，我们才刚来一两天，一起来的还有贵州师大几位专家。
同行的肖远平校长正在回忆过去，肖校长一边点起一支烟，一边带头走在前面，两个小故事拉着我们走散了：第一个冒出来的故事是1986年他大学毕业后，当年来到威宁支教，先被安排在一个偏远乡镇中学教书，住处遍地是老鼠洞，房屋极其简陋，窗户都残破不全。更不可接受的是还受当地教师排挤，后来一打听才明白，原因是怕外来老师干活，原有极微薄的课酬被抢走，后来教育部门转而安置他在威宁师范学校支教了一年。
威宁师范在县城，那时整个县城就只有一条街，一支烟还没有吸完便走完了。肖校长挥了挥手中的烟，烟头一闪一闪还在燃烧着。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住处偏远，从学校要走一段夜路经过一片乱坟岗才到家，一手打着火把，一手持砍刀，大声唱歌快跑回到住所时往往一身大汗。温文尔雅的肖校长，回忆年轻时在威宁的艰辛生活，让我们都感到吃惊。远去的岁月像天边的云朵，随风飘荡，风吹过脸庞，有丝丝凉意。
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次他们有事开着吉普车到了最为边远的石门乡，一路上全是烂路泥巴路，走走停停开上一天，到了天黑终于赶到目的地。车子一停稳，当地几户百姓从家里拿了几把草抱放在车头前，老乡们以为吉普车像牛马一样要吃草呢！司机对老乡说，车子不吃草，是吃油。老乡说，油没有，自己吃的猪油都没有。司机说，不是吃猪油，是汽油。什么是汽油？老乡更是一脸茫然。
“哈哈哈……”故事还没有讲完，大伙儿都发出了笑声。我也笑得流出了眼泪，笑完以后都陷入了更大的沉思，真可谓沧海桑田。采风调研这几天我到城里到处闲逛、观察，只见威宁县城早已是一个现代化气息浓郁的城市，马路开阔、车辆众多，人行道十分宽广，人行树多半是银杏树等名贵树木。到处是高楼大厦，高层建筑自然不少，到处人声喧嚷，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全国深度贫困县的县城。一到晚上，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宛如西部高原的颗颗明珠。
有几次我独自散步到了一个崭新的移民小区，只见小区数十栋同类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人们做操的、跳舞的、下棋的、聊天的，甚是热闹，俨然一派祥和自足的气象。小孩也特别多，我知道是学校放暑假了，孩子们都快活无比，也有一些用绣花的背巾背着弟弟妹妹，多数孩子皮肤有些黑，眼睛闪闪发亮。移民住宅区内数十栋都是外表统一的六层建筑，容纳了一万多易地扶贫的搬迁人口。建筑群的中间是一个大广场，可以想象夜幕降临，当欢快动感的音乐在小镇广场上响起，当一群群变成城镇居民的老乡们在这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当一群群孩子在四处嬉戏游玩时，这是一个多么新鲜的场景啊！
同行的采风团中有两位同事是威宁本地人，他们更有发言权。一次去双龙镇之前，我侧着头问其中一位：“老管，来到你的家乡了，这里可比我湖南家乡的县城要繁华哩。”
老管近四十岁，精干得很，他高兴地回答：“是吗？威宁前几年都不是这样。这几年确实变化太大了。”
“我家是小海镇的，离县城不远。家乡同学朋友多，经常听到他们说家乡的大变化。”老管用手指着一个方向，接着说。
顺着他指的方向，只见远处蓝天白云，隐约可见的都是一片墨绿或浅绿色的山峰。威宁没有工业污染，空气清新怡人，自然看得远。
何教授出生于威宁的教师之家，是研究石门坎教育领域的专家。一谈起石门坎，她滔滔不绝，后来一细问，发现石门坎原来就在石门乡。“石门乡是全省最为贫困的乡镇之一，为什么最为贫困边远的地方，还有石门坎教育一时繁盛的现象出现呢？”我心里十分纳闷，自然和她攀谈起来。
何教授说：“不急，我们去了就知道答案。”
“比起全县来说，石门肯定变化更大吧。”我追着再问。
同行的朋友脱口而出：“新威宁，新石门。”
“这可是用钱砸出来的啊！”同事中不知谁插了一句。
我已是几次听到“砸钱”的说法了。党和政府愿意把钱砸在威宁，砸在毕节，当地百姓有福啊。
“新威宁”说得太好了，随行的《贵州日报》彭记者也附和着说。彭记者正在做新黔边行的系列报告文学创作，已写了近一百篇，影响很大。
这样一个情景片段，无意间刻在脑海中。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其实对脚下的生活图景不太了解。不过聊以自慰的是，一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外出走走、看看。这次从贵阳出发，经黔西、毕节、赫章一线，五个小时全程高速便到了威宁。如果从贵阳坐高铁到六盘水再转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可以到威宁。高速沿途青山绿水，一路都是变化的风景，养眼得很！ 在威宁的日子里，天高云淡，心情十分放松。我们马不停蹄地和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多次座谈、交流，走访了石门、双龙、雪山、小海、迤那、盐仓、板底等不同乡镇，也对县城五里岗街道办事处等几个移民安置点进行详细走访、调研。所见所闻之中，我特别留意衣食住行方面，因为这是人的生存之本。记得在自己所居住的师大校园里，住所背后是照壁山。山上每天都有遛鸟的人，一次和小孩去散步，我看到提着不同鸟笼上山休息、放鸟出来的遛鸟一族，我总会给孩子说，仔细看一看鸟喽，主人只带着鸟食、水，另外就是一个鸟笼。其实人也是一样的，食物、水、住房最為要紧。
在下乡的所到之处，只见到处是绿树成荫，与绿树相映衬的是一栋栋砖瓦新屋。一层的房子还有一些，但是二层建筑的民居最多。至于城镇则是现代化的楼宇群了，一眼看去都是新式建筑，想必修建的时间都不长。威宁的易地扶贫搬迁是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一部分，全省“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累计实施搬迁一百八十八万人，威宁占了六万六千人，排在全省第二位。这是贵州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也是贵州在脱贫攻坚战斗中取得贵州样板美誉的一个精彩缩影。
一想到这些客观冷静的数据，我的脑海中掠过的不只是数字，而是掺杂着一个个故事与画面，这涉及多少家庭的酸甜苦辣，其中又发生了多少动人的世俗传奇。数十万家庭，原本世世代代在一方土地上生存、繁衍，为了阻止世袭的贫困，不得不整村整寨搬迁。当地政府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房屋改造，在乡镇到处看到在搞建设，道路规划、修建、加宽，房屋改造或新修。威宁“新农办”部门的职责就是管这一摊子事体。另一条腿是易地扶贫搬迁，力度最大，规模最大，“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过如此。
当我们和石门乡人大主席杨鼎、五里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朱锦锋、双龙镇冷凉蔬菜基地负责人卢明全、卫生专干秦富等一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聊天交流时，不难想象在易地扶贫搬迁中数以千计的基层干部的付出与努力。不过，要打听一下他们在易地扶贫搬迁中的酸甜苦辣时，他们往往是沉默的，不会多说工作中日常烦琐、艰难而又一地鸡毛的故事，他们往往又是乐观的，像蜜蜂一样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和五里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朱锦锋初次见面，我还以为他五十出头了。朱书记留着平头，头发却几乎全白了。听人说，他刚过四十岁，容易在年龄上被人误会。朱锦锋书记身材不高，体形壮实，一副憨厚的样子，听老管说他力气很大，年轻时能扛两百斤洋芋。同行的五里岗街道办事处党政办的李新是一个小伙子，见过几次了。
“朱书记，易地扶贫搬迁有没有最感动你的故事啊？”我一边走访，一边大声问朱锦锋。
“太多了，都不知从哪里说起。”朱锦锋说话语速很快，步子也迈得很快。
基层干部长期处于繁重工作状态，加班也成常态，问了几个人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兴奋想说的。也许他们身处其中，都习以为常了吧。
“管理五里岗街道办事处，操心事多吧？”我仍然追着问。
“负责整个街道办事处已有四五年，工作比较顺手了，也习惯了。”朱书记话不多，刚一说完便带着我们几个专家来到了社区便民服务大厅。与搬迁相关的故事太多，不知从何说起？或者是不擅长说，多做少说，似乎比较普遍，这是我的观察。
没有赶上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一茬事倒是被我们赶上了。五里岗街道办事处位于县城北部，是威宁最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有阳光馨区、欣荣家园、阳光新城、朝阳新城四个安置点。看到一个个干净整洁的移民小区，看到社区办公大厅墙上挂的图表和任务分解图，我是大体能想象的。为了稳住搬迁农户，要千方百计说服群众，给他们以出路。刚搬迁到小区时，老百姓各种怨言、不适肯定是层出不穷的。
充分利用党和政府的政策，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最为关键。朱锦锋说起这些时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五大体系’‘五三经验’，刚又看到‘五子行动’，朱书记你们喜欢数字‘五’呀？”我好奇地问。
“‘五大体系’是省里的经验总结，其他是我们五里岗摸索出来的土法子。”朱书记认真地回答。
在移民小区路上，我们碰上了一个在社区公益岗就业的小伙子。一问，小伙子叫王兴田，三十多岁，在社区当楼长。闲谈中，得知王兴田是龙场镇农村的，家里宅基地复垦后作了土地流转，责任田分种了经果林，有流转费收入。王兴田脑子灵活，勤劳肯干，现在推选出来在移民安置点上班，每天跑上跑下，主要为搬迁群众排忧解难，属于第一线的社区公益岗位人员。
我问王大哥，进城还顺利吗？他说，没事，首先肯定不太适应，有时候也会想念原来的老家。全家到了县城，收入也还过得去，工作很满意。我观察他说话时，确实脸上洋溢着笑容。至于困难，他倒没有多说，多半说的是工作的乐事。王兴田两年前还是乡下一个地地道道的种地农民，现在在威宁县城扎下了根。全县各地的搬迁农户进城后，王兴田与他们站在一条战壕里。
从农村到城市，衣食住行解决之后，乡村的文化，有没有断裂？新的乡愁还有切实的支撑吗？显然，图书馆、公共文化空间、文化广场也有相应的考虑。文化是根，文化是魂，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融合汇通起来，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为。我们建议大力保留和发展民族文化，让全县各地的贫困农户在移民小区能安居乐业，朱书记连连点头，看来大家都想到一块了。
从威宁四十多个乡镇易地搬迁而来的贫困群众，有五万多名安置在县城，这在威宁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大事。当一排排新的屋宇拔地而起，阳台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千家万户推开窗户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我仿佛看到被大山围困的袅袅炊烟，消失了，转移了。一股暖流顿时从我的心里涌了上来，放眼望去，高过贵州屋脊的是移民新村！
移居城市的百姓身边没有土地后，生活形态发生了巨变，能不能在移民安置点生存下去，且生活得更好，我的心里都有这个问号在转动。
刚从移民搬迁小区的农贸市场转了一圈出来，我们又转到了一户名叫赵顺国的移民户家里参观。男主人是赵顺国，三十九岁，其妻刘高敏三十六岁，他们是农贸市场圆梦包包子店店主。采访时只有女主人刘高敏在家，夫妻俩加上公公婆婆和两个小孩，一家六口分到了室内面积一百二十平米的新房。他们初到安置点，在社区帮助下学做包子，后来加工、改造，适当放入一些猪油，念起了包子经。刘高敏看上去十分纯朴，个子不高，脸有点圆，脸上满是微笑，当我们进去时，她还在家里收拾打理，给我们一行人煮茶。在电视机柜子上，立着一块奖杯，定睛一看是共青团威宁自治县县委、威宁自治县扶贫办和威宁青年商会共同颁发的“第三届‘威宁青年商会杯’脱贫攻坚感动威宁十大青年”的荣誉证书，获奖者是刘高敏。 刘大姐，你家什么时候搬迁出来的？从哪里搬出来的？
刘高敏一边倒茶，一边回答道，2017年下半年搬出来的，我们是石门乡年丰村的人。
恰好前天在石门碰到年丰村的村支书陈大明，他和女支书宋冰一起作为代表和我们座谈过。宋冰是贵州民族大学毕业的女硕士，毕业后就在村里当驻村书记，是当地的名人。年丰村的村支书陈大明，没有宋冰有名，人很朴实。
刘大姐，你家里破酥包包子铺叫圆梦包，有啥来历？我一边记录，一边询问起来。
我家在石门年丰村，和云南接界，地方太穷了，我们太不想住了，一直就想搬到城里住，但一直没有机会。易地扶贫搬迁给了我们机会，我们抓住了，圆梦了。刘大姐用力做了一个抓的姿态，脸笑得像一朵向日葵。
见我们都坐下了，刘大姐拢了拢头发，回忆起最初的创业经历。当初搬迁到县城后，夫妻俩荷包里揣着五百元钱，在社区的帮助下，学了做包子的手艺，最先在家里起早贪黑做包子，用人力推车推到不同小区吆喝贩卖。后来到处借了一些钱，顺利在小区农贸市场租了一个门面，第一年不要门面费和管理费，两口子做包子，因为回头客多，生意好，一月的收入有一万元以上。今年疫情期间有影响，从三月份到八月初，不到半年的时间又存下了十万块钱。
说起经济上的翻身，刘大姐一脸自豪。
陪同的朱锦锋说，“这些都是贵州师范大学的教授些，来听你讲勤劳致富的故事。”我一听朱书记的威宁话，终于知道先前听到的“某某些”的意思。这几天，也听得习惯了。
自然，我们也聊起孩子的教育。
“我一儿一女，是双胞胎。女儿今年初中毕业去了省城贵阳学美容美发，儿子读完初二，暑假后读初三了。”
“哦，儿子可要好好培养，争取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啊。”
听朱书记说，这个移民小区每年都有十几个娃考上大学。做生意赚钱了，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培养小孩读书也是一件大事。刘大姐一听我们的叮嘱，也十分高兴，对小孩读书上的交流也就更加轻松了。
聊天时，同行的张博士一看墙上，还有一张装裱好的赵氏家训书法作品。我也注意到了，大家站起来朗声读了起来：“爱国爱家遵纪守法忠孝传家，尊老爱幼诗礼育人诚实守信……”
整个采访过程中，五里岗街道办事处朱书记、李新带领我们，在听刘大姐说的同時，也听到朱书记说刘大姐一家帮助一个移民老乡脱贫致富的故事，刘大姐把一家开在另一个小区的包子店分店转让给一个叫王正钢的老乡，还借了两千元钱给他做本钱。刘大姐接着朱书记的话说，那个老乡很惨，老婆跟人跑了，小孩三个，大的一个还有点残疾。
我们听了十分感动。一个刚刚脱贫的农户，还能反哺社会，帮助邻居脱贫，她的心胸多么宽广啊。
从刘高敏家出来，李新用手指着路旁边停车位上停着的一辆新轿车，说这是刘家刚买的。我抬头一看，只见是一辆吉利牌城市SUV，两个后视镜上还挂着一把红毛线。
融入城市，融入新的生活圈子，贫困农户搬迁后的生活，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在移民新家安居乐业，才是正途。在易地扶贫搬迁上，贵州显然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具体到贵州，到贵州屋脊威宁县境内所发生的巨变，哪一样不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千年的等待，终于等到走出绝对贫困，走向同步小康。遥想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风尘仆仆到威宁石门传教，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种子，也在极有限范围内改变了当地愚昧落后的状态，但是，比起当下威宁的天翻地覆之变化，又何尝不是望尘莫及呢？！
这几日天气特别晴朗，每天早上都可看到一轮旭日从磅礴的乌蒙山升起来。千百年来，太阳每天都会升起、降落，在这片贵州屋脊早已习以为常。在太阳每一次升降之间，这片土地将驱逐千百年的贫困、愚昧，苏醒的土地将不会沉睡。
有一天早上我跑步到草海边，看到晨跑的人们在运动，在晨练，也听到各种鸟儿清脆的叫声。朋友，当你看到起早贪黑的山里人也有空闲在草海边散步，当你看到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哼着儿歌，当你看到年轻的少女在路边摘下一朵野花轻轻嗅着，你是否为山间这样的画面而感动？闭上眼睛，我的脑海中突然蹦出这样的画面：无数穿着各民族服装的百姓从山间小道上走来，无数天真烂漫的孩子蹦蹦跳跳向未来走去，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创造，永不停步。
从威宁回来，碰上一个文友，说几天不见你啊。我说刚从威宁采访调研回来，他说，纳威赫，去不得。这句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什么意思呢，他说那是毕节的纳雍、威宁、赫章，穷乡僻壤去不得。我大声说，都是以前的老皇历了，现在去得去得勒！
【颜同林，1975年生，湖南涟源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联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贵州省先进工作者。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歌、现代小说以及地域文学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1989年始，曾在全国报刊公开发表诗歌、散文一百余首（篇），后主要从事文艺研究和评论工作，在《文学评论》等九十余种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六十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参与主编图书近十种。曾获省级各类奖励和称号近二十次，主持国家社科及省厅级基金项目十余项。】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