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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北京抢劫一家银行，32岁青年杨某已被检察机关建议判处10至12年有期徒刑。
无犯罪记录、曾有白领职业，杨某后来向警方供述说，此举全因无钱支付婚房的首付款。
作案第二天，正是他与房主、中介约定的交首付款的日子。
村里受人喜欢的好学生、大城市里奋发向上的年轻人，即使在最得意的人生时刻，杨某始终背负着家庭困顿带来的压力。他也曾被建议离开北上广，仍坚持打拼。
不过，正如检方在法庭上所指出的，高房价并不能成为犯罪的真正理由。
“费脑筋的东西，他学着就是快”
杨某生活的起点，是张家口市东南方向约100公里外的山区。小山村共160多户、五六百名村民。虽然距离县城只有40多公里，但至今道路交通条件仍不理想：硬化路面时断时续，下起雨来部分路段成了泄水沟，路面上散满泥沙和石块。
村里多数村民仍然住着土坯房，只有少数几户最近几年翻盖了大红色砖瓦房。由于新房高出土坯房一大截，远看格外显眼。
村子里弥散着热烘烘的苞米地气息，杨家的院子则多了烂杏肉的酸涩味道。
杨家的土坯房位于村子最北面。屋后是大片的玉米地，院前的土路在雨后全是黑色泥坑，两扇绿色铁皮门锈迹斑斑。这处房子是1972年杨某父亲结婚时的婚房，到现在已经住了41年。
低矮的土坯房里有些狼藉：外屋放着一张黑乎乎的四方桌，桌上散乱着两只老瓷碗和几双筷子。里间横竖两张木板床，各自堆着皱巴巴的灰色被褥。北边床的床头挂着一面镶框的镜子，镜面上印着的一排五星红旗，已褪成暗红色。
1981年初，杨某出生在华北平原上这间土坯房里。这是杨家的第四个孩子，前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的到来，立刻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 - -因为计划外生育，村里扣掉了杨某父亲的500个工分。
父亲黑瘦，高颧骨，喜欢蹲在路边说话，身上着短袖格子衬衣。
杨家的另一项重要财产是一辆旧摩托车，杨某父亲骑着它去自家的杏树林干活。摩托车后座上绑着半蛇皮口袋熟透的黄杏- - -剥掉杏肉，杏核是这个家庭多年来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4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负担在他们全都上学后彻底显现。杨家靠种地和一块果园的产出，当时一年不过三四千元收入，遇到4个孩子开学时常常难以应付。村民杨世坤记得，那时杨某父亲经常会四处借钱给孩子们交学费。
对于杨家最小的儿子，他印象深刻：“话不多，人很内向，见面最多就是打声招呼。”在杨世坤记忆里，从读小学开始，杨某就是全村孩子的榜样，因为他每次考试都能考第一，也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满村疯跑。
杨某父亲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他也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理由批评过这个小儿子。
杨某显然是个聪明孩子，比如他擅长象棋。没人教他，“有可能是从乡里集市上摆残局的老汉那里学的。”杨某父亲回忆说。同龄的伙伴们很快不再是他的对手，甚至一些老棋手也经常在他面前落败。
这点也是父亲引以为傲的地方，“这类费脑筋的东西，他学着就是快，他哥哥姐姐都比不了。因为老下不过他，后来大家就不再愿意和他下了。”
“他说自己潜力还很大”
1994年进入初中之后，杨某离家，开始了住校的集体生活，学习成绩仍然一路名列前茅。
虽然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学生，但在中学老师王贵荣的记忆中，对杨某的印象仍然清晰深刻：“这个孩子皮实，懂事，爱学习，性格内向。”
王贵荣告诉本刊，他作为班主任带的杨某那班学生，是最好的一届：在全县20多个学校里，那个班级的物理、数学、英语等科目全部排在最前面。就在这个班里，杨某的成绩基本都是前三名。
这届孩子中最出息的是杨家邻村的一个。他读书时候成绩和杨某相若，后来留学加拿大并在国外拿到了绿卡。附近十里八村都知道这事。
2000年，杨某作为应届生参加高考，成绩是560多分，已经超过当年的河北省理工类重点院校分数线20分左右。
但这个成绩并未达到他的理想水准，“他说自己潜力还很大，决定复读一年。”杨家父亲说，与家人商量之后，儿子放弃了那年的一类本科录取学校，回到中学继续读书。
儿女对于贫困的杨某父亲来说，是在村里获得尊重的资本。
杨某的哥哥姐姐在附近的矿上和县政府上班，“算是出去了”，这种情况在小山村算是罕见的，这里的子弟，十几年来都没有出过“太有出息的”。
第二年高考，杨某总分630分。父亲记得这个分数是那一年全县的第三名。因为20分的差距，杨某未能考中他报考的清华大学。
最终，杨某去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当时的名称还是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学校位于北京市北四环外的健翔桥东北角，距离水立方和鸟巢非常近，附近还有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以及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
杨某选择的专业是信息与通信工程系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这个专业主修的课程包括数字图像处理、计算机网络、嵌入式信息系统以及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等等。
杨家老四，到北京读书了。
“挫败感太强烈了”
就在杨某高考的前一年，杨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母亲做了开颅手术，直到现在，不仅五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智商也受到极大影响。
有村民说，那次在县里医院进行的手术就花了杨家5万多元。杨某父亲则说不上来具体花销，只是记得钱像流水一样从口袋拿出去，交到医院小小的收款窗口里。
总之，到杨某上大学时，家里已经没有一分钱积蓄，还借了若干外债。
而离开小山村的杨某，在大学里不再显得出类拔萃。与他同专业隔壁班的同学杜明辉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时，直言对他印象颇浅。 “那时电脑刚开始普及，我们觉得这个天天接触计算机的专业，是非常有前途和风光的，特别针对那些理科成绩好的学生而言，更是这样。”同样是从农村考进大学的杜明辉说，进入大学后，很快就发现生活并非想象那般简单和风光，“读这个专业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那时候配一台电脑一般要五六千元，这对城市家庭的学生不算太大负担。”
与杜明辉一样，杨某在下课离开学校的计算机室之后，只能回到宿舍羡慕地看着其他同学用电脑。
“那时家里的条件根本买不起电脑，一部分学费还是靠助学贷款解决的。”杨父说，有次小儿子回来吞吞吐吐地提起买电脑的事情，但杏林再加上地里的玉米收入也不过一万多元钱，还不能应付他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
除了生活，这些小山村里的好学生们，还面临着其他心理压力。“最郁闷的是在软件和硬件两个领域，社会上早已高手如林，挫败感太强烈了。”杜明辉回忆说。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儿子学的电脑软件，在父亲那里并没有具体概念。到现在，他也只能说儿子特别爱摆弄电脑，不管出了什么故障，“到他手里之后，保准能弄好”。
王贵荣的印象则是，毕业后，杨某从未像其他同学那样与过去的老师联系，更不要说在寒暑假返乡时过来坐坐。他读大学的情况以及在北京工作的消息，王贵荣都是从其他学生那里听说的。
“现实和理想差距很大”
毕业时，命运眷顾了杨某。那个拥挤的毕业季，在接连应聘几家单位未果后，他最终与北京的一家交通工程技术公司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薪水不算高，但可以解决北京市户口。
“我觉得自己上学上了将近20年，当初上学的时候想得挺好的，觉得工作了应该就都好了。结果，现实和理想差距很大。”杨某曾对别人这样说。
2007年夏天，他辞职了，到中关村一家待遇稍好的软件公司做软件开发类工作。
但这次跳槽仍然没有让杨某满意，2009年他再次辞职。在家待了一年之后，他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再次辞职回家。在向警方供述时，他称这种反复是过于劳累导致的。
另一方面，职场中的竞争也让他疲于应付。于是，他索性不再出去工作。
对杨某父亲而言，虽然不太了解儿子在北京的具体工作到底是什么，但知道他每月有五六千元收入。
儿子通常每隔两三个周末就回家一次，偶尔也会拿出几百元钱给父母。后来一直到他失业在家仍然如此。杨家父亲一直以为儿子仍然在理想的单位、拿着固定的收入。
某次，因为从电视上看到北京动辄一两百万元的房价，杨某父亲曾劝儿子回老家发展，比如考个公务员。但是儿子显然没有动心。
因为要攒钱在北京买房子，所以即使儿子从未给家里进行过基本设施的改善，但父亲并没有觉得不妥。这时候，村里已经有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挣钱，翻新老家的房子。
期间，杨某父亲曾经到过一次北京，想看看儿子的生活情况，“我知道他租着房子，我要求去看看，但他没答应。”他说，当天晚上儿子安排自己在一家旅馆里过夜。
看着儿子年纪越来越大，村里同龄人的孩子都上小学了，杨某父亲多次催促他早点找个女朋友。但儿子总是顶上一句“不用操心”，说自己心里有数。
第二次辞职的时候，杨某确实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女孩，很快相恋。
女孩也是河北人，老家与杨家距离50多里地，父母同样是农民。
虽然失业在家，但据杨某在法庭上说，为了给女友留下好印象，他一直撒谎说自己仍然在一家知名的IT公司上班，职位是部门经理，月薪过万。
2012年两人开始同居，住在杨某在北京通州租的房子里。
女孩在北京一家医疗机构工作。她向公安机关提到，比自己小一岁的男友平时脾气很好，喜欢动脑子，玩魔方。
他鼓足勇气，走向银行
与女朋友关系稳定之后，杨某曾经带她回过一次老家。
面对杨家的困顿景况，女孩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杨某父亲觉得女孩很懂事，不仅没有嫌弃他们家条件简陋，也没有提出过什么过分要求。
不久，双方父母见面，谈及两人的婚事，女孩父亲提出了买房的要求。
“北京房子太贵了，我们开始觉得两人结婚后先租着房子，条件允许了再买也行，不过女方要求买完房子再结婚。”杨家父亲说，他清楚北京的房价远非自己家所能负担，但是人家姑娘嫁过来，当然希望生活更好一点，“能理解”。
为了儿子买房，杨某父亲拿出了最近几年种地和卖杏核积攒的全部资产4万元，又从亲戚家借了一些。女孩也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但是，长时间失业的杨某早已坐吃山空，几乎没有积蓄可言。
两人看上的房子位于丰台区大灰厂附近，是个小两居的二手房，此前为首钢的宿舍楼。这里位于北京市西六环外，房价远低于北京二手房均价。
房子总价76万元，两人计划贷款45万元，但需要备齐31万元的首付款，还有税费以及中介费等各种手续费用。
女孩说，杨某自称有十七八万元存款，并告诉她已分4次交齐了31万元。但中途，中介也曾催过他们付款。
在买房的过程中，他们已经开始准备结婚登记。
根据杨某后来的供述，他在与女友一起看房的同时，网购了作案工具，曾先后准备了麻醉药、电棍、蓄电池、橡皮面具等。
到2013年4月14日，距交齐首付款的约定日期只有一天，备齐款项仍然毫无指望。
上午10时，杨某从通州租住处坐公交车来到一片荒地，换上了抢劫用的衣服、帽子和口罩。为了方便作案后逃跑，他还买了一辆自行车。
13时，杨某在位于东四环外的朝阳区十里堡踩点，最终选定6号线地铁东北角的一家银行，“那家上班时间出入的人多，估计现金应该不少，抢完也方便逃跑。”他后来供述说。
他原本打算14时前后动手，但由于当时银行内人多，一直等到了17时。
眼看保安就要锁门，他说，本来已经想放弃的自己，再次想到已是交首付的最后期限。如果一切落空，女朋友很可能因此与自己分手。
他将自行车停在了银行对面，一个人走向银行。
杨某一度用刀成功挟持大堂经理，并掏出铁棍威胁工作人员，但5分钟后就被制服。
公诉人认为，属于犯罪未遂，鉴于其认罪态度诚恳，建议法庭以抢劫罪判处其10年至12年有期徒刑。
“不买房，不结婚，又能怎么样？”杨某父亲低下头，摸出一包没开封的烟盒，抠了抠开封处，犹豫了一下，又把烟塞回了口袋里。
无犯罪记录、曾有白领职业，杨某后来向警方供述说，此举全因无钱支付婚房的首付款。
作案第二天，正是他与房主、中介约定的交首付款的日子。
村里受人喜欢的好学生、大城市里奋发向上的年轻人，即使在最得意的人生时刻，杨某始终背负着家庭困顿带来的压力。他也曾被建议离开北上广，仍坚持打拼。
不过，正如检方在法庭上所指出的，高房价并不能成为犯罪的真正理由。
“费脑筋的东西，他学着就是快”
杨某生活的起点，是张家口市东南方向约100公里外的山区。小山村共160多户、五六百名村民。虽然距离县城只有40多公里，但至今道路交通条件仍不理想：硬化路面时断时续，下起雨来部分路段成了泄水沟，路面上散满泥沙和石块。
村里多数村民仍然住着土坯房，只有少数几户最近几年翻盖了大红色砖瓦房。由于新房高出土坯房一大截，远看格外显眼。
村子里弥散着热烘烘的苞米地气息，杨家的院子则多了烂杏肉的酸涩味道。
杨家的土坯房位于村子最北面。屋后是大片的玉米地，院前的土路在雨后全是黑色泥坑，两扇绿色铁皮门锈迹斑斑。这处房子是1972年杨某父亲结婚时的婚房，到现在已经住了41年。
低矮的土坯房里有些狼藉：外屋放着一张黑乎乎的四方桌，桌上散乱着两只老瓷碗和几双筷子。里间横竖两张木板床，各自堆着皱巴巴的灰色被褥。北边床的床头挂着一面镶框的镜子，镜面上印着的一排五星红旗，已褪成暗红色。
1981年初，杨某出生在华北平原上这间土坯房里。这是杨家的第四个孩子，前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的到来，立刻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 - -因为计划外生育，村里扣掉了杨某父亲的500个工分。
父亲黑瘦，高颧骨，喜欢蹲在路边说话，身上着短袖格子衬衣。
杨家的另一项重要财产是一辆旧摩托车，杨某父亲骑着它去自家的杏树林干活。摩托车后座上绑着半蛇皮口袋熟透的黄杏- - -剥掉杏肉，杏核是这个家庭多年来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4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负担在他们全都上学后彻底显现。杨家靠种地和一块果园的产出，当时一年不过三四千元收入，遇到4个孩子开学时常常难以应付。村民杨世坤记得，那时杨某父亲经常会四处借钱给孩子们交学费。
对于杨家最小的儿子，他印象深刻：“话不多，人很内向，见面最多就是打声招呼。”在杨世坤记忆里，从读小学开始，杨某就是全村孩子的榜样，因为他每次考试都能考第一，也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满村疯跑。
杨某父亲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他也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理由批评过这个小儿子。
杨某显然是个聪明孩子，比如他擅长象棋。没人教他，“有可能是从乡里集市上摆残局的老汉那里学的。”杨某父亲回忆说。同龄的伙伴们很快不再是他的对手，甚至一些老棋手也经常在他面前落败。
这点也是父亲引以为傲的地方，“这类费脑筋的东西，他学着就是快，他哥哥姐姐都比不了。因为老下不过他，后来大家就不再愿意和他下了。”
“他说自己潜力还很大”
1994年进入初中之后，杨某离家，开始了住校的集体生活，学习成绩仍然一路名列前茅。
虽然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学生，但在中学老师王贵荣的记忆中，对杨某的印象仍然清晰深刻：“这个孩子皮实，懂事，爱学习，性格内向。”
王贵荣告诉本刊，他作为班主任带的杨某那班学生，是最好的一届：在全县20多个学校里，那个班级的物理、数学、英语等科目全部排在最前面。就在这个班里，杨某的成绩基本都是前三名。
这届孩子中最出息的是杨家邻村的一个。他读书时候成绩和杨某相若，后来留学加拿大并在国外拿到了绿卡。附近十里八村都知道这事。
2000年，杨某作为应届生参加高考，成绩是560多分，已经超过当年的河北省理工类重点院校分数线20分左右。
但这个成绩并未达到他的理想水准，“他说自己潜力还很大，决定复读一年。”杨家父亲说，与家人商量之后，儿子放弃了那年的一类本科录取学校，回到中学继续读书。
儿女对于贫困的杨某父亲来说，是在村里获得尊重的资本。
杨某的哥哥姐姐在附近的矿上和县政府上班，“算是出去了”，这种情况在小山村算是罕见的，这里的子弟，十几年来都没有出过“太有出息的”。
第二年高考，杨某总分630分。父亲记得这个分数是那一年全县的第三名。因为20分的差距，杨某未能考中他报考的清华大学。
最终，杨某去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当时的名称还是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学校位于北京市北四环外的健翔桥东北角，距离水立方和鸟巢非常近，附近还有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以及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
杨某选择的专业是信息与通信工程系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这个专业主修的课程包括数字图像处理、计算机网络、嵌入式信息系统以及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等等。
杨家老四，到北京读书了。
“挫败感太强烈了”
就在杨某高考的前一年，杨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母亲做了开颅手术，直到现在，不仅五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智商也受到极大影响。
有村民说，那次在县里医院进行的手术就花了杨家5万多元。杨某父亲则说不上来具体花销，只是记得钱像流水一样从口袋拿出去，交到医院小小的收款窗口里。
总之，到杨某上大学时，家里已经没有一分钱积蓄，还借了若干外债。
而离开小山村的杨某，在大学里不再显得出类拔萃。与他同专业隔壁班的同学杜明辉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时，直言对他印象颇浅。 “那时电脑刚开始普及，我们觉得这个天天接触计算机的专业，是非常有前途和风光的，特别针对那些理科成绩好的学生而言，更是这样。”同样是从农村考进大学的杜明辉说，进入大学后，很快就发现生活并非想象那般简单和风光，“读这个专业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那时候配一台电脑一般要五六千元，这对城市家庭的学生不算太大负担。”
与杜明辉一样，杨某在下课离开学校的计算机室之后，只能回到宿舍羡慕地看着其他同学用电脑。
“那时家里的条件根本买不起电脑，一部分学费还是靠助学贷款解决的。”杨父说，有次小儿子回来吞吞吐吐地提起买电脑的事情，但杏林再加上地里的玉米收入也不过一万多元钱，还不能应付他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
除了生活，这些小山村里的好学生们，还面临着其他心理压力。“最郁闷的是在软件和硬件两个领域，社会上早已高手如林，挫败感太强烈了。”杜明辉回忆说。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儿子学的电脑软件，在父亲那里并没有具体概念。到现在，他也只能说儿子特别爱摆弄电脑，不管出了什么故障，“到他手里之后，保准能弄好”。
王贵荣的印象则是，毕业后，杨某从未像其他同学那样与过去的老师联系，更不要说在寒暑假返乡时过来坐坐。他读大学的情况以及在北京工作的消息，王贵荣都是从其他学生那里听说的。
“现实和理想差距很大”
毕业时，命运眷顾了杨某。那个拥挤的毕业季，在接连应聘几家单位未果后，他最终与北京的一家交通工程技术公司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薪水不算高，但可以解决北京市户口。
“我觉得自己上学上了将近20年，当初上学的时候想得挺好的，觉得工作了应该就都好了。结果，现实和理想差距很大。”杨某曾对别人这样说。
2007年夏天，他辞职了，到中关村一家待遇稍好的软件公司做软件开发类工作。
但这次跳槽仍然没有让杨某满意，2009年他再次辞职。在家待了一年之后，他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再次辞职回家。在向警方供述时，他称这种反复是过于劳累导致的。
另一方面，职场中的竞争也让他疲于应付。于是，他索性不再出去工作。
对杨某父亲而言，虽然不太了解儿子在北京的具体工作到底是什么，但知道他每月有五六千元收入。
儿子通常每隔两三个周末就回家一次，偶尔也会拿出几百元钱给父母。后来一直到他失业在家仍然如此。杨家父亲一直以为儿子仍然在理想的单位、拿着固定的收入。
某次，因为从电视上看到北京动辄一两百万元的房价，杨某父亲曾劝儿子回老家发展，比如考个公务员。但是儿子显然没有动心。
因为要攒钱在北京买房子，所以即使儿子从未给家里进行过基本设施的改善，但父亲并没有觉得不妥。这时候，村里已经有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挣钱，翻新老家的房子。
期间，杨某父亲曾经到过一次北京，想看看儿子的生活情况，“我知道他租着房子，我要求去看看，但他没答应。”他说，当天晚上儿子安排自己在一家旅馆里过夜。
看着儿子年纪越来越大，村里同龄人的孩子都上小学了，杨某父亲多次催促他早点找个女朋友。但儿子总是顶上一句“不用操心”，说自己心里有数。
第二次辞职的时候，杨某确实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女孩，很快相恋。
女孩也是河北人，老家与杨家距离50多里地，父母同样是农民。
虽然失业在家，但据杨某在法庭上说，为了给女友留下好印象，他一直撒谎说自己仍然在一家知名的IT公司上班，职位是部门经理，月薪过万。
2012年两人开始同居，住在杨某在北京通州租的房子里。
女孩在北京一家医疗机构工作。她向公安机关提到，比自己小一岁的男友平时脾气很好，喜欢动脑子，玩魔方。
他鼓足勇气，走向银行
与女朋友关系稳定之后，杨某曾经带她回过一次老家。
面对杨家的困顿景况，女孩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杨某父亲觉得女孩很懂事，不仅没有嫌弃他们家条件简陋，也没有提出过什么过分要求。
不久，双方父母见面，谈及两人的婚事，女孩父亲提出了买房的要求。
“北京房子太贵了，我们开始觉得两人结婚后先租着房子，条件允许了再买也行，不过女方要求买完房子再结婚。”杨家父亲说，他清楚北京的房价远非自己家所能负担，但是人家姑娘嫁过来，当然希望生活更好一点，“能理解”。
为了儿子买房，杨某父亲拿出了最近几年种地和卖杏核积攒的全部资产4万元，又从亲戚家借了一些。女孩也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但是，长时间失业的杨某早已坐吃山空，几乎没有积蓄可言。
两人看上的房子位于丰台区大灰厂附近，是个小两居的二手房，此前为首钢的宿舍楼。这里位于北京市西六环外，房价远低于北京二手房均价。
房子总价76万元，两人计划贷款45万元，但需要备齐31万元的首付款，还有税费以及中介费等各种手续费用。
女孩说，杨某自称有十七八万元存款，并告诉她已分4次交齐了31万元。但中途，中介也曾催过他们付款。
在买房的过程中，他们已经开始准备结婚登记。
根据杨某后来的供述，他在与女友一起看房的同时，网购了作案工具，曾先后准备了麻醉药、电棍、蓄电池、橡皮面具等。
到2013年4月14日，距交齐首付款的约定日期只有一天，备齐款项仍然毫无指望。
上午10时，杨某从通州租住处坐公交车来到一片荒地，换上了抢劫用的衣服、帽子和口罩。为了方便作案后逃跑，他还买了一辆自行车。
13时，杨某在位于东四环外的朝阳区十里堡踩点，最终选定6号线地铁东北角的一家银行，“那家上班时间出入的人多，估计现金应该不少，抢完也方便逃跑。”他后来供述说。
他原本打算14时前后动手，但由于当时银行内人多，一直等到了17时。
眼看保安就要锁门，他说，本来已经想放弃的自己，再次想到已是交首付的最后期限。如果一切落空，女朋友很可能因此与自己分手。
他将自行车停在了银行对面，一个人走向银行。
杨某一度用刀成功挟持大堂经理，并掏出铁棍威胁工作人员，但5分钟后就被制服。
公诉人认为，属于犯罪未遂，鉴于其认罪态度诚恳，建议法庭以抢劫罪判处其10年至12年有期徒刑。
“不买房，不结婚，又能怎么样？”杨某父亲低下头，摸出一包没开封的烟盒，抠了抠开封处，犹豫了一下，又把烟塞回了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