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是北京人，是失群落伍的单干户，靠一辆破三轮车活命；老王是田螺眼，住在破落大杂院的塌败小屋，无妻无子一个人活命；老王是杨绛下放到五七干校时认识的熟悉陌生人，是杨绛很多年后创作的《老王》中的老王。
　　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对她的评语；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这是世人对杨绛的评价。
　　老王和杨绛本是两个世界的人，如果不是杨绛夫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他们永远没有交汇点。
　　1970年杨绛下放到五七干校，“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的息县，也就是息县东岳五七干校。息县东岳五七干校位于东岳镇西塘坡，由于当时的学部（社科院前身）所有所人员都集中在这里。所以，这种当时可以说集中了中国最顶端的社科名人”（《干校六记》）。“到了东岳，除了划分的田地，什么都没有，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大师，需要自己动手建校，盖房，种地，烧砖，打坯，劳动强度非常大。杨绛先生分在菜园班，钱钟书先生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老是烧不开，后来专门负责去邮电所取信”。（《那些年，他们在五七干校》）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杨绛认识了老王，杨绛当然不懂老王一样的穷苦人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艰辛、痛苦，老王又怎能懂得杨绛一样的人连开水都烧不开的艰难、无助，在他们看似亲密的接触之前，一个靠脑力体现能力，一个靠体力赚钱糊口。但就是这样特殊的环境，他们的交往流淌着浓浓的烟火味：
　　杨绛的女儿阿圆救治了老王的眼病。“我女儿说他是眼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看得见了”。
　　杨绛不要他收费减半，没有“欺负”老王。“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冰，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默存生病，杨绛烦请老王送他上医院。
　　“我问老王凭这位老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
　　杨绛一家人既治好了老王身体的疾病，又给了老王赚钱的机会，还关心他的生计，这些于老王而言就是生活、生命的全部意义：身体健康，自给自足，亲友关爱。
　　然而，我们再来看杨绛帮助老王时的一言一行：“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车费”，“当然”，理所当然的语气，杨绛居高临下的姿态显露无余。“当然”背后杨绛会这样想：你一个穷三轮车司机，我会占你一点便宜吗，我是给得起钱的。“我笑着说有钱”，“笑着”，笑老王的天真。杨绛想：既然来看病，自然要带钱？可是她哪里懂得，老王眼瞎却看不起病的无奈？她哪里懂得破败的房屋却没钱修缮的隐忍呢？也许老王千百次设想：如果我有钱，一定要好好翻修房子。“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免得我托人捎”的言外之意是：你拿了钱是省去了我的麻烦，我托人捎钱给你又给别人添了麻烦。可是她哪里懂得：老王要的不是钱，而是温情。病入膏肓的老王此刻多想杨绛问问他的病情，哪怕是让他进门坐坐，喝杯水，亦或是问问他的后事安排。但是他们彼此不懂得，杨绛不懂得老王的贫苦无依、孤独痛苦，老王不懂得杨绛不识烟火日子里的柴油米面、家长里短。
　　我们再来看看老王帮助杨绛一家：“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們吃？他只说：我不吃。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老王帮杨绛送丈夫看病，扶钱钟书下车，坚决不要钱，还挂念杨绛是否有钱给丈夫看病，老王在生命的最后把最珍贵的香油鸡蛋送给杨绛……老王没有把这些送给他哥哥、他侄子。在老王的心里，杨绛一家比同胞哥哥还亲，比侄子对他更有情义，比血浓于水的亲人还值得信赖托付，所以老王竭尽全力帮助杨绛。可惜，杨绛不懂老王。杨绛以为让老王送冰，送默存看病都是给老王赚钱的机会，老王能将鸡蛋香油送到她家，也能送到别人家，鸡蛋香油只是换取钱的东西而已，杨绛哪里懂得鸡蛋和香油于老王而言是多么奢侈、珍贵？
　　这就是杨绛和老王，两个精神境界、生命追求完全不同的人的处世态度，杨绛以为老王能吃饱穿暖足矣，所以她总不忘给他赚钱的机会和给他钱，而老王以为帮助杨绛解决一些生活琐事就能成为她的亲朋。殊不知，杨绛需要的朋友是精神、心灵有共鸣的人，老王哪里能进入杨绛的精神领域呢？
　　人与人交往并成为知己，需要懂得。懂得需要走进心灵深处，需要志趣相投，需要灵魂相通。杨绛一家人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骨子里固有中国儒家的清高、儒雅，更固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规矩。因此，杨绛一家给老王的帮助不过是人性本来的善良，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接人待物的修养，他们并没有把老王当朋友、知己，更谈不上挚爱亲情。但老王在得到杨绛帮助之前是孤独无助的，他无妻室儿女，脑子慢，转不动，“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当得到杨绛一家给予的一点点温暖，老王的世界如漆黑的屋子照射进了一束阳光。但是老王终究是杨绛“落难”的特殊时期遇见的三轮车司机，他哪里能懂得杨绛精神的苦闷、灵魂的煎熬。
　　多年以后，当杨绛离开“五七干校”，恢复了工作，生活又回到本来的轨迹，再回忆那段特殊岁月，杨绛懂得了老王。杨绛说“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是杨绛对老王死去自己却浑然不知的惭愧，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是一个自然人的良心发现，是一个社会人对儒家文化的反思。杨绛懂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老王懂得她那些时日生活于她的艰难、残酷，才至真至诚地帮助她；因为老王懂得人和人需要以诚相待、彼此温暖，才在生命的最后去送鸡蛋香油，那是生命最后的托付。也正是如此，杨绛才愧怍自己没有读懂老王，不懂老王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而是尊重、敬爱。
　　杨绛的可贵在于她多年后读懂了自己，她懂得的背后是对文革特殊时代的反思，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说话总是谨小慎微，尤其是本就已经遭遇了不幸的杨绛，她不敢向人敞开心扉，不敢多说乱拿。她懂得的背后是对知识分子自命清高的反思，把老王一样淳朴真诚的人挡在千里之外，丢了真性情。因为，杨绛的愧怍是一个时代的愧怍，一个群体的愧怍！
　　作者通联：陕西汉中市镇巴县泾洋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