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5月22日召开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BI)评估会”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张惠珍拿着厚厚的一叠资料,向在场的专家和同行介绍道:“这些都是海外媒体和读者对《宏构如花——奥运建筑总览》一书的反馈,这就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她说,正是在推广计划的支持下,建工社与瑞士、法国、俄罗斯3家合作伙伴在短时间内交叉运作,赶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将这本书的中文版和外文版同步推出,最终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极大反响,获得了媒体和专家的好评。“俄罗斯、捷克等国的建筑专业报刊都给予此书很高赞誉。”
张惠珍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其他出版人的共鸣,社科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中心主任仇扬说,如果没有“推广计划”,社科院的“皮书”系列与荷兰Brill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英文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经过3年的努力,“皮书”系列已经成功进入了世界各大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对于各国学者和高端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合作的过程中增强了组稿能力,话语权逐渐加大。有些其他国家的学术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皮书”系列将以更多的语种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除了这些沉甸甸的成果之外,“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还产生了一些无形的、却更加重要的影响。高等教育出版社肖琼说,由于“推广计划”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从出版社领导到负责具体事务的编辑都产生了“走出去”的动力。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吴小红也说,以前搞“走出去”往往不被出版社内同仁理解,现在,“走出去”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追求。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副局长吴伟在主持本次评估会时,还提到近期推出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新举措——“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她特别强调指出了这个新项目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区别。
那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主要资助了哪类图书?国内出版商如何借力走出国门?“翻译出版工程”作为“推广计划”的加强版,其资助力度体现在哪些方面? 5月22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吴伟女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详解上述问题。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初见成效
对外传播:“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取得的主要进展是什么?
吴伟:在中国“走出去”的战略框架下,在中国出版业加快转企改制步伐的大背景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过3年多的实施与推动,工作体制和机制不断成熟,各项扶持政策陆续出台,各成员单位在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方面持续扮演领衔的角色并处于领先地位。推广计划正式实施以来,中国已经与36个国家的156家出版机构签订了990项资助出版协议,资助图书1381种,涉及21个文版。可以说,在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方面,“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经探索出一条可行、有效的道路。在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推动下,实物出口、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境外出版等各种形式的中国图书“走出去”工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
以2008年为例,仅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所属的国图公司全年的实物出口贸易额就达1200万美元,同比增长12%。浙江出版集团与美国百胜书店合作的“博库书城网络书店”在美国落地,图书贸易近50万美元。在版权贸易方面,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共向海外输出版权1268项,共与境外80家出版机构签订345项资助出版协议,涉及488种图书,资助金额超过1400万元。如:中国出版集团所属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的版权已经卖到10个国家和地区,将出版18个语种23个版本,仅英文版首付版税就达10万英镑,超过《狼图腾》,创历史新高。此外,合作出版业已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亮点。合作出版的好处是中外双方共同策划选题,共同承担出版发行风险,共同受益。江苏凤凰出版集团与日本、韩国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的“祈愿和平”绘本丛书,以“回顾二战,企望和平”为主题,邀请三国多位著名画家,共同创作12本图书,不仅选题好,还创造了一种好的合作模式。关于在境外直接出版,我们的成员单位多有尝试。比如: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继在美国纽约设立分社之后,2008年,该集团在日本东京独资设立“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致力于把中国优秀的科技出版物在日本以及日本以外的国家出版、发行,同时还将积极开展版权贸易、进出口等业务。
应着力推出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图书
对外传播:近几年“推广计划”主要资助了哪类图书,其在国外的影响如何?
吴伟:在国家财政并不很宽裕的情况下,我们要用好每一分钱,使每分钱发挥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我们对于所资助的图书内容有所倾斜,主要资助文化、文学、科技、国情等领域的产品,像气功、功夫、家具、菜谱这类图书基本不考虑,因为国外出版商对这种书的市场很有把握,不资助,他们也会积极参与运作。而对于那些经济效益难以断定,却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树立国家形象的书,就需要用政府资助的形式助一臂之力。
在审核申请资助的国外出版商方面,我们会选择那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出版商。比如说,有着出版中国主题图书传统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51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该出版社历来重视中国出版市场,和国内的一些出版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中国也已经成为其在海外销售增幅最快的市场。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一方面在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中外出版商的合作应该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关于受资助的图书输出到国外后的影响力,最好的办法是从国外市场直接听反应,比如,2004年资助法国出版商出版的70种图书,我2005年出访时直接做市场调研,一年间,基本上售罄。当然,每年我们会定期召开“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BI)评估会”,请受资助的出版商介绍所资助的图书在国外的出版发行情况,同时也请专家学者给图书的翻译质量打分。近几次评估会收集到的情况表明,我们所资助的图书的传播效果还是不错的。图书的出版实效,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判,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衡量。既要看书的发行量,也要看书的去向。比如,浙江大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合作的“中国科技进展”丛书,虽然它在国外的发行量只有600本左右,但全部都发行到世界上的主要图书馆。同样是一本书,放在一般书店出售与被学术机构或图书馆收藏的效果显然不一样。尤其是对一些小众读物而言,印数在1500本已经是不错的成果了。
对外传播:国内出版商在资助申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吴伟:主要问题是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书很少,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品不多,这与我国当前的出版水准和出版状况是一致的。现在,“推广计划”资助的图书仍以古代文化居多。一是国内已出版的成品书大多数局限于这一类,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书较少;二是有些外国出版商对中国神秘、古老、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很感兴趣。当然,那些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外商则更关注反映当代中国题材的图书,像《狼图腾》、《藏獒》、《于丹〈论语〉心得》等。作为政府,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当代中国题材的图书走出去,问题是高质量的、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书太少,在这里,我呼吁国内的出版社、作者能更多地在这方面努力。苦练内功,加大原创力度,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原动力。
对外传播:今后在加快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步伐方面有何新举措?
吴伟:为提高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加大扶持和资助力度,我们也在努力开拓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新通道,包括:邀请国外知名作家学者撰写中国主题图书;全面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及法兰克福书展设置专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展台,加强宣传推广。谈到宣传推广,我们将联合《光明日报》和《中国日报》等媒体在今年7、8月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专栏,以刊登国外读者对受资助图书的反响为主。希望藉此扩大“推广计划”在出版圈以外的影响。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顺利启航
对外传播:您刚才提到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这个项目的推出是基于什么考虑?它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区别何在?
吴伟:为了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大支持力度,今年3月开始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这一重大文化工程。这个工程实际上是“推广计划”的加强版。
“推广计划”原来只是用资助翻译费的形式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调动国外出版机构购买版权出版中国图书的积极性。而“翻译出版工程”实际上是加大了资助力度,不仅支持翻译费,也资助出版费用甚至推广费用。“翻译出版工程”将与“推广计划”相互配合,互为补充。考虑到“推广计划”在国外出版界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两个项目对外均称CBI,使用同一个logo。所有的办事机构、工作程序、资讯发布等等仍然保持不变。
两个项目的最大不同在于,“推广计划”资助的是翻译费用,只要外国的出版商购买了中国出版社的版权,原则上都可以来申请。但是对“翻译出版工程”而言,所申请的图书必须是系列出版物,影响要大,而且,它不仅可以申请翻译费用,还可申请出版及推广费用。
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目前有何进展?
吴伟:目前,已有5个项目先期纳入“翻译出版工程”,它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发现中国”系列、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中国符号”系列、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系列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科技进展”系列丛书。
其中的一个项目,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丛书已于5月20日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此次签约也标志着“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正式启动,对中外出版界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翻译出版工程”已经顺利启航,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人文中国”书系是五洲传播出版社自2003年起陆续推出的一套高品质重点书系。截至2009年5月,已出版23本分册,并将在2009年内出版其余7本。书系分为3个专辑(每辑10本),即:以思想、智慧、艺术为主的“无形遗产”专辑、以工艺和器物为主的“有形遗产”专辑和以衣食住行乐为主的“民俗生活”专辑。3个专辑精心架构,有机结合,通过各分册介绍的各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勾勒出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体面貌。每个分册的作者都是中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该领域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有着准确的把握和独到的见解。
对外传播:最后,请问您想借这次采访向我们的读者说点什么吗?
吴伟:中国的历史很长,改革开放的时间却很短,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还很不够,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能说完全了解自己。图书是增进国家和人民间相互了解的很好的媒介,希望《对外传播》杂志,多多推介中国图书,让外国读者通过读中国书,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进而喜欢中国,热爱中国。也希望中国读者通过读书更好地了解世界,同时,更要了解自己。毕竟,要想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首先要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习近平同志最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叫做《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讲了诸多读书的好处,读来发人深省。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尚且能够挤出时间读书,何况我们?
张惠珍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其他出版人的共鸣,社科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中心主任仇扬说,如果没有“推广计划”,社科院的“皮书”系列与荷兰Brill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英文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经过3年的努力,“皮书”系列已经成功进入了世界各大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对于各国学者和高端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合作的过程中增强了组稿能力,话语权逐渐加大。有些其他国家的学术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皮书”系列将以更多的语种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除了这些沉甸甸的成果之外,“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还产生了一些无形的、却更加重要的影响。高等教育出版社肖琼说,由于“推广计划”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从出版社领导到负责具体事务的编辑都产生了“走出去”的动力。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吴小红也说,以前搞“走出去”往往不被出版社内同仁理解,现在,“走出去”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追求。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副局长吴伟在主持本次评估会时,还提到近期推出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新举措——“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她特别强调指出了这个新项目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区别。
那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主要资助了哪类图书?国内出版商如何借力走出国门?“翻译出版工程”作为“推广计划”的加强版,其资助力度体现在哪些方面? 5月22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吴伟女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详解上述问题。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初见成效
对外传播:“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取得的主要进展是什么?
吴伟:在中国“走出去”的战略框架下,在中国出版业加快转企改制步伐的大背景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过3年多的实施与推动,工作体制和机制不断成熟,各项扶持政策陆续出台,各成员单位在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方面持续扮演领衔的角色并处于领先地位。推广计划正式实施以来,中国已经与36个国家的156家出版机构签订了990项资助出版协议,资助图书1381种,涉及21个文版。可以说,在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方面,“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经探索出一条可行、有效的道路。在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推动下,实物出口、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境外出版等各种形式的中国图书“走出去”工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
以2008年为例,仅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所属的国图公司全年的实物出口贸易额就达1200万美元,同比增长12%。浙江出版集团与美国百胜书店合作的“博库书城网络书店”在美国落地,图书贸易近50万美元。在版权贸易方面,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共向海外输出版权1268项,共与境外80家出版机构签订345项资助出版协议,涉及488种图书,资助金额超过1400万元。如:中国出版集团所属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的版权已经卖到10个国家和地区,将出版18个语种23个版本,仅英文版首付版税就达10万英镑,超过《狼图腾》,创历史新高。此外,合作出版业已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亮点。合作出版的好处是中外双方共同策划选题,共同承担出版发行风险,共同受益。江苏凤凰出版集团与日本、韩国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的“祈愿和平”绘本丛书,以“回顾二战,企望和平”为主题,邀请三国多位著名画家,共同创作12本图书,不仅选题好,还创造了一种好的合作模式。关于在境外直接出版,我们的成员单位多有尝试。比如: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继在美国纽约设立分社之后,2008年,该集团在日本东京独资设立“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致力于把中国优秀的科技出版物在日本以及日本以外的国家出版、发行,同时还将积极开展版权贸易、进出口等业务。
应着力推出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图书
对外传播:近几年“推广计划”主要资助了哪类图书,其在国外的影响如何?
吴伟:在国家财政并不很宽裕的情况下,我们要用好每一分钱,使每分钱发挥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我们对于所资助的图书内容有所倾斜,主要资助文化、文学、科技、国情等领域的产品,像气功、功夫、家具、菜谱这类图书基本不考虑,因为国外出版商对这种书的市场很有把握,不资助,他们也会积极参与运作。而对于那些经济效益难以断定,却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树立国家形象的书,就需要用政府资助的形式助一臂之力。
在审核申请资助的国外出版商方面,我们会选择那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出版商。比如说,有着出版中国主题图书传统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51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该出版社历来重视中国出版市场,和国内的一些出版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中国也已经成为其在海外销售增幅最快的市场。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一方面在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中外出版商的合作应该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关于受资助的图书输出到国外后的影响力,最好的办法是从国外市场直接听反应,比如,2004年资助法国出版商出版的70种图书,我2005年出访时直接做市场调研,一年间,基本上售罄。当然,每年我们会定期召开“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BI)评估会”,请受资助的出版商介绍所资助的图书在国外的出版发行情况,同时也请专家学者给图书的翻译质量打分。近几次评估会收集到的情况表明,我们所资助的图书的传播效果还是不错的。图书的出版实效,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判,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衡量。既要看书的发行量,也要看书的去向。比如,浙江大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合作的“中国科技进展”丛书,虽然它在国外的发行量只有600本左右,但全部都发行到世界上的主要图书馆。同样是一本书,放在一般书店出售与被学术机构或图书馆收藏的效果显然不一样。尤其是对一些小众读物而言,印数在1500本已经是不错的成果了。
对外传播:国内出版商在资助申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吴伟:主要问题是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书很少,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品不多,这与我国当前的出版水准和出版状况是一致的。现在,“推广计划”资助的图书仍以古代文化居多。一是国内已出版的成品书大多数局限于这一类,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书较少;二是有些外国出版商对中国神秘、古老、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很感兴趣。当然,那些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外商则更关注反映当代中国题材的图书,像《狼图腾》、《藏獒》、《于丹〈论语〉心得》等。作为政府,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当代中国题材的图书走出去,问题是高质量的、原创的、反映当代中国的书太少,在这里,我呼吁国内的出版社、作者能更多地在这方面努力。苦练内功,加大原创力度,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原动力。
对外传播:今后在加快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步伐方面有何新举措?
吴伟:为提高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加大扶持和资助力度,我们也在努力开拓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新通道,包括:邀请国外知名作家学者撰写中国主题图书;全面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及法兰克福书展设置专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展台,加强宣传推广。谈到宣传推广,我们将联合《光明日报》和《中国日报》等媒体在今年7、8月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专栏,以刊登国外读者对受资助图书的反响为主。希望藉此扩大“推广计划”在出版圈以外的影响。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顺利启航
对外传播:您刚才提到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这个项目的推出是基于什么考虑?它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区别何在?
吴伟:为了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大支持力度,今年3月开始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这一重大文化工程。这个工程实际上是“推广计划”的加强版。
“推广计划”原来只是用资助翻译费的形式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调动国外出版机构购买版权出版中国图书的积极性。而“翻译出版工程”实际上是加大了资助力度,不仅支持翻译费,也资助出版费用甚至推广费用。“翻译出版工程”将与“推广计划”相互配合,互为补充。考虑到“推广计划”在国外出版界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两个项目对外均称CBI,使用同一个logo。所有的办事机构、工作程序、资讯发布等等仍然保持不变。
两个项目的最大不同在于,“推广计划”资助的是翻译费用,只要外国的出版商购买了中国出版社的版权,原则上都可以来申请。但是对“翻译出版工程”而言,所申请的图书必须是系列出版物,影响要大,而且,它不仅可以申请翻译费用,还可申请出版及推广费用。
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目前有何进展?
吴伟:目前,已有5个项目先期纳入“翻译出版工程”,它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发现中国”系列、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中国符号”系列、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系列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科技进展”系列丛书。
其中的一个项目,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丛书已于5月20日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此次签约也标志着“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正式启动,对中外出版界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翻译出版工程”已经顺利启航,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人文中国”书系是五洲传播出版社自2003年起陆续推出的一套高品质重点书系。截至2009年5月,已出版23本分册,并将在2009年内出版其余7本。书系分为3个专辑(每辑10本),即:以思想、智慧、艺术为主的“无形遗产”专辑、以工艺和器物为主的“有形遗产”专辑和以衣食住行乐为主的“民俗生活”专辑。3个专辑精心架构,有机结合,通过各分册介绍的各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勾勒出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体面貌。每个分册的作者都是中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该领域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有着准确的把握和独到的见解。
对外传播:最后,请问您想借这次采访向我们的读者说点什么吗?
吴伟:中国的历史很长,改革开放的时间却很短,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还很不够,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能说完全了解自己。图书是增进国家和人民间相互了解的很好的媒介,希望《对外传播》杂志,多多推介中国图书,让外国读者通过读中国书,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进而喜欢中国,热爱中国。也希望中国读者通过读书更好地了解世界,同时,更要了解自己。毕竟,要想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首先要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习近平同志最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叫做《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讲了诸多读书的好处,读来发人深省。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尚且能够挤出时间读书,何况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