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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制度的恢复无疑是关乎国运兴衰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笔者之一（裴高才）就是“新三届”一员。下面，就结合专访“建议恢复高考第一人”查全性院士，以及查阅原始档案，回顾40年前恢复高考的台前幕后。
“请中央领导采取坚决措施，
改进大学招生办法”
笔者与查全性院士相识的机缘，是一篇“我与高考”的征文。在征文颁奖仪式上，当一位忠厚长者出现时，主持人介绍说：“刚刚莅临会场的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就是‘建议恢复高考第一人’！”我定睛观察，但见查老戴着一副眼镜，双眼炯炯有神，头上白发稀疏。遥想他向邓小平进言的风范，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当时，与我相邻而坐的武汉大学胡念苏教授告诉我，查老学贯中西，祖上三代文理双馨：祖父查秉钧是清朝翰林；父亲查谦是物理学博士，先后担任过武汉大学理学院长、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首任院长。查全性1925年生于南京，武漢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莫斯科大学留学，1978年晋升为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今改称院士）、博士生导师。他是新中国电化学学科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首届“中国电化学成就奖”得主。其著述《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一书，一直是相关研究生专业的主要教材之一。
会上会下，查老应邀向我们讲述了他在1977年建议恢复高考的始末。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全国科教工作，并决意恢复高考。7月23日，他向前来汇报工作的长沙工学院（今国防科技大学）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明确指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7月29日，邓小平又听取了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汇报，并指示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同时要求找一些敢说真话、有见解、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牵连而且不是行政人员的人参加。
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确定了参加座谈会的33位专家学者，其中教育界15位，由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刘道玉选定。关于武汉大学的代表，曾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的刘道玉认为，他的同行、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爱思考，平时不爱讲话”，“不讲则已，一讲总是有点深意”，所以就选了敢于直言的查全性。于是，时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的崔建瑞、蒋蒲约查全性谈话，告诉他赶去北京参加一个座谈会，并表示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查全性随即购买机票，于8月1日下午飞赴北京。刘道玉将他接到北京饭店，查全性这才知道是参加科教座谈会。
8月4日至8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如期召开。与会的正式代表包括来自中科院各研究所和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专家学者，还有科教战线的中央领导干部如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李昌、童大林、武衡等。
这是邓小平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他开宗明义地说：“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二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查教授看来，这次会议很有点“神仙会”的味道。当时身兼党政军多个要职的邓小平尽管日理万机，但在五天的座谈中，除半天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外，其余时间天天准时到场，聚精会神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从头听到尾，从不落下。所以，大家发言十分踊跃。查全性见邓小平如此重视与认真，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把自己的思考讲出来，一些制约教育发展的顽症很可能得到解决。于是，他开始在笔记本上草拟发言提纲。
在会下，刘道玉在与查全性闲聊时，谈到自己在基层调研三个月了解到的情况，尤其谈到了工农兵也要求恢复高考。这更加坚定了查教授的信心。他认为，恢复高考是一件大事，是拨乱反正必须解决的问题，决定在会上提出这件事。
经过几天的思考，8月6日下午，查全性要求就恢复高考这个在当时十分敏感的话题发言。邓小平点头示意后，他慷慨陈词：“请中央领导采取坚决措施，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新生质量。因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的原材料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生产不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就在于生源的质量不高。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必须向他们补习中学乃至小学的基础知识，大学完全成为补习学校，谈不上出什么成果……”
查全性没有谈一些理论或局部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事关千家万户的根本问题。他的发言言辞中肯、切中时弊，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两个估计”成为拦路虎
查全性提出恢复高考制度，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至1969年，全国大中小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文革”后期，又实行了畸形的招生制度。1970年至1976年，与其说高校招生实行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16字方针，倒不如说是“领导批准”四字方针。招生工作基本上以领导意志为转移，把许多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拒之门外，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则大都只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正如查教授所言，高校几乎成了补习学校。
其实，邓小平在1975年第一次复出时，也曾规划过恢复高考。他拟定在中国科技大学搞试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然后以点带面。岂料“四人帮”掀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遭厄运，他的整顿方案也成了“翻案”的“罪证”。
在此次科教座谈会召开前的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当年1月出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也曾尝试着突破招生制度。原来，“文革”前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觉得，尽管取消高考是“文革”的结果，但毕竟是在自己任上发生的事，所以一直对由此耽误了一大批人才而耿耿于怀。恢复工作并出任天津市委常委后，蒋南翔获悉教育部要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就给刘西尧打了一个电话，希望教育部允许他在天津搞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的试点。刘西尧想，早在1972年，周总理就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提出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上大学，只是遭到“四人帮”的干扰而未果。如今“四人帮”被打倒了，这应该不成问题。于是，他在招生工作会议上转达了蒋南翔的意见，想借机取得突破。哪知话音刚落，天津市一位负责人立即站起来反对：蒋南翔同志的意见只是他个人意见，不代表天津市委！ 与会者就当年招生到底是沿袭“群众推荐”的老办法，还是实行局部突破，展开激烈争论，结果遇到了“两个估计”（新中国成立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只拦路虎。“两个估计”是毛主席画了圈的，其中还引用了主席的一些话，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便难以解决。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最终议而未决，蒋南翔的意见遭遇难产，招生方针仍是那16个字。
8月1日，刚刚履新的邓小平听取刘西尧关于招生工作的汇报，鉴于1977年的招生方案已经议定，邓小平要求教育部拟定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1977年开始作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青年。所谓社会青年，主要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的“老三届”，还有后來没有恢复高考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8月4日，教育部将1977年招生方案报送国务院。
在这种背景下，查全性在科教座谈会上“放炮”，与其说是炮轰招生制度，倒不如说是指向“两个估计”。由于参加座谈会的不少人都了解太原招生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所以尽管查教授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但“两个估计”仿佛一道紧箍咒，人人都想摆脱它，却又心有余悸。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重开招生会议”
有道是无私者无畏，查全性虽然不了解太原招生工作会议的内幕，但他知道“两个估计”是制约招生改革的牢笼，人们怨声载道，必须有人突破它。所以，他结合自己在高校基层掌握的第一手情况，毅然决然地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直抒胸臆，历数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第二，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实质上卡住了广大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之正途。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所以有了第三个弊端，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和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由于那时人们的思想尚未解放，中央还在提“两个凡是”，查全性的“放炮”之举不免有一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会者正在为查全性捏一把汗时，没有想到，邓小平不仅认真、诚恳地倾听查全性的发言，亲笔记录，还时不时问上一两句。查全性说完上面那段话，邓小平点头示意，鼓励他继续讲下去。
此时的查全性觉得恢复高考有望，浑身热血沸腾，于是趁热打铁，将自己关于改进招生制度的几点思考和盘托出：“第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名额分配上，多的胀死，少的饿死。第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第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话音刚落，吴文俊、王大珩、温元凯等著名学者纷纷呼应，讲出了憋在心里多年的话，抨击当时的招生体制。
邓小平问大家：“今年的招生会议已经开过，现在要改革是否来得及？”查全性迫不及待地说：“虽然招生会议已经召开，但招生工作尚未开始，要改变还来得及。宁可晚几个月招生，再也不能又招收20多万不合格的新生！”邓小平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还有什么意见？”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支持恢复高考。邓小平又询问了在座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刘西尧认为，早一年恢复高考，教育战线的工作就早一年主动，大学的生源质量就早一年提高，于是回答道：“推迟招生，还来得及。”
听过各个方面的意见后，邓小平当机立断、一锤定音：“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他的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邓小平还要求针对恢复高考问题单独发一期简报，于是第二天印发的《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第九期以《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为题，详细介绍了查全性的发言内容。查教授至今仍然保存着这份颇具历史意义的简报。
会后，大家奔走相告，整个北京城都沸腾起来了，人们欢呼庆祝这一大快人心的盛举。参加会议的一位新华社女记者对查全性说：“查教授，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一个大炸弹，很快全北京都传遍了！”查全性事后回忆说：“小平同志拍板这一片刻虽已过去了四十年，每忆及此，心情仍然无比激动！”
由于太原招生工作会议计划“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后，教育部遂改为“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8月18日，邓小平收到教育部报送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后，立即批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圈阅，并亲笔写道：“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中央领导人都在报告上“画圈”同意。
“华主席：此事较急，请审阅后，
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
决定恢复高考后，接下来就是重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制定招生方案。可是，由于“两个估计”的困扰，此次会议从8月13日开到9月25日，每一天都交织着是与非、进与退、得与失的较量，招生方案一直难以定案。有人曾用一首打油诗形象地概括了此次“马拉松会议”的情况。诗云：“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采访此次招生会议的《人民日报》记者穆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向教育部负责人提出了“突围”的建议方案，获准后即邀请六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同时又坚决拥护邓小平决定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座谈。这六人是：陕西的文鉴白、河北的刘龙祥、浙江的陈惠滋、吉林的王野平、福建的张惠中与石化部的于文达。“六人谈”不仅还原了“两个估计”出笼的经过，尤其突出了“四人帮”成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形成了一个共识：不推翻“两个估计”，招生工作会议就寸步难行；“两个估计”严重伤害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感情和工作积极性，成了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癌症。 穆扬连夜写出内参稿，并征求了同行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邓小平看到后随即批示：“《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9月19日，邓小平严肃地对教育部负责人说：“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他尖锐地批评教育部心存顾虑、裹足不前，指出：“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
随后，教育部重新拟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并呈报邓小平审定、修改。据中共中央传阅文件显示，刘西尧在呈报这份《意见》的文签上写道：“邓副主席：遵照您10月1日批示……全国招生工作文件又作了修改……以上文件，除另送方毅同志一份外，均未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待您审阅指示后再上报。”邓小平于当日批阅并上報华国锋。他写道：“华主席：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如何？请酌定！”华国锋随即批转汪东兴：“东兴同志：请印中央讨论文件发政治局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上述《意见》。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同时，考虑到财政困难，教育部上报拟收取考生报名费一元，以解决印刷、评阅试卷的费用问题。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为不增加群众负担，只收五角钱。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该《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10月20日，新华社播发恢复高考的决定。11月，教育部大批判组发表题为《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批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全国由此掀起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真正实现了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
搭上恢复高考的头班车
作为一名乡村民办教师，笔者（裴高才）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顿时心潮起伏，决心背水一战。记得同我们一起报考的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乡青年、“老三届”与“新三届”（“新三届”，一说为1973年至1975年入学的高中生，一说为1977年至1979年恢复高考的考生）等，其中还有我昔日的中小学老师。当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填报志愿，便跟随我的中学老师，填报了三个师范院校。同时，也不知道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复习备考。我所在的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姚集公社教育组倒是专门举办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社会青年补习班，但我要带四个初、高中班级的数学课与化学课，不可能脱产到补习班复习，只能夜战备考。
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青年参加高考，录取27.3万人。1978年报考人数再创新高，达到610万；录取人数同样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纪录，共计40.2万。一时间，高校的校舍与师资成了问题，于是各地纷纷在地、市、县中专学校开办高师班，以解燃眉之急。我考入的黄陂县师范学校就设有物理、数学两个高师班，不少是年长我们十余岁、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学生，有的甚至拖家带口上学。
尽管此前历经风雨，我们这一代人终于搭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许多人的人生轨迹由此出现转折，日后更是成为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材。不仅如此，恢复高考还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甚至为后来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思路与经验。而这一切，都要从查全性的大胆建议和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说起……（编辑 赵鹏）
作者裴高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孙晓晨：中国人民银行黄陂支行
办公室副主任
“请中央领导采取坚决措施，
改进大学招生办法”
笔者与查全性院士相识的机缘，是一篇“我与高考”的征文。在征文颁奖仪式上，当一位忠厚长者出现时，主持人介绍说：“刚刚莅临会场的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就是‘建议恢复高考第一人’！”我定睛观察，但见查老戴着一副眼镜，双眼炯炯有神，头上白发稀疏。遥想他向邓小平进言的风范，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当时，与我相邻而坐的武汉大学胡念苏教授告诉我，查老学贯中西，祖上三代文理双馨：祖父查秉钧是清朝翰林；父亲查谦是物理学博士，先后担任过武汉大学理学院长、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首任院长。查全性1925年生于南京，武漢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莫斯科大学留学，1978年晋升为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今改称院士）、博士生导师。他是新中国电化学学科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首届“中国电化学成就奖”得主。其著述《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一书，一直是相关研究生专业的主要教材之一。
会上会下，查老应邀向我们讲述了他在1977年建议恢复高考的始末。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全国科教工作，并决意恢复高考。7月23日，他向前来汇报工作的长沙工学院（今国防科技大学）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明确指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7月29日，邓小平又听取了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汇报，并指示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同时要求找一些敢说真话、有见解、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牵连而且不是行政人员的人参加。
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确定了参加座谈会的33位专家学者，其中教育界15位，由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刘道玉选定。关于武汉大学的代表，曾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的刘道玉认为，他的同行、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爱思考，平时不爱讲话”，“不讲则已，一讲总是有点深意”，所以就选了敢于直言的查全性。于是，时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的崔建瑞、蒋蒲约查全性谈话，告诉他赶去北京参加一个座谈会，并表示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查全性随即购买机票，于8月1日下午飞赴北京。刘道玉将他接到北京饭店，查全性这才知道是参加科教座谈会。
8月4日至8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如期召开。与会的正式代表包括来自中科院各研究所和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专家学者，还有科教战线的中央领导干部如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李昌、童大林、武衡等。
这是邓小平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他开宗明义地说：“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二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查教授看来，这次会议很有点“神仙会”的味道。当时身兼党政军多个要职的邓小平尽管日理万机，但在五天的座谈中，除半天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外，其余时间天天准时到场，聚精会神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从头听到尾，从不落下。所以，大家发言十分踊跃。查全性见邓小平如此重视与认真，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把自己的思考讲出来，一些制约教育发展的顽症很可能得到解决。于是，他开始在笔记本上草拟发言提纲。
在会下，刘道玉在与查全性闲聊时，谈到自己在基层调研三个月了解到的情况，尤其谈到了工农兵也要求恢复高考。这更加坚定了查教授的信心。他认为，恢复高考是一件大事，是拨乱反正必须解决的问题，决定在会上提出这件事。
经过几天的思考，8月6日下午，查全性要求就恢复高考这个在当时十分敏感的话题发言。邓小平点头示意后，他慷慨陈词：“请中央领导采取坚决措施，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新生质量。因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的原材料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生产不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就在于生源的质量不高。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必须向他们补习中学乃至小学的基础知识，大学完全成为补习学校，谈不上出什么成果……”
查全性没有谈一些理论或局部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事关千家万户的根本问题。他的发言言辞中肯、切中时弊，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两个估计”成为拦路虎
查全性提出恢复高考制度，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至1969年，全国大中小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文革”后期，又实行了畸形的招生制度。1970年至1976年，与其说高校招生实行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16字方针，倒不如说是“领导批准”四字方针。招生工作基本上以领导意志为转移，把许多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拒之门外，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则大都只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正如查教授所言，高校几乎成了补习学校。
其实，邓小平在1975年第一次复出时，也曾规划过恢复高考。他拟定在中国科技大学搞试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然后以点带面。岂料“四人帮”掀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遭厄运，他的整顿方案也成了“翻案”的“罪证”。
在此次科教座谈会召开前的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当年1月出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也曾尝试着突破招生制度。原来，“文革”前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觉得，尽管取消高考是“文革”的结果，但毕竟是在自己任上发生的事，所以一直对由此耽误了一大批人才而耿耿于怀。恢复工作并出任天津市委常委后，蒋南翔获悉教育部要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就给刘西尧打了一个电话，希望教育部允许他在天津搞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的试点。刘西尧想，早在1972年，周总理就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提出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上大学，只是遭到“四人帮”的干扰而未果。如今“四人帮”被打倒了，这应该不成问题。于是，他在招生工作会议上转达了蒋南翔的意见，想借机取得突破。哪知话音刚落，天津市一位负责人立即站起来反对：蒋南翔同志的意见只是他个人意见，不代表天津市委！ 与会者就当年招生到底是沿袭“群众推荐”的老办法，还是实行局部突破，展开激烈争论，结果遇到了“两个估计”（新中国成立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只拦路虎。“两个估计”是毛主席画了圈的，其中还引用了主席的一些话，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便难以解决。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最终议而未决，蒋南翔的意见遭遇难产，招生方针仍是那16个字。
8月1日，刚刚履新的邓小平听取刘西尧关于招生工作的汇报，鉴于1977年的招生方案已经议定，邓小平要求教育部拟定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1977年开始作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青年。所谓社会青年，主要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的“老三届”，还有后來没有恢复高考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8月4日，教育部将1977年招生方案报送国务院。
在这种背景下，查全性在科教座谈会上“放炮”，与其说是炮轰招生制度，倒不如说是指向“两个估计”。由于参加座谈会的不少人都了解太原招生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所以尽管查教授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但“两个估计”仿佛一道紧箍咒，人人都想摆脱它，却又心有余悸。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重开招生会议”
有道是无私者无畏，查全性虽然不了解太原招生工作会议的内幕，但他知道“两个估计”是制约招生改革的牢笼，人们怨声载道，必须有人突破它。所以，他结合自己在高校基层掌握的第一手情况，毅然决然地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直抒胸臆，历数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第二，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实质上卡住了广大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之正途。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所以有了第三个弊端，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和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由于那时人们的思想尚未解放，中央还在提“两个凡是”，查全性的“放炮”之举不免有一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会者正在为查全性捏一把汗时，没有想到，邓小平不仅认真、诚恳地倾听查全性的发言，亲笔记录，还时不时问上一两句。查全性说完上面那段话，邓小平点头示意，鼓励他继续讲下去。
此时的查全性觉得恢复高考有望，浑身热血沸腾，于是趁热打铁，将自己关于改进招生制度的几点思考和盘托出：“第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名额分配上，多的胀死，少的饿死。第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第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话音刚落，吴文俊、王大珩、温元凯等著名学者纷纷呼应，讲出了憋在心里多年的话，抨击当时的招生体制。
邓小平问大家：“今年的招生会议已经开过，现在要改革是否来得及？”查全性迫不及待地说：“虽然招生会议已经召开，但招生工作尚未开始，要改变还来得及。宁可晚几个月招生，再也不能又招收20多万不合格的新生！”邓小平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还有什么意见？”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支持恢复高考。邓小平又询问了在座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刘西尧认为，早一年恢复高考，教育战线的工作就早一年主动，大学的生源质量就早一年提高，于是回答道：“推迟招生，还来得及。”
听过各个方面的意见后，邓小平当机立断、一锤定音：“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他的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邓小平还要求针对恢复高考问题单独发一期简报，于是第二天印发的《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第九期以《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为题，详细介绍了查全性的发言内容。查教授至今仍然保存着这份颇具历史意义的简报。
会后，大家奔走相告，整个北京城都沸腾起来了，人们欢呼庆祝这一大快人心的盛举。参加会议的一位新华社女记者对查全性说：“查教授，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一个大炸弹，很快全北京都传遍了！”查全性事后回忆说：“小平同志拍板这一片刻虽已过去了四十年，每忆及此，心情仍然无比激动！”
由于太原招生工作会议计划“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后，教育部遂改为“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8月18日，邓小平收到教育部报送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后，立即批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圈阅，并亲笔写道：“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中央领导人都在报告上“画圈”同意。
“华主席：此事较急，请审阅后，
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
决定恢复高考后，接下来就是重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制定招生方案。可是，由于“两个估计”的困扰，此次会议从8月13日开到9月25日，每一天都交织着是与非、进与退、得与失的较量，招生方案一直难以定案。有人曾用一首打油诗形象地概括了此次“马拉松会议”的情况。诗云：“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采访此次招生会议的《人民日报》记者穆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向教育部负责人提出了“突围”的建议方案，获准后即邀请六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同时又坚决拥护邓小平决定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座谈。这六人是：陕西的文鉴白、河北的刘龙祥、浙江的陈惠滋、吉林的王野平、福建的张惠中与石化部的于文达。“六人谈”不仅还原了“两个估计”出笼的经过，尤其突出了“四人帮”成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形成了一个共识：不推翻“两个估计”，招生工作会议就寸步难行；“两个估计”严重伤害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感情和工作积极性，成了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癌症。 穆扬连夜写出内参稿，并征求了同行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邓小平看到后随即批示：“《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9月19日，邓小平严肃地对教育部负责人说：“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他尖锐地批评教育部心存顾虑、裹足不前，指出：“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
随后，教育部重新拟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并呈报邓小平审定、修改。据中共中央传阅文件显示，刘西尧在呈报这份《意见》的文签上写道：“邓副主席：遵照您10月1日批示……全国招生工作文件又作了修改……以上文件，除另送方毅同志一份外，均未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待您审阅指示后再上报。”邓小平于当日批阅并上報华国锋。他写道：“华主席：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如何？请酌定！”华国锋随即批转汪东兴：“东兴同志：请印中央讨论文件发政治局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上述《意见》。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同时，考虑到财政困难，教育部上报拟收取考生报名费一元，以解决印刷、评阅试卷的费用问题。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为不增加群众负担，只收五角钱。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该《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10月20日，新华社播发恢复高考的决定。11月，教育部大批判组发表题为《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批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全国由此掀起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真正实现了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
搭上恢复高考的头班车
作为一名乡村民办教师，笔者（裴高才）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顿时心潮起伏，决心背水一战。记得同我们一起报考的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乡青年、“老三届”与“新三届”（“新三届”，一说为1973年至1975年入学的高中生，一说为1977年至1979年恢复高考的考生）等，其中还有我昔日的中小学老师。当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填报志愿，便跟随我的中学老师，填报了三个师范院校。同时，也不知道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复习备考。我所在的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姚集公社教育组倒是专门举办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社会青年补习班，但我要带四个初、高中班级的数学课与化学课，不可能脱产到补习班复习，只能夜战备考。
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青年参加高考，录取27.3万人。1978年报考人数再创新高，达到610万；录取人数同样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纪录，共计40.2万。一时间，高校的校舍与师资成了问题，于是各地纷纷在地、市、县中专学校开办高师班，以解燃眉之急。我考入的黄陂县师范学校就设有物理、数学两个高师班，不少是年长我们十余岁、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学生，有的甚至拖家带口上学。
尽管此前历经风雨，我们这一代人终于搭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许多人的人生轨迹由此出现转折，日后更是成为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材。不仅如此，恢复高考还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甚至为后来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思路与经验。而这一切，都要从查全性的大胆建议和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说起……（编辑 赵鹏）
作者裴高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孙晓晨：中国人民银行黄陂支行
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