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一生著述众多，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她留下了大量的声明、宣言和文章。据学者统计，宋庆龄撰写的各类论著、书信共计1100多件，题词手迹有170多幅。但是，宋庆龄并未留下一部回忆录或者自传，仅有几篇回忆性的文章。究其原因，从事宋庆龄研究的著名学者盛永华认为这与宋庆龄一生为人谦逊低调有关系。笔者通过查阅宋庆龄书信等资料后发现，似乎还存在其他的原因。
　　1922年经历了陈炯明叛变后的宋庆龄，于同年6月撰写了《广州脱险》一文。1938年以《自传》为题收入了由香港华光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一书中，这也成为宋庆龄唯一的“自传”，但是因为文章只有两千多字，记载的也仅仅是她广州脱险的这段经历，并不是真正的自传。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致力于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又积极投身于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广泛动员国际力量援助中国革命。随着宋庆龄在国内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撰写宋庆龄自传的提议也随之出现。1946年11月10日，宋庆龄在回复她美国友人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到“自传想自己完成”。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应该是宋庆龄第一次谈及自传的问题。尽管未能看到格雷斯·格兰尼奇给宋庆龄的来信，不过从宋庆龄的回信中可以推测，格兰尼奇曾提出由他人为宋庆龄撰写自传的建议，但遭到宋庆龄的拒绝，认为自传还是由自己完成。但因为这时的宋庆龄，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建设方面，并没有时间去撰写，此事也就被搁置下来。直到1949年11月，美国出版商亨利·舒曼致信宋庆龄，建议出版她的自传，她以工作繁忙为由再次拒绝了这一建议。
　　宋庆龄对于亨利·舒曼的拒绝，并没有打消其他人出版宋庆龄自传的想法，尤其在美国出版界，有许多人致电宋庆龄的好友耿丽淑询问此事。宋庆龄得知后，专门写信给耿丽淑，“坐下来写我的自传还是件相当遥远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给你打电话及询问的所有谣言只是一阵狂风”。宋庆龄在信中还提到“目前我唯一所做的是把我过去所写的文章和讲话汇编起来，但绝不是要写自传。它只能代表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斗争的一个大致轮廓”。1951年，布拉齐勒——一位在美國纽约经营书业的友人也写信给宋庆龄，希望她能够写一本自传在美国出版，宋庆龄同样予以回绝。因为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宋庆龄每天忙于各类国务活动，无暇顾及。她在信中也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说明：“你可以想象这些日子我有多么忙，因此，我一直未能作复。这种忙忙碌碌的状况，在未来的一段时期还将继续下去，所以，还不可能抽空坐下来撰写这样一本书。”

　　正如宋庆龄在给耿丽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对于宋庆龄来讲，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将过去所写的文章和讲话汇编起来，并非撰写自传。陈毅等人也劝说宋庆龄将1927年以来所发表的演讲、文章和声明编印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著作反映了历年以来的革命潮流，反映了人民力量的消长，反映了人民的力量最后冲破一切，取得胜利。于是，195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收入了她从1927年到1952年间发表的63篇演讲、文章和声明。1966年人民出版社又在《为新中国奋斗》一书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订了多篇文章，出版了《宋庆龄选集》，共收入宋庆龄从威斯利安女子学院读书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撰写的145篇文章。两册文集的出版为世人了解宋庆龄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是关于出版宋庆龄自传的声音一直没有消失，1957年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李云曾建议搜集资料找人为宋庆龄写自传，宋庆龄表示不同意，她认为“每个人的‘自传’要自己写才写得逼真;并且我愿意保存这个权利和有一日自己动笔来写”。
　　1975年5月，宋庆龄的好友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致信宋庆龄，“写这封短信是想告诉你，我听这里的一个名叫鲍勃·弗兰德的美国人说，谭宁邦正在写一部关于你的‘传记’。尽管谭宁邦知道你是不会同意的，但他仍然在这么做。我不知道更多的细节，也无法确定这种传说是否属实。但是如果你没有听说过，我想你也许想知道”。信中提到的谭宁邦曾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和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在回信中表示感谢，对于传记一事，她特别提道：“一些出版社负责人和作家曾和我联系，他们甚至还派代表到我这里来，劝我让他们来写我的传记。这些人我都拒绝会见，并向他们说明‘我要自己写回忆录’，以此作挡箭牌。”其实，出版宋庆龄自传一直是许多作家和出版社梦寐以求的事情，他们希望借助宋庆龄的声望获取世界舆论的关注，并从中受益。因此，宋庆龄便以要自己写回忆录作为回绝出版社和作家的“挡箭牌”。不过，此后不久，宋庆龄却第一次提出让别人撰写自己的传记，而这个人正是爱泼斯坦。
　　宋庆龄为何会改变以往由自己撰写自传的想法，选择由他人去完成？这与她当时的身体状况有着很大关系。长时间的、繁多的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宋庆龄的身体健康，步入老年后，她不得不长期承受各种疾病的困扰和折磨。有学者统计，宋庆龄一生先后有11种疾病侵袭过她，有些疾病还是慢性病。除此之外，从1954年到1980年间，宋庆龄意外摔倒13次，摔倒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就是使她手腕骨折。1964年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不小心摔倒，结果右手手腕骨折。因为复位失败，她不得不长期忍受骨折所带来的痛苦。时隔一年以后，她在给王安娜信中还提到“骨折复位得很糟，我吃了很多苦，且诸多不便……未复好位的尺骨像颗胡桃，怪难看的”。不仅如此，这次的骨折也影响了她的书写能力。此后，她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此事，希望他们能够原谅自己潦草的字迹。在这种情况下，由宋庆龄自己撰写自传显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需要有人替她来完成这件事情。而此时的宋庆龄对于撰写自传一事的看法也有转变，她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道：“所有的自传都是本人口述，别人写的。所以我让我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

　　为什么宋庆龄会选择爱泼斯坦负责她的传记呢？这就不得不提他们之间的友谊。1938年爱泼斯坦第一次与宋庆龄在广州相见，这也开启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当时宋庆龄开始筹划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爱泼斯坦受邀负责筹办保盟机关报——《新闻通讯》，开展国际宣传。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爱泼斯坦和邱茉莉来不及撤走，被日本人关进赤柱拘留营，后成功逃脱，辗转来到重庆，与宋庆龄一起继续投入重建后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并有机会访问延安，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1944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回到美国，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向世界人民介绍新中国，宋庆龄准备创办一本对外宣传的刊物，在她的邀请下，1951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回到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的创办工作。为了办好这本刊物，他们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宋庆龄与爱泼斯坦的友谊不仅体现在工作上的密切合作，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到1981年间，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之间的书信往来，多达265封，足以证明其友谊之深厚。
　　1980年3月15日，宋庆龄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再次提及撰写自传一事，“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得知这一消息后，爱泼斯坦激动不已。“当我读到这一部分时，我深深地被你的友情和对我的信任感动了，真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尤其是我知道曾有多少人要替你作传。”在给宋庆龄的回信中，爱泼斯坦表示非常乐意做这件事，会将自己的能力和精力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其中，并对传记撰写的方式和资料的搜集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撰写方式上，爱泼斯坦认为“如果以第一人称写，那将是最有影响、最权威和最全面的，不管是你亲自动笔写或是口述（即以‘口授’方式），我都将会帮你做好必要的书稿整理，以备出版。当然也可以用第三人称形式来写，我来担任作者，这也是可以的。但这实质上仍然是你的自传，因为书的内容主要来自于你，可以说你是书中绝大多数情况的唯一的知情人。”在资料搜集上，“你的信件虽然很多，但分布在全球，所以很难收集。只能由你判断哪些要收回，怎样去收回，以及从哪里收回。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提供些一般性的历史资料和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由你来说明那些有广泛记载的历史事件与你的真实关系”。爱泼斯坦还建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至少一星期左右要交谈一次。先将内容初步组织起来，拟出草稿。”他认为这是写作的最坚实的基础，而且是对未来离奇谎言的捏造者最有效的“先发制人”。

　　當获知爱泼斯坦同意为自己撰写传记时，宋庆龄很快写信回复道：“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因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同意为我写传记了。”不过，对于爱泼斯坦提出进行系统访谈的计划，往往由于其他一些看来更急迫的、要她处理的事情而未能实现。直到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逝世，访谈一事也未能完成。
　　宋庆龄逝世后，爱泼斯坦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但是他没有忘记宋庆龄的交代，“在她离开我们以后这些年里，我竭尽全力工作，以求最好地完成她交给我的光荣责任”。为了搜集资料他去到宋庆龄生前工作和居住的地方、访问了宋庆龄的众多友人，足迹遍及中国、美国、日本。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1992年《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出版，而这时的爱泼斯坦已经将近80岁。这本书既是对宋庆龄生平的介绍，同时也包含了爱泼斯坦对宋庆龄无尽的怀念。在书中，凡是直接引语，每一句都出自宋庆龄的口或笔。虽然爱泼斯坦认为这是一本通俗的传记，但是他仍然在正文后面列满了注释，将所有材料的来源、参考资料和说明一一列出，确保文章的准确性。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本书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宋庆龄的必读书。
　　因此，通过以上的梳理，宋庆龄之所以没有留下自传，除了谦逊低调的性格以外，还是存在有其他原因的：
　　一、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人提议出版宋庆龄的自传，宋庆龄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因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顾及此事。新中国成立后，她更是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因此，在得知有人多次问及此事时，她选择回绝，将此事搁置。1978年她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也提到：“关于我的自传，由于目前非常忙，忙于重要工作，没有时间写它。”即便是在爱泼斯坦答应宋庆龄为她撰写自传后，宋庆龄也是忙于各类事务，“我现在太疲劳了，不能定时坐下来回答问题”。

　　二、《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的出版，推迟了自传的撰写。两册文集由宋庆龄亲自编辑和审定，收入了多篇重要的声明和文章，反映了不同时期宋庆龄的活动经历。宋庆龄在给耿丽淑的信中写道，“如你所知，汇编工作还没有完成。在完成之前，我们不会讨论出版问题”。两册文集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宋庆龄撰写自传的计划。
　　三、突然的离世。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逝世，在此之前宋庆龄曾写信给爱泼斯坦，希望能够由他撰写自己的传记，因为在宋庆龄看来，爱泼斯坦是她最信任的人。爱泼斯坦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专门制订了详细的访谈计划，但是还未实施，宋庆龄便突然离世，这也让爱泼斯坦有些措手不及，“她从未想过——我也从未想过——她的生命的终结会来得这么快”。
　　（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