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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张居正死后，明神宗掌权，先是夺其荣衔，尔后抄其家，将其家眷或饿死或流放，当时满朝文武对张居正皆是批判不已。但是在崇祯年间，却为张居正平反，恢复其名誉。笔者通过对当时局势与人物的探讨，分析解构在张居正死后，对其评价的转变，及其转变原因。
关键词：张居正 评价 明神宗
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经历了嘉靖、隆庆两朝激烈的内阁争斗，最终在万历年间手握大权，积极推行变法改革。他对明王朝做出重大贡献，后人以“救时宰相”来赞誉他的作为，然而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对他的评价却是争议不断。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张居正去世，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遣官赐祭归葬江陵。明神宗由张居正自小教导，张居正还为他编纂了少儿读物《帝鉴图说》，其内容浅显易懂，并配有插图，可见张居正对其教导之切。然而，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便有官员开始对他进行弹劾，而神宗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在此便不得不提与张居正息息相关的人物，冯保。冯保从小照料明神宗，被明神宗亲切地以“大伴”称呼，而他同时也是张居正在内廷的合作者，为张居正掌权及推行改革提供了支持。而在张居正死后不久，明神宗便在官员弹劾下，抄了冯保的家。此举一是因为明神宗对于冯保雄厚家财的垂涎，另一方面则是明神宗的泄恨之举。因为在张居正掌权期间，对于明神宗教导的同时，对其行为有了严格的规范，而太监冯保则起到了对皇帝言行的监视作用，这使得明神宗对冯保积怨已久。明神宗查抄冯保家产这一举动，表明了其态度的变化，继而对于张居正的批判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万历十年十二月，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书数论张居正罪行，认为他欺君蔽主，弄权于朝，而此时的万历皇帝则称张居正辜负圣恩。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神宗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官，后又夺“文忠”谥号。在此之后，官员们纷纷揭发张居正“贪污受贿”的罪行，在《明史·张居正传》中记载，凡新进官员，想要有所进益，皆需攻讦张居正。由此可以看出在张居正死后，对于他批评控告局势之严峻。
万历十一年九月，御史羊可立上奏弹劾张居正侵占废辽府第田土。随后，在万历皇帝接到辽庄王府次妃王氏的奏告时，查抄张府，张居正的长子被迫自杀，次子及其弟充军流放，全家被围困饿死十余人，满门罹难。此后终万历年间，对于张居正的评价以批评为主，未有更迭。
万历皇帝自小由张居正教导，事事依仗居正，而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教导则颇为严格。《明史·张居正传》曾载“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传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长，心厌之。”神宗的母亲李太后在神宗未掌权之时，常常借用张居正的威势来教训神宗，这既可以体现了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严苛教导，又可以了解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态度的变化。万历皇帝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张居正的约束，虽贵为皇帝，但皇帝所应掌控的权力却紧紧掌控在张居正的手中，这必然会使明神宗心生厌弃。
而且明神宗此人虽从小受到张居正优秀的帝王观教诲，却在没有张居正约束后，其贪婪残暴的本性日显，他对于钱财十分渴求，曾派遣太监到各地征税，并把本该纳入国库的税款收进其私库之中。在查抄冯保得到万贯家财充后，明神宗的私库得到充盈，与此同时，官员们弹劾污蔑张居正贪污巨款，更顺了他的心意，对于张居正的厌恶以及对于其家产的渴望使得万历皇帝下旨查抄张府。虽然最后并没有查抄出相应的财款，但张居正被万历皇帝厌弃的事实不容置疑，更是张居正在万历年间遭受负面评价的主要缘由。
张居正所推行的改革，虽然对于明王朝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却也触动了许多官员权贵的利益。张居正在改革过程中节制权贵，裁革驿传，削弱了权贵与官员们的特权，同时他又推行考成法，肃清官府弊病，加强对于官吏的考核監督。是以，在改革推行之时，张居正就得罪了不少权贵、官员。
而在张居正当权期间，对于弹劾他的言官多有打击压制，更使得许多官员对他颇有怨言，尤其是在张居正夺情事件发生后。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与此同时这正是张居正推行一系列改革最关键的时期。按照惯例，在职官员父亲去世，需要辞官回乡守孝三年，但也有官员在守孝期间被皇帝召回的例外，即夺情起复。当时神宗尚幼，极力挽留张居正，同时亦是为了改革重业，张居正选择夺情留任。这一举动成为了当时反对改革的人攻讦张居正的把柄所在，他们认为张居正贪恋权位，不肯离去。最终张居正选择迅速打压攻讦他的官员，使改革顺利推行下去，但也多有树敌，为他死后骂名埋下伏笔。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禁止讲学，以来遏制闲言浮议，加强思想上统治，对此许多学士感到愤懑不满。在改革的过程中，张居正存在识人有误、用人不当的情况，而他自身品性方面亦有缺失。是以在张居正死后不久，自皇帝到掌权大臣，再到学士百姓，对于张居正的作为品性极大贬低批判，继任张居正职务的官员逐渐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废止，并对张居正任用的人才进行打压，张居正的改革最终付诸东流，并留下满朝骂名。
当然，在对张居正骂声一片的时候，亦有许多官员士人看到了张居正改革的重大成果以及他对明王朝的贡献，试图为他辩明声誉，但在张居正死后的数年里，这种对他的赞誉并不多见。直到万历末年，对张居正的总体评价开始改变，例如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任文渊阁大学士、少保沈鲤为公开刊刻的《张太岳集》作序，他充分肯定张居正为万历初年做的重大贡献，认为他在神宗幼时，承担起天下重任，任劳任怨，推行改革，使得十余年间海清河晏。沈鲤还透露出，当时已有人直接上奏疏，要求为居正白其冤。
深究当时转变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清算张居正之后，朝中党争更加激烈，那些原来靠攻讦张居正得到重用的反对者，又不断被排挤；二是自神宗掌权以来，不理朝政，官员内部斗争激烈，国家政治机构几近崩溃，而神宗却横征暴敛，使得民生凋敝，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变乱迭起。在这样的情况下，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下蒸蒸日上的局面被不断怀念，张居正及其改革被后人追悼，人们对张居正的评价也在不断上升。
明熹宗在位时，曾下诏书为张居正平反，但仍旧称他“夺情、专权”，平反并不彻底。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礼部左侍郎罗喻义等人给崇祯皇帝上疏全面列举了张居正培养圣德，调护圣躬、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修浚河道、安定边疆、扫平叛乱、节用生财等方面的历史功绩，崇祯帝于是正式为张居正平反，恢复其名誉，称：“旧辅张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劳怨，力振纪纲，饬举废多，有功可纪。虽以夺情及后蒙议，过不掩功， 委当垂恤，所请荫赠所司，看议以闻。”
自天启到崇祯年间对张居正的平反，首先是因为万历皇帝已经驾崩，朝堂上没有了最大的政治障碍，政治氛围宽松了很多，为张居正申辩已经没有大的政治风险。所以从天启年间开始，张居正的亲属和一些大臣开始上疏明熹宗请求为张居正平反昭雪。
而更重要的是，自万历皇帝驾崩至崇祯皇帝继位，明朝国势更加衰微，朝廷内部的斗争激烈，不断出现农民起义，再加上后金的不断逼近，使得统治者面临的统治危机更加深重。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抱负的崇祯皇帝，积极推行改革，试图挽救明王朝的颓势。而崇祯帝对为国奉献的张居正进行平反，则可以抚恤臣下，起到收揽人心的作用。
明朝对张居正的评价整体是由批判到称赞的转变，其转变与王朝的大势，与评判者本身多有联系，通过对具体人物及局势的研究，能够得出对张居正的评价及其原因变化，从而丰富其研究内容，为其他历史人物评价研究和其历史形象变迁出现的原因提供依据。
关键词：张居正 评价 明神宗
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经历了嘉靖、隆庆两朝激烈的内阁争斗，最终在万历年间手握大权，积极推行变法改革。他对明王朝做出重大贡献，后人以“救时宰相”来赞誉他的作为，然而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对他的评价却是争议不断。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张居正去世，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遣官赐祭归葬江陵。明神宗由张居正自小教导，张居正还为他编纂了少儿读物《帝鉴图说》，其内容浅显易懂，并配有插图，可见张居正对其教导之切。然而，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便有官员开始对他进行弹劾，而神宗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在此便不得不提与张居正息息相关的人物，冯保。冯保从小照料明神宗，被明神宗亲切地以“大伴”称呼，而他同时也是张居正在内廷的合作者，为张居正掌权及推行改革提供了支持。而在张居正死后不久，明神宗便在官员弹劾下，抄了冯保的家。此举一是因为明神宗对于冯保雄厚家财的垂涎，另一方面则是明神宗的泄恨之举。因为在张居正掌权期间，对于明神宗教导的同时，对其行为有了严格的规范，而太监冯保则起到了对皇帝言行的监视作用，这使得明神宗对冯保积怨已久。明神宗查抄冯保家产这一举动，表明了其态度的变化，继而对于张居正的批判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万历十年十二月，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书数论张居正罪行，认为他欺君蔽主，弄权于朝，而此时的万历皇帝则称张居正辜负圣恩。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神宗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官，后又夺“文忠”谥号。在此之后，官员们纷纷揭发张居正“贪污受贿”的罪行，在《明史·张居正传》中记载，凡新进官员，想要有所进益，皆需攻讦张居正。由此可以看出在张居正死后，对于他批评控告局势之严峻。
万历十一年九月，御史羊可立上奏弹劾张居正侵占废辽府第田土。随后，在万历皇帝接到辽庄王府次妃王氏的奏告时，查抄张府，张居正的长子被迫自杀，次子及其弟充军流放，全家被围困饿死十余人，满门罹难。此后终万历年间，对于张居正的评价以批评为主，未有更迭。
万历皇帝自小由张居正教导，事事依仗居正，而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教导则颇为严格。《明史·张居正传》曾载“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传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长，心厌之。”神宗的母亲李太后在神宗未掌权之时，常常借用张居正的威势来教训神宗，这既可以体现了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严苛教导，又可以了解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态度的变化。万历皇帝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张居正的约束，虽贵为皇帝，但皇帝所应掌控的权力却紧紧掌控在张居正的手中，这必然会使明神宗心生厌弃。
而且明神宗此人虽从小受到张居正优秀的帝王观教诲，却在没有张居正约束后，其贪婪残暴的本性日显，他对于钱财十分渴求，曾派遣太监到各地征税，并把本该纳入国库的税款收进其私库之中。在查抄冯保得到万贯家财充后，明神宗的私库得到充盈，与此同时，官员们弹劾污蔑张居正贪污巨款，更顺了他的心意，对于张居正的厌恶以及对于其家产的渴望使得万历皇帝下旨查抄张府。虽然最后并没有查抄出相应的财款，但张居正被万历皇帝厌弃的事实不容置疑，更是张居正在万历年间遭受负面评价的主要缘由。
张居正所推行的改革，虽然对于明王朝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却也触动了许多官员权贵的利益。张居正在改革过程中节制权贵，裁革驿传，削弱了权贵与官员们的特权，同时他又推行考成法，肃清官府弊病，加强对于官吏的考核監督。是以，在改革推行之时，张居正就得罪了不少权贵、官员。
而在张居正当权期间，对于弹劾他的言官多有打击压制，更使得许多官员对他颇有怨言，尤其是在张居正夺情事件发生后。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与此同时这正是张居正推行一系列改革最关键的时期。按照惯例，在职官员父亲去世，需要辞官回乡守孝三年，但也有官员在守孝期间被皇帝召回的例外，即夺情起复。当时神宗尚幼，极力挽留张居正，同时亦是为了改革重业，张居正选择夺情留任。这一举动成为了当时反对改革的人攻讦张居正的把柄所在，他们认为张居正贪恋权位，不肯离去。最终张居正选择迅速打压攻讦他的官员，使改革顺利推行下去，但也多有树敌，为他死后骂名埋下伏笔。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禁止讲学，以来遏制闲言浮议，加强思想上统治，对此许多学士感到愤懑不满。在改革的过程中，张居正存在识人有误、用人不当的情况，而他自身品性方面亦有缺失。是以在张居正死后不久，自皇帝到掌权大臣，再到学士百姓，对于张居正的作为品性极大贬低批判，继任张居正职务的官员逐渐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废止，并对张居正任用的人才进行打压，张居正的改革最终付诸东流，并留下满朝骂名。
当然，在对张居正骂声一片的时候，亦有许多官员士人看到了张居正改革的重大成果以及他对明王朝的贡献，试图为他辩明声誉，但在张居正死后的数年里，这种对他的赞誉并不多见。直到万历末年，对张居正的总体评价开始改变，例如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任文渊阁大学士、少保沈鲤为公开刊刻的《张太岳集》作序，他充分肯定张居正为万历初年做的重大贡献，认为他在神宗幼时，承担起天下重任，任劳任怨，推行改革，使得十余年间海清河晏。沈鲤还透露出，当时已有人直接上奏疏，要求为居正白其冤。
深究当时转变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清算张居正之后，朝中党争更加激烈，那些原来靠攻讦张居正得到重用的反对者，又不断被排挤；二是自神宗掌权以来，不理朝政，官员内部斗争激烈，国家政治机构几近崩溃，而神宗却横征暴敛，使得民生凋敝，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变乱迭起。在这样的情况下，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下蒸蒸日上的局面被不断怀念，张居正及其改革被后人追悼，人们对张居正的评价也在不断上升。
明熹宗在位时，曾下诏书为张居正平反，但仍旧称他“夺情、专权”，平反并不彻底。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礼部左侍郎罗喻义等人给崇祯皇帝上疏全面列举了张居正培养圣德，调护圣躬、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修浚河道、安定边疆、扫平叛乱、节用生财等方面的历史功绩，崇祯帝于是正式为张居正平反，恢复其名誉，称：“旧辅张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劳怨，力振纪纲，饬举废多，有功可纪。虽以夺情及后蒙议，过不掩功， 委当垂恤，所请荫赠所司，看议以闻。”
自天启到崇祯年间对张居正的平反，首先是因为万历皇帝已经驾崩，朝堂上没有了最大的政治障碍，政治氛围宽松了很多，为张居正申辩已经没有大的政治风险。所以从天启年间开始，张居正的亲属和一些大臣开始上疏明熹宗请求为张居正平反昭雪。
而更重要的是，自万历皇帝驾崩至崇祯皇帝继位，明朝国势更加衰微，朝廷内部的斗争激烈，不断出现农民起义，再加上后金的不断逼近，使得统治者面临的统治危机更加深重。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抱负的崇祯皇帝，积极推行改革，试图挽救明王朝的颓势。而崇祯帝对为国奉献的张居正进行平反，则可以抚恤臣下，起到收揽人心的作用。
明朝对张居正的评价整体是由批判到称赞的转变，其转变与王朝的大势，与评判者本身多有联系，通过对具体人物及局势的研究，能够得出对张居正的评价及其原因变化，从而丰富其研究内容，为其他历史人物评价研究和其历史形象变迁出现的原因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