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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渔在创作时，常常选用大众熟知的物象，通过新鲜奇特、扣人心弦的情节安排，严谨细密、环环相扣的结构布局，配置适当的人物角色，以及幽默诙谐的叙事方式、插科打诨的叙事语言，以物象与事件发展的因果逻辑关系安排叙事结构，并在叙事空间的转换中体现叙事时间的变迁，使叙事结构具有活力，赋予作品以生命。作者在《风筝误》中选择“风筝”这一普通物象，借“风筝”意象的多样化功能及象征意义，用诙谐的笔调，将众多的人物、纷沓的事件、繁多的头绪、错杂的矛盾，组织成一个井井有条、错落有致的有机艺术整体。作者试图通过对李渔以意象叙事，以喜剧的方式表现现实的荒谬进行研究，以揭示其以“俗”赋“雅”的艺术魅力所在。
关键词：《风筝误》；风筝；意象；叙事；“雅俗”观
一、引子
《风筝误》是明末清初戏剧小说家、戏曲理论家李渔（1610-1680）所作传奇剧《笠翁十种曲》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喜剧，被列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李渔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生活中，都是一个徘徊在雅俗间的文人。但明末清初的黑暗政治制度埋没了这位才学横溢的文艺家，使他一生未能出仕做官。他寄情于亭台楼阁，沉溺于歌舞女色，既关注饮食、戏曲等“俗世”文化，又保持他作为文人的雅趣。在《风筝误》中，作者以“风筝”为题，抓住一个“误”字，借“风筝”这一“俗世雅物”，将误会层层深入，从“题鹞”写到“鹞误”， 从“惊丑”写到“诧美”，终于消释误会，令人回味无穷。作者借“风筝”意象叙事，赋予一只普通的风筝丰富的美学意蕴，既宣扬“缘分天注定”的俗世宿命，又熔铸一种高尚的情理合一的人生信念 。本文尝试解读“风筝”这一意象及其在剧中的表现与象征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作者借用“风筝”叙事的“雅”“俗”表现。
二、“风筝”意象在《风筝误》中的解读
“风筝”又名纸鸢、纸鹞，它的出现源于人们对神秘天空的好奇和向往，承载了古人渴
望乘风飞起的梦想。在后来发展和流传过程中，风筝逐渐融入文化民俗节日中，风筝本身也开始成为文人墨士创作诗词曲画的题材。如唐代罗隐在诗《寒食日早出城东》中写道：“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宋代陆游也在诗《山园杂咏》中说：“纸鸢收线愁风恶，秧马掀泥喜雨蒙。”在元曲中，“风筝”已经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开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人去似风筝断”，明代画家徐渭更是创作了多首有关风筝意象的诗作，如《风莺图诗》：“柳条搓线絮搓棉，搓够千寻放纸莺。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春天”。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风筝”喻指文中女子的悲剧命运，可怜可叹的宝钗甚至以风筝自比，吟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人生梦想 。
李渔在喜剧《风筝误》中，沿袭俗世常见的情节、让剧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借诗传情”这一通俗剧情来了解对方、最后行男婚女嫁之大伦；但作者在“尚俗”的叙事中却表现出“求雅”的艺术情趣，他巧妙利用“风筝”这一意象，编织貌似平常家事、实际构筑虚幻离奇的故事情节，借风筝的民俗、审美和文化功能来表达其意蕴高远的叙事表意功能，用他独特的“调笑式”创作风格传播笑声，化解历史的荒诞，让人们在短暂的快意中，深刻体味作者对剧中人物的矛盾态度和在对人物身世、性格对比中说表现出的美丑共存交汇的复杂人格。
（一）“糊鹞”：借风筝的娱乐怡情功能暗讽人物的身世和命运
“鹞”即“风筝”，我国民间自古就有清明节到郊外远足春游的习俗，谓之“踏青”，在此活动中放风筝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对此许多地方志都有类似的记载。如《宁津县志》（康熙十三年）中说：“青明，扫墓，树秋千，放纸鸢。”《潍县志》（乾隆二十五年）说：“清明，小儿女作纸鸢、秋千之戏。”《平度志》（道光二十九年）记载：“清明，童子放纸鸢。”此外，一些有关风筝的地方民歌都有相似的开头，“三月里来是清明，姐妹们去踏青，稍带着放风筝” 。
曹雪芹的朋友、清人郭敏在《瓶湖懋斋记胜》谈到放风筝时这样评价：
乃观其御风施放之奇，心手相应，变化万千。风鸢听命乎白仞之上，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壁上观者，心为物役，乍惊乍喜，纯然童子之心；忘情忧乐，不复知老之将至矣！放飞风筝，牵一线而动全身，放线收线，前俯后仰，時跑时行，时缓时急，张弛相见，有动有静，手脑眼三者协调并用。放风筝时，人的大脑高度集中，无疑会消除内心世界的杂念，烦恼、忧郁和怅惘，都一股脑儿随风筝抛上天空，飘向远方，可以使人处于恬淡虚静、物我两忘的境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其畅情养性的实效是不可低估的。
由此可见，放风筝不仅具有浓郁的娱乐性和趣味性，而且可以修养性情。
《风筝误》第六出《糊鹞》中，清明节时，戚友先见“那些富家子弟，个个在城上放风筝”，于是自己“技痒不过”，便叫“家僮也去糊一个风筝来”，自己上城去放。一个“只喜斗鸡走狗”的“膏粱子弟”，只知“古来制作的圣人，最是有趣，到一个时节，就制一件东西，与人玩耍。”戚友先放风筝纯粹是见别人玩而眼馋，至于风筝的造型和构图，他全然
不知，只是感觉糊好的风筝“忒素净”，自己却不耐烦为风筝画上一笔，只管让家僮去让从小寄养在他家的韩世勋画一画 。
早在第二出《贺岁》中，韩世勋就唱出自己的身世：“不幸二亲早背，家道凌夷，四壁萧然，未图婚媾。赖有乡达戚补臣，系先君同盟好友，自幼抚养成人，与他令郎戚友先同窗肄业。” 一个从小父母双亡、家道中落的读书人，靠父亲好友养大，寄人篱下的他，不能不小心做人，虽自视清高，不愿沦为供戚友先随时使唤的仆从、“画师”，却又无可奈何，随时听候戚公子的差遣。
一个胸无点墨的丑公子，不过用风筝来彰显自己的富贵身份，如何能领略到放飞风筝的养生怡情？风筝只是他和其他不学无术的富家公子相互攀比的工具，是他使唤别人的载体。在风筝娱乐怡情的外衣下，掩盖的是富家公子随心所欲地支配别人生活的霸道和一个身世飘零的读书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助与悲哀。 （二）“题鹞”：借风筝的审美功能表达人物的个性和内心情感
风筝是一种工艺品，风筝的构思造型、扎制彩绘、放飞特技等多方面的艺术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更富有欣赏、鉴赏美的价值。有关风筝美的描述，《潍县志》（乾隆二十五年）说：“纸莺其制不一，于鹤、燕、蝶、蝉各类外，兼作种种人物，无不维妙维肖，奇巧百出。” 郭敏在《瓶湖憋斋记盛》中说：“芹圃所扎风莺，……五光十色，蔚為大观。”清代《帝京岁时纪胜》中说：“京制纸莺极尽工巧。”前人把“美”看作风筝的灵魂，按照中国传统美学观点，赋予风筝永恒的艺术生命，使之充满灵性，在风筝的造型和绘制中注入生命的形式，构成一系列富有生命的审美意象组合，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共鸣，达到“物与神游”的最高审美意识形态 。
戚公子虽然不学无术，却也知道家僮糊的风筝“忒素净些”，又不肯自己修饰一番，便遣家僮嘱韩世勋在风筝上作画。他和韩世勋同吃同住同学习，还邀其一道逛妓院，在他看来，韩世勋也算朋友一枚，为朋友做一幅画，不过举手之劳。所以他直接让家僮去找韩世勋，自己倒是先出发去郊外玩乐。这样一个丑角，纨绔中却透着率真、单纯，心里没有任何阴暗面。
反观韩世勋，当时，他正独自一人坐在戚家园亭之中，想到自己虽才高饱学，人推今世安仁，自拟当年张绪，但不幸二亲早背，家道凌夷，四壁萧然。愁闷中，不免信手作诗抒发内心情感：既叹自己满腹经纶风流似谪仙，却只能在此等闲；又忧时光飞逝，却不见绿鬓红颜。他正忧愤在兴头上，恰逢家僮央他作画。他既恼怒家僮在他作诗时打断吟兴，更恼恨戚友先把他当低贱的“画师”使唤，由于无法拒绝，他便把刚刚作出的诗再加了两句题在风筝上，还美其名曰“摩诘诗中画自饶。”从小寄人篱下的韩世勋，做不到内心坦荡荡，别人无心之举，都会成为他愤世嫉俗的借口。他给自己戴上面具，在虚伪的内心世界里挣扎。
（三）“和鹞”和“嘱鹞”：借风筝的文化功能实现其“红娘”的意图
在传统的风筝文化中，人们常常“以象寓意、以意构象”，在风筝的制作和构图时，常常选择民间文化中的吉祥图案来寄托人们美好的祝福和传递人们的思想感情。吉祥图案运用人物、走兽、花鸟、器物等形象和一些吉祥文字，以民间谚语、吉语及神话故事为题材，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象征及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句吉语一图案”的美术形式，赋予
求吉呈祥、消灾免难之意，寄托人们对幸福、长寿、喜，庆等愿望。它因物喻义、缘物寄情，将情景物融为一体，因而主题鲜明突出，构思巧妙，趣味盎然，富有独特的格调和浓烈的民族色彩。如曹雪芹在《南鹞北鸢考工志》中提到的肥燕《雀屏中选》出自隋末窦毅择婿的典故。窦毅于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如有求婚者能射中孔雀之目，便可娶其女儿。后只有唐高祖李渊两箭射两目，终成美好姻缘。此风筝上画有孔雀、牡丹和白头翁。孔雀有“九德”，是“美丽高贵”的象征；牡丹，花之富贵者，雍容大度；白头翁因羽毛洁白，类似白发老人，象征鹤发童颜、长寿白头；这个风筝的文化寓意在于象征婚姻富贵、白头偕老 。
在《风筝误》中，戚公子倒是期待韩世勋为自己的风筝画上一幅好画，有个好兆头。不料韩世勋把自己的人生写照化作诗一首，题在风筝上。丑公子既怒且厌，但也将就放了。风筝上天后，断了线，落入詹府，被淑娟捡到，其母柳氏读诗之后，且让女儿在风筝上和诗一首。谁知戚家仆从前去索要，风筝从此便开始了它为主人公“借诗传情”的“红娘”之路。淑娟和诗曰：“纸鸢只合飞云处，彩线缘何断日边？未必有心传雁字，可能无尾续貂篇。”
在诗中，淑娟用的“彩线”和“雁”两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与“爱情”有关的。牵引风筝的“彩线”就是月老手中的红线，月老把线牵到淑娟手中，召唤淑娟应答。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雁”这一意象一直都和情思有关，“鸿雁”象征对美好幸福婚姻生活的向往与憧憬。早在《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中就有“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后有陶渊明在《杂诗》中说：“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李白《菩萨蛮》写道：“举头忽见衡阳雁，千声万字情何限。”李后主在《长相思》中也感慨道：“寒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
因此，当韩世勋看到淑娟的和诗时，虽然觉得“诗中只赞我才高，不露一些情意。”“但将他细味起来，那‘未必有心，可能无尾’这八个虚字眼呵，有无限情包裹。”就觉得“怎么也要再做一首，竞说婚姻之事，央人寄去，看他怎生发付我？”韩世勋见诗心动，思才女心切，才有了再题诗“若非彩线风前落，哪得红丝月下牵”，然后还煞有介事地“嘱鹞”：“风筝，风筝！我这桩好事，全仗你扶持。若得成交，你就是我的月老了！”
如果说韩世勋第一次题诗风筝只是为了应付戚友先，随意把自己对生活感叹的偶成之诗题在风筝上，而淑娟的和诗也是无心之举；那么，再次和诗时，韩世勋已经彻底把风筝当做了“红娘”，在他眼中，“风筝”是牵引他和另一头那个“她”的红线、是月老，所以他在后面《鹞误》一出中放飞风筝时，还唱到：“线呵，你是条牵情血缕，系足红丝，不但把风筝收放， 过墙，待我新诗落地，你先做游丝萦绕纱窗。好待她举纤指，轻收慢曳，抽出我的情肠。” 他把牵引风筝放飞的线唤作“红丝”，即月老手中的“红线”，期望风筝在“红线”的牵引下恰好飞到“她”的手中，借诗一诉衷肠。韩、詹二人能一次次互吐心声，“红娘”风筝功不可没。
三、借用“风筝”意象叙事的“俗”、“雅”表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雅”与“俗”的概念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对“乐”的认识，当时《诗经》的内容包括“风”、“雅”、“颂”，其中，“风”即“俗”，这可以从《汉书·地理志下》中找到来源：“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食，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应劭在《风俗通义·自序》中说：“风者，天下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故此，“俗”随“风”生，是地方俗乐。“雅”即正声雅乐，梁启超在《释四诗名义》中宣称：“雅音……，犹云中原声云耳”，当时中原（中国）被认为是天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中原”之音是雅音，乐是雅乐，言是雅言。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对“风”“雅”作了明确的区分：“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正于王朝，达于诸侯之国，是谓雅言。”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雅”、“俗”观念逐渐嬗变、演进成为评价文学艺术创作价值和审美的标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和“俗”相伴相生，“雅”文学从“俗”文学中吸收通俗养分，“俗”文学又从“雅”文学中获取精英雅意，民间的大众文学和上流的高雅文学在相互碰撞、交流中，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局面，实现文学作品的“雅俗共赏”。李渔的戏剧作品，完美地阐释了“雅”“俗”共赏的时代风格。
李渔生活的时代，黑暗、压抑，他的人生道路在新旧交替的大潮中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多才、多艺，却屡次参加科举不举。为了生存，他创作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卖文糊口，娱人心智；为了养家，自编自导自演戏剧。在处理雅俗矛盾关系时，作者将两者融会贯通，将“尚俗”和“崇雅”高度统一并在作品中完美呈现。作者以一种乐观和超然的高尚情怀，极高地评价自己的戏剧创作：“字之最豪宕，最风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过填词一种。”（《闲情偶寄·词曲部》）而这种“风雅”，最终又以最通俗的方式表达。他的戏剧作品，常常通过世俗的爱情故事，用戏谑、逗弄的口吻来叙事，借离奇的情节描绘常人的生活欲望，反映现实的荒谬。
作者在安排《风筝误》的故事情节时，“风筝”是引子，是作者在对情节的层层铺设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作者借风筝的种种俗世含义和象征意义，运用多种创作笔法对剧中人物进行刻画，用活泼幽默的诨科语言构建人物性格。他认为：“插科打诨， 填词之末技也， 然欲雅俗同欢， 智愚共赏， 则当全在此处留神。” 他主张在创作中“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他笔下的“风筝”，既是随处可见的俗物，也是传情鸿雁、月老手中红线，更是反射人物内心思想的镜子。李渔笔下的人物是世俗的、鲜活的，每个人物性格都有正有反。放“风筝”牵出韩世勋的虚伪和假正经，也放出戚友先的直率真实。“风筝”断线不随人愿，引出一幕幕“误会”，却把俗世百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表现了作者“词浅意深”的“雅俗”主张。
四、结束语
李渔曾说过：“文章作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作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故贵浅而不贵深”，他主张创作要选择常见之事，于“饮食居处之内，布帛菽粟之间”写出新颖的东西，别出心裁而又“不出寻常见闻之外”。 风筝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将各种民俗、审美和文化功能汇集一身，形成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大俗大雅”的原型意象。世俗意象背后是一个蕴涵高远、丰富的文化实体，“与意象的触摸就是与人类文化的触摸和对人类审美心理的呼应。” 在《风筝误》中，李渔将风筝的俗世意象作为剧情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文化精神，构成了该剧的整体形态和文化气场。另外，作者巧妙运用“风筝”意象的各项功能，让其贯穿整个故事情节，凡是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均以“风筝”相连接，将众多的人物、纷沓的事件、繁多的头绪、错杂的矛盾，组织成一个井井有条、错落有致的有机艺术整体，“雅”、“俗”浑然天成。作者以“风筝”为线索，使其有效地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思想的表达，起到很好的叙事效果。李渔“尚俗”的创作原则和“求雅”的创作情趣，形成了他独特的“雅俗”观，也对我们现代创作有着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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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渔《风筝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6]李渔《风筝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7]马立明《曹氏风筝意象艺术简析》，《美术》，2005第2期，第126页。
[8]马立明《曹氏风筝意象艺术简析》，《美术》，2005年第2期，第127页。
[9]李渔《风筝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10]李弘历《<红楼梦>中的风筝意象》，《满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91页。
[11]李渔《风筝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12]李渔《风筝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13]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52頁。
[14]李渔《闲情偶寄》，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15]石昭《论李渔“俗中带雅”的词学观》，《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9期，第14页。
[16]曹苇舫、吴晓《诗歌意象功能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第122页。
作者简介：李艳（1979-），女，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关键词：《风筝误》；风筝；意象；叙事；“雅俗”观
一、引子
《风筝误》是明末清初戏剧小说家、戏曲理论家李渔（1610-1680）所作传奇剧《笠翁十种曲》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喜剧，被列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李渔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生活中，都是一个徘徊在雅俗间的文人。但明末清初的黑暗政治制度埋没了这位才学横溢的文艺家，使他一生未能出仕做官。他寄情于亭台楼阁，沉溺于歌舞女色，既关注饮食、戏曲等“俗世”文化，又保持他作为文人的雅趣。在《风筝误》中，作者以“风筝”为题，抓住一个“误”字，借“风筝”这一“俗世雅物”，将误会层层深入，从“题鹞”写到“鹞误”， 从“惊丑”写到“诧美”，终于消释误会，令人回味无穷。作者借“风筝”意象叙事，赋予一只普通的风筝丰富的美学意蕴，既宣扬“缘分天注定”的俗世宿命，又熔铸一种高尚的情理合一的人生信念 。本文尝试解读“风筝”这一意象及其在剧中的表现与象征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作者借用“风筝”叙事的“雅”“俗”表现。
二、“风筝”意象在《风筝误》中的解读
“风筝”又名纸鸢、纸鹞，它的出现源于人们对神秘天空的好奇和向往，承载了古人渴
望乘风飞起的梦想。在后来发展和流传过程中，风筝逐渐融入文化民俗节日中，风筝本身也开始成为文人墨士创作诗词曲画的题材。如唐代罗隐在诗《寒食日早出城东》中写道：“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宋代陆游也在诗《山园杂咏》中说：“纸鸢收线愁风恶，秧马掀泥喜雨蒙。”在元曲中，“风筝”已经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开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人去似风筝断”，明代画家徐渭更是创作了多首有关风筝意象的诗作，如《风莺图诗》：“柳条搓线絮搓棉，搓够千寻放纸莺。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春天”。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风筝”喻指文中女子的悲剧命运，可怜可叹的宝钗甚至以风筝自比，吟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人生梦想 。
李渔在喜剧《风筝误》中，沿袭俗世常见的情节、让剧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借诗传情”这一通俗剧情来了解对方、最后行男婚女嫁之大伦；但作者在“尚俗”的叙事中却表现出“求雅”的艺术情趣，他巧妙利用“风筝”这一意象，编织貌似平常家事、实际构筑虚幻离奇的故事情节，借风筝的民俗、审美和文化功能来表达其意蕴高远的叙事表意功能，用他独特的“调笑式”创作风格传播笑声，化解历史的荒诞，让人们在短暂的快意中，深刻体味作者对剧中人物的矛盾态度和在对人物身世、性格对比中说表现出的美丑共存交汇的复杂人格。
（一）“糊鹞”：借风筝的娱乐怡情功能暗讽人物的身世和命运
“鹞”即“风筝”，我国民间自古就有清明节到郊外远足春游的习俗，谓之“踏青”，在此活动中放风筝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对此许多地方志都有类似的记载。如《宁津县志》（康熙十三年）中说：“青明，扫墓，树秋千，放纸鸢。”《潍县志》（乾隆二十五年）说：“清明，小儿女作纸鸢、秋千之戏。”《平度志》（道光二十九年）记载：“清明，童子放纸鸢。”此外，一些有关风筝的地方民歌都有相似的开头，“三月里来是清明，姐妹们去踏青，稍带着放风筝” 。
曹雪芹的朋友、清人郭敏在《瓶湖懋斋记胜》谈到放风筝时这样评价：
乃观其御风施放之奇，心手相应，变化万千。风鸢听命乎白仞之上，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壁上观者，心为物役，乍惊乍喜，纯然童子之心；忘情忧乐，不复知老之将至矣！放飞风筝，牵一线而动全身，放线收线，前俯后仰，時跑时行，时缓时急，张弛相见，有动有静，手脑眼三者协调并用。放风筝时，人的大脑高度集中，无疑会消除内心世界的杂念，烦恼、忧郁和怅惘，都一股脑儿随风筝抛上天空，飘向远方，可以使人处于恬淡虚静、物我两忘的境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其畅情养性的实效是不可低估的。
由此可见，放风筝不仅具有浓郁的娱乐性和趣味性，而且可以修养性情。
《风筝误》第六出《糊鹞》中，清明节时，戚友先见“那些富家子弟，个个在城上放风筝”，于是自己“技痒不过”，便叫“家僮也去糊一个风筝来”，自己上城去放。一个“只喜斗鸡走狗”的“膏粱子弟”，只知“古来制作的圣人，最是有趣，到一个时节，就制一件东西，与人玩耍。”戚友先放风筝纯粹是见别人玩而眼馋，至于风筝的造型和构图，他全然
不知，只是感觉糊好的风筝“忒素净”，自己却不耐烦为风筝画上一笔，只管让家僮去让从小寄养在他家的韩世勋画一画 。
早在第二出《贺岁》中，韩世勋就唱出自己的身世：“不幸二亲早背，家道凌夷，四壁萧然，未图婚媾。赖有乡达戚补臣，系先君同盟好友，自幼抚养成人，与他令郎戚友先同窗肄业。” 一个从小父母双亡、家道中落的读书人，靠父亲好友养大，寄人篱下的他，不能不小心做人，虽自视清高，不愿沦为供戚友先随时使唤的仆从、“画师”，却又无可奈何，随时听候戚公子的差遣。
一个胸无点墨的丑公子，不过用风筝来彰显自己的富贵身份，如何能领略到放飞风筝的养生怡情？风筝只是他和其他不学无术的富家公子相互攀比的工具，是他使唤别人的载体。在风筝娱乐怡情的外衣下，掩盖的是富家公子随心所欲地支配别人生活的霸道和一个身世飘零的读书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助与悲哀。 （二）“题鹞”：借风筝的审美功能表达人物的个性和内心情感
风筝是一种工艺品，风筝的构思造型、扎制彩绘、放飞特技等多方面的艺术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更富有欣赏、鉴赏美的价值。有关风筝美的描述，《潍县志》（乾隆二十五年）说：“纸莺其制不一，于鹤、燕、蝶、蝉各类外，兼作种种人物，无不维妙维肖，奇巧百出。” 郭敏在《瓶湖憋斋记盛》中说：“芹圃所扎风莺，……五光十色，蔚為大观。”清代《帝京岁时纪胜》中说：“京制纸莺极尽工巧。”前人把“美”看作风筝的灵魂，按照中国传统美学观点，赋予风筝永恒的艺术生命，使之充满灵性，在风筝的造型和绘制中注入生命的形式，构成一系列富有生命的审美意象组合，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共鸣，达到“物与神游”的最高审美意识形态 。
戚公子虽然不学无术，却也知道家僮糊的风筝“忒素净些”，又不肯自己修饰一番，便遣家僮嘱韩世勋在风筝上作画。他和韩世勋同吃同住同学习，还邀其一道逛妓院，在他看来，韩世勋也算朋友一枚，为朋友做一幅画，不过举手之劳。所以他直接让家僮去找韩世勋，自己倒是先出发去郊外玩乐。这样一个丑角，纨绔中却透着率真、单纯，心里没有任何阴暗面。
反观韩世勋，当时，他正独自一人坐在戚家园亭之中，想到自己虽才高饱学，人推今世安仁，自拟当年张绪，但不幸二亲早背，家道凌夷，四壁萧然。愁闷中，不免信手作诗抒发内心情感：既叹自己满腹经纶风流似谪仙，却只能在此等闲；又忧时光飞逝，却不见绿鬓红颜。他正忧愤在兴头上，恰逢家僮央他作画。他既恼怒家僮在他作诗时打断吟兴，更恼恨戚友先把他当低贱的“画师”使唤，由于无法拒绝，他便把刚刚作出的诗再加了两句题在风筝上，还美其名曰“摩诘诗中画自饶。”从小寄人篱下的韩世勋，做不到内心坦荡荡，别人无心之举，都会成为他愤世嫉俗的借口。他给自己戴上面具，在虚伪的内心世界里挣扎。
（三）“和鹞”和“嘱鹞”：借风筝的文化功能实现其“红娘”的意图
在传统的风筝文化中，人们常常“以象寓意、以意构象”，在风筝的制作和构图时，常常选择民间文化中的吉祥图案来寄托人们美好的祝福和传递人们的思想感情。吉祥图案运用人物、走兽、花鸟、器物等形象和一些吉祥文字，以民间谚语、吉语及神话故事为题材，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象征及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句吉语一图案”的美术形式，赋予
求吉呈祥、消灾免难之意，寄托人们对幸福、长寿、喜，庆等愿望。它因物喻义、缘物寄情，将情景物融为一体，因而主题鲜明突出，构思巧妙，趣味盎然，富有独特的格调和浓烈的民族色彩。如曹雪芹在《南鹞北鸢考工志》中提到的肥燕《雀屏中选》出自隋末窦毅择婿的典故。窦毅于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如有求婚者能射中孔雀之目，便可娶其女儿。后只有唐高祖李渊两箭射两目，终成美好姻缘。此风筝上画有孔雀、牡丹和白头翁。孔雀有“九德”，是“美丽高贵”的象征；牡丹，花之富贵者，雍容大度；白头翁因羽毛洁白，类似白发老人，象征鹤发童颜、长寿白头；这个风筝的文化寓意在于象征婚姻富贵、白头偕老 。
在《风筝误》中，戚公子倒是期待韩世勋为自己的风筝画上一幅好画，有个好兆头。不料韩世勋把自己的人生写照化作诗一首，题在风筝上。丑公子既怒且厌，但也将就放了。风筝上天后，断了线，落入詹府，被淑娟捡到，其母柳氏读诗之后，且让女儿在风筝上和诗一首。谁知戚家仆从前去索要，风筝从此便开始了它为主人公“借诗传情”的“红娘”之路。淑娟和诗曰：“纸鸢只合飞云处，彩线缘何断日边？未必有心传雁字，可能无尾续貂篇。”
在诗中，淑娟用的“彩线”和“雁”两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与“爱情”有关的。牵引风筝的“彩线”就是月老手中的红线，月老把线牵到淑娟手中，召唤淑娟应答。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雁”这一意象一直都和情思有关，“鸿雁”象征对美好幸福婚姻生活的向往与憧憬。早在《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中就有“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后有陶渊明在《杂诗》中说：“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李白《菩萨蛮》写道：“举头忽见衡阳雁，千声万字情何限。”李后主在《长相思》中也感慨道：“寒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
因此，当韩世勋看到淑娟的和诗时，虽然觉得“诗中只赞我才高，不露一些情意。”“但将他细味起来，那‘未必有心，可能无尾’这八个虚字眼呵，有无限情包裹。”就觉得“怎么也要再做一首，竞说婚姻之事，央人寄去，看他怎生发付我？”韩世勋见诗心动，思才女心切，才有了再题诗“若非彩线风前落，哪得红丝月下牵”，然后还煞有介事地“嘱鹞”：“风筝，风筝！我这桩好事，全仗你扶持。若得成交，你就是我的月老了！”
如果说韩世勋第一次题诗风筝只是为了应付戚友先，随意把自己对生活感叹的偶成之诗题在风筝上，而淑娟的和诗也是无心之举；那么，再次和诗时，韩世勋已经彻底把风筝当做了“红娘”，在他眼中，“风筝”是牵引他和另一头那个“她”的红线、是月老，所以他在后面《鹞误》一出中放飞风筝时，还唱到：“线呵，你是条牵情血缕，系足红丝，不但把风筝收放， 过墙，待我新诗落地，你先做游丝萦绕纱窗。好待她举纤指，轻收慢曳，抽出我的情肠。” 他把牵引风筝放飞的线唤作“红丝”，即月老手中的“红线”，期望风筝在“红线”的牵引下恰好飞到“她”的手中，借诗一诉衷肠。韩、詹二人能一次次互吐心声，“红娘”风筝功不可没。
三、借用“风筝”意象叙事的“俗”、“雅”表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雅”与“俗”的概念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对“乐”的认识，当时《诗经》的内容包括“风”、“雅”、“颂”，其中，“风”即“俗”，这可以从《汉书·地理志下》中找到来源：“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食，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应劭在《风俗通义·自序》中说：“风者，天下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故此，“俗”随“风”生，是地方俗乐。“雅”即正声雅乐，梁启超在《释四诗名义》中宣称：“雅音……，犹云中原声云耳”，当时中原（中国）被认为是天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中原”之音是雅音，乐是雅乐，言是雅言。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对“风”“雅”作了明确的区分：“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正于王朝，达于诸侯之国，是谓雅言。”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雅”、“俗”观念逐渐嬗变、演进成为评价文学艺术创作价值和审美的标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和“俗”相伴相生，“雅”文学从“俗”文学中吸收通俗养分，“俗”文学又从“雅”文学中获取精英雅意，民间的大众文学和上流的高雅文学在相互碰撞、交流中，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局面，实现文学作品的“雅俗共赏”。李渔的戏剧作品，完美地阐释了“雅”“俗”共赏的时代风格。
李渔生活的时代，黑暗、压抑，他的人生道路在新旧交替的大潮中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多才、多艺，却屡次参加科举不举。为了生存，他创作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卖文糊口，娱人心智；为了养家，自编自导自演戏剧。在处理雅俗矛盾关系时，作者将两者融会贯通，将“尚俗”和“崇雅”高度统一并在作品中完美呈现。作者以一种乐观和超然的高尚情怀，极高地评价自己的戏剧创作：“字之最豪宕，最风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过填词一种。”（《闲情偶寄·词曲部》）而这种“风雅”，最终又以最通俗的方式表达。他的戏剧作品，常常通过世俗的爱情故事，用戏谑、逗弄的口吻来叙事，借离奇的情节描绘常人的生活欲望，反映现实的荒谬。
作者在安排《风筝误》的故事情节时，“风筝”是引子，是作者在对情节的层层铺设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作者借风筝的种种俗世含义和象征意义，运用多种创作笔法对剧中人物进行刻画，用活泼幽默的诨科语言构建人物性格。他认为：“插科打诨， 填词之末技也， 然欲雅俗同欢， 智愚共赏， 则当全在此处留神。” 他主张在创作中“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他笔下的“风筝”，既是随处可见的俗物，也是传情鸿雁、月老手中红线，更是反射人物内心思想的镜子。李渔笔下的人物是世俗的、鲜活的，每个人物性格都有正有反。放“风筝”牵出韩世勋的虚伪和假正经，也放出戚友先的直率真实。“风筝”断线不随人愿，引出一幕幕“误会”，却把俗世百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表现了作者“词浅意深”的“雅俗”主张。
四、结束语
李渔曾说过：“文章作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作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故贵浅而不贵深”，他主张创作要选择常见之事，于“饮食居处之内，布帛菽粟之间”写出新颖的东西，别出心裁而又“不出寻常见闻之外”。 风筝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将各种民俗、审美和文化功能汇集一身，形成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大俗大雅”的原型意象。世俗意象背后是一个蕴涵高远、丰富的文化实体，“与意象的触摸就是与人类文化的触摸和对人类审美心理的呼应。” 在《风筝误》中，李渔将风筝的俗世意象作为剧情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文化精神，构成了该剧的整体形态和文化气场。另外，作者巧妙运用“风筝”意象的各项功能，让其贯穿整个故事情节，凡是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均以“风筝”相连接，将众多的人物、纷沓的事件、繁多的头绪、错杂的矛盾，组织成一个井井有条、错落有致的有机艺术整体，“雅”、“俗”浑然天成。作者以“风筝”为线索，使其有效地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思想的表达，起到很好的叙事效果。李渔“尚俗”的创作原则和“求雅”的创作情趣，形成了他独特的“雅俗”观，也对我们现代创作有着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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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艳（1979-），女，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