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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4日，曾担任鸠山内阁副首相的菅直人接替鸠山由纪夫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就任日本战后第94任、第61位首相。在日本政坛摸爬滚打整整30年的菅直人终于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峰。菅直人是民主党实现历史性政权更替后推出的第二位首相，也是日本国民在连续经历14年的“世袭议员首相”时代后迎来的又一位“平民宰相”。
出身“草根”的平民政治家
战后日本政治“世袭”现象严重，首相多出自政治世家，“子承父业”、“兄终弟及”屡见不鲜。菅直人则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他1946年10月10日出生于山口县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其父任职于一家玻璃公司，后因工作调动而迁往东京都三鹰市落户。平民出身没有给菅直人提供优于他人的“起跑线”，但在日本国民日益厌倦“世袭”政治的情况下，却成为他获取民意支持的“金字招牌”。菅直人一向强调自身的“草根”属性以获取普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当选党首、首相的前夜，菅直人在竞选演讲中强调，“我生长在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没有特殊社会关系，如果像我这样背景普通的人能担负起首相的重大职责，对日本政治来说将是件相当积极的事”。在奥巴马成为“美国梦”传奇人物的今天，菅直人的身份背景和宣传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日本国民的胃口，为其赢得了高支持率的“开门红”。
曲折的从政之路
菅直人的从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草根”之谓确有来由。20世纪7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瓶颈期，社会分配不公，环境破坏严重，不同阶层尖锐对立，学生运动也接连不断。就读东京工业大学的菅直人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才能。他参与组织了“全国学校改革推进会议”并成为其主要领导人。大学毕业后，菅直人曾经历了短期的职业徘徊。他考取了专利代理律师资格，帮别人办理各种专利手续。他本人也发明了一种计算麻将分数的计算器并获得专利。菅直人曾将此专利提交给任天堂等电子游戏制造商，但未获企业投资。他后来笑称，如当年一切顺利，自己很可能已成为像比尔·盖茨那样的富翁，但发明无人问津，只好决定从政。尽管没有可利用的家庭资源，但颇具政治天赋的菅直人深谙如何化劣势为优势，他出身平民，从政起点也从市民运动开始。菅直人参与了改善居住环境的市民权利运动，并从中积累了最初的从政经验。1974年第十届参院选举之际，28岁的菅直人出任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市川房枝的选举事务局长并成功助其当选参议员。小试牛刀获得成功后，菅直人显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毅然决定角逐众议院议员席位。1976年，30岁的菅直人在没有任何政党支持的情况下首次竞选众议员即惨遭败绩。次年，菅直人与脱离社会党的江田三郎一起组建“社会市民联合”(后改为“社会民主联合”)，但在1977年和1979年又两度败选。这些挫折并没有浇灭菅直人的从政热情，他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草根精神”，终于在1980年如愿当选众议员，正式开始了政治生涯。饱含挫折的从政经历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它令菅直人能以更大的韧性与耐心去应对此后的政治变动和起落沉浮，最终使他一步步登上政坛中心并站稳脚跟。
“反官僚”的政治明星
1996年，桥本龙太郎联合政权诞生，50岁的菅直人被任命为厚生大臣。当时，因使用不洁血液制剂感染艾滋病毒的问题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该事件的起因是1976年日本政府允许来自美国的某血清制剂上市，但由于该制剂带有艾滋病毒，使许多白血病患者受到感染。1982年，在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出现死亡病例后，日本政府及有关药厂却坚称此事与制剂无关，延误了制剂回收，导致日本1600多人感染艾滋病毒，至今有400多人死亡。刚上任的菅直人与试图撇清行政责任的厚生省官僚展开拉锯战，搜查并公开了官员们敷衍塞责的证据，并宣布政府为此负责，向受害者道歉。由此全国哗然，日本政府和药厂成为被告，并在和解之后向受害者支付了高额赔偿。菅直人面对死者遗像下跪合掌、公开谢罪的镜头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不仅令国民首次看到了“民告官”的胜利，也给为民请命的菅直人带来了极高声誉和重要政治资本，使其一跃成为日本版的“包青天”，在民调中多次被评为“最理想的首相人选”。这一政治经历也为菅直人在政治活动中贯彻“反官僚”姿态和坚持平民立场奠定了基础。
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1996年，为打破自民党主导联合政权、小型政党前景不妙的局面，声望如日中天的菅直人果断脱离先驱新党，与鸠山由纪夫一起创建民主党并共同担任党首。鸠山主管党务，菅直人主管政务并一度留任厚生大臣。民主党由此一跃成为仅次于自民党和新进党的第三大党，菅直人也进入其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菅直人同鸠山在党的发展方面有不同看法。鸠山认为民主党不应简单合并原有政党，更强调政治家个人参与的重要性，而菅直人更重视将民主党打造为日本两大政党格局中的一极，表示“前10年致力于发展反自民党势力，后10年要夺取政权”。1998年，民主党兼并民政党、新党友爱等小党，成立了新的民主党，在众参两院拥有136个议席，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菅直人任党首。之后，菅直人在党内职务几经变更，但他始终以饱满的斗志投入与自民党的国会斗争，并积极开展党内斡旋，化解派系矛盾，成为民主党的政治旗手之一。这一时期菅直人政治活动活跃，始终处在日本政坛的中心位置。他于2003年作为党首策划促成了民主党与小泽一郎的自由党的合并，为民主党最终夺取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合并后的民主党实力大增，当年即在众院选举中斩获177个议席，与自民党力量差距进一步缩小，日本社会惊呼“两大政党”时代已经到来。菅直人还在2003年众院选举时主导确立了“目标数值明确、事后可具体验证”的“政权公约”，为民主党胜选创造了条件，也为日本确立以政策为中心的选举作出了重要贡献。菅直人尽管于2004年由于被误指漏缴养老金而被迫辞去党首职务，但作为党内“三驾马车”之一，始终为民主党的内部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志者事竟成
2009年8月，民主党在众院大选中一举夺下三分之二席位，终于在成立13年之后实现了“政权更替”的夙愿，菅直人作为党内元老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鸠山内阁成立后，菅直人成为副首相并兼任国家战略大臣，主管预算及经济财政政策、科技政策等，并负责政权公约的落实，在首相临时代理资格排序中位列第一。但由于民主党新政权政治改革遭遇阻力，国家战略机构职责不清，与之有关的立法进展缓慢，菅直人一度处境尴尬，在内阁中缺乏足够的“存在感”。在他兼任财务大臣后，情形也没有明显改观。这一阶段，小泽、鸠山一直深陷金钱政治丑闻，遭到国民舆论强烈批判；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令新政权进退失据、焦头烂额，民主党支持率一路下跌，执政前景堪忧。此时的菅直人刻意保持低调和沉默。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自身在客观上被边缘化，同时也不排除他有意置身事外、静 观待变的可能。事实证明菅直人的策略取得了成功，他在多次民调中支持率领先，并在鸠山、小泽两巨头双双辞职后，受少壮派的拥戴而成为新任党首、首相。
内政走“第三条道路”，外交回归现实路线
首先，改革官僚政治，建立市民社会。菅直人可谓“从市民运动起家，靠打击官僚发家”，对政、官、财勾结的“铁三角”关系以及官僚主导政策制定、民选政治家被架空的决策体系痛加批判，主张摆脱官僚掣肘，确立“政治主导”原则。2009年6月，菅直人还专程赴伦敦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提出“党政决策一体化”原则并写人民主党政权公约。民主党上台后，菅直人明确表示，政权交替后最大目标是要改变政府受官僚支配的不合理政治结构。在担任鸠山内阁副首相兼财政大臣时，他表示“我不是去做机关领导，而是去做机关中的百姓代表”，并主持压缩行政开支，选派政治家担任政府部门前三把手，大力削减官僚权力。由于“菅”在日语中发音与“官”相同，民间因此戏称民主党要上演“草官打真官”。接任首相后，菅直人从现实出发对官僚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仍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强化“政治主导”，推进行政透明，甄别行政预算，改革行政组织机构和国家公务员制度，打破行政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端，禁止官僚退休后到利益团体和企业任职，打造清廉政治，建立“以市民为中心的社会”。
其次，提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菅直人的强项不是经济，但兼任财务大臣后发奋学习，潜心研读经济学论著并制定了鸠山内阁“经济增长战略”，在担任首相后，他的思路进一步清晰。菅直人认为，以投资公共设施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条道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试图走以放宽对企业的限制、鼓励自由竞争为中心的“第二条道路”。尽管企业通过大幅裁员从中获益匪浅，但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拉大、通货紧缩严重。持续低迷的经济、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令人日益失去信心的社会保障导致日本社会充满“闭塞感”。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打破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闷局面，日本需要探索一揽子解决经济、财政及社保问题的“第三条道路”，通过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创造新的需求和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实现正增长。具体而言，通过推动产业创新，实施科技立国及人才、就业战略等扩大内外需求，实现“强大经济”，到2020财年实现GDP名义增长3％以上、实际增长2％以上；通过收支、财税改革恢复财政平衡，实现“强大财政”；通过拓展、充实社保事业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并构建“强大社保”。
再次，深化日美同盟关系，积极开展亚洲外交。菅认为日本具有“海洋国家”和“亚洲国家”双重属性，应在这一基础上开展“现实外交”。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继续深化日美同盟关系。菅表示，日美同盟是支撑日本防卫及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社会公共财产”，新内阁将履行鸠山内阁5月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同美方达成的共识，并继续致力于减轻冲绳负担。营直人就任首相后立即同奥巴马通电话，并选择加拿大G8峰会为其首次出访，体现了对日美关系的重视。这表明，在吸取了鸠山内阁时期对美关系“碰壁”的教训后，民主党政权的对美政策由“对等”理想开始向现实回调。二是加强同亚洲国家的关系。菅直人主张强化与亚洲邻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致力于构筑东亚共同体。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构筑日韩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推进日俄关系，在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基础上缔结日俄和平友好条约；进一步扩展与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的合作等。三是积极应对全球及地区性问题。菅直人主张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持生物多样性、实现无核世界、援助阿富汗及推动非洲发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性课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在涉朝问题上，全面支持韩国政府在“天安”号事件上的立场，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妥善应对。一揽子解决日朝绑架、核及导弹等问题，清算不幸历史，致力于日朝关系正常化。在伊核问题上，寻求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途径妥善解决。
积极推动日中友好交流
菅直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与中国交流的历史较长。早在1984年中国国庆35周年之际，菅直人即作为3000名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的一员访华，并与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总书记见面。在担任民主党领导人后，菅直人多次来访并受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99年来访时还专程赴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敬献花篮，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提议中日双方就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争取达成共识并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在2003年“非典”肆虐时，菅直人率民主党代表团访华，并表示中日应放眼长远，求同存异，加强交流与互信，并共同推进东亚合作。菅直人认为党际交流对推动中日合作意义重大，两党除政治交流外，还应在东北亚安全、节能环保、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加强对话与合作。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于2006年建立交流机制后，菅直人出任日方召集人，并积极筹划和参与了前两次会议。菅直人当选首相后即表示将继承鸠山内阁外交路线，继续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并在国会质询中明确表示任内不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尽管菅直人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表示希望中国尽早实现和平统一，但他也曾表示大陆应允许台湾应加入联合国，还在卸任民主党领导人期间访台湾并会见陈水扁。菅直人日前还称在日美军基地可对中国军力形成遏制，也表明其对中国发展还有疑虑。
(责任编辑：李瑞蔚)
出身“草根”的平民政治家
战后日本政治“世袭”现象严重，首相多出自政治世家，“子承父业”、“兄终弟及”屡见不鲜。菅直人则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他1946年10月10日出生于山口县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其父任职于一家玻璃公司，后因工作调动而迁往东京都三鹰市落户。平民出身没有给菅直人提供优于他人的“起跑线”，但在日本国民日益厌倦“世袭”政治的情况下，却成为他获取民意支持的“金字招牌”。菅直人一向强调自身的“草根”属性以获取普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当选党首、首相的前夜，菅直人在竞选演讲中强调，“我生长在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没有特殊社会关系，如果像我这样背景普通的人能担负起首相的重大职责，对日本政治来说将是件相当积极的事”。在奥巴马成为“美国梦”传奇人物的今天，菅直人的身份背景和宣传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日本国民的胃口，为其赢得了高支持率的“开门红”。
曲折的从政之路
菅直人的从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草根”之谓确有来由。20世纪7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瓶颈期，社会分配不公，环境破坏严重，不同阶层尖锐对立，学生运动也接连不断。就读东京工业大学的菅直人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才能。他参与组织了“全国学校改革推进会议”并成为其主要领导人。大学毕业后，菅直人曾经历了短期的职业徘徊。他考取了专利代理律师资格，帮别人办理各种专利手续。他本人也发明了一种计算麻将分数的计算器并获得专利。菅直人曾将此专利提交给任天堂等电子游戏制造商，但未获企业投资。他后来笑称，如当年一切顺利，自己很可能已成为像比尔·盖茨那样的富翁，但发明无人问津，只好决定从政。尽管没有可利用的家庭资源，但颇具政治天赋的菅直人深谙如何化劣势为优势，他出身平民，从政起点也从市民运动开始。菅直人参与了改善居住环境的市民权利运动，并从中积累了最初的从政经验。1974年第十届参院选举之际，28岁的菅直人出任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市川房枝的选举事务局长并成功助其当选参议员。小试牛刀获得成功后，菅直人显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毅然决定角逐众议院议员席位。1976年，30岁的菅直人在没有任何政党支持的情况下首次竞选众议员即惨遭败绩。次年，菅直人与脱离社会党的江田三郎一起组建“社会市民联合”(后改为“社会民主联合”)，但在1977年和1979年又两度败选。这些挫折并没有浇灭菅直人的从政热情，他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草根精神”，终于在1980年如愿当选众议员，正式开始了政治生涯。饱含挫折的从政经历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它令菅直人能以更大的韧性与耐心去应对此后的政治变动和起落沉浮，最终使他一步步登上政坛中心并站稳脚跟。
“反官僚”的政治明星
1996年，桥本龙太郎联合政权诞生，50岁的菅直人被任命为厚生大臣。当时，因使用不洁血液制剂感染艾滋病毒的问题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该事件的起因是1976年日本政府允许来自美国的某血清制剂上市，但由于该制剂带有艾滋病毒，使许多白血病患者受到感染。1982年，在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出现死亡病例后，日本政府及有关药厂却坚称此事与制剂无关，延误了制剂回收，导致日本1600多人感染艾滋病毒，至今有400多人死亡。刚上任的菅直人与试图撇清行政责任的厚生省官僚展开拉锯战，搜查并公开了官员们敷衍塞责的证据，并宣布政府为此负责，向受害者道歉。由此全国哗然，日本政府和药厂成为被告，并在和解之后向受害者支付了高额赔偿。菅直人面对死者遗像下跪合掌、公开谢罪的镜头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不仅令国民首次看到了“民告官”的胜利，也给为民请命的菅直人带来了极高声誉和重要政治资本，使其一跃成为日本版的“包青天”，在民调中多次被评为“最理想的首相人选”。这一政治经历也为菅直人在政治活动中贯彻“反官僚”姿态和坚持平民立场奠定了基础。
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1996年，为打破自民党主导联合政权、小型政党前景不妙的局面，声望如日中天的菅直人果断脱离先驱新党，与鸠山由纪夫一起创建民主党并共同担任党首。鸠山主管党务，菅直人主管政务并一度留任厚生大臣。民主党由此一跃成为仅次于自民党和新进党的第三大党，菅直人也进入其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菅直人同鸠山在党的发展方面有不同看法。鸠山认为民主党不应简单合并原有政党，更强调政治家个人参与的重要性，而菅直人更重视将民主党打造为日本两大政党格局中的一极，表示“前10年致力于发展反自民党势力，后10年要夺取政权”。1998年，民主党兼并民政党、新党友爱等小党，成立了新的民主党，在众参两院拥有136个议席，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菅直人任党首。之后，菅直人在党内职务几经变更，但他始终以饱满的斗志投入与自民党的国会斗争，并积极开展党内斡旋，化解派系矛盾，成为民主党的政治旗手之一。这一时期菅直人政治活动活跃，始终处在日本政坛的中心位置。他于2003年作为党首策划促成了民主党与小泽一郎的自由党的合并，为民主党最终夺取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合并后的民主党实力大增，当年即在众院选举中斩获177个议席，与自民党力量差距进一步缩小，日本社会惊呼“两大政党”时代已经到来。菅直人还在2003年众院选举时主导确立了“目标数值明确、事后可具体验证”的“政权公约”，为民主党胜选创造了条件，也为日本确立以政策为中心的选举作出了重要贡献。菅直人尽管于2004年由于被误指漏缴养老金而被迫辞去党首职务，但作为党内“三驾马车”之一，始终为民主党的内部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志者事竟成
2009年8月，民主党在众院大选中一举夺下三分之二席位，终于在成立13年之后实现了“政权更替”的夙愿，菅直人作为党内元老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鸠山内阁成立后，菅直人成为副首相并兼任国家战略大臣，主管预算及经济财政政策、科技政策等，并负责政权公约的落实，在首相临时代理资格排序中位列第一。但由于民主党新政权政治改革遭遇阻力，国家战略机构职责不清，与之有关的立法进展缓慢，菅直人一度处境尴尬，在内阁中缺乏足够的“存在感”。在他兼任财务大臣后，情形也没有明显改观。这一阶段，小泽、鸠山一直深陷金钱政治丑闻，遭到国民舆论强烈批判；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令新政权进退失据、焦头烂额，民主党支持率一路下跌，执政前景堪忧。此时的菅直人刻意保持低调和沉默。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自身在客观上被边缘化，同时也不排除他有意置身事外、静 观待变的可能。事实证明菅直人的策略取得了成功，他在多次民调中支持率领先，并在鸠山、小泽两巨头双双辞职后，受少壮派的拥戴而成为新任党首、首相。
内政走“第三条道路”，外交回归现实路线
首先，改革官僚政治，建立市民社会。菅直人可谓“从市民运动起家，靠打击官僚发家”，对政、官、财勾结的“铁三角”关系以及官僚主导政策制定、民选政治家被架空的决策体系痛加批判，主张摆脱官僚掣肘，确立“政治主导”原则。2009年6月，菅直人还专程赴伦敦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提出“党政决策一体化”原则并写人民主党政权公约。民主党上台后，菅直人明确表示，政权交替后最大目标是要改变政府受官僚支配的不合理政治结构。在担任鸠山内阁副首相兼财政大臣时，他表示“我不是去做机关领导，而是去做机关中的百姓代表”，并主持压缩行政开支，选派政治家担任政府部门前三把手，大力削减官僚权力。由于“菅”在日语中发音与“官”相同，民间因此戏称民主党要上演“草官打真官”。接任首相后，菅直人从现实出发对官僚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仍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强化“政治主导”，推进行政透明，甄别行政预算，改革行政组织机构和国家公务员制度，打破行政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端，禁止官僚退休后到利益团体和企业任职，打造清廉政治，建立“以市民为中心的社会”。
其次，提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菅直人的强项不是经济，但兼任财务大臣后发奋学习，潜心研读经济学论著并制定了鸠山内阁“经济增长战略”，在担任首相后，他的思路进一步清晰。菅直人认为，以投资公共设施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条道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试图走以放宽对企业的限制、鼓励自由竞争为中心的“第二条道路”。尽管企业通过大幅裁员从中获益匪浅，但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拉大、通货紧缩严重。持续低迷的经济、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令人日益失去信心的社会保障导致日本社会充满“闭塞感”。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打破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闷局面，日本需要探索一揽子解决经济、财政及社保问题的“第三条道路”，通过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创造新的需求和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实现正增长。具体而言，通过推动产业创新，实施科技立国及人才、就业战略等扩大内外需求，实现“强大经济”，到2020财年实现GDP名义增长3％以上、实际增长2％以上；通过收支、财税改革恢复财政平衡，实现“强大财政”；通过拓展、充实社保事业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并构建“强大社保”。
再次，深化日美同盟关系，积极开展亚洲外交。菅认为日本具有“海洋国家”和“亚洲国家”双重属性，应在这一基础上开展“现实外交”。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继续深化日美同盟关系。菅表示，日美同盟是支撑日本防卫及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社会公共财产”，新内阁将履行鸠山内阁5月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同美方达成的共识，并继续致力于减轻冲绳负担。营直人就任首相后立即同奥巴马通电话，并选择加拿大G8峰会为其首次出访，体现了对日美关系的重视。这表明，在吸取了鸠山内阁时期对美关系“碰壁”的教训后，民主党政权的对美政策由“对等”理想开始向现实回调。二是加强同亚洲国家的关系。菅直人主张强化与亚洲邻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致力于构筑东亚共同体。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构筑日韩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推进日俄关系，在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基础上缔结日俄和平友好条约；进一步扩展与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的合作等。三是积极应对全球及地区性问题。菅直人主张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持生物多样性、实现无核世界、援助阿富汗及推动非洲发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性课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在涉朝问题上，全面支持韩国政府在“天安”号事件上的立场，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妥善应对。一揽子解决日朝绑架、核及导弹等问题，清算不幸历史，致力于日朝关系正常化。在伊核问题上，寻求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途径妥善解决。
积极推动日中友好交流
菅直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与中国交流的历史较长。早在1984年中国国庆35周年之际，菅直人即作为3000名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的一员访华，并与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总书记见面。在担任民主党领导人后，菅直人多次来访并受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99年来访时还专程赴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敬献花篮，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提议中日双方就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争取达成共识并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在2003年“非典”肆虐时，菅直人率民主党代表团访华，并表示中日应放眼长远，求同存异，加强交流与互信，并共同推进东亚合作。菅直人认为党际交流对推动中日合作意义重大，两党除政治交流外，还应在东北亚安全、节能环保、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加强对话与合作。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于2006年建立交流机制后，菅直人出任日方召集人，并积极筹划和参与了前两次会议。菅直人当选首相后即表示将继承鸠山内阁外交路线，继续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并在国会质询中明确表示任内不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尽管菅直人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表示希望中国尽早实现和平统一，但他也曾表示大陆应允许台湾应加入联合国，还在卸任民主党领导人期间访台湾并会见陈水扁。菅直人日前还称在日美军基地可对中国军力形成遏制，也表明其对中国发展还有疑虑。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