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窗进屋的时候,我几乎是表演了。这栋楼我尽管没仔细踩过点,但楼体的建筑和设计显然是又落伍又弱智——百分之八十没有玻璃的楼梯窗户和居民的厨房窗户只有一米,再下三滥的小偷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翻过去。
　　同样,进了屋之后我也不用畏畏缩缩藏头掖尾的,因为我有一张没带面具的鬼脸,能在一个照面就把人吓得瘫软。可这是我的过错吗?
　　过了厕所到客厅,我后悔了,这好像是栋没人住的房子,充斥着灰尘和纸张的霉味,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过期发酵的酸腐。我正大光明地开了灯,天呐,满世界的书,看得我头晕。
　　我的运气一向都是这么糟,糟得像我的脸。我碰到了一个犯哮喘病的老头子,从他那摆满了书的客厅看,这老头还十有八九是个穷鬼。也许同是占了鬼的原因,我给他接了一杯自来水,让他吃下手里紧攥着的几粒药,接着,他才把扭曲的五官舒展开来。这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头还挺有个性,刚能喘顺气就给了我个意外,他说为了报答我他节省一点,能从每个月的退休金里省下三百块钱给我。
　　我笑了。虽然我的笑一向比哭还难看,但我还是笑了。这老头太逗了,他一语击中了我的要害,我每个月只偷三百块钱。晚上我睡桥洞,白天是三顿饭,一个月三百块钱正好够。
　　老头也跟着我笑了,他说我是义偷。我说不是,碰上有钱的我就不义了,这个城市脸被毁到要去做整容的老板渐渐多了,都是我干的。
　　我把老头扶上了床,看着他从床头抽屉的一本书里抽出三百块钱给我。这老家伙,连钱都有一股书香味。
　　每个月除了一号和十五号你都可以来,因为一号我女儿来看我,十五号我儿子来看我。不过咱们说好了,每个月只有三百,多了我也拿不出来。
　　没有条件吗?我真的有了兴趣,这么个脾气古怪的老头,我太想了解他了。
　　没有,如果你愿意的话,每次来拿钱的时候跟我聊聊天,听我说说话。老头挥了挥手,疲惫地示意我可以走了。尽管老头用手示意的是大门,但我还是从窗户走了,我突然觉得我不配走大门。
　　此后的每个月,我真的能从老头那拿到三百块钱。我当然希望不冒一点风险就能解决肚子问题,事实上,我的全部欲望也不过就是肚子问题。作为回报,我给老头烧烧开水,打扫打扫卫生,让他屋子里有点人气。之后,就是跟他聊天。他让我先说,我就先说,我在老家有个对象,可是想娶她要拿出一大笔彩礼来。于是我就出来打工,进了一家工厂,当了流水线上的工人。老板的心像他生产的电池里的炭棒一样黑,我的脸被硫酸毁了,他一分钱也没花就把我踢出了厂子。害得我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回老家没人敢认,不回家没口饭吃。
　　老头静静地听,等我讲完了,他也给我讲他的事,他的初恋,他的一双儿女,早逝的老伴。有时他还给我做饭,四菜两汤,只看一眼我就眼泪哗哗地淌。
　　后来熟了,我叫他老周,他叫我小飞。老周说,小飞啊,别再翻窗入户了,就是在大街上翻垃圾筒找吃的都比偷强。老周知道我不会生气,所以老周接着说,你去找份黑天干的活吧,那三百块钱你还到我这里拿,这你放心好了。
　　我摇头,经常到他这里吃饭,我已经用不了三百块钱了。我试探着向老周要几本书,老周说,你随便拿吧。我随意抽出一本,名字里总有关于心理的字眼。老周笑了,一脸孩子似的调皮,说,没退休之前我是心理学教授。
　　老周的身体总是忽好忽坏,好时他能在客厅里打太极拳,差时我竟要帮他打120,我甚至还冒称医院给老周的儿女打过电话。
　　老周给我找了份活。我每天在城市的下班和上班之间,在无人喜欢的黑暗里干活。老周说我搞卫生是把好手,说我最适合在夜里给人家搞卫生。于是我的工作就是在幽静寂寥的夜里,游荡在一些高楼的玻璃墙外,当蜘蛛人。
　　每次发工资了,我都先抽出三百块钱。老周问,你这是干吗?我说,每个月省下三百块钱,还你。
　　摘编自《17岁那年的五枚硬币》
　　江西高校出版社编辑/韩牧
　　
　　
　　巩高峰:20世纪70年代末生于安徽泗县,笔名孩子,现混迹于北京。与安勇、邵孤城、韩昌元并称小说组合“四架破车”。2004年起在《特区文学》、《雨花》、《北京文学》等刊共发表小说一百多万字。《17岁那年的五枚硬币》是巩高峰2009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