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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导演为何给电影起了这样一个云山雾罩的名字，程耳解释道，
“罗曼蒂克消亡史，意味着一切美好事物的消失与灭亡。
一切的浪漫的东西，它们都会消失的，只是速度和时间的问题。”
《罗曼蒂克消亡史》自从开拍直到如今上映，一直备受关注，因为它的演员阵容、因为神秘莫测的片名，也因为导演程耳在圈内的口碑。
作为一名职业电影导演，程耳的作品并不多，算上学生时代的毕业作品，以及这部新片，总共才有寥寥的4部，人们最熟悉的或许是那部《边境风云》。
《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陆先生（葛优饰）
但稀疏的数量并不能够掩藏这部电影所潜伏着的巨大野心，它不仅拥有葛优、章子怡、浅野忠信等一众明星，同时还隐隐浮动着杜月笙、黄金荣、戴笠、胡蝶等历史人物似幻还真的身影。
带我回上海
上海，1941。
那是一个在中国近几十年影视剧发展历史中都被过度阐释的年代，早已经在历史的风烟中魂飞魄散，却常常在大量年代剧中借尸还魂。看上去，它常常与国恨家仇、纸醉金迷以及英雄美人联系在一起，散发出诡异的血腥气抑或脂粉香。
导演程耳将他的新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定格在那个年代。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四部电影，前三部分别是短片《犯罪分子》，剧情长片《第三个人》与《边境风云》，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风格阴郁凌厉，带有浓烈的悬疑色彩，并且在人性的暗处深深扎根。
程耳并不是一个高产的导演，199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几乎每隔几年，才会有一部作品问世，而按照他对于《中国新闻周刊》的讲述，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完成一部作品，便需要“枯坐”一段时间，让时间静止沉淀，“真的就是字面理解的意思，完全什么也不干。”
在《边境风云》上映之后，程耳“枯坐”了半年，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是想写点什么”。二十天之后，他写出了《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剧本。
最初程耳写下的故事与如今即将上映的电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它起始于1937年山雨欲来的大时代，结束于1945年战争的轰然落幕。
帮派大佬、交际花、电影明星、说着地道上海话的日本人、只收交通费的杀手、深不可测又充满傲骨尊严的女管家……这些看似典型的“老上海”人物纷纷登场，在程耳的引领下，一起进入时光隧道，被历史裹挟着逆流而上，在时代的拐点处一个个做出自己的抉择。
“他们共同组成了一部人性的断代史。”程耳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着他笔下的那些人物。
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在电影中如惯常商业剧情片所做到的那样，将每个人物的前因后果交代得仔仔细细，而是截取出他们生命中意味悠长的片段，将其延展放大，并将单线的时空打乱后重新组合，刻意制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
“非线性叙事是我的一种创作本能，它给了大家一个去感受故事而非纯粹讲述或者倾听故事的机会。”程耳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看上去，这样的拍摄手法似乎也是基于程耳对于旧时代上海的印象，凌乱、炫目，像是飞旋的狐舞步，看似毫无秩序，但却始终诡异地以一种宿命般规律的方式跳跃着前行，并最终在茫茫暗夜中烟花散尽。
在电影预先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被主持人问起缘何给自己的电影起了这样一个看起来云山雾罩的名字，程耳简洁地回答，“就是字面上看起来的意思。”随后他又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解释道，“罗曼蒂克消亡史，意味着一切美好事物的消失与灭亡。一切的浪漫的东西，它们都会消失的，只是速度和时间的问题。”
“罗曼蒂克”是英文词汇“浪漫”的音译，一个中文语境中本来没有、在清末民初才舶来的词汇，与那些传统中国人熟悉的优雅又节制的古诗词不同，“罗曼蒂克”本身就带有那个时代上海的强烈特征，不中不西，新旧交替，并且黑白斑驳。
有一种说法，形容历史进程中的所谓“乱世”，“它的意义在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有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从最初的片名《旧社会》，到《浮生旧梦》，再最终落笔定格为如今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仿佛一直在电影中，用一座从文字到光影敷衍中的空中楼阁来印证这个说法，战争、阴谋、爱情与欲望……这些元素都是他建造这座楼阁的砖瓦，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作为创作者的他，如同一匹识途的老马，沿着记忆一路攀援，刨开岁月的坟茔，追溯出一段弥漫着血腥味的迷人旧时光。
而关于电影提前公布的主题歌曲，程耳刻意回避了大部分人耳熟能详的那些爵士味上海老歌，而是重新请人创作了一首英文歌《带我回上海》，一个声线喑哑的男声千回百转地絮叨着“带我回上海，带我回上海，回到我的心之所向……”
“我是一个破开的人，会回避大家惯常使用或者欣赏的音乐，比如周璇的歌或者老上海的评弹等等，我要打造一个新的上海。”程耳这样说。
三碗面
虽然程耳并没有明确承认自己的电影故事与真正的史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但是看着那些影像中的人物，你却很难不去联想一些什么。
葛优演绎的帮派大佬，有着贫寒出身的过往，外表儒雅，喜欢隐匿在阴影中，不动声色地解决掉一些事情，有时候是金钱，有时候是人命，但最终，他碰上的难题涉足国族命运。
这个人物叫陆爷，在以他为主题的预告片中，更是被提纲挈领般地印上了几个朱红色的字体：人面、情面、场面。
这六个字来源于杜月笙，他曾经说过，“人生在世，人面、情面、场面，这三碗面最难吃。”
之前曾有观众半开玩笑地总结葛优在贺岁档电影中的形象，“他如果是光头，就说明这个角色是好人（《非诚勿扰》系列）;如果是长发，就说明是坏人（《让子弹飞》等）。”尽管是一句戏言，但听上去也有几分道理，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葛优，破天荒地用发蜡抿起了稀疏的头发。时而一袭讲究的白色长衫搭配白色平顶礼帽，时而一身暗黑色的西装搭配黑色礼帽，新与旧，正与邪，似乎都在这个人物身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痕。 在一部关于老上海的历史纪录片中，有一位亲历者曾经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杜月笙。他在一家洋行乘坐电梯下楼，电梯停下后，看见门口站着一位穿着浅色长衫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纸折扇，中年男人轻轻欠身躲开，示意电梯中的人先出来，随后自己再走进去。
彼时的亲历者还很年轻，几乎没有什么生活阅历，但中年男人的斯文与妥帖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才知道，那位与他有着擦肩而过一面之缘的人，就是杜月笙，他甚至不记得他的周围有着随从与保镖。
《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葛优饰演的陆爷，并不是电视剧《上海滩》式的黑帮大佬，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纪录片亲历者眼中的那位杜先生。他看上去压抑并且隐忍，身处一个处处杀机四伏但又弥散着致命魅力的时代，他隐藏着自己的权势，小心地对待着如风中之烛般的感情，步步惊心地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最终不得不去面对自己的时代黯然谢幕的那一刻。
除去葛优的陆爷之外，电影中大部分主要角色似乎都有一定的历史原型可供参差对照。袁泉的角色吴小姐是上海滩鼎鼎大名的电影明星，她在电影中念着那些充满年代感的新文艺腔台词，接受着观众们真真假假的崇拜;然而在生活中，她时时容忍着着丈夫的背叛，最终迫于权势，委身于某间谍机构的掌权者。她不懂政治，也对革命毫无兴趣，但却不得不卷入了历史的旋涡，再不能抽身而退。看上去，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大明星胡蝶与戴笠的那段往事。
而章子怡饰演的交际花“小六”，则代表着一群懵懂地游离于国家或者政治语境中的普通女人。她们不聪明，有着自己小小的虚荣心，当大灾难席卷而来的时候，她们可以付出所有，只为自己能够苟活下去。小六可以很容易地爱上某个男人，她看上去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她就是罗曼蒂克本身。”程耳解释道。
“战争之下，繁华落尽。帮派大佬逃亡香港，交际花不知所踪，日本妹夫死在上海，电影皇后被丈夫抛弃，处男遇上妓女，姨太太杀死二哥。战争惨烈，战争终于结束。他轻易选择沉默，因为伤口无法弥合。罗曼蒂克消亡史。被浪费的时光。”
程耳这样描述着《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这些人物的结局。
在他的电影中，这些人因为时代被成就，最终也因为时代被摧毁。
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
程耳是“一位导演一辈子只拍一部电影”的忠实笃信者。
他喜欢昆汀·塔伦蒂诺，但却并不认为自己十分像他，虽然他也如同昆汀一样，热衷在电影中使用分段叙事与非线性顺序。
从用35mm胶片拍摄的电影学院毕业短片《犯罪分子》直至如今掌控一众明星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电影的个人风格始终极其浓烈。“我是属于一直在拍一部戏的导演，《边境风云》和‘罗曼’其实是有着延续性的，我只是变换了人物和年代，但风格是始终统一的。”程耳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发生在袁泉饰演的大明星与闫妮饰演的女管家之间，她们在谈论袁泉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两人用上海话讲起来，略带喜感。
“电影我没看懂。”
“我也没看懂。”
“导演就没准备让大家看懂。”
“这是一部艺术片，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
“那我们全都死脱了，就不关阿拉啥事体了。”
随后两个女人一起朗声大笑起来。
“我就是在自黑一下。”程耳也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对于自己主演的这部新片，葛优的评价是“需要费脑子才看得懂”。比较而言，程耳的态度则更加自信，并且对于电影中那些隐秘的历史线索，他也并不认为观众会不容易抓住理解，“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我不是一个自吹自擂的人，从来不会。我非常在意的是，我自己内心觉不觉得丢脸，这是我最重视的事，但这个电影做到现在我真的觉得非常好，我自己也愿意说出这句话，也有勇气说出这句话。”
程耳喜欢在他的作品中营造出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从上学的时候就在找那个点。”他不相信广义上的艺术片与商业电影的区分，在他看来，好的电影应该是“有很多商业元素，同时又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思考和风格”。“当时拍毕业作业《犯罪分子》我就找了徐峥、黄奕来演;然后《第三个人》和《边境风云》也是一样，有贩毒、有枪、有性，但同样没有放弃在艺术上的追求，到‘罗曼蒂克’更是这样。”程耳曾经面对媒体这样表示。
而在电影的细节上，程耳也喜欢将市井家常的场景用充满舞台剧意味的镜头表现出来。他热衷拍摄吃饭的镜头，一粥一菜一饭，家宴或者点心，饭桌上的每个人物都在谈笑间各怀心事，有人在想着要去演电影，而有人则在犹豫着要不要去杀人。
在早前《罗曼蒂克消亡史》的一款海报中，程耳引用了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句话，“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前行，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然后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现实是，1940年代的上海远比菲茨杰拉德时代的美国更加暧昧与复杂，它是歹土，是洋场，是孤岛，是一群人发迹与灭亡的地方。在电影后期制作完成之后，程耳开始了全国路演宣传的旅程，他选择了苏州作为其中一站，因为电影中葛优的一句台词，“我看见你上了车，你应该是去了苏州，从苏州再坐火车，往北走，我有时候会想起你。”
没有人知道程耳真正想用这句台词表达什么，或许是他习惯说的“字面意思”，或者是借助空间概念，再徒劳地抓住一点“罗曼蒂克”的余韵。在说完这句台词后，他电影中的人物依旧在大部分时间沉默着，然后等待着自己的时代慢慢结束。
“罗曼蒂克消亡史，意味着一切美好事物的消失与灭亡。
一切的浪漫的东西，它们都会消失的，只是速度和时间的问题。”
《罗曼蒂克消亡史》自从开拍直到如今上映，一直备受关注，因为它的演员阵容、因为神秘莫测的片名，也因为导演程耳在圈内的口碑。
作为一名职业电影导演，程耳的作品并不多，算上学生时代的毕业作品，以及这部新片，总共才有寥寥的4部，人们最熟悉的或许是那部《边境风云》。
但稀疏的数量并不能够掩藏这部电影所潜伏着的巨大野心，它不仅拥有葛优、章子怡、浅野忠信等一众明星，同时还隐隐浮动着杜月笙、黄金荣、戴笠、胡蝶等历史人物似幻还真的身影。
带我回上海
上海，1941。
那是一个在中国近几十年影视剧发展历史中都被过度阐释的年代，早已经在历史的风烟中魂飞魄散，却常常在大量年代剧中借尸还魂。看上去，它常常与国恨家仇、纸醉金迷以及英雄美人联系在一起，散发出诡异的血腥气抑或脂粉香。
导演程耳将他的新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定格在那个年代。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四部电影，前三部分别是短片《犯罪分子》，剧情长片《第三个人》与《边境风云》，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风格阴郁凌厉，带有浓烈的悬疑色彩，并且在人性的暗处深深扎根。
程耳并不是一个高产的导演，199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几乎每隔几年，才会有一部作品问世，而按照他对于《中国新闻周刊》的讲述，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完成一部作品，便需要“枯坐”一段时间，让时间静止沉淀，“真的就是字面理解的意思，完全什么也不干。”
在《边境风云》上映之后，程耳“枯坐”了半年，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是想写点什么”。二十天之后，他写出了《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剧本。
最初程耳写下的故事与如今即将上映的电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它起始于1937年山雨欲来的大时代，结束于1945年战争的轰然落幕。
帮派大佬、交际花、电影明星、说着地道上海话的日本人、只收交通费的杀手、深不可测又充满傲骨尊严的女管家……这些看似典型的“老上海”人物纷纷登场，在程耳的引领下，一起进入时光隧道，被历史裹挟着逆流而上，在时代的拐点处一个个做出自己的抉择。
“他们共同组成了一部人性的断代史。”程耳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着他笔下的那些人物。
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在电影中如惯常商业剧情片所做到的那样，将每个人物的前因后果交代得仔仔细细，而是截取出他们生命中意味悠长的片段，将其延展放大，并将单线的时空打乱后重新组合，刻意制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
“非线性叙事是我的一种创作本能，它给了大家一个去感受故事而非纯粹讲述或者倾听故事的机会。”程耳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看上去，这样的拍摄手法似乎也是基于程耳对于旧时代上海的印象，凌乱、炫目，像是飞旋的狐舞步，看似毫无秩序，但却始终诡异地以一种宿命般规律的方式跳跃着前行，并最终在茫茫暗夜中烟花散尽。
在电影预先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被主持人问起缘何给自己的电影起了这样一个看起来云山雾罩的名字，程耳简洁地回答，“就是字面上看起来的意思。”随后他又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解释道，“罗曼蒂克消亡史，意味着一切美好事物的消失与灭亡。一切的浪漫的东西，它们都会消失的，只是速度和时间的问题。”
“罗曼蒂克”是英文词汇“浪漫”的音译，一个中文语境中本来没有、在清末民初才舶来的词汇，与那些传统中国人熟悉的优雅又节制的古诗词不同，“罗曼蒂克”本身就带有那个时代上海的强烈特征，不中不西，新旧交替，并且黑白斑驳。
有一种说法，形容历史进程中的所谓“乱世”，“它的意义在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有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从最初的片名《旧社会》，到《浮生旧梦》，再最终落笔定格为如今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仿佛一直在电影中，用一座从文字到光影敷衍中的空中楼阁来印证这个说法，战争、阴谋、爱情与欲望……这些元素都是他建造这座楼阁的砖瓦，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作为创作者的他，如同一匹识途的老马，沿着记忆一路攀援，刨开岁月的坟茔，追溯出一段弥漫着血腥味的迷人旧时光。
而关于电影提前公布的主题歌曲，程耳刻意回避了大部分人耳熟能详的那些爵士味上海老歌，而是重新请人创作了一首英文歌《带我回上海》，一个声线喑哑的男声千回百转地絮叨着“带我回上海，带我回上海，回到我的心之所向……”
“我是一个破开的人，会回避大家惯常使用或者欣赏的音乐，比如周璇的歌或者老上海的评弹等等，我要打造一个新的上海。”程耳这样说。
三碗面
虽然程耳并没有明确承认自己的电影故事与真正的史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但是看着那些影像中的人物，你却很难不去联想一些什么。
葛优演绎的帮派大佬，有着贫寒出身的过往，外表儒雅，喜欢隐匿在阴影中，不动声色地解决掉一些事情，有时候是金钱，有时候是人命，但最终，他碰上的难题涉足国族命运。
这个人物叫陆爷，在以他为主题的预告片中，更是被提纲挈领般地印上了几个朱红色的字体：人面、情面、场面。
这六个字来源于杜月笙，他曾经说过，“人生在世，人面、情面、场面，这三碗面最难吃。”
之前曾有观众半开玩笑地总结葛优在贺岁档电影中的形象，“他如果是光头，就说明这个角色是好人（《非诚勿扰》系列）;如果是长发，就说明是坏人（《让子弹飞》等）。”尽管是一句戏言，但听上去也有几分道理，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葛优，破天荒地用发蜡抿起了稀疏的头发。时而一袭讲究的白色长衫搭配白色平顶礼帽，时而一身暗黑色的西装搭配黑色礼帽，新与旧，正与邪，似乎都在这个人物身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痕。 在一部关于老上海的历史纪录片中，有一位亲历者曾经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杜月笙。他在一家洋行乘坐电梯下楼，电梯停下后，看见门口站着一位穿着浅色长衫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纸折扇，中年男人轻轻欠身躲开，示意电梯中的人先出来，随后自己再走进去。
彼时的亲历者还很年轻，几乎没有什么生活阅历，但中年男人的斯文与妥帖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才知道，那位与他有着擦肩而过一面之缘的人，就是杜月笙，他甚至不记得他的周围有着随从与保镖。
《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葛优饰演的陆爷，并不是电视剧《上海滩》式的黑帮大佬，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纪录片亲历者眼中的那位杜先生。他看上去压抑并且隐忍，身处一个处处杀机四伏但又弥散着致命魅力的时代，他隐藏着自己的权势，小心地对待着如风中之烛般的感情，步步惊心地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最终不得不去面对自己的时代黯然谢幕的那一刻。
除去葛优的陆爷之外，电影中大部分主要角色似乎都有一定的历史原型可供参差对照。袁泉的角色吴小姐是上海滩鼎鼎大名的电影明星，她在电影中念着那些充满年代感的新文艺腔台词，接受着观众们真真假假的崇拜;然而在生活中，她时时容忍着着丈夫的背叛，最终迫于权势，委身于某间谍机构的掌权者。她不懂政治，也对革命毫无兴趣，但却不得不卷入了历史的旋涡，再不能抽身而退。看上去，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大明星胡蝶与戴笠的那段往事。
而章子怡饰演的交际花“小六”，则代表着一群懵懂地游离于国家或者政治语境中的普通女人。她们不聪明，有着自己小小的虚荣心，当大灾难席卷而来的时候，她们可以付出所有，只为自己能够苟活下去。小六可以很容易地爱上某个男人，她看上去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她就是罗曼蒂克本身。”程耳解释道。
“战争之下，繁华落尽。帮派大佬逃亡香港，交际花不知所踪，日本妹夫死在上海，电影皇后被丈夫抛弃，处男遇上妓女，姨太太杀死二哥。战争惨烈，战争终于结束。他轻易选择沉默，因为伤口无法弥合。罗曼蒂克消亡史。被浪费的时光。”
程耳这样描述着《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这些人物的结局。
在他的电影中，这些人因为时代被成就，最终也因为时代被摧毁。
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
程耳是“一位导演一辈子只拍一部电影”的忠实笃信者。
他喜欢昆汀·塔伦蒂诺，但却并不认为自己十分像他，虽然他也如同昆汀一样，热衷在电影中使用分段叙事与非线性顺序。
从用35mm胶片拍摄的电影学院毕业短片《犯罪分子》直至如今掌控一众明星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电影的个人风格始终极其浓烈。“我是属于一直在拍一部戏的导演，《边境风云》和‘罗曼’其实是有着延续性的，我只是变换了人物和年代，但风格是始终统一的。”程耳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发生在袁泉饰演的大明星与闫妮饰演的女管家之间，她们在谈论袁泉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两人用上海话讲起来，略带喜感。
“电影我没看懂。”
“我也没看懂。”
“导演就没准备让大家看懂。”
“这是一部艺术片，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
“那我们全都死脱了，就不关阿拉啥事体了。”
随后两个女人一起朗声大笑起来。
“我就是在自黑一下。”程耳也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对于自己主演的这部新片，葛优的评价是“需要费脑子才看得懂”。比较而言，程耳的态度则更加自信，并且对于电影中那些隐秘的历史线索，他也并不认为观众会不容易抓住理解，“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我不是一个自吹自擂的人，从来不会。我非常在意的是，我自己内心觉不觉得丢脸，这是我最重视的事，但这个电影做到现在我真的觉得非常好，我自己也愿意说出这句话，也有勇气说出这句话。”
程耳喜欢在他的作品中营造出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从上学的时候就在找那个点。”他不相信广义上的艺术片与商业电影的区分，在他看来，好的电影应该是“有很多商业元素，同时又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思考和风格”。“当时拍毕业作业《犯罪分子》我就找了徐峥、黄奕来演;然后《第三个人》和《边境风云》也是一样，有贩毒、有枪、有性，但同样没有放弃在艺术上的追求，到‘罗曼蒂克’更是这样。”程耳曾经面对媒体这样表示。
而在电影的细节上，程耳也喜欢将市井家常的场景用充满舞台剧意味的镜头表现出来。他热衷拍摄吃饭的镜头，一粥一菜一饭，家宴或者点心，饭桌上的每个人物都在谈笑间各怀心事，有人在想着要去演电影，而有人则在犹豫着要不要去杀人。
在早前《罗曼蒂克消亡史》的一款海报中，程耳引用了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句话，“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前行，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然后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现实是，1940年代的上海远比菲茨杰拉德时代的美国更加暧昧与复杂，它是歹土，是洋场，是孤岛，是一群人发迹与灭亡的地方。在电影后期制作完成之后，程耳开始了全国路演宣传的旅程，他选择了苏州作为其中一站，因为电影中葛优的一句台词，“我看见你上了车，你应该是去了苏州，从苏州再坐火车，往北走，我有时候会想起你。”
没有人知道程耳真正想用这句台词表达什么，或许是他习惯说的“字面意思”，或者是借助空间概念，再徒劳地抓住一点“罗曼蒂克”的余韵。在说完这句台词后，他电影中的人物依旧在大部分时间沉默着，然后等待着自己的时代慢慢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