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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新片中，冯小刚的执拗和反叛表达得似乎很充分。他坚持着圆形画幅，坚持把一个不那么讨喜的故事搬上银幕。他说，自己年轻时顾忌很多事情，但现在自己不想留遗憾
冯小刚并不喜欢笑，虽然他的大多数电影总能让人发笑，即便人们觉得他是一位喜剧导演。
他看起来很严肃，即便是在众人谈笑风生的新片媒体发布会上，冯小刚一登场，有些微妙的气氛也就开始酝酿。一方面，因为他是导演，他的出场，总让人下意识地重视;另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他的性格。在很多场合，他喜欢戴着一顶帽子，鸭舌帽、棒球帽，帽檐弯弯，可以将面孔深深地遮盖在阴影之下，这似乎能让他获得一种安全感。
“原来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但现在我有点悲观了。”冯小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过了五十岁之后，冯小刚总想拍点不一样的东西。
在他耗尽心力但观众的反馈却并没有那么买账的悲情史诗《1942》之后，冯小刚用短暂时间拍了一部《私人订制》，还了《1942》欠下的“人情债”，又主演了一部电影《老炮儿》，拿了金马影帝，并且执导了一次春晚。
但真正作为电影导演的那个他，却仿佛一直在蛰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那么“待着”过了两年。
他并没有放弃让观众通过他的电影发出由衷的笑声，但在笑声之外，他也希望留下一点别的什么。
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李雪莲，在一场荒诞的“假离婚”变成“真离婚”之后，由于前夫一句“你就是潘金莲”的戏言，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告状征程。
在原著小说作者以及电影编剧刘震云看来，他的老朋友冯小刚选择拍片题材的关注点非常特别，“小刚对‘电影与生活，电影和文学’之间关系的认识，跟别的导演有很大不同，其实像《一地鸡毛》《1942》这些可能都不适合拍电影，因为电影首先得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但小刚更看重的是这些电影元素背后的故事。”刘震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雨中李雪莲立于竹筏上。
最初，刘震云并不认为冯小刚将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改编成电影是上佳的选择。因为在他的原著中，时间跨度长达20年，用影像很难表达。并且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我不是潘金莲》的结构很不寻常，它的大部分篇幅是前言，正文只有区区几千字，“像这样的结构，对于小说来讲，很新奇，但它是成立的。但电影的话，就不到两个小时，到底选取什么样的内容来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刘震云说。
尽管有着种种不合适，但冯小刚依然被这个“用荒谬对抗荒谬”的苦涩故事所打动，他决定将它搬上银幕。
“这是一个最纯粹的中国故事。只可能发生在中国，不可能是西方，也不可能是朝鲜。就是完完全全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冯小刚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他的这部新片。
在将小说改编成剧本的过程中，冯小刚总是习惯在凌晨之后与刘震云联系，仿佛面对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更能够让他与这个同时具备现实与荒诞两种色彩的故事构建起某种联系。
在电影的“定档”发布会上，刘震云说冯小刚最初给自己规定了剧本几大元素：第一条是明星，第二条是脑残，第三条是不说人话，第四条是洒一口狗血。当然，这是冯小刚和老哥们刘震云之间的一次吐槽和反諷。刘震云明白，冯小刚嘲讽的是什么，想要的又是什么。三个月后，他交给冯小刚的剧本“完美”地避开了上述的任何一条要点。
与几年前拍摄电影《1942》，长时间浸淫于风雪暴虐与战争硝烟中虐身又虐心的创作方式不同，《我不是潘金莲》的拍摄过程看似是一次愉悦的经历。冯小刚带着他的团队，来到婺源，透过圆形画幅的取景框，打量那些仿佛古中国山水画一般的风景，记录着古桥、石板、青苔与花格窗外绵绵的细雨。
但这一次，波澜仿佛发生在他的心里。
如同一次茶杯里翻卷的风暴，最终波及大海，抑或是蝴蝶扑闪着一对柔弱的翅翼，却最终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进程。
对于刘震云来说，《我不是潘金莲》的小说，依旧延续了他上一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式“四两拨千斤”的轻灵却沉重的风格，通过一个人物单纯的寻访过程，描摹出大时代中起起伏伏的惊涛骇浪;而对于冯小刚来说，除了他驾轻就熟的“冯氏”讽刺喜剧风格，电影版的《我不是潘金莲》似乎是一次蛰伏后的“重生”，还带着点儿“此身甘与众人违”的决绝。
已经快六十岁的冯小刚，想重新“叛逆”一次。
小时候喜欢美术，年轻时又正经八百当过一段时间的舞台美术设计师，冯小刚几乎在《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拍摄伊始，就确定要在画面中追求一种中国画式的画面构图，在画面中央采用圆形或者方形的画幅模式，而四周则是黑色或者留白——那是他自南宋古画中寻觅到的灵感，也许是为了营造出古雅精致的画面美感，也许是为了与琐碎不堪的现实形成某种微妙而参差的对照，又或者，他也说不清究竟是为了什么。
除了摄影师，没有人同意冯小刚的这种拍法。
冯小刚甚至放弃了刘震云在原著小说与电影剧本中为故事所设定出的中国北方农村背景，而是一路向南奔去，最终在婺源找到了他心目中古中国的青绿山水，影影绰绰地应和着他预想中的中国式表达。
为了验证冯小刚构想的可实施程度，制片人胡晓峰专门辟了一笔资金，预留给冯小刚先拍摄出了一段五六分钟的试验片，但看过试片之后，刘震云以及冯小刚的其余老伙伴们依旧没有被说服。
“因为没有人这样弄过，而且圆形对电影画面的呈现效果非常有限制。”刘震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他一开始反对的理由。 刘震云甚至在公开场合当众否定过冯小刚两次，并且私下找到他和冯小刚共同的知己张国立“递话儿”沟通。
冯小刚开始不遗余力地和大伙儿解释他这样做的理由，他说了自己喜欢的宋元古画，说了这种方式更能让人产生一种旁观者的视觉，但在费尽唇舌之后，刘震云、王中磊、张国立依旧没有一个人被说动。
有一次，剧组完成了白天拍摄后，夜里组织了一场饭局，在饭局上，冯小刚爆发了。
“我不想再解释了。没有任何道理，我就是想这么拍，不想投资就别投，我就自己投。道理我能讲出很多，但我现在不想说了。”
看起来冯小刚仿佛喝醉了，带着醉态的他摔门而去。
没有人知道，冯小刚在摔门而去的那个瞬间心里经历了一些什么。
“画幅之争”对于冯小刚的意义，也许与其说是对于艺术上的坚持，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公开的表明态度，意思是“我的少年心”还没随着年龄渐长而彻底散尽。
一直以来，冯小刚都并不是一个能够尽情宣泄自己，而是总是扛着硕大委屈前行的人，很多年前，他磕磕绊绊地拍着电影，对于游戏规则也并不熟稔，更没有如今的朋友圈与资源，那时候，他不得不吞咽下很多委屈。
20世纪90年代，冯小刚与朋友王朔合伙成立了一个“好梦公司”，在拍了关注现实题材的《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等作品之后，“好梦”彻底破碎。冯小刚和他的合作伙伴依旧在沿着现实主题越走越深，他们企图拍摄一部關于两个年轻人在疯狂的欲望驱动下进行金融诈骗、最后沦为死囚的故事，片子拍出来了，但最终被禁。
一连几部，都是这样，从此没有人再敢给冯小刚投资，那段时间，他被看做“票房毒药”，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真是世事难料。一切都如同他日后拍摄的那些喜剧一样，充满反讽。
经历了那段时光，冯小刚的心理是：“什么阴暗我想拍什么。”
但后面的故事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他并没有真的在阴郁题材里徘徊太久，而是逆其道行之，在公司倒闭的一年之后，拍了让他声名大噪的《甲方乙方》，其中那些专门帮人实现白日梦的公司业务，就叫做“好梦一日游”。
如今对于冯小刚来说，“好梦”的往事已经是陈年日记，但那根刺却时不时“扎”他一下。
最终，冯小刚还是以自己的执拗完成了这部《我不是潘金莲》。
在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儿》里，那个心有理想主义、在一片混乱中依然坚持着老派规矩的“老炮儿”六爷被广泛认为就是他本人在江湖中的投影。
但事实上，“老江湖”冯小刚从不觉得自己老了。
“其实直到现在为止，在心里，我还老觉得自己还是一孩子，总有些不着调儿的想法。”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他评判一件事物或者作品的好坏，依旧喜欢用“有没有意思”或者“好不好玩儿”来形容，并且带着一种恶作剧式的驰骋快意。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段子就是，当冯小刚在作为春节晚会总导演时，为晚会确定总体基调，他在刘恒提出的“真诚、温暖、振奋”之后，又添上了俩字儿：好玩。
《我不是潘金莲》的“画幅之争”最终以冯小刚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刘震云在看过完整成片之后，也认同了冯小刚的想法，“我突然理解他了，因为圆对事物有一个局部的放大性作用，而这个局部的放大性有时候体现出了电影跟生活之间最深刻、微妙的东西，就像望远镜一样，积累并且呈现出了全部的细节，这是在其他任何电影都没有的。”刘震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描述。
但迟来的认可对于冯小刚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究竟是一次少年心性的全面爆发，还是借着“方”“圆”来致敬自己曾经的梦想，冯小刚一直都没有真正说清楚。
他给出的“终结解释”是一个干脆、决绝，并且还带有那么一些任性的孩子气的答案：“我为什么坚持下来？因为我很怕我老了以后后悔没这么拍，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好的，是不是观众能接受。我年轻时候顾忌很多事情，但现在我不想留遗憾。”
多年前，冯小刚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专门辟出几个章节，讲述他与王朔等人在创作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点点滴滴。
他把那一部分命名为：轻喜剧的沉重。
“轻喜剧”与“沉重”这两个看似矛盾又互补的关键词，似乎能够微妙地传达出冯小刚电影的主要精神追求。
“比方说《1942》要拍电影的时候，找过专家论证，没有一个专家觉得这能拍成电影。那么大的一个民族灾难，影院里却不时在发出笑声。这是他要的结果，非常不一样。” 刘震云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他眼中的冯小刚电影。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中，冯小刚似乎一直是一个以“观众喜欢为己任”的创作者，他几乎能够精准地拿捏到在每一次时代发展变迁中，中国观众的审美口味的趋向。他知道什么东西会让他们开怀大笑，在笑过之后又恰到好处地给他们一点感动的酸楚，然后走出电影院，继续自己或悲或喜的凡俗人生;同时也能给电影带来超高的票房收入——这仿佛是大众印象中冯小刚一直在做的事。
但深究起冯小刚的人生轨迹，你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顺流而下”、在时代中如鱼得水的人。
在与他同时代的电影导演中，冯小刚几乎一直都是一个异类。他并非出身世家，也并没有部队大院中指点江山的成长背景，他成长于北京的胡同儿，品尝过“低到尘土里的心酸”。进入电影圈子，他最先做的是美工，很多时候，也兼职着剧务和场记，从圈子的边缘外一点一点地向内部中心前进，不放过每一次微小的机会。所以，冯小刚的那些幽默总能让绝大多数普通人感到亲切。
这一次，冯小刚与刘震云将《我不是潘金莲》依旧定位为喜剧，但这也依旧是一部“沉重的喜剧”。
刘震云认为自己和冯小刚达成了共识，“幽默分三种，比方饭桌上我给你讲笑话，有一种是我说的时候你笑了，还有一种是酒散了回去的路上又笑的，最后一种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想想又笑起来的。《我不是潘金莲》恰恰是让你笑的三个幽默都有。”他说。 在为自己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定位的时候，冯小刚喜欢用传统戏曲的行当来进行类比区分，生旦净丑，各司其职，共同组成他影像中熙熙攘攘的红尘人世。
“她是一个青衣。”冯小刚这样定义他电影中的女主角李雪莲。
京戏舞台上的青衣，甩着长长的水袖，用曳拖的唱腔来抒发着自己委婉的悲情。
但李雪莲俨然并非如此。
很多时候，她甚至更像京戏舞台上真正的潘金莲，并不端庄沉稳，而是荒诞不羁的，甚至还带着一点充人间烟火气息的泼辣喜感。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预先展示出的海报中，有一幅被冠名为“另一个我”。
画面中，农妇装扮的李雪莲端坐中央，脚上粗笨的雨靴上满是泥泞，仿佛刚刚下田回来，而李雪莲的扮演者、一袭洁白长裙的范冰冰则站在角色背后，拿着一把木梳，温柔地凝望着粗服乱发的李雪莲。
虽然海报隐隐传达出了演员与角色之间充满同情与悲悯的内在联系，但导演冯小刚却不想让这个角色本身引发观众的同情。
“《秋菊打官司》观众会站在秋菊的立场，《老炮儿》观众会站在六爷的立场，但是《我不是潘金莲》观众很难站在李雪莲的立场。”冯小刚说， “李雪莲的故事是个引子，刘震云写的其实是现实的荒诞。”
老舍曾经有一句话：我想写一出最悲的劇，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冯小刚的喜剧概念似乎在反其道行之：在极尽过瘾地宣泄与癫狂背后，隐藏着几声最深沉的叹息。
原著小说的接近尾声处，刘震云为李雪莲设计的谢幕，被冯小刚完整地运用到了电影中。
在孜孜不倦地上访并让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担惊受怕了20年后，前夫秦玉和的突然死亡，让李雪莲这场旷日持久的“我不是潘金莲”讨说法之路，有了一个令人猝不及防就戛然而止的收尾。
多年来的坚持，仿佛在一夕间成了一个轻飘飘的笑话。生无可恋的李雪莲决定找一棵树上吊自杀，但就在她准备蹬凳子的时刻，范伟扮演的果园的主人飞速赶过来制止，“你要真想死，也帮我做件好事，去对面山坡上，那是老曹承包的，他跟我是对头。”最后他又补上了一句，“人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葛优在电影《甲方乙方》的结尾，背对着观众说出了这句台词。
那是冯小刚电影中公认的最让人动情的段落之一。
但事实上，冯小刚本人似乎并不怀念任何时代。
时代的车轮总是往前开去，每个人都被匆匆裹挟着前行，但在一片兵荒马乱中，总有一点东西是会被遗留下来的，一地的瓜子壳，或者几片轻飘飘的鸡毛——大部分时候，在创作中，冯小刚与刘震云，就像是那个在时代中拾捡并且记录鸡毛的人。
他们能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在每一步变迁中所产生的细微震颤，并且将它们精准地记录在电影中。
《一地鸡毛》中的机关生活，《甲方乙方》中人们陷于梦想和现实裂缝之中的状态，《大腕》中广告铺天盖地地卷入人们的生活……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创作者喜欢逆流而上，去历史中寻找灵感，再回过头来俯瞰现实生活的方式不同，冯小刚始终坚持自己的“平视”眼光。“我拍的东西，从不高出观众或者大部分人对于这件事的认识，其实大家都这么想的，就是没人说，我只不过是替他们说出来了而已。”他说。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冯小刚加入了一段传统京戏《三岔口》的片段，明晃晃撒了一地白光的舞台上，两个演员却要佯装处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寒夜中，在摸爬滚打中互相试探着彼此的身份。
一个隐喻。
在很多老朋友的眼中，冯小刚就是一个时刻保持清醒且机警的观察者。
刘震云曾经与冯小刚共同参加一次饭局，一桌子的人都喝高了，“看起来他好像也是和大家一起醉了，但最后我把冯小刚的酒杯拿过来，我才发现，里面原来是白开水。”刘震云笑着说道。
《我不是潘金莲》的制片人胡晓峰与冯小刚在多部作品中有过合作，在他的印象中，冯小刚的工作节奏非常规律，并且在白天完成当天的拍摄份额后，“晚上一定要接着剪片子，而不会留到最后一起剪辑。他剪的过程中会知道，今天拍得怎么样，前几天拍得怎么样，接起来怎么样，对于他明天的拍摄一定是有帮助的。他脑子转动的频率和时间也是特别快。”胡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当然，冯小刚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在胡晓峰的眼中，冯小刚变得越来越“稳健”。
“原来他脾气特别急，比如需要某一样道具，他就拍着桌子要求马上送到;而现在他在拍桌子之前会考虑，预留出准备这样东西的时间，然后再拍着桌子说，某某时间内要送到位。”胡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人们都觉得冯小刚的片子充满笑声，但实际上，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有时，其中的尺度突破也只有他能做得到。他也不得不在各种场合陪人吃饭，反复说着自己的诉求，有时也得半开玩笑地吹捧，“您是谁啊，您是站天安门城楼上，看看北京城这边说，这边灯太多有点晃眼，这边的灯就都要立刻给灭了。”有时，他的无奈，只是别人看不到而已。
后来，冯小刚把这段往事写在了《我把青春献给你》之中，又在《私人订制》中情景重现了一把。
但时至今日，虽然有时仍然需要去解释，但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冯小刚了。“毕竟导演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对于这个圈子的规则已经太游刃有余。”胡晓峰这样说道。
冯小刚并不喜欢笑，虽然他的大多数电影总能让人发笑，即便人们觉得他是一位喜剧导演。
他看起来很严肃，即便是在众人谈笑风生的新片媒体发布会上，冯小刚一登场，有些微妙的气氛也就开始酝酿。一方面，因为他是导演，他的出场，总让人下意识地重视;另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他的性格。在很多场合，他喜欢戴着一顶帽子，鸭舌帽、棒球帽，帽檐弯弯，可以将面孔深深地遮盖在阴影之下，这似乎能让他获得一种安全感。
“原来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但现在我有点悲观了。”冯小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
过了五十岁之后，冯小刚总想拍点不一样的东西。
在他耗尽心力但观众的反馈却并没有那么买账的悲情史诗《1942》之后，冯小刚用短暂时间拍了一部《私人订制》，还了《1942》欠下的“人情债”，又主演了一部电影《老炮儿》，拿了金马影帝，并且执导了一次春晚。
但真正作为电影导演的那个他，却仿佛一直在蛰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那么“待着”过了两年。
他并没有放弃让观众通过他的电影发出由衷的笑声，但在笑声之外，他也希望留下一点别的什么。
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李雪莲，在一场荒诞的“假离婚”变成“真离婚”之后，由于前夫一句“你就是潘金莲”的戏言，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告状征程。
在原著小说作者以及电影编剧刘震云看来，他的老朋友冯小刚选择拍片题材的关注点非常特别，“小刚对‘电影与生活，电影和文学’之间关系的认识，跟别的导演有很大不同，其实像《一地鸡毛》《1942》这些可能都不适合拍电影，因为电影首先得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但小刚更看重的是这些电影元素背后的故事。”刘震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初，刘震云并不认为冯小刚将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改编成电影是上佳的选择。因为在他的原著中，时间跨度长达20年，用影像很难表达。并且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我不是潘金莲》的结构很不寻常，它的大部分篇幅是前言，正文只有区区几千字，“像这样的结构，对于小说来讲，很新奇，但它是成立的。但电影的话，就不到两个小时，到底选取什么样的内容来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刘震云说。
尽管有着种种不合适，但冯小刚依然被这个“用荒谬对抗荒谬”的苦涩故事所打动，他决定将它搬上银幕。
“这是一个最纯粹的中国故事。只可能发生在中国，不可能是西方，也不可能是朝鲜。就是完完全全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冯小刚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他的这部新片。
在将小说改编成剧本的过程中，冯小刚总是习惯在凌晨之后与刘震云联系，仿佛面对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更能够让他与这个同时具备现实与荒诞两种色彩的故事构建起某种联系。
在电影的“定档”发布会上，刘震云说冯小刚最初给自己规定了剧本几大元素：第一条是明星，第二条是脑残，第三条是不说人话，第四条是洒一口狗血。当然，这是冯小刚和老哥们刘震云之间的一次吐槽和反諷。刘震云明白，冯小刚嘲讽的是什么，想要的又是什么。三个月后，他交给冯小刚的剧本“完美”地避开了上述的任何一条要点。
少年心
与几年前拍摄电影《1942》，长时间浸淫于风雪暴虐与战争硝烟中虐身又虐心的创作方式不同，《我不是潘金莲》的拍摄过程看似是一次愉悦的经历。冯小刚带着他的团队，来到婺源，透过圆形画幅的取景框，打量那些仿佛古中国山水画一般的风景，记录着古桥、石板、青苔与花格窗外绵绵的细雨。
但这一次，波澜仿佛发生在他的心里。
如同一次茶杯里翻卷的风暴，最终波及大海，抑或是蝴蝶扑闪着一对柔弱的翅翼，却最终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进程。
对于刘震云来说，《我不是潘金莲》的小说，依旧延续了他上一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式“四两拨千斤”的轻灵却沉重的风格，通过一个人物单纯的寻访过程，描摹出大时代中起起伏伏的惊涛骇浪;而对于冯小刚来说，除了他驾轻就熟的“冯氏”讽刺喜剧风格，电影版的《我不是潘金莲》似乎是一次蛰伏后的“重生”，还带着点儿“此身甘与众人违”的决绝。
已经快六十岁的冯小刚，想重新“叛逆”一次。
小时候喜欢美术，年轻时又正经八百当过一段时间的舞台美术设计师，冯小刚几乎在《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拍摄伊始，就确定要在画面中追求一种中国画式的画面构图，在画面中央采用圆形或者方形的画幅模式，而四周则是黑色或者留白——那是他自南宋古画中寻觅到的灵感，也许是为了营造出古雅精致的画面美感，也许是为了与琐碎不堪的现实形成某种微妙而参差的对照，又或者，他也说不清究竟是为了什么。
除了摄影师，没有人同意冯小刚的这种拍法。
冯小刚甚至放弃了刘震云在原著小说与电影剧本中为故事所设定出的中国北方农村背景，而是一路向南奔去，最终在婺源找到了他心目中古中国的青绿山水，影影绰绰地应和着他预想中的中国式表达。
为了验证冯小刚构想的可实施程度，制片人胡晓峰专门辟了一笔资金，预留给冯小刚先拍摄出了一段五六分钟的试验片，但看过试片之后，刘震云以及冯小刚的其余老伙伴们依旧没有被说服。
“因为没有人这样弄过，而且圆形对电影画面的呈现效果非常有限制。”刘震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他一开始反对的理由。 刘震云甚至在公开场合当众否定过冯小刚两次，并且私下找到他和冯小刚共同的知己张国立“递话儿”沟通。
冯小刚开始不遗余力地和大伙儿解释他这样做的理由，他说了自己喜欢的宋元古画，说了这种方式更能让人产生一种旁观者的视觉，但在费尽唇舌之后，刘震云、王中磊、张国立依旧没有一个人被说动。
有一次，剧组完成了白天拍摄后，夜里组织了一场饭局，在饭局上，冯小刚爆发了。
“我不想再解释了。没有任何道理，我就是想这么拍，不想投资就别投，我就自己投。道理我能讲出很多，但我现在不想说了。”
看起来冯小刚仿佛喝醉了，带着醉态的他摔门而去。
没有人知道，冯小刚在摔门而去的那个瞬间心里经历了一些什么。
“画幅之争”对于冯小刚的意义，也许与其说是对于艺术上的坚持，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公开的表明态度，意思是“我的少年心”还没随着年龄渐长而彻底散尽。
一直以来，冯小刚都并不是一个能够尽情宣泄自己，而是总是扛着硕大委屈前行的人，很多年前，他磕磕绊绊地拍着电影，对于游戏规则也并不熟稔，更没有如今的朋友圈与资源，那时候，他不得不吞咽下很多委屈。
20世纪90年代，冯小刚与朋友王朔合伙成立了一个“好梦公司”，在拍了关注现实题材的《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等作品之后，“好梦”彻底破碎。冯小刚和他的合作伙伴依旧在沿着现实主题越走越深，他们企图拍摄一部關于两个年轻人在疯狂的欲望驱动下进行金融诈骗、最后沦为死囚的故事，片子拍出来了，但最终被禁。
一连几部，都是这样，从此没有人再敢给冯小刚投资，那段时间，他被看做“票房毒药”，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真是世事难料。一切都如同他日后拍摄的那些喜剧一样，充满反讽。
经历了那段时光，冯小刚的心理是：“什么阴暗我想拍什么。”
但后面的故事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他并没有真的在阴郁题材里徘徊太久，而是逆其道行之，在公司倒闭的一年之后，拍了让他声名大噪的《甲方乙方》，其中那些专门帮人实现白日梦的公司业务，就叫做“好梦一日游”。
如今对于冯小刚来说，“好梦”的往事已经是陈年日记，但那根刺却时不时“扎”他一下。
最终，冯小刚还是以自己的执拗完成了这部《我不是潘金莲》。
在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儿》里，那个心有理想主义、在一片混乱中依然坚持着老派规矩的“老炮儿”六爷被广泛认为就是他本人在江湖中的投影。
但事实上，“老江湖”冯小刚从不觉得自己老了。
“其实直到现在为止，在心里，我还老觉得自己还是一孩子，总有些不着调儿的想法。”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他评判一件事物或者作品的好坏，依旧喜欢用“有没有意思”或者“好不好玩儿”来形容，并且带着一种恶作剧式的驰骋快意。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段子就是，当冯小刚在作为春节晚会总导演时，为晚会确定总体基调，他在刘恒提出的“真诚、温暖、振奋”之后，又添上了俩字儿：好玩。
《我不是潘金莲》的“画幅之争”最终以冯小刚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刘震云在看过完整成片之后，也认同了冯小刚的想法，“我突然理解他了，因为圆对事物有一个局部的放大性作用，而这个局部的放大性有时候体现出了电影跟生活之间最深刻、微妙的东西，就像望远镜一样，积累并且呈现出了全部的细节，这是在其他任何电影都没有的。”刘震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描述。
但迟来的认可对于冯小刚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究竟是一次少年心性的全面爆发，还是借着“方”“圆”来致敬自己曾经的梦想，冯小刚一直都没有真正说清楚。
他给出的“终结解释”是一个干脆、决绝，并且还带有那么一些任性的孩子气的答案：“我为什么坚持下来？因为我很怕我老了以后后悔没这么拍，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好的，是不是观众能接受。我年轻时候顾忌很多事情，但现在我不想留遗憾。”
沉重的喜剧
多年前，冯小刚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专门辟出几个章节，讲述他与王朔等人在创作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点点滴滴。
他把那一部分命名为：轻喜剧的沉重。
“轻喜剧”与“沉重”这两个看似矛盾又互补的关键词，似乎能够微妙地传达出冯小刚电影的主要精神追求。
“比方说《1942》要拍电影的时候，找过专家论证，没有一个专家觉得这能拍成电影。那么大的一个民族灾难，影院里却不时在发出笑声。这是他要的结果，非常不一样。” 刘震云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他眼中的冯小刚电影。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中，冯小刚似乎一直是一个以“观众喜欢为己任”的创作者，他几乎能够精准地拿捏到在每一次时代发展变迁中，中国观众的审美口味的趋向。他知道什么东西会让他们开怀大笑，在笑过之后又恰到好处地给他们一点感动的酸楚，然后走出电影院，继续自己或悲或喜的凡俗人生;同时也能给电影带来超高的票房收入——这仿佛是大众印象中冯小刚一直在做的事。
但深究起冯小刚的人生轨迹，你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顺流而下”、在时代中如鱼得水的人。
在与他同时代的电影导演中，冯小刚几乎一直都是一个异类。他并非出身世家，也并没有部队大院中指点江山的成长背景，他成长于北京的胡同儿，品尝过“低到尘土里的心酸”。进入电影圈子，他最先做的是美工，很多时候，也兼职着剧务和场记，从圈子的边缘外一点一点地向内部中心前进，不放过每一次微小的机会。所以，冯小刚的那些幽默总能让绝大多数普通人感到亲切。
这一次，冯小刚与刘震云将《我不是潘金莲》依旧定位为喜剧，但这也依旧是一部“沉重的喜剧”。
刘震云认为自己和冯小刚达成了共识，“幽默分三种，比方饭桌上我给你讲笑话，有一种是我说的时候你笑了，还有一种是酒散了回去的路上又笑的，最后一种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想想又笑起来的。《我不是潘金莲》恰恰是让你笑的三个幽默都有。”他说。 在为自己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定位的时候，冯小刚喜欢用传统戏曲的行当来进行类比区分，生旦净丑，各司其职，共同组成他影像中熙熙攘攘的红尘人世。
“她是一个青衣。”冯小刚这样定义他电影中的女主角李雪莲。
京戏舞台上的青衣，甩着长长的水袖，用曳拖的唱腔来抒发着自己委婉的悲情。
但李雪莲俨然并非如此。
很多时候，她甚至更像京戏舞台上真正的潘金莲，并不端庄沉稳，而是荒诞不羁的，甚至还带着一点充人间烟火气息的泼辣喜感。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预先展示出的海报中，有一幅被冠名为“另一个我”。
画面中，农妇装扮的李雪莲端坐中央，脚上粗笨的雨靴上满是泥泞，仿佛刚刚下田回来，而李雪莲的扮演者、一袭洁白长裙的范冰冰则站在角色背后，拿着一把木梳，温柔地凝望着粗服乱发的李雪莲。
虽然海报隐隐传达出了演员与角色之间充满同情与悲悯的内在联系，但导演冯小刚却不想让这个角色本身引发观众的同情。
“《秋菊打官司》观众会站在秋菊的立场，《老炮儿》观众会站在六爷的立场，但是《我不是潘金莲》观众很难站在李雪莲的立场。”冯小刚说， “李雪莲的故事是个引子，刘震云写的其实是现实的荒诞。”
老舍曾经有一句话：我想写一出最悲的劇，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冯小刚的喜剧概念似乎在反其道行之：在极尽过瘾地宣泄与癫狂背后，隐藏着几声最深沉的叹息。
原著小说的接近尾声处，刘震云为李雪莲设计的谢幕，被冯小刚完整地运用到了电影中。
在孜孜不倦地上访并让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担惊受怕了20年后，前夫秦玉和的突然死亡，让李雪莲这场旷日持久的“我不是潘金莲”讨说法之路，有了一个令人猝不及防就戛然而止的收尾。
多年来的坚持，仿佛在一夕间成了一个轻飘飘的笑话。生无可恋的李雪莲决定找一棵树上吊自杀，但就在她准备蹬凳子的时刻，范伟扮演的果园的主人飞速赶过来制止，“你要真想死，也帮我做件好事，去对面山坡上，那是老曹承包的，他跟我是对头。”最后他又补上了一句，“人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我就在你们中间”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葛优在电影《甲方乙方》的结尾，背对着观众说出了这句台词。
那是冯小刚电影中公认的最让人动情的段落之一。
但事实上，冯小刚本人似乎并不怀念任何时代。
时代的车轮总是往前开去，每个人都被匆匆裹挟着前行，但在一片兵荒马乱中，总有一点东西是会被遗留下来的，一地的瓜子壳，或者几片轻飘飘的鸡毛——大部分时候，在创作中，冯小刚与刘震云，就像是那个在时代中拾捡并且记录鸡毛的人。
他们能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在每一步变迁中所产生的细微震颤，并且将它们精准地记录在电影中。
《一地鸡毛》中的机关生活，《甲方乙方》中人们陷于梦想和现实裂缝之中的状态，《大腕》中广告铺天盖地地卷入人们的生活……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创作者喜欢逆流而上，去历史中寻找灵感，再回过头来俯瞰现实生活的方式不同，冯小刚始终坚持自己的“平视”眼光。“我拍的东西，从不高出观众或者大部分人对于这件事的认识，其实大家都这么想的，就是没人说，我只不过是替他们说出来了而已。”他说。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冯小刚加入了一段传统京戏《三岔口》的片段，明晃晃撒了一地白光的舞台上，两个演员却要佯装处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寒夜中，在摸爬滚打中互相试探着彼此的身份。
一个隐喻。
在很多老朋友的眼中，冯小刚就是一个时刻保持清醒且机警的观察者。
刘震云曾经与冯小刚共同参加一次饭局，一桌子的人都喝高了，“看起来他好像也是和大家一起醉了，但最后我把冯小刚的酒杯拿过来，我才发现，里面原来是白开水。”刘震云笑着说道。
《我不是潘金莲》的制片人胡晓峰与冯小刚在多部作品中有过合作，在他的印象中，冯小刚的工作节奏非常规律，并且在白天完成当天的拍摄份额后，“晚上一定要接着剪片子，而不会留到最后一起剪辑。他剪的过程中会知道，今天拍得怎么样，前几天拍得怎么样，接起来怎么样，对于他明天的拍摄一定是有帮助的。他脑子转动的频率和时间也是特别快。”胡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当然，冯小刚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在胡晓峰的眼中，冯小刚变得越来越“稳健”。
“原来他脾气特别急，比如需要某一样道具，他就拍着桌子要求马上送到;而现在他在拍桌子之前会考虑，预留出准备这样东西的时间，然后再拍着桌子说，某某时间内要送到位。”胡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人们都觉得冯小刚的片子充满笑声，但实际上，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有时，其中的尺度突破也只有他能做得到。他也不得不在各种场合陪人吃饭，反复说着自己的诉求，有时也得半开玩笑地吹捧，“您是谁啊，您是站天安门城楼上，看看北京城这边说，这边灯太多有点晃眼，这边的灯就都要立刻给灭了。”有时，他的无奈，只是别人看不到而已。
后来，冯小刚把这段往事写在了《我把青春献给你》之中，又在《私人订制》中情景重现了一把。
但时至今日，虽然有时仍然需要去解释，但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冯小刚了。“毕竟导演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对于这个圈子的规则已经太游刃有余。”胡晓峰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