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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现实需求和政策空间。反过来，“衔命而生”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不断回应中国政治实践的种种需求，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优化了政府治理，推动政治进步；另一方面，更新了政治文化，改善公民行为。
【关键词】政治学 中国政治 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政治发展对于政治学研究的需求与促进
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现实需求和政策空间。文革过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一方面，需要重建公共秩序，恢复常态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保障公民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面对“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和人民生活普遍陷入困境的局面，亟需提高治理绩效，推动国家发展，增进民众福利。面对低效微观经营机制，只是恢复正常生产明显不够。
在此过程中，为了减少乃至消除分歧和争论，最大限度建立共识，需要对以往历史进行总结，特别是对错误和失误进行充分揭示，阐释错误和失误的生成逻辑；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未来发展找到具有经验和理论依据的可靠策略。因此，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显得日益迫切。1978年，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先倡导制定规划，积极开展政治学方面的研究；次年，邓小平又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正是在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中央领导的“补课”要求之下，政治学得到恢复和重建，其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7年～1990年代初）政治学研究主要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果：
恢复学科。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是成立机构。1977年，湖北省已率先成立政治学会；1979年3月，国内第一家政治学研究机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1980年12月，标志着政治学重建的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后许多省级政治学会也陆续建立起来；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此后，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
二是创办杂志。1980年初，中国政治学会筹委会便开始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译介西方政治学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创办了《国外政治学》杂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
三是培养人才。1981年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三所高校率先设立了政治学专业；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教育部委托天津师范学院举办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为全国各地高校等教学、研究机构培养了政治学研究基本力量；1984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校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大学开始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后，全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
四是构建体系。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拟定了一份《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第一类研究课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等；第二类课题是对外国政治与政治学的介绍，如“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外国政治学现状”等；第三类课题是与当代中国相关的研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选举”等；最后一类课题是中外政治制度史和中外政治思想史，如“中国政治学说史”、“西方政治学说史”等。①循此计划开展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
确定价值。中国改革的曲折过程和相应的学术反思确定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发展与秩序。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讲话，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了原则和方向。但在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并没有具体化，未能有效展开。19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邓小平一再强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1987年，中共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确定了“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长远目标和“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的近期目标，列举了“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等7个方面的改革内容。
文革反弹出的强烈权利主张，国门初开中西方巨大发展差距引发的忧患意识，领导人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再呼吁，这种氛围和情绪的叠加，将部分政治学者的研究导向了激进民主主义。对于学术研究和社会管理可能的失范和失序，邓小平始终保持高度戒备。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表明了对既有政治权力结构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坚定维护。分别于1983年和1987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政治学研究中的反体制倾向和激进主张进行了扼制和弹压。
1985年，首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在《政治学研究》发刊词中强调，研究政治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根据改革的需要，制定科研规划，确定重点科研项目”②。“发展”与“秩序”自然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 转换范式。中国政治学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重建的。受制于传统的政治思维和狭隘的知识结构，早期政治学研究总体来看显得肤浅和褊狭。翻阅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献可以发现，众多文章，或是简单重复已经出台的中央文件，或是呼喊空洞的政治口号，或是进行煽情的政治动员。这种研究自然无法有效解释各种政治现象，也无力有效回应现实的政治需求。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进行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注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学。经过努力，这一任务在1980年代末基本完成，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主要体现为：
第一，明确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理解与把握。政治学刚恢复时，受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抛弃了把政治单纯理解为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澄清了政治的含义，明确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建立了自身的概念体系。政治学者们整理、界定了国家、阶级、政党、权力、民主、权利、选举等基本概念，结合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阐释了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宪政等相关价值范畴，引进和阐述了公共权力、公共利益、政治行为、公民文化、政治发展、利益集团、政治文明、政治参与、政治秩序、公共政策、合法性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建立了政治学科自身的概念体系。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开始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
第三，形成了独特的分析框架。政治学科一恢复，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译介西方政治学理论，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著作被陆续翻译过来，比较政治理论、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和政治转型治理理论等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切实帮助。借此，中国政治学拥有了自身特有的分析框架。
第二阶段（1992年～今）经过前期的学术积累和“八九风波”、“苏东剧变”的冲击，1990年代以后，政治学研究变得冷静和理性，少了一些浪漫和激进，多了一些现实和稳健；少了一份批判，多了一份建设。
学术研究的这种转向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内在要求。市场取向改革的持续推进和1992年以后的全面加速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公民亦已成为独立的自主性个体，权利意识全面觉醒，行动能力大大增强；社会加速分化，新的阶层迅速成长，公民之间的冲突日益普遍和激烈；为了发展志趣、维护权利，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纷纷涌现并快速成长；各个阶层、各类群体以及公民个体总是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参与、影响政府决策，以使自己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利益分配中获取较大份额。这种根本性变革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促使政府回归“公共”本位，以富有效率的行动及时回应民众的需求；这也促使政治学研究更加关注社会本身，以对政治发展逻辑的精确把握和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回应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有效推动国家发展。
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③。
概念与理论体系得到修正和充实。概念和理论体系得到修正和充实，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区分开来。自由主义、法团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等得到更加充分的研究，现代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治理理论等西方政治学前沿理论被纷纷引进中国，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修正和改进。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科分类更加精细和深入。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等主干学科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此同时，诸如公共政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人口学、政治行为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发展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网络政治学、风险政治学等政治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和论文。
深入分析中外政治实践。中国政治研究方面，政治学者们着重探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司法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台海关系等；分析了政府管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比较政治研究方面，在重点研究西方及周边俄、韩、印等国家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都受到关注并得到研究；研究视角和具体内容也从制度框架、法律规定的介绍到制度的生成背景、运作机理、所需条件、操作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分析。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自然有利于对本国政治特质的准确把握和对他国经验的有效借鉴。
持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政治学恢复和重建之初，我们的政治分析往往是对法律规定的正式制度进行描述与归纳，由于中国的实际政治与制度规定往往并不吻合，有些甚至差距巨大，忽视实际运作的这种研究常常谬误百出，让人不得要领。后来，随着西方行为主义分析方法的引入，中国政治学界开始重视实证调查，关注事实和数据。现在，西方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和其他学科的可行方法几乎都被中国政治学界加以引进和使用，如田野调查、案例分析、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数学模型、网络技术等等。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科学化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
“衔命而生”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不断回应中国政治实践的种种需求，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 优化政府治理，推动政治进步。第一，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中国30多年的发展，虽经风历雨，跌宕起伏，但经济成长迅猛，社会发展平稳。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和政治建设途径是比较有效的。这一方面是基于社会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和公共政策设计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
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主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与功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标和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策略和步骤，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党政关系，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等等。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直接参与或介入政治建设的实践：有的进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研究部门，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直接参与国家与地方重要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诸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国务院机构改革等从问题调研、方案设计到政策阐释、途径选择等，都有政治学者的参与；不少学者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出谋划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方案；有的担任党委、政府的政策智囊或咨询专家，为党委、政府献计献策；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与党政部门合作，承担其委托的研究课题，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为党委、政府所采纳，有些转化成了国家的制度或政策。
第二，为党政部门输送专业人才和提供技能培训。政治是复杂的人类活动，驾驭政治需要精深的专门知识和高超的实践技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遵循政治发展规律的政治实践才能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步前进，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政治挫折和社会灾难。因此，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实践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政治系统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专业技能的党政管理人才。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MPA学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干部培训体系的完善，政治学在这方面的贡献持续扩大。受过政治学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源源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④也为政治系统高效回应社会需求进而推动国家发展提供了保障。
更新政治文化，改善公民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许多重要变革，直接导源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变迁。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现实政治的进步。据统计，目前，我国政治学期刊约340余种，每年刊载论文约两万余篇；⑤其他类别的期刊每年也发表大量政治学方面的论文。从CSSCI的记录看，近年来，每年发表政治学论文的学者都在5000名左右⑥，每年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也有5000多篇，而且两者的数目都一直在增加⑦ 。除了论文，每年还有大量政治学方面的书籍问世。30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几百万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借助杂志、报刊、电视、网络乃至日常人际交往，政治学的概念、理论以及表述方式已被一般民众熟知或了解，促进了政治观念的更新、政治文化的改善和公民行为的改进，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比如民主、人权、法治、公民参与、利益表达、私有财产、公民社会、公民权利、社会责任、和谐社会、政治文明、自由、善治、宪政、合法性、政府创新、权力制约、透明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等等，这些观念中，有些是由中国的政治学者首先提出并倡导的，有些则是由政治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倡导的。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一般公民日常表达的常用词汇以及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权利主张的引证依据。
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重要进步，同时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在学科建设上，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科学性和规范性还有待提高；在研究内容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中国政治的特质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和有效阐释，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和定量方法应用尚不够广；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突破性成果不多。这种状况导致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解释力、预见力和应用性比较有限。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⑧
重视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学术发展的基础。经过30多年发展，我们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依旧陈旧和落后，因此，也很难产生一流学术。今后，中国政治学仍需特别重视学科建设，尤其需要加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研究。
第一，注重政治哲学研究，确立学术研究和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和伦理依据。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价值”的学说，是对于“应然”问题的解答。“只有通过对政治价值的还原与辨析，才能揭示政治现象的实质，为政治和政治学的发展指明方向，进而有效推动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⑨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一直薄弱。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对西方的经典名著和相关理论的译介上，对于“政治的目的”、“政府存在的理由”以及“自由”、“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问题的探讨还只在转述西方学者的观点和论证。对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发展来说，只有对宪法依据、立国精神和政府目的进行持续追问和广泛讨论，对公民权利、公共精神和行政伦理进行充分探讨和深入辩论，才能在基本公共政策层面建立广泛的公民共识，确保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未来的政治学研究需要更加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 第二，注重政治科学研究，提升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专业化水平。受传统的政治思维、分析框架和现实的制度空间、评价体系等的制约，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较为严重的政治化、功利化、教条化倾向。“政治化”是指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到了‘执政者’的个人意向上，研究过程情感诉说多于学理分析，主观臆想多于实事求是。“功利化”是指将学术作为谋取个人政治好处或商业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根据领导喜好或经济利益“制造”学术成果。“教条化”是指机械套用领袖著作和政治文件，凡事均在马列论著和领袖讲话中寻找依据和答案，缺乏独立分析和个人创见。当代中国政治学界需要扭转政治化、功利化、教条化倾向，确立“科学为本”、“学术为业”的态度和使命，推动观念创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提升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注重中国政治研究。一是必须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通过工业化和民主化，推动社会转型，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寻求更有效率的方式，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⑩。中国政治学研究也需在这种历史演变和全球化进程的交织中去把握中国政治的发展逻辑和建设途径。
二是必须在中国整体约束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不是孤立推进的过程，而是特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技术、思想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整体约束结构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政治现象。
三是重视研究具体现实问题。转型中国，各类政治问题集中呈现。这些问题既有宏观的国家治理模式问题，又有微观的公民行为选择问题；既有迫切的社会稳定问题，又有长期的公平正义问题；既有显性的群体性事件和政治冲突，又有隐性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文化；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当，中国将顺利转型，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处理失当，我们将痛失机遇，甚至陷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政治学需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重视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方法的研究与创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动力和途径，同时也是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重要保障。为了弥补现有方法论体系的缺陷，推动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有机结合。从中国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现实，进而推动中国政治建设。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定量分析在目前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大部分的定量研究只是进行简单统计分析，假设检验、推断统计等中级统计分析运用较少，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高级统计分析使用更少，所用数据也普遍存在信度和效度不足等问题。利用后发优势，避免极端定量化的弊端，促进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融合，可以推动中国政治学的跨越式发展。
运用和融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人类生活纷繁复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个领域并不截然分明，而是彼此交织，互动共生，许多政治现象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才能透彻理解、准确把握。所以，中国政治学研究，一方面需继续借鉴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需积极引进计算机、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提升政治学的解释力和实践力。
引进与创新并重。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多半扮演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输入者”与“承接者”的角色。目前，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中国政治学讨论的不少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如“合法性”、“现代性”等。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厚的思想资源，西方的政治学经过100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在学科恢复和创建过程中，西方理论的介绍甚至于移植是需要的，但介绍、移植并不能替代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以西方世界为研究对象和经验基础的西方主流理论，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未经言明的基本预设。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中国可能尚不具备，中西方政治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往往形似而神非，因此，基于西方背景的政治学理论并不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现实。另一种情况是，某些西方学者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毕竟缺乏中国学者对于本土的真切了解和深情关怀，他们那些看似精巧的理论模型往往带有不可避免的盲点甚或根深蒂固的偏见。中国学者在介绍、移植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恰恰缺少了对理论分析的前提和背景的研究，常常导致理论研究与应用中的浅薄、迷惘和误入歧途。
理论创新要求我们“在批判地吸收外来养分的同时，要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要有胆识把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论，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
【注释】
①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社会主义研究》，1980年第4期。
②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代发刊词”，《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③⑧⑩林尚立：“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④参见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⑤严强，魏姝，白云：“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0～2004年）：以CSSCI为基础的评价”，《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⑥魏姝：“政治学研究领域学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2005～2006年）数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2期。
⑦魏姝：“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⑨杨海蛟，李猛：“试论推动中国政治学繁荣发展的着力点”，《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
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责编/张晓
【关键词】政治学 中国政治 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政治发展对于政治学研究的需求与促进
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现实需求和政策空间。文革过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一方面，需要重建公共秩序，恢复常态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保障公民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面对“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和人民生活普遍陷入困境的局面，亟需提高治理绩效，推动国家发展，增进民众福利。面对低效微观经营机制，只是恢复正常生产明显不够。
在此过程中，为了减少乃至消除分歧和争论，最大限度建立共识，需要对以往历史进行总结，特别是对错误和失误进行充分揭示，阐释错误和失误的生成逻辑；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未来发展找到具有经验和理论依据的可靠策略。因此，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显得日益迫切。1978年，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先倡导制定规划，积极开展政治学方面的研究；次年，邓小平又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正是在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中央领导的“补课”要求之下，政治学得到恢复和重建，其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7年～1990年代初）政治学研究主要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果：
恢复学科。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是成立机构。1977年，湖北省已率先成立政治学会；1979年3月，国内第一家政治学研究机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1980年12月，标志着政治学重建的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后许多省级政治学会也陆续建立起来；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此后，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
二是创办杂志。1980年初，中国政治学会筹委会便开始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译介西方政治学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创办了《国外政治学》杂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
三是培养人才。1981年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三所高校率先设立了政治学专业；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教育部委托天津师范学院举办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为全国各地高校等教学、研究机构培养了政治学研究基本力量；1984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校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大学开始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后，全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
四是构建体系。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拟定了一份《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第一类研究课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等；第二类课题是对外国政治与政治学的介绍，如“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外国政治学现状”等；第三类课题是与当代中国相关的研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选举”等；最后一类课题是中外政治制度史和中外政治思想史，如“中国政治学说史”、“西方政治学说史”等。①循此计划开展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
确定价值。中国改革的曲折过程和相应的学术反思确定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发展与秩序。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讲话，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了原则和方向。但在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并没有具体化，未能有效展开。19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邓小平一再强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1987年，中共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确定了“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长远目标和“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的近期目标，列举了“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等7个方面的改革内容。
文革反弹出的强烈权利主张，国门初开中西方巨大发展差距引发的忧患意识，领导人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再呼吁，这种氛围和情绪的叠加，将部分政治学者的研究导向了激进民主主义。对于学术研究和社会管理可能的失范和失序，邓小平始终保持高度戒备。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表明了对既有政治权力结构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坚定维护。分别于1983年和1987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政治学研究中的反体制倾向和激进主张进行了扼制和弹压。
1985年，首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在《政治学研究》发刊词中强调，研究政治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根据改革的需要，制定科研规划，确定重点科研项目”②。“发展”与“秩序”自然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 转换范式。中国政治学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重建的。受制于传统的政治思维和狭隘的知识结构，早期政治学研究总体来看显得肤浅和褊狭。翻阅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献可以发现，众多文章，或是简单重复已经出台的中央文件，或是呼喊空洞的政治口号，或是进行煽情的政治动员。这种研究自然无法有效解释各种政治现象，也无力有效回应现实的政治需求。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进行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注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学。经过努力，这一任务在1980年代末基本完成，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主要体现为：
第一，明确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理解与把握。政治学刚恢复时，受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抛弃了把政治单纯理解为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澄清了政治的含义，明确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建立了自身的概念体系。政治学者们整理、界定了国家、阶级、政党、权力、民主、权利、选举等基本概念，结合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阐释了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宪政等相关价值范畴，引进和阐述了公共权力、公共利益、政治行为、公民文化、政治发展、利益集团、政治文明、政治参与、政治秩序、公共政策、合法性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建立了政治学科自身的概念体系。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开始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
第三，形成了独特的分析框架。政治学科一恢复，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译介西方政治学理论，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著作被陆续翻译过来，比较政治理论、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和政治转型治理理论等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切实帮助。借此，中国政治学拥有了自身特有的分析框架。
第二阶段（1992年～今）经过前期的学术积累和“八九风波”、“苏东剧变”的冲击，1990年代以后，政治学研究变得冷静和理性，少了一些浪漫和激进，多了一些现实和稳健；少了一份批判，多了一份建设。
学术研究的这种转向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内在要求。市场取向改革的持续推进和1992年以后的全面加速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公民亦已成为独立的自主性个体，权利意识全面觉醒，行动能力大大增强；社会加速分化，新的阶层迅速成长，公民之间的冲突日益普遍和激烈；为了发展志趣、维护权利，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纷纷涌现并快速成长；各个阶层、各类群体以及公民个体总是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参与、影响政府决策，以使自己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利益分配中获取较大份额。这种根本性变革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促使政府回归“公共”本位，以富有效率的行动及时回应民众的需求；这也促使政治学研究更加关注社会本身，以对政治发展逻辑的精确把握和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回应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有效推动国家发展。
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③。
概念与理论体系得到修正和充实。概念和理论体系得到修正和充实，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区分开来。自由主义、法团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等得到更加充分的研究，现代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治理理论等西方政治学前沿理论被纷纷引进中国，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修正和改进。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科分类更加精细和深入。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等主干学科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此同时，诸如公共政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人口学、政治行为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发展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网络政治学、风险政治学等政治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和论文。
深入分析中外政治实践。中国政治研究方面，政治学者们着重探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司法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台海关系等；分析了政府管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比较政治研究方面，在重点研究西方及周边俄、韩、印等国家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都受到关注并得到研究；研究视角和具体内容也从制度框架、法律规定的介绍到制度的生成背景、运作机理、所需条件、操作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分析。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自然有利于对本国政治特质的准确把握和对他国经验的有效借鉴。
持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政治学恢复和重建之初，我们的政治分析往往是对法律规定的正式制度进行描述与归纳，由于中国的实际政治与制度规定往往并不吻合，有些甚至差距巨大，忽视实际运作的这种研究常常谬误百出，让人不得要领。后来，随着西方行为主义分析方法的引入，中国政治学界开始重视实证调查，关注事实和数据。现在，西方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和其他学科的可行方法几乎都被中国政治学界加以引进和使用，如田野调查、案例分析、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数学模型、网络技术等等。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科学化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
“衔命而生”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不断回应中国政治实践的种种需求，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 优化政府治理，推动政治进步。第一，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中国30多年的发展，虽经风历雨，跌宕起伏，但经济成长迅猛，社会发展平稳。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和政治建设途径是比较有效的。这一方面是基于社会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和公共政策设计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
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主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与功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标和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策略和步骤，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党政关系，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等等。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直接参与或介入政治建设的实践：有的进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研究部门，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直接参与国家与地方重要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诸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国务院机构改革等从问题调研、方案设计到政策阐释、途径选择等，都有政治学者的参与；不少学者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出谋划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方案；有的担任党委、政府的政策智囊或咨询专家，为党委、政府献计献策；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与党政部门合作，承担其委托的研究课题，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为党委、政府所采纳，有些转化成了国家的制度或政策。
第二，为党政部门输送专业人才和提供技能培训。政治是复杂的人类活动，驾驭政治需要精深的专门知识和高超的实践技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遵循政治发展规律的政治实践才能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步前进，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政治挫折和社会灾难。因此，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实践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政治系统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专业技能的党政管理人才。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MPA学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干部培训体系的完善，政治学在这方面的贡献持续扩大。受过政治学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源源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④也为政治系统高效回应社会需求进而推动国家发展提供了保障。
更新政治文化，改善公民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许多重要变革，直接导源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变迁。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现实政治的进步。据统计，目前，我国政治学期刊约340余种，每年刊载论文约两万余篇；⑤其他类别的期刊每年也发表大量政治学方面的论文。从CSSCI的记录看，近年来，每年发表政治学论文的学者都在5000名左右⑥，每年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也有5000多篇，而且两者的数目都一直在增加⑦ 。除了论文，每年还有大量政治学方面的书籍问世。30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几百万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借助杂志、报刊、电视、网络乃至日常人际交往，政治学的概念、理论以及表述方式已被一般民众熟知或了解，促进了政治观念的更新、政治文化的改善和公民行为的改进，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比如民主、人权、法治、公民参与、利益表达、私有财产、公民社会、公民权利、社会责任、和谐社会、政治文明、自由、善治、宪政、合法性、政府创新、权力制约、透明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等等，这些观念中，有些是由中国的政治学者首先提出并倡导的，有些则是由政治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倡导的。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一般公民日常表达的常用词汇以及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权利主张的引证依据。
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重要进步，同时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在学科建设上，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科学性和规范性还有待提高；在研究内容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中国政治的特质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和有效阐释，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和定量方法应用尚不够广；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突破性成果不多。这种状况导致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解释力、预见力和应用性比较有限。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⑧
重视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学术发展的基础。经过30多年发展，我们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依旧陈旧和落后，因此，也很难产生一流学术。今后，中国政治学仍需特别重视学科建设，尤其需要加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研究。
第一，注重政治哲学研究，确立学术研究和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和伦理依据。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价值”的学说，是对于“应然”问题的解答。“只有通过对政治价值的还原与辨析，才能揭示政治现象的实质，为政治和政治学的发展指明方向，进而有效推动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⑨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一直薄弱。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对西方的经典名著和相关理论的译介上，对于“政治的目的”、“政府存在的理由”以及“自由”、“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问题的探讨还只在转述西方学者的观点和论证。对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发展来说，只有对宪法依据、立国精神和政府目的进行持续追问和广泛讨论，对公民权利、公共精神和行政伦理进行充分探讨和深入辩论，才能在基本公共政策层面建立广泛的公民共识，确保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未来的政治学研究需要更加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 第二，注重政治科学研究，提升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专业化水平。受传统的政治思维、分析框架和现实的制度空间、评价体系等的制约，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较为严重的政治化、功利化、教条化倾向。“政治化”是指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到了‘执政者’的个人意向上，研究过程情感诉说多于学理分析，主观臆想多于实事求是。“功利化”是指将学术作为谋取个人政治好处或商业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根据领导喜好或经济利益“制造”学术成果。“教条化”是指机械套用领袖著作和政治文件，凡事均在马列论著和领袖讲话中寻找依据和答案，缺乏独立分析和个人创见。当代中国政治学界需要扭转政治化、功利化、教条化倾向，确立“科学为本”、“学术为业”的态度和使命，推动观念创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提升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注重中国政治研究。一是必须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通过工业化和民主化，推动社会转型，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寻求更有效率的方式，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⑩。中国政治学研究也需在这种历史演变和全球化进程的交织中去把握中国政治的发展逻辑和建设途径。
二是必须在中国整体约束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不是孤立推进的过程，而是特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技术、思想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整体约束结构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政治现象。
三是重视研究具体现实问题。转型中国，各类政治问题集中呈现。这些问题既有宏观的国家治理模式问题，又有微观的公民行为选择问题；既有迫切的社会稳定问题，又有长期的公平正义问题；既有显性的群体性事件和政治冲突，又有隐性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文化；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当，中国将顺利转型，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处理失当，我们将痛失机遇，甚至陷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政治学需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重视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方法的研究与创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动力和途径，同时也是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重要保障。为了弥补现有方法论体系的缺陷，推动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有机结合。从中国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现实，进而推动中国政治建设。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定量分析在目前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大部分的定量研究只是进行简单统计分析，假设检验、推断统计等中级统计分析运用较少，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高级统计分析使用更少，所用数据也普遍存在信度和效度不足等问题。利用后发优势，避免极端定量化的弊端，促进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融合，可以推动中国政治学的跨越式发展。
运用和融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人类生活纷繁复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个领域并不截然分明，而是彼此交织，互动共生，许多政治现象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才能透彻理解、准确把握。所以，中国政治学研究，一方面需继续借鉴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需积极引进计算机、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提升政治学的解释力和实践力。
引进与创新并重。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多半扮演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输入者”与“承接者”的角色。目前，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中国政治学讨论的不少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如“合法性”、“现代性”等。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厚的思想资源，西方的政治学经过100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在学科恢复和创建过程中，西方理论的介绍甚至于移植是需要的，但介绍、移植并不能替代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以西方世界为研究对象和经验基础的西方主流理论，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未经言明的基本预设。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中国可能尚不具备，中西方政治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往往形似而神非，因此，基于西方背景的政治学理论并不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现实。另一种情况是，某些西方学者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毕竟缺乏中国学者对于本土的真切了解和深情关怀，他们那些看似精巧的理论模型往往带有不可避免的盲点甚或根深蒂固的偏见。中国学者在介绍、移植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恰恰缺少了对理论分析的前提和背景的研究，常常导致理论研究与应用中的浅薄、迷惘和误入歧途。
理论创新要求我们“在批判地吸收外来养分的同时，要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要有胆识把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论，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
【注释】
①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社会主义研究》，1980年第4期。
②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代发刊词”，《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③⑧⑩林尚立：“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④参见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⑤严强，魏姝，白云：“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0～2004年）：以CSSCI为基础的评价”，《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⑥魏姝：“政治学研究领域学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2005～2006年）数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2期。
⑦魏姝：“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⑨杨海蛟，李猛：“试论推动中国政治学繁荣发展的着力点”，《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
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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