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百姓宣讲团走进中宣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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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立群”牌B超
  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党支部书记
  贾立群
  我在儿童医院工作已经36年了,从拿起B超探头那一天起,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不能让一个孩子在我的手里漏诊、误诊。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手术室看手术,还把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对照B超图像仔细地研究分析。有一个甘肃来的小女孩,肚子断断续续地疼了6年,在当地开了两次刀,都没有找到病因。孩子很痛苦,家长也非常着急。我给孩子做B超时,突然发现她的肠子上有一个黄豆大小的囊肿,我意识到这就是她肚子痛的根源。
  孩子的手术正在进行的时候,外科大夫突然打来电话急急忙忙地说:“腹腔打开了,怎么什么也找不到啊?”我赶紧跑到手术室,拿起探头放入孩子的腹腔内仔细寻找,发现小囊肿被胰头包着。外科大夫听了说:“这难度太大了!万一碰破了胰管,会有生命危险啊!”手术室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凭着经验,用B超引导着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点一点地向深层组织划去。两个小时过去了,刀尖终于碰到了囊肿,这个让孩子疼了6年的祸害终于被切除了!
  我承诺,只要患儿需要,我24小时,随叫随到。最多的一天夜里我被叫起来19次。36年来,我接诊了30多万个患儿,先后确诊了7万多个疑难病例,挽救了2000多个孩子的生命,有的病例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
  红芍花开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地区芍药居二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刘爱英
  2002年底,下岗3年的我通过公开招聘,来到芍二社区筹备处。这是一个撂荒10年的上访高发区,历史遗留问题纷杂,43名在册党员情况不明;近4800户家庭情况不明;辖区单位情况不明。当然,也有主动登门的,拍桌子的,踢板凳的,叫嚣要砸玻璃的,态度好点的说,我要到上面告你!
  这样的社区工作,怎么干?
  你上访不如我上门。敲开一扇扇门,猜疑,不屑,冷言冷语,有的甚至把门摔到脸上。“您对社区有什么要求意见?”“愿意当楼门组长吗?”“有什么兴趣特长?”……重复着同样的问题,重复着上楼下楼的路,我们走完4834户居民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
  43名党员找齐了。12000多位居民的情况摸清了,我们分类整理了18本居民情况台账,集中了意见最强烈的1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楼区没有无障碍设施,一些残疾人和腿脚不便的老人常年下不了楼。开发商早走了,居委会又没钱。社区党组织出面,四处奔走,找乡党委支持,找驻区单位赞助,终于,12幢楼都修上了坡道。竣工那天,重残居民李老师紧紧攥住我的手,感激地说:“爱英啊,我都有10年没下楼了,这下方便了。” 我们又先后解决了京承高速扰民等17件上访难题。慢慢的,点点滴滴的爱与信任,把我们和居民变成了彼此依靠的亲人。
  一个寒冷的深夜,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传来哭腔的声音:“主任,你快来吧,我妈……我妈她没了。”打电话的是小区里的宗慧,去世的是她的养母。我急匆匆地赶到,轻轻地擦着老人的脸,小心地给她穿上寿衣。一直在旁边不知所措的宗慧突然紧紧地抱住我,放声大哭,“刘姐,我妈一走,我就没有亲人了,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一个村支书的梦想
  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刘家铺村党支部书记
  李书国
  我今年57岁了,作为农民,我的梦想就是过上城里人一样的日子;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我还有另一个梦,那就是带领身边的共产党员,为老百姓真干事,多干事,干实事!
  2003年,我们村的丰水梨、黄金梨结果了,一斤卖到了一块三四,果农们开始有钱了。但有果农跟我说,咱套梨用的果袋太贵,大的9分1个,小的4分1个。我们全村每年需要上千万个果袋,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呀!我们几个一合计,如果能实现山东厂家直销,肯定比在北京买要便宜,干脆咱为大伙跑趟山东吧!
  当时村里没钱,又不能收老百姓的钱,我就求朋友开他私家车拉着我们去了山东,找到青岛厂家,一厘一厘地往下砍价,从9分一直砍到5分8,小的砍到1分8,一年下来为老百姓节省了20多万元,大伙都说:“党支部真给咱干好事啊!”
  嫁接果树要人工授粉,雇1个劳动力1天就要四、五十块。我们打听到河北青县卖电动授粉机,买一台才七八十块钱。我坐了6个小时的长途车到了青县,为大伙儿买回了80台电动授粉机。
  如今我们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民们买了轿车、买了楼房,还装上了太阳能空调。过去靠养儿防老,现在人手一份养老保险;过去是小病忍着、大病扛着,现在人手一份“新农合”。我深深地感受到,是党的富民惠民的好政策,帮我们农民圆了“过上城里人日子”的梦。
  天使的翅膀重新展开
  煤炭总医院心内科护士 王威
  今天能站在这里,我是幸运的,因为就在10年前我曾接到病危通知:癌症晚期活不过6个月。是什么让我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是什么让我延续了生活的梦想?是爱!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一个边远的小城市,1995年,8岁的我被确诊患上甲状腺癌。10年前,我的病情急剧恶化,接到了病危通知。有时,深夜我会感觉到有人在用手指探我的鼻息,那是妈妈颤抖的手,她怕我停止了呼吸。我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睁开!
  我要在生命最后一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2008年春节,我写信给《星光大道》栏目组,请他们帮我完成心愿——捐献遗体。4月12日,我登上这个舞台。节目播出后,一场爱心救助行动迅速展开。煤炭总医院王明晓院长说:“王威,我在你身上看到了爱心和阳光,如果你就这么走了,作为医生我很不甘心!”
  我住进了煤炭总医院,经专家会诊,结果却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手术风险非常大,很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来。妈妈说:“你们尽管手术,我们相信你们。”整整6个半小时,医生小心地避开每条血管和神经,从我的脖子上取出了10个肿瘤,最大的比我的拳头还要大。   手术成功了!
  出院前,王院长来看望我,他问:“孩子,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我说:“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要像你们一样,救死扶伤,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王院长推荐我到护校学习。
  2012年,我再次回到煤炭总医院。这一次,我可不是病人啊,而是心脏中心的一名护士。对我来说,护士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生命的一部分。怀揣着感恩的梦,我细心地为病人剪指甲、洗头,耐心地为大小便失禁的病人一次次更换床单,我懂得他们的痛苦,我用心去护理,就像白衣天使照顾当初的我。
  一个农民工的城市生活
  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街道兴民社区废品收购员 高树义
  我1993年从山东老家来北京,现在是门头沟区城子街道兴民社区的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做废品回收工作。
  初到北京时,我才发现一切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我没有学历,没有技术,俩眼儿一摸黑,搞搬运、当小工、挖下水道,只要能给点钱,甚至管顿饭,我都愿意干。那年,眼瞅着春节快到了,我连回家的路费都没凑够。正当我发愁的时候,我暂住的兴民社区的干部找上门来,送给我100块钱和一桶花生油。干部还问我,乐不乐意在社区找点事做,比如收收废品、扫扫街道。我一听,连忙说:“我乐意!”就这样,我有了现在的工作。
  有一次,一户居民的下水管道堵了,弄得满街臭气熏天,居民到居委会反映。我听见了就说:“我去看看吧。”赶去以后,我刨开地面,再用马勺,一勺一勺把刺鼻的污泥掏干净,换上新管道,填上土,把周围清理干净,我自己却弄得满身污泥。
  有一年春节,我收完废品回来,居委会干部忽然迎出来说:“小高,你看谁来了?”我进屋一看,老婆、孩子正坐在屋里。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原来社区干部瞒着我,写信、出路费把我妻儿从老家接来了。紧跟着,几位干部又从自家每人拿来两三个菜,还有饺子,摆了一桌子,让我们一家感动得一个劲儿地抹眼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2006年9月25日,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一名外来的打工人员在社区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还获得了北京市来京建设者文明之星、文明北京新市民、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我在北京不仅找到了家,更找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倾听孩子们的悄悄话
  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教师 郑丹娜
  爱是教育的源泉。如何跟孩子心贴心,我想出了一个写悄悄话的方法:请每位学生把心中的小秘密,生活中的小烦恼,对家长的小不满,对老师的小意见,都写在一个秘密的小本子上,我一一回复,加以引导。
  一天晚上,有一个本子上的话让我惊呆了,一贯开朗的建波,在悄悄话里画了一个大大的、流着眼泪的哭脸,下面还写了一段话:“老师,我妈妈病了,她得了癌症,我该怎么办呀!”看了这段话,我震惊了,真不希望这种厄运降临在他们身上!
  我去看望他妈妈,由于喉部病变,孩子妈妈已经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拉着我的手,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滚,我知道她在担心孩子。我说:“您放心,建波就是我的孩子,我会爱他的。”
  一天,我上课回来,数学老师告诉我,建波肚子疼,被送到医院去了。我很着急,给学生上完课我就往他们家里赶。走到半路,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等我跑到他家,已被淋成了落汤鸡。
  半年后,建波考上了理想的中学,我又特意赶到这所学校,向他的新老师介绍了他家的情况,请老师继续关注他。如今,建波毕业将近一年了,不久前,我收到他用短信发来的悄悄话:“老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次考试,我是年级第一名,我一定为您争气,亲爱的恩师妈妈!”
  这就是悄悄话。十几年来,我回复给学生的悄悄话已经有400多万字。是“悄悄话”陪伴我一届又一届学生,实现了他们一个又一个梦想。
  国旗下的承诺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带队警官 彭凯
  我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已经13年了。这些年,7岁女孩朱欣月的故事一直令我难忘。
  朱欣月是长春市的一名小学生,是学校里的小升旗手。2005年10月的一天,小欣月在排练舞蹈时突然摔倒,医院诊断为髓母细胞瘤,脑瘤中最严重的一种,绝症中的绝症!
  小欣月的病情迅速恶化,脑部积水,双目失明。医生说,她的生命随时会结束。爸爸妈妈知道,在小欣月的心里还藏着一个梦,那就是去天安门看一次升旗仪式。
  媒体报道后,好心的长春市民纷纷加入帮助她的行列。因小欣月身体虚弱不宜远行,好心人决定在长春举行一次特别的升旗仪式,2000多人精心参与,扮演了列车员、乘客、导游、升旗,在长春公共关系管理学校,为小欣月举行了一场“天安门”升旗仪式。
  故事传到了北京,传到了国旗护卫队。国旗护卫队派出我和一位战友,代表百名官兵赶赴长春慰问小欣月。
  不久,小欣月来到北京接受手术治疗,病情有了好转。2006年5月8日凌晨4点,小欣月穿着新衣服、坐着轮椅向天安门出发了,国旗护卫队特别为她开辟“绿色通道”。5点零7分,雄壮的国歌奏响了,朝阳与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时升起,轮椅上的小欣月使劲睁大了模糊的双眼,目不转睛地望着国旗的方向,庄严地举起依然不听使唤的右手……
  在与病魔顽强搏斗了2年多后,小欣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每当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每当我看到国旗下无数庄严振奋的面孔,我总能感受到一种澎湃的激情和力量。这就是中华儿女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期盼和梦想,这就是凝心聚力、为中国梦而共同奋斗的力量源泉!
  快乐的帽山村
  北京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帽山村妇联主任 王淑芳
  我来自北京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帽山村。17年前,我们村风气并不太好,有不孝敬公婆的,有打麻将赌博的,有爱讲荤段子的,俗着呢!
  有一天,我对好姐妹张淑萍说:赵本山一露脸,谁都盯着电视,要不,咱俩也整个小品给大家看看?张淑萍说:“行啊!”说干就干,我俩就坐在炕头上写了小品《劝丈夫》。可是小品当中的男主角没人演,怕寒碜。没辙,我就自己当起了男一号。嘿,我一上台,把男人在麻将桌上的那点德行,学得是分毫不差,逗得村民边看边乐,掌声不断。随着我们的小品越演越多,慢慢地,村里打麻将赌博的人越来越少。   我又想着,咱老百姓,不光日子要过得好,还要过得乐呵,要建设新农村,当好新农民。我们帽山村过去有个花会,但断了多年,恢复起来得置办锣鼓家伙,需要钱。我提出大家伙凑钱,我们几位,每人凑500。当时我们家并不富裕,上有70岁老人,下有2个上学的孩子,全家收入全靠几亩地。
  晚上,我和孩子他爸合计:“上哪弄钱去?要不,把咱那头猪卖了吧?”他爸说:“那猪才多大呀,现在卖了,亏大了!”我说,不卖猪,咱家还有啥值500块钱呢?要不你把我卖了?他爸乐了:“拉倒吧,你还不值500呢,咱还是卖猪吧。”
  没成想,在我的带动下,村民们这个20,那个30,大伙这么一凑啊,还真不少!一下子凑了7500多。花会办起来了,100多人的队伍站在村中央,会首叉腰一喊“起会喽”。你看吧,耍龙灯,舞狮子,跑旱船,逗小车,还有那二魁摔跤,节目一个比一个俏,村里人都乐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也都来乐乐,比大年三十吃饺子还乐三分呢,我们的传统节目二魁摔跤还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的高铁时代
  北京铁路局北京机务段司机 李东晓
  今年是我驾驶高铁第5个年头。每当我开着时速300多公里的列车“飞翔”时,我总会对自己说:你是高铁时代的幸运儿!
  1994年,我当上了一名火车司机。2007年6月,在北京市全机务段3000多名司机的选拔竞争中,我光荣地被选为中国首批高铁司机。2008年3月,时速300多公里的高铁驶进我的生活,我与9名优秀司机被选派到唐山参加培训,接第一列CRH3型动车组。
  当时,高铁对咱们中国人来说,还是个新鲜事。“没有两三个月时间,你们是开不走的!”培训我们的德国专家迈克斯说。CRH3型动车组是当时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列车,车上的很多设备都跟以往的列车完全不一样,一个车上连接着十几万个零部件,仅故障代码就有2000多个。其中最大的难点在电脑操控系统,它是动车组的“神经中枢”,必须弄明白。我们牵住这个“牛鼻子”,白天练操作,夜里查资料,经常干到凌晨四、五点。没到两个月,我和同事们就安全顺利地把第一列CHR3型高铁列车开回了北京。
  我知道,高铁不仅要快,更要安全,不能有丝毫偏差。要开好这么快的列车,必须找到科学的操纵方法。我徒步查看了京津城际高铁沿线的车站和铁路站场,用心记下每一处道岔,每一处标志。我把30分钟的京津城际高铁全程运行时间,细分成1800秒,绘制出精确到秒的动车组操纵示意图。我还与同伴们一道,提出上百条优化动车组操纵方法的建议,逐步形成“1800秒高速列车操纵办法”,被命名为《东晓高铁安全执乘作业法》,获得国家专利。
  去年底,京广高铁全线开通,祖国南北的一日通达终于梦想成真。我相信,在向中国梦进发的道路上,我们还将书写更多的中国奇迹,创造更多的中国精彩。
  解读心灵的密码
  北京市委讲师团百姓宣讲办公室副主任 尹佳慧
  在建党90周年的秋天,我作为一名百姓宣讲员,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北京市百姓宣讲团在全国的巡讲。与我同台宣讲的,有北京建工集团利比亚项目部党委书记夏书仁,他宣讲的题目是《回家》,讲述了利比亚战乱期间,他带领着2800多名工人和农民工兄弟,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全力帮助下,一个不少地安全返回祖国的故事。我们一起宣讲了100多场,夏书记在每一场宣讲时,眼里都满含着泪水。我问他:“夏书记,您讲了这么多场,为什么每一次都热泪盈眶啊?”“是啊!一想到那场生与死的考验,我就忍不住掉眼泪。”
  接着,夏书记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当时的利比亚,情况非常危急!特别是项目部失去与祖国的联系后,顿时就像天塌下来了一样。工人们都跑到指挥部门前,有的农民工兄弟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呀!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还有老爹老妈啊……”面对现场的一片混乱,夏书记心里焦急万分!情急之下,他腾的一下站上了桌子,展开了一面鲜红的国旗,那一刻,全场鸦雀无声。他大声地说:“工人兄弟们,我们虽然暂时和祖国失去了联系,但是祖国一定会想方设法帮我们脱离危险,一定会接我们回家!大家可以信不过我,但是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祖国,相信这面五星红旗!”夏书记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是2800多名中国建筑工人把性命托付给祖国的信任!
  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最柔软的地方,触动这柔软地方的,往往是亲历亲闻中的震撼。从2009年以来,北京市连续5年开展百姓宣讲活动,像夏书记这样,数以万计的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在充满真情的宣讲中解读着自己心灵的密码。
  (责任编辑:刘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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