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女性主义，色情文学从头到尾都只是一根顺手捎来的棒子，人们拿着它互相招惹
　　
　　王朔的《顽主》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仨雄性荷尔蒙过剩的家伙准备上街找“穿着体面、白白胖胖的绅士”挑衅，其中一个叫马青的晃着拳头叫唤：“谁他妈敢惹我？”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马青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从马青的作为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理论教训：1.招惹有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招惹的究竟是谁，以及你在傍着谁一块招惹；2.按照伯林“两种自由”的划分，马青式的“招惹”是“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它不仅干涉他人的自由而且违背了密尔的伤害原则，因此必须受到“工人大哥”的管制。
　　回到色情文学，它肯定是“招惹”了谁，不过怎么招惹的，以及招惹的究竟是“谁”，则并非自明。
　　早些年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清楚的，中国不说了，1727年，英国法官创立猥亵罪，专门惩戒那些腐蚀英王臣民道德的言论。这一罪名的潜台词是，色情文学的作者和读者冒犯了传统道德，法律和人民必须强迫这些诲淫诲盗的坏分子重新做人。
　　这个论点虽然稀松但却非常强势，几百年来色情文学一直不得翻身，直到最近几十年傍上“言论自由”这条自由主义的大膀子之后，色情文学腰杆才硬了起来，至少在美国、英国这些“礼崩乐坏”的资本主义国家，再拿传统价值这样的“白胖绅士”来压制色情文学就不成了。
　　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后，保守主义者还曾做过绝地反击，他们声称色情文学不是“言论”，而是“诉诸生殖器官的非认知性表达形式”——下半身不思考也不说话，所以就没“自由”可言。
　　后来又有好事的理论家——多为女权主义者——提出一种“新范式”：她们放弃有伤风化、诲淫诲盗这样的道德指责，强调色情文学招惹的不是传统价值，也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而是女人这个特殊群体。说得更严重一些，色情文学的主题就是“男人反对女人”。这种新范式认为，以性别歧视为出发点的色情文学不仅在现实中刺激、诱导男人去强奸、虐待女性，而且还在社会文化中导致一种更为普遍的对妇女地位的贬低，使女性群体物化与非人化。
　　面对女性主义者的挑战，为色情文学辩护的人主要采取如下两条策略：
　　策略1，色情文学不是马青式的满大街挑衅的“积极自由”，而是“消极自由”，即“冒犯”的自由：人们也许会反感色情文学，但不能因此把它作为禁止色情文学的充分理由，因为我们所憎恶的言论和任何其他言论一样拥有被保护的权利。
　　策略2，既然女性主义者指责色情文学导致“男人反对女人”，那么好，男同性恋的色情文学呢？里面没有女性出现，新范式的指责似乎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这一招够阴，不过女性主义者仍有话说：尽管没有直接出现女性形象，但男同性恋色情文学中同样有人扮演在异性恋中被动的、从属的“女性”角色，因此拐彎抹角还是对女性形象构成了歧视。
　　这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一经提出就遭到了痛击：“还原论”的理论基础是性行为中主动/被动的角色分配对应着男性/女性的身份认定，但是首先，人家弗洛伊德老先生早就说过，这种区分标准过于简单，不够充分；其次，这种区分模式烙有异性恋男性中心主义的痕迹，乃是对男同性恋的误读；最后，在性行为过程中，主动/被动的角色分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两个人都主动还可勉为其难一试，两个人都被动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上世纪60年代，波伏娃说的是，“没有人天生就是女人”，而到了90年代，酷儿政治(queer politics)的宣扬者则说，“每个人都是易性者”。换句话说，不仅男性中心有问题，女性中心同样也有问题，真正的后现代者应该是东方不败那样的雌雄同体者。
　　事情已经很清楚，在这场色情文学究竟招谁惹谁的争论中，真正的焦点在于何为新、何为旧，何为“常态”、何为“异端”，对于保守主义来说，自由主义对待传统价值的态度太过颠覆，对于主张新范式的女性主义而言，自由主义对待身份政治的嘴脸又过于保守，而色情文学呢，从头到尾都只是一根顺手捎来的棒子，人们拿着它互相招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