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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禺作为我国戏剧界的“莎士比亚”，其代表作《雷雨》、《日出》、《北京人》、《家》不仅成功塑造了众多立体丰满的知识女性形象，而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曹禺先生所塑造的知识女性人物形象发生了转变，从蘩漪的热烈阴鸷，陈白露的善良虚荣最后回归为愫方、瑞珏的顺从隐忍，她们造就了抗争与牺牲的两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曹禺的审美形态由“悲剧”到“正剧”的转变，由反传统到传统的回归。
【关键词】：曹禺；知识女性；流变与回归
在曹禺前期的戏剧作品中，多数知识女性感情上是炽烈的，行为上是勇敢的。《雷雨》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极端的，剧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蘩漪，一个果敢阴鸷的女性。剧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受过新文化熏陶的女性，为了满足自我的本心需要敢于反抗违背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以一己之力对抗着外在于她们的他者世界，于是她大胆敢与继子周萍发生不正当关系，把自己的一切都可以托付给周萍，把周萍当作自己逃出火坑的救命稻草，在结局处她敢于当着众人的面敢于公开与周萍的关系。蘩漪的觉醒在曹禺的剧作中跨出了五四以后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坚定的一步。
与蘩漪的果敢阴鸷不同，陈白露是曹禺高举五四时期人文精神的另一面旗帜。受过新式教育的陈白露开始时也是一个敢于追求幸福的女人，婚姻失败以后她敢于走出家庭在都市中谋寻出路。生活的艰辛虽然让她沦落到了娼妓不是娼妓，情人不是情人的地步，但却没有玷污她善良的心灵，在费尽心力地拯救小东西的态度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与其说她是在拯救小东西，不如说她是在尝试着自救，最后小东西的惨状让她彻底失去了自救的希望。陈白露比蘩漪又前进了一步，最少她走出了那个禁锢她的家，成为了“出走的娜拉”的典型代表。
与陈白露的善良凄惨不同，《北京人》中的愫方是个回归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愫方本来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教育，也受过新思潮的熏陶，因家道中落而被迫寄居在曾家。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面对倚老卖老而又极其自私姨父的无理要求，愫方都会尽心尽力地服侍着。她爱着她的表哥曾文清，把宝贵的青春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曾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愫方是一个善良到不求回报甚至迷失了自我的人。这与中国传统女性的体贴温柔，善良隐忍不谋而合。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曹禺先生的审美在不知不觉中已发生了转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作家审美形态的转变呢？
首先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剧作家，曹禺早期戏剧受到古希腊戏剧、奥尼尔、易卜生的影响，导致曹禺早期剧作在表现女性时的手法上与之相类似。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是突出命运的不可违抗性，而曹禺剧作也充满着对“神秘力量”的恐惧。在《雷雨》中当鲁侍萍知道周萍与四凤的事时，她没有责怪两个无辜的孩子，而是将这一切归结到“天”和“命”的报应，仿佛是天和命在操纵着这一切。而繁漪一直抓住周萍不放以求解救，可后来还是间接害死了自己的儿子、情人，这与古希腊悲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都知道曹禺的《原野》象征意象的使用受到奥尼尔的影响，结局处焦母的呼喊声、林中树叶声让仇虎产生幻听，这与《琼斯皇》中除了主角以外都带着面具，剧中掺杂回忆，梦靥的写法极其相近。而受到易卜生影响的主要是主题方面，易卜生以“出走的娜拉”为名扛起解放女性的大旗，而曹禺则以繁漪和陈白露为例在中国续写了出走娜拉的故事。
其次，曹禺后期作品受到契诃夫的影响较多。曹禺很欣赏契诃夫这样的风格 ：《三姊妹》“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 ，是有灵魂的人 ，不见一般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是平淡 ，戏情人物也没有什么大的起伏发展 ，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1]这些是契訶夫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特点。曹禺前期作品中大多以情节曲折，激烈的矛盾冲突取胜，连他自己都说《雷雨》太像戏了，太过注重技巧，他要深入挖掘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于是在《北京人》、《家》中减少了激烈的正面冲突，增添了许多描写家庭生活的场景，却依然能够吸引观众。例如在《北京人》中，曹禺采用了平铺直叙的叙事手法，讓情节发展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流淌。而且曹禺用愫方的善良与曾思懿的自私作对比，突出的是愫方的忍让大度，显然曹禺的审美形态的转变受到契诃夫的影响。
最后，许多学者认为曹禺审美观念的转变跟曹禺的家庭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曹禺年轻认识郑秀的时候，当时曹禺受到五四时期新思潮的影响，思想上是激进的，他对女性的审美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规划。希望爱人是心灵上，思想上可以沟通的人。体现在戏剧创作上就是蘩漪的热烈追求，陈白露的自救与出走。曹禺的不修边幅，郑秀的苛求细节让感情渐渐冷淡，于是婚姻的失败让曹禺无比苦闷。而且曹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中，缺乏父爱母爱的他性格内向。于是太过注重自我、追求幸福的女性自然不能体恤曹禺的悲伤，只有传统的女性才能满足他这有点自私的要求。而传统女性邓译生的出现彷佛让曹禺看到了希望。她是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知书达理，仪态端庄自然让苦闷的曹禺找到心灵上的安慰，于是就影响了愫方，瑞珏原型的诞生。
曹禺审美形态（由反传统到传统）的转变，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比较常见的。这种转变一般受到时代的影响，还有就是与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作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民族命运的感召，剧作大多以反封建、争取自由平等和民族的独立为主题。例如夏衍，在三十年代代表作有《赛金花》、《上海屋檐下》，主要以控诉社会的黑暗，当时政府的无能为主，而在四十年代以《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为代表，虽然注意点已经开始转向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但始终逃不出抗战的主题，在田汉前期作品《获虎之夜》，批判的是封建传统观念对青年人的迫害，坚定了青年人反抗旧传统的决心。但在他四十年代的作品《丽人行》中，虽然突出的重点放在了三个女性如何会选择自立自爱的主题上，但主要突出的是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地下党李新群的引导作用。曹禺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在生死攸关的民族危难之际，他们致力于从普通人身上表现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于是愫方等圣母形象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由此可见政治因素对于一个剧作家的影响有多大，似乎成为了一种文化常态。
在现代戏剧中，曹禺是一个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他用生动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渺小而又伟大的女性形象，他于是借助于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从蘩漪的疯狂，陈白露的自杀到愫方的出走的转变表达了他的道德伦理观、女性观、婚姻爱情观的变化。他这种由反传统到传统，由“悲剧”到“正剧”审美形态的变化在当时环境下具有普遍性。而且曹禺剧作受到古希腊悲剧、奥尼尔、易卜生、契诃夫的影响，将西方艺术技巧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现代戏剧史上拓宽了表现领域，也促进了我国戏剧民族化进程。
注释：
[1]卢焱：《从“现代”到“传统”—曹禺剧作的审美嬗变》，《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孙丽玲：《从曹禺戏剧两类女性形象看其创作心态和审美风格的变化》，《学术探索》200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2]田本相.现当代戏剧论[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3]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田本相、董健.中国话剧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5]曹树钧.曹禺经典的新解读与多样化演绎[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
[6]汪树东.曹禺悲剧与喜剧精神立场之比较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4）.
[7]孙丽玲.从曹禺戏剧两类女性形象看其创作心态和审美风格的变化[J].学术探索.2003（6）.
[8]李杨.论曹禺的女性审美转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4）.
[9]卢焱.从“现代”到“传统”—曹禺剧作的审美嬗变[J].郑州大学学报.2006（3）.
作者简介：姜艳华（1989-），女，河南商丘人，硕士学位，云南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中外戏剧史论。
【关键词】：曹禺；知识女性；流变与回归
在曹禺前期的戏剧作品中，多数知识女性感情上是炽烈的，行为上是勇敢的。《雷雨》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极端的，剧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蘩漪，一个果敢阴鸷的女性。剧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受过新文化熏陶的女性，为了满足自我的本心需要敢于反抗违背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以一己之力对抗着外在于她们的他者世界，于是她大胆敢与继子周萍发生不正当关系，把自己的一切都可以托付给周萍，把周萍当作自己逃出火坑的救命稻草，在结局处她敢于当着众人的面敢于公开与周萍的关系。蘩漪的觉醒在曹禺的剧作中跨出了五四以后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坚定的一步。
与蘩漪的果敢阴鸷不同，陈白露是曹禺高举五四时期人文精神的另一面旗帜。受过新式教育的陈白露开始时也是一个敢于追求幸福的女人，婚姻失败以后她敢于走出家庭在都市中谋寻出路。生活的艰辛虽然让她沦落到了娼妓不是娼妓，情人不是情人的地步，但却没有玷污她善良的心灵，在费尽心力地拯救小东西的态度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与其说她是在拯救小东西，不如说她是在尝试着自救，最后小东西的惨状让她彻底失去了自救的希望。陈白露比蘩漪又前进了一步，最少她走出了那个禁锢她的家，成为了“出走的娜拉”的典型代表。
与陈白露的善良凄惨不同，《北京人》中的愫方是个回归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愫方本来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教育，也受过新思潮的熏陶，因家道中落而被迫寄居在曾家。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面对倚老卖老而又极其自私姨父的无理要求，愫方都会尽心尽力地服侍着。她爱着她的表哥曾文清，把宝贵的青春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曾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愫方是一个善良到不求回报甚至迷失了自我的人。这与中国传统女性的体贴温柔，善良隐忍不谋而合。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曹禺先生的审美在不知不觉中已发生了转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作家审美形态的转变呢？
首先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剧作家，曹禺早期戏剧受到古希腊戏剧、奥尼尔、易卜生的影响，导致曹禺早期剧作在表现女性时的手法上与之相类似。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是突出命运的不可违抗性，而曹禺剧作也充满着对“神秘力量”的恐惧。在《雷雨》中当鲁侍萍知道周萍与四凤的事时，她没有责怪两个无辜的孩子，而是将这一切归结到“天”和“命”的报应，仿佛是天和命在操纵着这一切。而繁漪一直抓住周萍不放以求解救，可后来还是间接害死了自己的儿子、情人，这与古希腊悲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都知道曹禺的《原野》象征意象的使用受到奥尼尔的影响，结局处焦母的呼喊声、林中树叶声让仇虎产生幻听，这与《琼斯皇》中除了主角以外都带着面具，剧中掺杂回忆，梦靥的写法极其相近。而受到易卜生影响的主要是主题方面，易卜生以“出走的娜拉”为名扛起解放女性的大旗，而曹禺则以繁漪和陈白露为例在中国续写了出走娜拉的故事。
其次，曹禺后期作品受到契诃夫的影响较多。曹禺很欣赏契诃夫这样的风格 ：《三姊妹》“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 ，是有灵魂的人 ，不见一般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是平淡 ，戏情人物也没有什么大的起伏发展 ，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1]这些是契訶夫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特点。曹禺前期作品中大多以情节曲折，激烈的矛盾冲突取胜，连他自己都说《雷雨》太像戏了，太过注重技巧，他要深入挖掘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于是在《北京人》、《家》中减少了激烈的正面冲突，增添了许多描写家庭生活的场景，却依然能够吸引观众。例如在《北京人》中，曹禺采用了平铺直叙的叙事手法，讓情节发展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流淌。而且曹禺用愫方的善良与曾思懿的自私作对比，突出的是愫方的忍让大度，显然曹禺的审美形态的转变受到契诃夫的影响。
最后，许多学者认为曹禺审美观念的转变跟曹禺的家庭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曹禺年轻认识郑秀的时候，当时曹禺受到五四时期新思潮的影响，思想上是激进的，他对女性的审美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规划。希望爱人是心灵上，思想上可以沟通的人。体现在戏剧创作上就是蘩漪的热烈追求，陈白露的自救与出走。曹禺的不修边幅，郑秀的苛求细节让感情渐渐冷淡，于是婚姻的失败让曹禺无比苦闷。而且曹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中，缺乏父爱母爱的他性格内向。于是太过注重自我、追求幸福的女性自然不能体恤曹禺的悲伤，只有传统的女性才能满足他这有点自私的要求。而传统女性邓译生的出现彷佛让曹禺看到了希望。她是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知书达理，仪态端庄自然让苦闷的曹禺找到心灵上的安慰，于是就影响了愫方，瑞珏原型的诞生。
曹禺审美形态（由反传统到传统）的转变，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比较常见的。这种转变一般受到时代的影响，还有就是与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作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民族命运的感召，剧作大多以反封建、争取自由平等和民族的独立为主题。例如夏衍，在三十年代代表作有《赛金花》、《上海屋檐下》，主要以控诉社会的黑暗，当时政府的无能为主，而在四十年代以《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为代表，虽然注意点已经开始转向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但始终逃不出抗战的主题，在田汉前期作品《获虎之夜》，批判的是封建传统观念对青年人的迫害，坚定了青年人反抗旧传统的决心。但在他四十年代的作品《丽人行》中，虽然突出的重点放在了三个女性如何会选择自立自爱的主题上，但主要突出的是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地下党李新群的引导作用。曹禺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在生死攸关的民族危难之际，他们致力于从普通人身上表现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于是愫方等圣母形象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由此可见政治因素对于一个剧作家的影响有多大，似乎成为了一种文化常态。
在现代戏剧中，曹禺是一个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他用生动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渺小而又伟大的女性形象，他于是借助于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从蘩漪的疯狂，陈白露的自杀到愫方的出走的转变表达了他的道德伦理观、女性观、婚姻爱情观的变化。他这种由反传统到传统，由“悲剧”到“正剧”审美形态的变化在当时环境下具有普遍性。而且曹禺剧作受到古希腊悲剧、奥尼尔、易卜生、契诃夫的影响，将西方艺术技巧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现代戏剧史上拓宽了表现领域，也促进了我国戏剧民族化进程。
注释：
[1]卢焱：《从“现代”到“传统”—曹禺剧作的审美嬗变》，《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孙丽玲：《从曹禺戏剧两类女性形象看其创作心态和审美风格的变化》，《学术探索》200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2]田本相.现当代戏剧论[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3]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田本相、董健.中国话剧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5]曹树钧.曹禺经典的新解读与多样化演绎[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
[6]汪树东.曹禺悲剧与喜剧精神立场之比较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4）.
[7]孙丽玲.从曹禺戏剧两类女性形象看其创作心态和审美风格的变化[J].学术探索.2003（6）.
[8]李杨.论曹禺的女性审美转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4）.
[9]卢焱.从“现代”到“传统”—曹禺剧作的审美嬗变[J].郑州大学学报.2006（3）.
作者简介：姜艳华（1989-），女，河南商丘人，硕士学位，云南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中外戏剧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