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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快乐男生》和《非诚勿扰》作为当前最火的两档真人秀节目，其制造的“伪娘”、“拜金”等娱乐话题成为大众媒介为迎合时代的需求，不断创造各种能满足人类欲望话题的典型。
【關键词】大众传播 娱乐化 伪娘 拜金
2000年8 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幸存者I》在央视“地球故事”栏目的播出，拉开了我国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序幕。2004年，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声”一炮走红，就此掀起了我国真人秀节目的浪潮，真人秀节目在我国遍地开花，抢占荧屏。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的一档备受观众欢迎的婚恋交友互动电视节目，自2010年1月15日播出以来，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娱乐节目。而湖南卫视刚刚启动的《快乐男生》在全国各大城市也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海选，节目初始，便话题不断。2010年初，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和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就因争夺原创权而大打口水仗，暗地较劲。《非诚勿诚》虽然开播以来争议不断，但其超高的收视率给了湖南卫视一记响亮的耳光，所以《快乐男生》身负重任，成为湖南卫视叫板江苏卫视的另一法码。
一、消费文化催生下的大众传播娱乐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主流政治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下落,精英文化也开始边缘化,与此相对的是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和蔓延,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同时人们的政治热情与宏大理想开始被一种轻松、娱乐的文化体验和诉求所淹没。大众媒介为满足时代的需求，不断创造各种能满足人类欲望的话题来迎合受众。
《非诚勿扰》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其不同于以往相亲类节目的运作模式。节目中有24位单身女生以亮灯和灭灯方式来决定报名男嘉宾的去留，经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男生权利”等环节来决定男女嘉宾是否能速配成功。24名女嘉宾个个美艳动人，年龄在20-30岁左右，穿着时尚，吸引眼球。而每期只有5名男嘉宾上场，以1对24，场上场下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现场剑拔弩张，引人入胜。平民的参与模式以及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的方式，使《非诚勿扰》具备了成功的元素。但是，真正让《非诚勿扰》火爆全国的还是节目中不断充斥的“拜金”话题。一般来说，大众传播的娱乐化根源于媒介的商业化运营，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即对受众规模最大化的追逐）使得大众媒介不断生产满足社会普通大众低层次需要的娱乐机会和休闲信息。不知道是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组有意设计还是无意获得，他们的节目已经超越了“相亲”的界限，成为一个探讨“当代年轻人情感婚恋和家庭生活价值观”的平台。不论是富二代个性内心想法的袒露，还是单身女性对试婚、同居的看法以及对男友经济实力的考核评价，都在不知不觉中探讨着当代社会，人们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价值观的思考。每期的女嘉宾无一例外都是先考察男嘉宾的经济实力，房子、车子、年薪等话题成为节目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因《非诚勿扰》而成名的模特马诺的一句 “宁愿在宝马里哭，而不愿坐在单车上笑”引发全国人民热议。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学者把娱乐当作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功能加以分析。经验学派诞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商业竞争的体制下，对阻碍资本主义物质和精神再生产的相关传播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目的是促进管理的优化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因此，经验学派认为大众媒介行使娱乐的功能，在社会中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人们从媒介环境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娱乐形态，以此来缓解生存和社会竞争中的压力，从娱乐的狂欢中释放积闷。《非诚勿扰》引发的“拜金”话题成为了民众情感的宣泄渠道，有的男嘉宾在现场公然反驳马诺的“拜金主义”，更多的是网友在网络上疯狂的评论及谩骂。
湖南卫视的《快乐男生》是大型的选秀活动，它满足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某些心理欲求，比如“自我实现”（明星梦）的需要，亲身参与传播互动，表达个人意愿的冲动等等。正是选秀活动的竞争性以及社会消费文化充斥着张扬个性、宣泄和释放快感等元素的影响，选手们想出种种怪招为博出位、吸引眼球以及在海选中能“先声夺人”，因而在2010年《快乐男声》的各大赛区出现了一批男扮女装的“伪娘”族。他们戴假发、涂脂抹粉、描眉画唇，再加上花裙子、长丝袜、高跟鞋。成都唱区曝光的一段视频让一名叫刘著的选手一夜走红。这名男生容貌、着装、说话、唱歌都酷似女性，并引发了现场评委“安妮玫瑰”对他身份的质疑，但其成熟的唱腔和稳健的台风受到了网友众口一致的赞扬和力挺，并被称为“著姐”。选秀活跃分子“舞美师”统计了一下网络留言，认为93%的人都是支持“著姐”的，刘著显然已经成为新一届“快乐男声”预热的“杀伤性”武器。除了刘著，成都唱区的童童、赖川，福州唱区的孔凡威，西安的“花样美男”尚晨、张斌、田雷……这些选手不但花枝招展，浓妆艳抹，说话也故意女声女气，眼神妩媚，有的甚至戴上假胸登场，并把性别颠倒的女装照挂在网上，让人评点以提升人气。对于“伪娘”的泛滥，网友们大多持批评态度。“伪娘”是选秀产生的怪胎，他们追求的已不是个性和艺术，而是为了迎合已被扭曲了的选秀标准。
二、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扭曲化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就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议程设置功能”是对节目话题的策划，从一开始节目就以“拜金”话题为观众设定观看节目的焦点，节目中，女嘉宾见面就问是否有房有车，“疯狂而直白”的婚恋态度看得观众一愣一愣。“宝马女”马诺被选走以后，马上又上来一位2号女嘉宾朱真芳，开口就是“要找有豪宅的，富二代不要”，并声称她的手只会给男友握，其他人要与她握手需付20万。豪宅、宝马、富二代、美女这些离普通百姓生活遥远的话题组合在一起，激发了众多观众的好奇心以及窥视欲。马斯洛认为，人和动物都具有积极探索环境的需要，他们对四周的环境充满好奇心，对神秘的、未知的、不可测的事物心驰神往。现代人深层次的精神交流越来越少，给人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因此有些人就通过窥视别人来排解这种不安全感。《非诚勿扰》的“拜金”话题使节目愈来愈庸俗化，女嘉宾们对金钱赤裸裸的渴望也使节目的真实性遭到质疑。首先是女嘉宾的身份，有人认为部分有貌有才的“剩女”，都是导演组刻意安排的，是“托儿”，比如马诺参加节目出场费是500元一期、火锅店老板娘武潇是职业演员等。其次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内容。比如，在节目中曾经有一位拿着菊花向马诺求爱的嘉宾，自身条件相当一般但却愿意为马诺付出一切，最终遭到了拒绝，很多人认为节目组故意安排了一个“必然会失败”的嘉宾来刺激收视率。其中《非诚勿扰》最受关注的女嘉宾马诺“不情不愿”地被男嘉宾选走，也使节目再次陷入信任危机。
湖南台的《快乐男生》也被质疑策划了“伪娘”事件。有人在网上发贴指出，不管在哪个赛区，“伪娘”的角色总会顺利过关，这是巧合还是安排？更有人说，湖南台在利用“伪娘”话题大力炒作今年的快乐男生，这是湖南台在快乐男生比赛之前就有的动作。这样做并不是要真的选出像“伪娘”一样的冠军或者歌手，而是在往年两届的“超女”中，像李宇春、曾轶可这样的中性角色不仅可以吸引人们的眼球，带来较高的收视率，还可以制造更多的新闻，这是给最后的比赛打基础。不论怎样，《快乐男声》确实因为成功地制造了“伪娘”话题而火了起来。但是这些人的成功只能反映出电视节目的无聊和时代的空虚。
总之，由于媒体在引领受众精神生活中起着议程设置的作用，面对受众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心理需求，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节目为了收视率而一味追求低级趣味，那么这个节目也不会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①石庆生：《传播学原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田维钢、付晓光，《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审美异化》，《现代视听》，2009（4）
③李钊、李其名，《对电视“真人秀”的冷思考》，《新闻世界》，2009（9）
④项梦婧，《从传播元素的缺失看真人秀节目衰退的必然》，《中国电视》，2009（12）
⑤曾鸿、戴巧玲，《泛真人秀时代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当代电视》，2008（1）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何健
责编：周蕾
【關键词】大众传播 娱乐化 伪娘 拜金
2000年8 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幸存者I》在央视“地球故事”栏目的播出，拉开了我国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序幕。2004年，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声”一炮走红，就此掀起了我国真人秀节目的浪潮，真人秀节目在我国遍地开花，抢占荧屏。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的一档备受观众欢迎的婚恋交友互动电视节目，自2010年1月15日播出以来，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娱乐节目。而湖南卫视刚刚启动的《快乐男生》在全国各大城市也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海选，节目初始，便话题不断。2010年初，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和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就因争夺原创权而大打口水仗，暗地较劲。《非诚勿诚》虽然开播以来争议不断，但其超高的收视率给了湖南卫视一记响亮的耳光，所以《快乐男生》身负重任，成为湖南卫视叫板江苏卫视的另一法码。
一、消费文化催生下的大众传播娱乐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主流政治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下落,精英文化也开始边缘化,与此相对的是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和蔓延,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同时人们的政治热情与宏大理想开始被一种轻松、娱乐的文化体验和诉求所淹没。大众媒介为满足时代的需求，不断创造各种能满足人类欲望的话题来迎合受众。
《非诚勿扰》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其不同于以往相亲类节目的运作模式。节目中有24位单身女生以亮灯和灭灯方式来决定报名男嘉宾的去留，经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男生权利”等环节来决定男女嘉宾是否能速配成功。24名女嘉宾个个美艳动人，年龄在20-30岁左右，穿着时尚，吸引眼球。而每期只有5名男嘉宾上场，以1对24，场上场下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现场剑拔弩张，引人入胜。平民的参与模式以及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的方式，使《非诚勿扰》具备了成功的元素。但是，真正让《非诚勿扰》火爆全国的还是节目中不断充斥的“拜金”话题。一般来说，大众传播的娱乐化根源于媒介的商业化运营，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即对受众规模最大化的追逐）使得大众媒介不断生产满足社会普通大众低层次需要的娱乐机会和休闲信息。不知道是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组有意设计还是无意获得，他们的节目已经超越了“相亲”的界限，成为一个探讨“当代年轻人情感婚恋和家庭生活价值观”的平台。不论是富二代个性内心想法的袒露，还是单身女性对试婚、同居的看法以及对男友经济实力的考核评价，都在不知不觉中探讨着当代社会，人们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价值观的思考。每期的女嘉宾无一例外都是先考察男嘉宾的经济实力，房子、车子、年薪等话题成为节目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因《非诚勿扰》而成名的模特马诺的一句 “宁愿在宝马里哭，而不愿坐在单车上笑”引发全国人民热议。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学者把娱乐当作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功能加以分析。经验学派诞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商业竞争的体制下，对阻碍资本主义物质和精神再生产的相关传播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目的是促进管理的优化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因此，经验学派认为大众媒介行使娱乐的功能，在社会中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人们从媒介环境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娱乐形态，以此来缓解生存和社会竞争中的压力，从娱乐的狂欢中释放积闷。《非诚勿扰》引发的“拜金”话题成为了民众情感的宣泄渠道，有的男嘉宾在现场公然反驳马诺的“拜金主义”，更多的是网友在网络上疯狂的评论及谩骂。
湖南卫视的《快乐男生》是大型的选秀活动，它满足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某些心理欲求，比如“自我实现”（明星梦）的需要，亲身参与传播互动，表达个人意愿的冲动等等。正是选秀活动的竞争性以及社会消费文化充斥着张扬个性、宣泄和释放快感等元素的影响，选手们想出种种怪招为博出位、吸引眼球以及在海选中能“先声夺人”，因而在2010年《快乐男声》的各大赛区出现了一批男扮女装的“伪娘”族。他们戴假发、涂脂抹粉、描眉画唇，再加上花裙子、长丝袜、高跟鞋。成都唱区曝光的一段视频让一名叫刘著的选手一夜走红。这名男生容貌、着装、说话、唱歌都酷似女性，并引发了现场评委“安妮玫瑰”对他身份的质疑，但其成熟的唱腔和稳健的台风受到了网友众口一致的赞扬和力挺，并被称为“著姐”。选秀活跃分子“舞美师”统计了一下网络留言，认为93%的人都是支持“著姐”的，刘著显然已经成为新一届“快乐男声”预热的“杀伤性”武器。除了刘著，成都唱区的童童、赖川，福州唱区的孔凡威，西安的“花样美男”尚晨、张斌、田雷……这些选手不但花枝招展，浓妆艳抹，说话也故意女声女气，眼神妩媚，有的甚至戴上假胸登场，并把性别颠倒的女装照挂在网上，让人评点以提升人气。对于“伪娘”的泛滥，网友们大多持批评态度。“伪娘”是选秀产生的怪胎，他们追求的已不是个性和艺术，而是为了迎合已被扭曲了的选秀标准。
二、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扭曲化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就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议程设置功能”是对节目话题的策划，从一开始节目就以“拜金”话题为观众设定观看节目的焦点，节目中，女嘉宾见面就问是否有房有车，“疯狂而直白”的婚恋态度看得观众一愣一愣。“宝马女”马诺被选走以后，马上又上来一位2号女嘉宾朱真芳，开口就是“要找有豪宅的，富二代不要”，并声称她的手只会给男友握，其他人要与她握手需付20万。豪宅、宝马、富二代、美女这些离普通百姓生活遥远的话题组合在一起，激发了众多观众的好奇心以及窥视欲。马斯洛认为，人和动物都具有积极探索环境的需要，他们对四周的环境充满好奇心，对神秘的、未知的、不可测的事物心驰神往。现代人深层次的精神交流越来越少，给人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因此有些人就通过窥视别人来排解这种不安全感。《非诚勿扰》的“拜金”话题使节目愈来愈庸俗化，女嘉宾们对金钱赤裸裸的渴望也使节目的真实性遭到质疑。首先是女嘉宾的身份，有人认为部分有貌有才的“剩女”，都是导演组刻意安排的，是“托儿”，比如马诺参加节目出场费是500元一期、火锅店老板娘武潇是职业演员等。其次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内容。比如，在节目中曾经有一位拿着菊花向马诺求爱的嘉宾，自身条件相当一般但却愿意为马诺付出一切，最终遭到了拒绝，很多人认为节目组故意安排了一个“必然会失败”的嘉宾来刺激收视率。其中《非诚勿扰》最受关注的女嘉宾马诺“不情不愿”地被男嘉宾选走，也使节目再次陷入信任危机。
湖南台的《快乐男生》也被质疑策划了“伪娘”事件。有人在网上发贴指出，不管在哪个赛区，“伪娘”的角色总会顺利过关，这是巧合还是安排？更有人说，湖南台在利用“伪娘”话题大力炒作今年的快乐男生，这是湖南台在快乐男生比赛之前就有的动作。这样做并不是要真的选出像“伪娘”一样的冠军或者歌手，而是在往年两届的“超女”中，像李宇春、曾轶可这样的中性角色不仅可以吸引人们的眼球，带来较高的收视率，还可以制造更多的新闻，这是给最后的比赛打基础。不论怎样，《快乐男声》确实因为成功地制造了“伪娘”话题而火了起来。但是这些人的成功只能反映出电视节目的无聊和时代的空虚。
总之，由于媒体在引领受众精神生活中起着议程设置的作用，面对受众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心理需求，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节目为了收视率而一味追求低级趣味，那么这个节目也不会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①石庆生：《传播学原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田维钢、付晓光，《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审美异化》，《现代视听》，2009（4）
③李钊、李其名，《对电视“真人秀”的冷思考》，《新闻世界》，2009（9）
④项梦婧，《从传播元素的缺失看真人秀节目衰退的必然》，《中国电视》，2009（12）
⑤曾鸿、戴巧玲，《泛真人秀时代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当代电视》，2008（1）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何健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