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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PPT（pro-poor tourism，有利于贫困者的旅游）理念的提出和推行建立了旅游与贫困之间的直接联系，激发了学界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关系的广泛讨论。国内外学者在旅游减贫效应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无休止的争议，“旅游发展减缓了贫困”“旅游发展加剧了贫困”和“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三种观点同时存在。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文章系统梳理了旅游减贫效应的产生机制及支持不同观点的经验证据，并对争议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贫困度量方法不统一、空间尺度和研究方法不同、发展环境及模式选择存在差异等因素造成研究结论的不一致，综合各方面而言，“旅游发展减缓了贫困”这一结论更为合理。最后，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旅游发展；贫困减缓；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6-0028-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08
引言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蓬勃发展，因其具有投资少、见效快以及就业门槛低、产业关联广等特点，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重要工具。在世界旅游组织（WTO）和世界多边援助机构的倡導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积极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
关于旅游减贫作用的研究始于Peters[1]和Kadt[2]，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才开始重视和深入探讨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1999年4月，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PPT（pro-poor tourism）概念，即“有利于贫困者的旅游”，该概念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SSD）得到一致的支持。PPT概念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发展旅游业提高贫困人口的净收益，强调为穷人提供获益机会以及在利益分配上向穷人倾斜。但是，PPT项目并非直接作用于贫困减缓，而是通过发展旅游业繁荣市场和扩大就业，从而为贫困人口增加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3]。因此，部分学者更倾向于WTO提出的另一相似概念，即“可持续旅游消除贫困计划”（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ST-EP），注重通过发展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旅游使旅游目的地获得发展和贫困减缓[4-5]。Zhao等则认为“反贫困旅游”（anti-poverty tourism）更能体现旅游发展促进贫困减缓的目的性[6]。这些概念与早期的“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社区旅游”以及“负责任的旅游”不同，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它们将减贫作为旅游发展的核心目标，真正建立起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直接联系[7]。
鉴于“旅游发展促进贫困减缓”在理论上具有天然的合意性和乐观的前景，众多学者认同旅游业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减缓的有效工具的观点，认为旅游业应该且能够在人类反贫困进程中作出贡献[8-9]。然而近年来，学界对PPT及其他旅游减贫项目却不乏批判之声，批评的焦点包括：旅游开发可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但通常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10]；旅游收益大多为社区精英群体或外来投资者所获得，当地贫困人口并未得到实质收益，从而扩大了贫富差距[11]；目前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旅游发展有助于贫困减缓[12]，贫困地区可能通过旅游发展走上致富之路，也可能步入开发陷阱[13]。于是，学界对旅游减贫效应的认识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结论：（1）以Croes等和Mitchell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减缓了贫困[14-15]；（2）以Sharpley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加剧了贫困[16]；（3）以Ashley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17]。
既有的文献中，Medinamu?oz等、宋德义等、李会琴等详细地回顾了国外旅游减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18-20]，Zeng等、丁焕峰、曾本祥、李佳等则介绍了国内旅游减贫研究的历程、内容和方法等[21-24]。与这些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专注于对国内外旅游减贫效应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总结学者们在旅游减贫效应问题上所持的三种观点，并对产生的争议作出理性解释，以深化我们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关系的认识。
1 旅游减贫效应形成机制分析
首先，本文从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路径出发，从理论上探讨旅游减贫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Denman等认为，旅游业的如下特质有助于贫困减缓：旅游消费为当地带来直接和间接收入；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当地居民尤其是妇女和年轻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旅游发展有助于强化当地居民的社会资本以及小微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旅游发展可以促进当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遗产继承和自然环境保护，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25]。事实上，无论是入境旅游还是国内旅游，由于旅游消费的异地性，旅游者需要从各自的常住地到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并在目的地购买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由此产生的旅游收益直接或间接地为当地居民获得。Mitchell等将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概括为三种机制：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动态效应[15]，此后，大多学者都基于该框架对旅游减贫效应进行理论分析。
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直接效应主要源于旅游者在目的地对商品和服务的直接消费，它不仅为旅游企业的投资者带来利润，同时为就业于旅游企业的当地居民提供劳动收入。旅游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就业门槛低，发展旅游业能够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和收入机会，从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26]。特别是旅游工艺品和纪念品不仅可以向旅游者直接售卖，还可出口销售，生产此类产品的就业岗位对技能要求不高，为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如妇女和残疾人）提供收入机会[27]。据统计，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超过2亿个就业岗位，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为9.5%以上，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也达到了4.6%[28]。由于旅游行业的就业门槛较低，旅游行业就业人员的素质不高且技能粗疏，导致薪水普遍低于制造业和新兴高新技术行业，所以这些人通常被称为“穷忙族”[29]。但是，Steinicke等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居民可以获得从事导游和其他服务工作的机会，尽管这些工作并非像制造业和新兴高新技术行业那样有前途，但至少能够维持生计，使他们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长远来说，他们的子女将因此获得更高薪水和更有前途的工作[30]。 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间接效应主要源于旅游收入的再分配，包括旅游企业购买旅游产品生产原材料的消费，以及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群体的生活性和享受性消费。由于这些消费通常发生在非旅游行业，旅游发展能够促进其他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且，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税收收入，这些副作用的总和就形成了乘数效应。Mitchell等在对非洲旅游减贫效应的研究中估算了旅游乘数效应，发现游客的直接消费能够带来60%～120%的间接影响，即游客每消费1美元，当地人将获得1.60～2.20美元的总收入，且旅游减贫效应并不限于旅游地区域，还通过产业链影响到旅游地区域之外[15]。当然，当地物价的上涨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是旅游继发效应的一部分[31]。漏损是与旅游乘数效应同根同生的孪生物，部分旅游收益通过进口旅游产品生产所需原材料或支付外籍员工工资等形式流向国外，一些欠发达国家旅游业易被国际垄断组织控制，同样导致旅游漏损，根据Plüss等的研究结论，漏损比例可达40%～50%[32]。但是，旅游发展中的漏损并非无法控制，漏损的大小取决于当地的经济结构和旅游消费产品的类型[33]。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也是减少漏损的有效途径，相对于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小微企业由于更倾向于雇佣当地人，在当地购买生产原材料，因而产生更少的漏损[34]。
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动态效应是旅游业长期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对其他部门溢出效应的结果。一方面，旅游消费及其乘数效应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力量，在优化结构、刺激消费、拉动就业等方面的贡献明显；另一方面，持续的旅游开发使贫困地区的高品位旅游资源被发现和宣传，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因此吸引大量的外来投资。无论这些外来资本投资于旅游业还是非旅游业，从长远来看，都将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并通过溢出效应增强经济活力、提升社会经济运行效率[35]。一直以来，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备受争议，但前者对后者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一直是学界对该问题认识的主流，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TLGH）得到了不同时期的实证支持[36]。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提升国内经济活力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财政税收的增加为政府部门针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支持。概言之，通过资本积累实现的经济增长将对贫困人口发挥“涓滴”作用。尽管促进经济增长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根本目标，减缓贫困只是作为次目标或经济增长的自然而然的结果[6，26]，但旅游发展客观上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减贫效应。只要整个国家或地区变得富有，那么经济增长必然通过各种途径，如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家族纽带等，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37]。
贫困是一个多维概念，提高收入水平并非贫困地区减贫效应的全部，还应重视教育机会、卫生保健、性别平等和种族歧视等问题，相对而言，学者们对性别平等问题更为关注。通常，妇女被认为是PPT项目的最大受益者，她们在其他领域很难获得收入，但旅游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她们的某些特长（烹饪、清洁和其他服务技能）有了用武之地，很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获得劳动收入[38]。Zapata等发现，尼加拉瓜旅游减贫项目中女性从业人员占45%，旅游发展使这些女性从原来的无报酬家庭主妇转变为获取报酬的稳定职业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39]。Phommavong等、Truong等分别对老挝和越南旅游减贫效应的研究发现，旅游目的地的多数妇女通过售卖手工艺品获得收入，她们是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在家庭消费或其他决策方面的权力明显提升[40-41]。但是，旅游发展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与当地的文化特征息息相关，一些地区妇女通过在旅游部门就业实现经济增权，但另一些地区妇女却不得不面对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因此在二者关系上，“妇女就业促进了旅游发展”比“旅游发展提升了妇女地位”更为符合现实[42]。
2 国内外关于旅游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2.1 旅游发展减缓了贫困
理论上，旅游发展促进贫困减缓的观点仍是主流，许多多邊援助机构和政府部门都基于该假设在贫困地区开展旅游减贫实践。如果旅游发展减缓贫困的观点成立，旅游发展与贫困水平应呈负相关关系。Croes等、Vanegas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别对尼加拉瓜以及哥斯达黎加等国家的旅游发展与贫困水平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都证实了旅游发展对贫困水平的负向影响[14，43]。就旅游减贫作用的强度而言，据Croes对尼加拉瓜的研究，旅游收入每增加1%，贫困指数将降低1.23%[44]；Banerjee等的分析结果则显示，旅游投资使海地南部地区失业率由26%降至23%，贫困率下降了1.6%[45]。
旅游发展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三种机制中，直接效应更容易被观察和感知，因此，许多实证研究都从扩大就业的角度分析旅游发展的减贫作用。如Truong等对越南的调查、Scheyven等对斐济的研究以及李燕琴对中俄边境村落室韦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都发现旅游发展有助于增加旅游地就业机会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促进贫困减缓[41，46-47]。许多贫困地区在发展旅游业之前，主要通过农业生产维持生计，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发展旅游业不仅为贫困地区的非熟练技能人口较容易地获得一份工作，而且在旅游业就业的劳动报酬也超过普通农民家庭，因此，旅游发展促进了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48]。Gartner等通过对比马拉维恩卡塔湾地区旅游从业人员与其他部门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和福利发现，旅游从业人员拥有更多的假期、更高的劳动收入和更好的健康状况，尤其是住宿业从业人员可以获得超过本地最低工资标准10%以上的劳动收入[49]。此外，肯尼亚瓦西尼岛自然保护区案例和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地区案例也表明，旅游发展为贫困人口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显著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促进了贫困减缓[50-51]。
旅游发展形成的间接效应和动态效应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即便旅游地居民未直接参与旅游服务或旅游企业经营，也可以通过向餐馆提供初级农产品的方式介入旅游供给环节，对此，郭舒利用产业链跟踪法对中国东北6个典型贫困地区进行了数据跟踪，当地居民通过多种途径从旅游发展中获得收益，6个样本地区的旅游减贫收入指数达到了6.21%～14.74%[52]。通常，政府在旅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贫困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致力于减缓贫困，则旅游减贫更容易产生积极的结果。例如，Blake等对巴西旅游减贫作用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可以增加政府税收，该国政府将部分税收收入用于扶贫项目，通过再分配效应使最低收入家庭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加倍的收益[53]。旅游发展对贫困地区的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收益上，还可能带来贫困地区居民思想观念和发展能力的变化。如在中国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在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对增强农牧民的商品意识、促进价值观念转变以及资源保护都起到积极作用[54]。此外，Yang等对中国丽江玉湖村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提高了村民的从业技能和服务意识，改善了该村的生活环境，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减贫效果[55]。 2.2 旅游发展加剧了贫困
旅游发展并非总是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作用，也可能造成贫困地区居民的阶层化，漏损、低收入和季节性等问题的存在，使旅游发展成为拉大贫富差距、加剧相对贫困的始作俑者，对此，一些学者找到了证据。例如，Manyara等对肯尼亚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并未使当地社区居民获取实质收益，由于外部力量拥有绝对控制权，旅游开发成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有加深贫困的可能[56]；Sharpley认为，对于一些极端贫困的国家，人均收入随着旅游发展而不断降低，贫困人口比以前更为贫困[16]；Ferguson则发现，洪都拉斯旅游从业人员的劳动收入要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加上旅游季节性的影响，通过旅游就业来促进贫困减缓是不现实的，甚至适得其反[57]。
还有学者注意到，尽管贫困群体从旅游发展中获取少许收益，但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获得更大的份额，造成贫困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由于贫困群体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其在社区发展决策中越发失去话语权，从而逐渐失去社会地位和公平发展的权利，因此，这些学者通常基于相对贫困标准评价旅游减贫的效果。如Gascón检验了秘鲁阿曼塔尼岛PPT项目的实效性，结果表明，旅游收益的分配存在极度不均现象，精英群体获得了其中的大部分，其他社区居民的直接经济收益微乎甚微，而且，大部分社区居民失去了决定公共资源如何开发的权利，导致政治能力（发展决策权）和经济能力（公共资源的控制权）的同时丧失，从而加深了相对贫困[11]。除此之外，Wattanakuljarus对泰国旅游减贫效应的研究还发现，高收入家庭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的收益份额远高于低收入家庭，而且，旅游业的扩张削弱了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贸易部门（如农业）的盈利能力，从而扩大了该国的贫富差距[58]。
2.3 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
鉴于许多旅游减贫项目未取得预期成效，相反还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学者们开始对PPT工具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重新审视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必然性。研究发现：（1）不同旅游活动类型促进贫困减缓的效果各异，对二者存在必然关系的判断缺乏统计上的证据[59]。（2）旅游发展产生的三种效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表现不明显，如南非最为贫困的20%人口中仅有4%的劳动收入来源于旅游业，低于总体人口的平均水平，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也如此，在这些国家，增加税收是旅游发展促进贫困减缓的唯一体现[60]。因此，旅游发展是否有助于贫困减缓，取决于政府部门是否将这一部分收入用于扶贫项目。（3）旅游发展在收益分配上未显现出亲贫性，如Ashley发现，极端贫困群体拥有有限的资本和技能，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不大，对于他们来说，PPT项目并非理想的减贫工具[17]；Spenceley等也认为，由于私营企业对利益的追求，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仅限于那些旅游从业人员，而对旅游地和周边地区的影响并未体现[61]。这些研究成果成为“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观点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区位条件、政府政策以及旅游减贫项目的组织与管理等因素对减贫作用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旅游减贫效应呈现区域异质性特征。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地区，地理区位决定了旅游收益在社区内的不均分配，距离交通主干道较远的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较少，旅游收益自然低于居住在交通主干道附近的居民[62]。而在加纳艾尔米亚地区，由于旅游发展政策未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导致旅游发展对当地贫困减缓的作用微乎其微[63]。由世界遗产与旅游委员会（World Heritage and Tourism Committee，WHTC）資助的马塔文化旅游项目并未真正实现社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教育与健康状况的改善，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制定和项目管理上的问题[64]。Erskine等也认为，厄瓜多尔由非政府组织援助和管理的旅游减贫项目以及私营部门主导的旅游开发项目都存在管理上的问题，开发组织与私营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作伙伴关系，造成旅游发展的减贫效果不佳[65]。综上，旅游减贫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无法保证在不同地区呈现一致的积极结果，因此，Donaldson的研究中得出“旅游减贫效应在中国贵州表现显著、在云南却不明显[66]”的结论便不足为奇。
3 关于旅游减贫效应争议的初步解释
3.1 贫困度量方法不统一
贫困测度是检验旅游减贫效应的前提，不同的测度方法或参照标准将形成相去甚远的结果。以收入为依据的单因素贫困测度方法简单易行，较为常用。但是，世界各国根据各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设置的贫困标准线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倾向于使用相对贫困线，而发展中国家贫困线一般参照居民生活的最低保障水平来确定。例如，Ashley等以乡村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作为贫困标准线进行贫困测度[7]，Job等的研究中则将贫困地区的全部居民视为贫困人口[50]；Mitchell等视月工资低于93美元为贫困标准[67]。研究者根据需要灵活选择贫困测度方法，在旅游减贫效应实证检验中即使面对同样的客观事实，但可能得出迥异的研究结论。Thomas的研究便证明了这一点，该学者分别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贫困线，对相同案例地进行旅游减贫效应检验，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68]。旅游发展所形成三种减贫效应中，直接效应对于贫困减缓更具针对性，尽管旅游行业就业门槛低，但仍需具备或经培训后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或社会资本，因此，获得工作机会的往往并非极端贫困群体。换言之，中等熟练技能的雇佣劳动者以及拥有一定资本的个体经营者容易赚取更高的劳动收入[33]。Blake等对巴西旅游减贫效应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最低收入家庭不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较低收入（并非最低）家庭获得更多利益[53]。在此情况下，如果将贫困地区的全部居民视为贫困人口，旅游减贫研究更容易得出积极的结论；若将极端贫困群体作为贫困人口进行实证检验，则更可能得出消极的结果。除此之外，相对贫困测度方法为少数研究者所青睐，将旅游减贫效应的争议焦点从旅游发展是否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转至旅游收益的合理分配上，一旦贫困人口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相对较少而造成当地贫富差距的拉大，研究者则认为旅游发展加剧了贫困。 近年来，个体的脆弱性及贫困的持久性得到进一步关注，学者们开始审视将单一的收入要素作为贫困测度标准的科学性。Sen指出，收入贫困指数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个体的贫困状况，贫困应被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69]。个体的教育机会、健康状况、环境质量以及公共品的可获得性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贫困程度，这些因素在一些旅游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中得到充分的关注。例如，Ashley将半熟练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视为典型的贫困群体[17]，Blake在对乌干达的研究中，将文盲和半文盲群体视为贫困人口[70]。不仅如此，Mitchell等认为，应从多维角度测度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具体包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PPT项目的效果、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的评价以及对当地资源的保护、可持续生计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15]。因此，如果学界不能统一贫困的测量方式，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产生何种影响将无法得到一致的答案。
3.2 空间尺度和研究方法不同
现有的旅游减贫效应实证研究涉及多种空间尺度：（1）对比分析几个相邻或具有其他共性国家的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如Muchapondwa等比较分析了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入境旅游的经济影响及减贫作用[60]；（2）以某一国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如Deller检验了美国旅游发展与乡村贫困的关系[59]，Manyara等对肯尼亚的研究[56]；（3）以某一个区域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如Job等对肯尼亚瓦西尼岛的研究[50]，Banerjee等对海地南部地区的研究[45]；（4）以某一特定社区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如Gartner等对马拉维恩卡塔湾地区的调 查[49]，Anderson对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区乡村的调查[51]。总体而言，跨国及国家空间尺度的研究结论未表现出明显倾向，而区域和社区空间尺度的研究大多支持“旅游发展减缓了贫困”这一观点。
研究空间尺度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方法选择的差异，宏观和中观研究通常基于国家或地方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向量自回归、面板数据模型以及社会核算矩阵模型等计量方法对旅游减贫效应进行检验，而参与性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方法则在微观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一方面，旅游发展为贫困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些是正式就业，有些则是兼职工作，非正式经济下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官方途径获得的公开数据并不一定准确；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使用的统计资料仅考察旅游发展促使失业人口转为就业人口的规模，未对已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的增额进行统计，也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因此，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和方法差异是造成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的直接原因，若要实现旅游减贫效应研究结论的横向可比性，首先应统一统计标准和研究方法。宏观和中观研究假设区域是均质的，并未考虑个体特征及其复杂性，从社区层面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关系进行补充研究十分必要。但是，利用贫困地区居民感知调查的方式研究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被许多学者所质疑，原因是贫困地区居民总是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强烈感知，而忽视旅游所带来的消极影响[71]，造成基于社区居民调查的微观研究得到的结论与宏观或中观研究结果不相符的现象。因此，研究空间尺度不同是造成学者们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关系认识不一致的另一重要原因。
3.3 发展环境及模式选择存在差异
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广、综合性强的特点，其发展受到相关行业的影响和制约，旅游减贫作用的发挥也同样如此。Gartner等认为，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依赖于区位、旅游活动类型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环境，在探讨旅游减贫效应时应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49]。Thomas也发现，地理区位和旅游业发展水平影响旅游从业人员的收入，如老挝琅勃拉邦2009年旅游者人次是多贡人居住区的6倍，前者旅游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是后者的2倍[68]。部分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没有实现贫困减缓，往往是由旅游减贫项目实施和管理能力的欠缺造成的，而非旅游业本身的问题。Christie、Saayman等一致认为，旅游能获得多大收益以及多大份额为穷人所获得，依赖于选择何种旅游开发模式[72-73]。从现有的实证研究来看，许多旅游减贫项目以失败告终，总体而言，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旅游收益为精英群体独占，贫困居民未能获得实质上的帮助；外部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资金链断裂；区位的不理想，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落后；政府部门的作用未能体现，劳动力市场的缺陷造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公平性缺失。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减贫实践中，多边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发挥着关键作用，如尼加拉瓜60%以上的旅游减贫项目都源于外部非政府组织的资助[39]。这些非经济组织往往缺乏旅游开发实践经验，却期望能够创造出有别于传统大众旅游的替代形式，因而旅游减贫项目更加依赖于外部的资金支持，一旦资金链断裂，自然走向 失败[74]。
旅游发展中经济漏损备受诟病，但并非无药可医。投资和经营小微企业不仅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和分享旅游收益的手段之一，也是减少旅游地经济漏损的重要途径。相对于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小微企业由于更倾向于雇佣当地人、在当地购买原材料和服务而产生更少的漏损。同时，这些小微企业在旅游旺季时通过为旅游者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利，淡季时关门歇业，介入其他行业赚取收入，这种灵活的经营方式缓解了旅游季节性对当地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旅游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当地政府致力于通过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和监督管理促进社区参与以及小微旅游企业的发展，旅游减贫项目便更容易走向成功。由此可见，旅游发展环境及模式选择的差异，是形成旅游减贫效应争议的客观原因。
4 结论性评述与研究展望
尽管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政府部门、多边援助机构和旅游组织对旅游减贫效应的热衷与信心，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地开展旅游减贫实践，成功与失败兼而有之。旅游开发毕竟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投资商的核心目的是盈利，而非减贫，基于该目的的旅游开发活动的减贫效果值得怀疑，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的主要原因。更何况，经济主体在利润目标的驱使下，容易做出有损于目的地资源和环境的行动。但是，资源和环境是旅游发展的基础，也是旅游投资者持续获益的保障，为了引导当地居民保护资源和环境，旅游投资者将会主动地分享旅游收益，激励他们支持旅游发展，无论其根本目的如何，在减贫这一现实目标上是一致的。外部的旅游投资不是解决贫困地区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劳动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貧困群体，取决于是否具备必要的条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因此，许多对旅游减贫效应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忽略了旅游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关键作用，旅游业只是为一些其他因素引发的问题承担罪名的“替罪羊”[75]。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和负责任旅游的发展，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收益的总量和份额将会显著提升，从而有助于贫困减缓。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更倾向于支持“旅游发展有助于贫困减缓”这一结论。 旅游減贫是一个长期性议题，对旅游减贫效应的争论还将继续。未来的研究中，以下方面值得深入探讨：（1）构建多维评价系统，综合衡量旅游减贫的短期效应和持久效应。大量的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不仅对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还促进了当地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发展能力的提升[51，54-55]。贫困是一个复杂问题，旅游减贫研究中不能仅仅关注贫困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应评价旅游发展带来的居民发展意识、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以及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渐进、长远的，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逐渐显现，若只关注短期内贫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掩盖部分旅游减贫效应，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因此，应加强旅游减贫效应的持续性和系统性研究，综合考量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长期影响。（2）探索多样化旅游减贫开发模式。一方面，PPT概念和ST-EP项目为旅游减贫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但过于强调贫困群体的利益，具体表现为重视分配给贫困群体蛋糕的比重，而无意识将蛋糕做得更大[5]，其理论价值强于实践意义。同时，受旅游规模和影响范围的限制，替代性旅游对目的地贫困减缓的作用十分有限，不及主流旅游形式或其他经济活动[76]。另一方面，私营经济主导的旅游减贫开发模式容易引起当地居民阶层分化、贫困群体丧失话语权以及公共资源控制权流入少数人手中等问题，从而限制旅游减贫作用的发挥，这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11，56]。因此，还需基于既有旅游减贫理论和模式，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探索既能将旅游效益蛋糕做大，又能保障贫困群体获得更多份额的旅游开发模式，尤其是加强旅游减贫开发的治理模式及政府作用的探索，以增强旅游减贫的精准性和有效性。（3）加强旅游减贫的国际比较研究，尤其是中外对比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贫困往往具有不同的历史根源和发展特征，受许多区域性和地方性因素的影响，旅游发展在贫困减缓中的角色和潜力存在差异。因此，应加强旅游减贫开发模式、受益机制和综合效应的国际性、区域性比较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较为突出，旅游减贫潜力很大。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旅游减贫研究较为薄弱，对旅游减贫作用持盲目乐观态度，需加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旅游减贫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旅游减贫开发的条件、政策及障碍因素的横向对比，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减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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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发展；贫困减缓；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6-0028-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08
引言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蓬勃发展，因其具有投资少、见效快以及就业门槛低、产业关联广等特点，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重要工具。在世界旅游组织（WTO）和世界多边援助机构的倡導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积极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
关于旅游减贫作用的研究始于Peters[1]和Kadt[2]，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才开始重视和深入探讨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1999年4月，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PPT（pro-poor tourism）概念，即“有利于贫困者的旅游”，该概念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SSD）得到一致的支持。PPT概念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发展旅游业提高贫困人口的净收益，强调为穷人提供获益机会以及在利益分配上向穷人倾斜。但是，PPT项目并非直接作用于贫困减缓，而是通过发展旅游业繁荣市场和扩大就业，从而为贫困人口增加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3]。因此，部分学者更倾向于WTO提出的另一相似概念，即“可持续旅游消除贫困计划”（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ST-EP），注重通过发展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旅游使旅游目的地获得发展和贫困减缓[4-5]。Zhao等则认为“反贫困旅游”（anti-poverty tourism）更能体现旅游发展促进贫困减缓的目的性[6]。这些概念与早期的“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社区旅游”以及“负责任的旅游”不同，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它们将减贫作为旅游发展的核心目标，真正建立起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直接联系[7]。
鉴于“旅游发展促进贫困减缓”在理论上具有天然的合意性和乐观的前景，众多学者认同旅游业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减缓的有效工具的观点，认为旅游业应该且能够在人类反贫困进程中作出贡献[8-9]。然而近年来，学界对PPT及其他旅游减贫项目却不乏批判之声，批评的焦点包括：旅游开发可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但通常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10]；旅游收益大多为社区精英群体或外来投资者所获得，当地贫困人口并未得到实质收益，从而扩大了贫富差距[11]；目前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旅游发展有助于贫困减缓[12]，贫困地区可能通过旅游发展走上致富之路，也可能步入开发陷阱[13]。于是，学界对旅游减贫效应的认识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结论：（1）以Croes等和Mitchell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减缓了贫困[14-15]；（2）以Sharpley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加剧了贫困[16]；（3）以Ashley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17]。
既有的文献中，Medinamu?oz等、宋德义等、李会琴等详细地回顾了国外旅游减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18-20]，Zeng等、丁焕峰、曾本祥、李佳等则介绍了国内旅游减贫研究的历程、内容和方法等[21-24]。与这些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专注于对国内外旅游减贫效应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总结学者们在旅游减贫效应问题上所持的三种观点，并对产生的争议作出理性解释，以深化我们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关系的认识。
1 旅游减贫效应形成机制分析
首先，本文从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路径出发，从理论上探讨旅游减贫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Denman等认为，旅游业的如下特质有助于贫困减缓：旅游消费为当地带来直接和间接收入；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当地居民尤其是妇女和年轻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旅游发展有助于强化当地居民的社会资本以及小微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旅游发展可以促进当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遗产继承和自然环境保护，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25]。事实上，无论是入境旅游还是国内旅游，由于旅游消费的异地性，旅游者需要从各自的常住地到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并在目的地购买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由此产生的旅游收益直接或间接地为当地居民获得。Mitchell等将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概括为三种机制：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动态效应[15]，此后，大多学者都基于该框架对旅游减贫效应进行理论分析。
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直接效应主要源于旅游者在目的地对商品和服务的直接消费，它不仅为旅游企业的投资者带来利润，同时为就业于旅游企业的当地居民提供劳动收入。旅游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就业门槛低，发展旅游业能够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和收入机会，从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26]。特别是旅游工艺品和纪念品不仅可以向旅游者直接售卖，还可出口销售，生产此类产品的就业岗位对技能要求不高，为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如妇女和残疾人）提供收入机会[27]。据统计，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超过2亿个就业岗位，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为9.5%以上，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也达到了4.6%[28]。由于旅游行业的就业门槛较低，旅游行业就业人员的素质不高且技能粗疏，导致薪水普遍低于制造业和新兴高新技术行业，所以这些人通常被称为“穷忙族”[29]。但是，Steinicke等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居民可以获得从事导游和其他服务工作的机会，尽管这些工作并非像制造业和新兴高新技术行业那样有前途，但至少能够维持生计，使他们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长远来说，他们的子女将因此获得更高薪水和更有前途的工作[30]。 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间接效应主要源于旅游收入的再分配，包括旅游企业购买旅游产品生产原材料的消费，以及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群体的生活性和享受性消费。由于这些消费通常发生在非旅游行业，旅游发展能够促进其他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且，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税收收入，这些副作用的总和就形成了乘数效应。Mitchell等在对非洲旅游减贫效应的研究中估算了旅游乘数效应，发现游客的直接消费能够带来60%～120%的间接影响，即游客每消费1美元，当地人将获得1.60～2.20美元的总收入，且旅游减贫效应并不限于旅游地区域，还通过产业链影响到旅游地区域之外[15]。当然，当地物价的上涨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是旅游继发效应的一部分[31]。漏损是与旅游乘数效应同根同生的孪生物，部分旅游收益通过进口旅游产品生产所需原材料或支付外籍员工工资等形式流向国外，一些欠发达国家旅游业易被国际垄断组织控制，同样导致旅游漏损，根据Plüss等的研究结论，漏损比例可达40%～50%[32]。但是，旅游发展中的漏损并非无法控制，漏损的大小取决于当地的经济结构和旅游消费产品的类型[33]。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也是减少漏损的有效途径，相对于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小微企业由于更倾向于雇佣当地人，在当地购买生产原材料，因而产生更少的漏损[34]。
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动态效应是旅游业长期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对其他部门溢出效应的结果。一方面，旅游消费及其乘数效应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力量，在优化结构、刺激消费、拉动就业等方面的贡献明显；另一方面，持续的旅游开发使贫困地区的高品位旅游资源被发现和宣传，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因此吸引大量的外来投资。无论这些外来资本投资于旅游业还是非旅游业，从长远来看，都将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并通过溢出效应增强经济活力、提升社会经济运行效率[35]。一直以来，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备受争议，但前者对后者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一直是学界对该问题认识的主流，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TLGH）得到了不同时期的实证支持[36]。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提升国内经济活力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财政税收的增加为政府部门针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支持。概言之，通过资本积累实现的经济增长将对贫困人口发挥“涓滴”作用。尽管促进经济增长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根本目标，减缓贫困只是作为次目标或经济增长的自然而然的结果[6，26]，但旅游发展客观上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减贫效应。只要整个国家或地区变得富有，那么经济增长必然通过各种途径，如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家族纽带等，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37]。
贫困是一个多维概念，提高收入水平并非贫困地区减贫效应的全部，还应重视教育机会、卫生保健、性别平等和种族歧视等问题，相对而言，学者们对性别平等问题更为关注。通常，妇女被认为是PPT项目的最大受益者，她们在其他领域很难获得收入，但旅游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她们的某些特长（烹饪、清洁和其他服务技能）有了用武之地，很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获得劳动收入[38]。Zapata等发现，尼加拉瓜旅游减贫项目中女性从业人员占45%，旅游发展使这些女性从原来的无报酬家庭主妇转变为获取报酬的稳定职业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39]。Phommavong等、Truong等分别对老挝和越南旅游减贫效应的研究发现，旅游目的地的多数妇女通过售卖手工艺品获得收入，她们是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在家庭消费或其他决策方面的权力明显提升[40-41]。但是，旅游发展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与当地的文化特征息息相关，一些地区妇女通过在旅游部门就业实现经济增权，但另一些地区妇女却不得不面对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因此在二者关系上，“妇女就业促进了旅游发展”比“旅游发展提升了妇女地位”更为符合现实[42]。
2 国内外关于旅游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2.1 旅游发展减缓了贫困
理论上，旅游发展促进贫困减缓的观点仍是主流，许多多邊援助机构和政府部门都基于该假设在贫困地区开展旅游减贫实践。如果旅游发展减缓贫困的观点成立，旅游发展与贫困水平应呈负相关关系。Croes等、Vanegas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别对尼加拉瓜以及哥斯达黎加等国家的旅游发展与贫困水平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都证实了旅游发展对贫困水平的负向影响[14，43]。就旅游减贫作用的强度而言，据Croes对尼加拉瓜的研究，旅游收入每增加1%，贫困指数将降低1.23%[44]；Banerjee等的分析结果则显示，旅游投资使海地南部地区失业率由26%降至23%，贫困率下降了1.6%[45]。
旅游发展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三种机制中，直接效应更容易被观察和感知，因此，许多实证研究都从扩大就业的角度分析旅游发展的减贫作用。如Truong等对越南的调查、Scheyven等对斐济的研究以及李燕琴对中俄边境村落室韦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都发现旅游发展有助于增加旅游地就业机会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促进贫困减缓[41，46-47]。许多贫困地区在发展旅游业之前，主要通过农业生产维持生计，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发展旅游业不仅为贫困地区的非熟练技能人口较容易地获得一份工作，而且在旅游业就业的劳动报酬也超过普通农民家庭，因此，旅游发展促进了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48]。Gartner等通过对比马拉维恩卡塔湾地区旅游从业人员与其他部门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和福利发现，旅游从业人员拥有更多的假期、更高的劳动收入和更好的健康状况，尤其是住宿业从业人员可以获得超过本地最低工资标准10%以上的劳动收入[49]。此外，肯尼亚瓦西尼岛自然保护区案例和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地区案例也表明，旅游发展为贫困人口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显著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促进了贫困减缓[50-51]。
旅游发展形成的间接效应和动态效应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即便旅游地居民未直接参与旅游服务或旅游企业经营，也可以通过向餐馆提供初级农产品的方式介入旅游供给环节，对此，郭舒利用产业链跟踪法对中国东北6个典型贫困地区进行了数据跟踪，当地居民通过多种途径从旅游发展中获得收益，6个样本地区的旅游减贫收入指数达到了6.21%～14.74%[52]。通常，政府在旅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贫困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致力于减缓贫困，则旅游减贫更容易产生积极的结果。例如，Blake等对巴西旅游减贫作用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可以增加政府税收，该国政府将部分税收收入用于扶贫项目，通过再分配效应使最低收入家庭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加倍的收益[53]。旅游发展对贫困地区的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收益上，还可能带来贫困地区居民思想观念和发展能力的变化。如在中国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在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对增强农牧民的商品意识、促进价值观念转变以及资源保护都起到积极作用[54]。此外，Yang等对中国丽江玉湖村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提高了村民的从业技能和服务意识，改善了该村的生活环境，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减贫效果[55]。 2.2 旅游发展加剧了贫困
旅游发展并非总是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作用，也可能造成贫困地区居民的阶层化，漏损、低收入和季节性等问题的存在，使旅游发展成为拉大贫富差距、加剧相对贫困的始作俑者，对此，一些学者找到了证据。例如，Manyara等对肯尼亚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并未使当地社区居民获取实质收益，由于外部力量拥有绝对控制权，旅游开发成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有加深贫困的可能[56]；Sharpley认为，对于一些极端贫困的国家，人均收入随着旅游发展而不断降低，贫困人口比以前更为贫困[16]；Ferguson则发现，洪都拉斯旅游从业人员的劳动收入要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加上旅游季节性的影响，通过旅游就业来促进贫困减缓是不现实的，甚至适得其反[57]。
还有学者注意到，尽管贫困群体从旅游发展中获取少许收益，但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获得更大的份额，造成贫困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由于贫困群体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其在社区发展决策中越发失去话语权，从而逐渐失去社会地位和公平发展的权利，因此，这些学者通常基于相对贫困标准评价旅游减贫的效果。如Gascón检验了秘鲁阿曼塔尼岛PPT项目的实效性，结果表明，旅游收益的分配存在极度不均现象，精英群体获得了其中的大部分，其他社区居民的直接经济收益微乎甚微，而且，大部分社区居民失去了决定公共资源如何开发的权利，导致政治能力（发展决策权）和经济能力（公共资源的控制权）的同时丧失，从而加深了相对贫困[11]。除此之外，Wattanakuljarus对泰国旅游减贫效应的研究还发现，高收入家庭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的收益份额远高于低收入家庭，而且，旅游业的扩张削弱了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贸易部门（如农业）的盈利能力，从而扩大了该国的贫富差距[58]。
2.3 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
鉴于许多旅游减贫项目未取得预期成效，相反还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学者们开始对PPT工具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重新审视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必然性。研究发现：（1）不同旅游活动类型促进贫困减缓的效果各异，对二者存在必然关系的判断缺乏统计上的证据[59]。（2）旅游发展产生的三种效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表现不明显，如南非最为贫困的20%人口中仅有4%的劳动收入来源于旅游业，低于总体人口的平均水平，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也如此，在这些国家，增加税收是旅游发展促进贫困减缓的唯一体现[60]。因此，旅游发展是否有助于贫困减缓，取决于政府部门是否将这一部分收入用于扶贫项目。（3）旅游发展在收益分配上未显现出亲贫性，如Ashley发现，极端贫困群体拥有有限的资本和技能，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不大，对于他们来说，PPT项目并非理想的减贫工具[17]；Spenceley等也认为，由于私营企业对利益的追求，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仅限于那些旅游从业人员，而对旅游地和周边地区的影响并未体现[61]。这些研究成果成为“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观点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区位条件、政府政策以及旅游减贫项目的组织与管理等因素对减贫作用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旅游减贫效应呈现区域异质性特征。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地区，地理区位决定了旅游收益在社区内的不均分配，距离交通主干道较远的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较少，旅游收益自然低于居住在交通主干道附近的居民[62]。而在加纳艾尔米亚地区，由于旅游发展政策未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导致旅游发展对当地贫困减缓的作用微乎其微[63]。由世界遗产与旅游委员会（World Heritage and Tourism Committee，WHTC）資助的马塔文化旅游项目并未真正实现社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教育与健康状况的改善，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制定和项目管理上的问题[64]。Erskine等也认为，厄瓜多尔由非政府组织援助和管理的旅游减贫项目以及私营部门主导的旅游开发项目都存在管理上的问题，开发组织与私营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作伙伴关系，造成旅游发展的减贫效果不佳[65]。综上，旅游减贫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无法保证在不同地区呈现一致的积极结果，因此，Donaldson的研究中得出“旅游减贫效应在中国贵州表现显著、在云南却不明显[66]”的结论便不足为奇。
3 关于旅游减贫效应争议的初步解释
3.1 贫困度量方法不统一
贫困测度是检验旅游减贫效应的前提，不同的测度方法或参照标准将形成相去甚远的结果。以收入为依据的单因素贫困测度方法简单易行，较为常用。但是，世界各国根据各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设置的贫困标准线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倾向于使用相对贫困线，而发展中国家贫困线一般参照居民生活的最低保障水平来确定。例如，Ashley等以乡村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作为贫困标准线进行贫困测度[7]，Job等的研究中则将贫困地区的全部居民视为贫困人口[50]；Mitchell等视月工资低于93美元为贫困标准[67]。研究者根据需要灵活选择贫困测度方法，在旅游减贫效应实证检验中即使面对同样的客观事实，但可能得出迥异的研究结论。Thomas的研究便证明了这一点，该学者分别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贫困线，对相同案例地进行旅游减贫效应检验，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68]。旅游发展所形成三种减贫效应中，直接效应对于贫困减缓更具针对性，尽管旅游行业就业门槛低，但仍需具备或经培训后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或社会资本，因此，获得工作机会的往往并非极端贫困群体。换言之，中等熟练技能的雇佣劳动者以及拥有一定资本的个体经营者容易赚取更高的劳动收入[33]。Blake等对巴西旅游减贫效应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最低收入家庭不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较低收入（并非最低）家庭获得更多利益[53]。在此情况下，如果将贫困地区的全部居民视为贫困人口，旅游减贫研究更容易得出积极的结论；若将极端贫困群体作为贫困人口进行实证检验，则更可能得出消极的结果。除此之外，相对贫困测度方法为少数研究者所青睐，将旅游减贫效应的争议焦点从旅游发展是否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转至旅游收益的合理分配上，一旦贫困人口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相对较少而造成当地贫富差距的拉大，研究者则认为旅游发展加剧了贫困。 近年来，个体的脆弱性及贫困的持久性得到进一步关注，学者们开始审视将单一的收入要素作为贫困测度标准的科学性。Sen指出，收入贫困指数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个体的贫困状况，贫困应被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69]。个体的教育机会、健康状况、环境质量以及公共品的可获得性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贫困程度，这些因素在一些旅游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中得到充分的关注。例如，Ashley将半熟练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视为典型的贫困群体[17]，Blake在对乌干达的研究中，将文盲和半文盲群体视为贫困人口[70]。不仅如此，Mitchell等认为，应从多维角度测度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具体包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PPT项目的效果、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的评价以及对当地资源的保护、可持续生计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15]。因此，如果学界不能统一贫困的测量方式，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产生何种影响将无法得到一致的答案。
3.2 空间尺度和研究方法不同
现有的旅游减贫效应实证研究涉及多种空间尺度：（1）对比分析几个相邻或具有其他共性国家的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如Muchapondwa等比较分析了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入境旅游的经济影响及减贫作用[60]；（2）以某一国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如Deller检验了美国旅游发展与乡村贫困的关系[59]，Manyara等对肯尼亚的研究[56]；（3）以某一个区域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如Job等对肯尼亚瓦西尼岛的研究[50]，Banerjee等对海地南部地区的研究[45]；（4）以某一特定社区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如Gartner等对马拉维恩卡塔湾地区的调 查[49]，Anderson对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区乡村的调查[51]。总体而言，跨国及国家空间尺度的研究结论未表现出明显倾向，而区域和社区空间尺度的研究大多支持“旅游发展减缓了贫困”这一观点。
研究空间尺度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方法选择的差异，宏观和中观研究通常基于国家或地方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向量自回归、面板数据模型以及社会核算矩阵模型等计量方法对旅游减贫效应进行检验，而参与性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方法则在微观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一方面，旅游发展为贫困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些是正式就业，有些则是兼职工作，非正式经济下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官方途径获得的公开数据并不一定准确；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使用的统计资料仅考察旅游发展促使失业人口转为就业人口的规模，未对已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的增额进行统计，也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因此，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和方法差异是造成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的直接原因，若要实现旅游减贫效应研究结论的横向可比性，首先应统一统计标准和研究方法。宏观和中观研究假设区域是均质的，并未考虑个体特征及其复杂性，从社区层面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关系进行补充研究十分必要。但是，利用贫困地区居民感知调查的方式研究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被许多学者所质疑，原因是贫困地区居民总是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强烈感知，而忽视旅游所带来的消极影响[71]，造成基于社区居民调查的微观研究得到的结论与宏观或中观研究结果不相符的现象。因此，研究空间尺度不同是造成学者们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关系认识不一致的另一重要原因。
3.3 发展环境及模式选择存在差异
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广、综合性强的特点，其发展受到相关行业的影响和制约，旅游减贫作用的发挥也同样如此。Gartner等认为，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依赖于区位、旅游活动类型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环境，在探讨旅游减贫效应时应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49]。Thomas也发现，地理区位和旅游业发展水平影响旅游从业人员的收入，如老挝琅勃拉邦2009年旅游者人次是多贡人居住区的6倍，前者旅游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是后者的2倍[68]。部分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没有实现贫困减缓，往往是由旅游减贫项目实施和管理能力的欠缺造成的，而非旅游业本身的问题。Christie、Saayman等一致认为，旅游能获得多大收益以及多大份额为穷人所获得，依赖于选择何种旅游开发模式[72-73]。从现有的实证研究来看，许多旅游减贫项目以失败告终，总体而言，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旅游收益为精英群体独占，贫困居民未能获得实质上的帮助；外部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资金链断裂；区位的不理想，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落后；政府部门的作用未能体现，劳动力市场的缺陷造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公平性缺失。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减贫实践中，多边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发挥着关键作用，如尼加拉瓜60%以上的旅游减贫项目都源于外部非政府组织的资助[39]。这些非经济组织往往缺乏旅游开发实践经验，却期望能够创造出有别于传统大众旅游的替代形式，因而旅游减贫项目更加依赖于外部的资金支持，一旦资金链断裂，自然走向 失败[74]。
旅游发展中经济漏损备受诟病，但并非无药可医。投资和经营小微企业不仅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和分享旅游收益的手段之一，也是减少旅游地经济漏损的重要途径。相对于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小微企业由于更倾向于雇佣当地人、在当地购买原材料和服务而产生更少的漏损。同时，这些小微企业在旅游旺季时通过为旅游者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利，淡季时关门歇业，介入其他行业赚取收入，这种灵活的经营方式缓解了旅游季节性对当地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旅游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当地政府致力于通过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和监督管理促进社区参与以及小微旅游企业的发展，旅游减贫项目便更容易走向成功。由此可见，旅游发展环境及模式选择的差异，是形成旅游减贫效应争议的客观原因。
4 结论性评述与研究展望
尽管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政府部门、多边援助机构和旅游组织对旅游减贫效应的热衷与信心，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地开展旅游减贫实践，成功与失败兼而有之。旅游开发毕竟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投资商的核心目的是盈利，而非减贫，基于该目的的旅游开发活动的减贫效果值得怀疑，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的主要原因。更何况，经济主体在利润目标的驱使下，容易做出有损于目的地资源和环境的行动。但是，资源和环境是旅游发展的基础，也是旅游投资者持续获益的保障，为了引导当地居民保护资源和环境，旅游投资者将会主动地分享旅游收益，激励他们支持旅游发展，无论其根本目的如何，在减贫这一现实目标上是一致的。外部的旅游投资不是解决贫困地区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劳动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貧困群体，取决于是否具备必要的条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因此，许多对旅游减贫效应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忽略了旅游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关键作用，旅游业只是为一些其他因素引发的问题承担罪名的“替罪羊”[75]。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和负责任旅游的发展，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收益的总量和份额将会显著提升，从而有助于贫困减缓。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更倾向于支持“旅游发展有助于贫困减缓”这一结论。 旅游減贫是一个长期性议题，对旅游减贫效应的争论还将继续。未来的研究中，以下方面值得深入探讨：（1）构建多维评价系统，综合衡量旅游减贫的短期效应和持久效应。大量的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不仅对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还促进了当地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发展能力的提升[51，54-55]。贫困是一个复杂问题，旅游减贫研究中不能仅仅关注贫困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应评价旅游发展带来的居民发展意识、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以及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渐进、长远的，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逐渐显现，若只关注短期内贫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掩盖部分旅游减贫效应，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因此，应加强旅游减贫效应的持续性和系统性研究，综合考量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长期影响。（2）探索多样化旅游减贫开发模式。一方面，PPT概念和ST-EP项目为旅游减贫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但过于强调贫困群体的利益，具体表现为重视分配给贫困群体蛋糕的比重，而无意识将蛋糕做得更大[5]，其理论价值强于实践意义。同时，受旅游规模和影响范围的限制，替代性旅游对目的地贫困减缓的作用十分有限，不及主流旅游形式或其他经济活动[76]。另一方面，私营经济主导的旅游减贫开发模式容易引起当地居民阶层分化、贫困群体丧失话语权以及公共资源控制权流入少数人手中等问题，从而限制旅游减贫作用的发挥，这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11，56]。因此，还需基于既有旅游减贫理论和模式，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探索既能将旅游效益蛋糕做大，又能保障贫困群体获得更多份额的旅游开发模式，尤其是加强旅游减贫开发的治理模式及政府作用的探索，以增强旅游减贫的精准性和有效性。（3）加强旅游减贫的国际比较研究，尤其是中外对比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贫困往往具有不同的历史根源和发展特征，受许多区域性和地方性因素的影响，旅游发展在贫困减缓中的角色和潜力存在差异。因此，应加强旅游减贫开发模式、受益机制和综合效应的国际性、区域性比较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较为突出，旅游减贫潜力很大。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旅游减贫研究较为薄弱，对旅游减贫作用持盲目乐观态度，需加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旅游减贫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旅游减贫开发的条件、政策及障碍因素的横向对比，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减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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