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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媒体时代里,随着大众传媒的便捷,作为历史见证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使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转变为有据可查的文本世界,意味着中国公众史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但如何通过正确引导,使中国公众史学由“可以”变成“可行”,进而成为一门学科,宁波大学钱茂伟先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意义重大,今日中国逐步进入了公众时代,公众时代应有与这个时代相吻合的公众史学”。
最早了解钱先生的学问是从《明代史学编年考》《明代史学的历程》等著述,叹服其史料爬梳功夫及理论建构能力。近几年,通过钱先生的博客,了解到他正着力中国公众史学方面的探索,在其影响下,我也曾给学生布置撰写个人传记或家族史的作业。但对于如何进行公众史学的研究与实践仍是比较困惑,当拜读《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之后,顿觉受益匪浅。钱先生作为公众史学学科的策划者、参与者、推动者,指导学生撰写个人传记、采访劳模,甚至亲自参与采访,并撰写有关公众史学研究的论文,创建中国公众史学网,举办公众史学学术研讨会等,使公众史学研究在国内逐渐由引进欧美理论转变为自觉研究,进而形成一股学术思潮。而钱先生所著《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一书通过15章近50万字的系统论述,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石。通读全书,该著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高屋建瓴,构建体系。随着国内研究公众史学的学者日渐增多,亦有学者论及中国公众史学学科问题,但在理论上仍缺少宏观系统的理论来引导这一研究走向更深层次,《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则填补了此项空白。该著第1至3章首先从学理上探讨公众史学包括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六个分支,并阐述其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行性、必要性,指出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差异与联系,进而论述人人要参与历史记录的必要性、可能性等,强调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成为自己历史的书写者。第4至15章主要针对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下面的六个分支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践论证,对于每一个分支,根据其不同特点,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在学理上论析其存在之合理性,在实践上规划其操作之可行性。
其次,辨析异同,理清概念。针对学界所言公众史学、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及通俗史学,钱先生在《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第一章“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中指出,源自美国的公共史学是建构于美国属于“社会型”的国家形态之上,而中国的国家形态则属于“政府型”,故美国之公共史学不适于中国史学。大众史学则是相对于精英史学而言,注重用通俗手法来普及、传播历史知识。而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学问体系”,兼容公共史学及大众史学,是通俗史学的“转型与升华”。其第四章“由传记到个人史学”,从理论上论述中国传记与国外传记的差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传记的不同呈现特点。该章由东西方传记的差异,论析不同历史时期传记的撰写特点,进而论析传记文学与传记史学的不同,呼吁加强传记史学的撰写与研究。第7章“公众社区史的编写”亦是先论析村史与村志的异同,接着论述编纂公众社区史的旨趣。第10章“公众历史档案”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入手,由政府档案、民间档案、家庭档案的由来,进而论析在家庭档案的基础上,凝练出公众档案的概念,“是为了进一步凸显其公众主体性”,“使之成为独立的民间档案体系”。第15章“公众通俗写史”,对公众通俗写史进行概念界定,指出“通俗写史,本质上是人文解读。所谓历史的人文解读,是指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需求、认知水平来理解历史”。钱先生正是通过辨析中外、古今相关史学概念、史学现象之异同,进而使中国公众史学的相关概念得以厘定,使学界可以更清晰地认识、接纳公众史学的相关理论,为进一步推广中国公众史学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再者,讲求会通,注重实用。钱先生在《后记》指出《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在撰写时注重体系的构建,即“通论”。同时,强调其便于推广,即“实用”。这和钱先生重视会通、强调经世的治学理念是分不开的,这从其以前所撰《史学通论》《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中可见一斑。首先在渊源追溯、知识结构上讲求“会通”。第2章在论析“民史的产生:国民史”中,关于“民”地位之变迁,从魏源《海国图志》追溯,言及梁启超《变法通议》《新民丛报》等,辨析“民史”之历史。第6章关于“大家谱前世今生”,由先秦的甲骨家谱、金文家谱,汉晋六朝的谱牒,唐代的谱学,宋元明清到民国期间私修家谱的兴盛,可谓清晰再现不同历史时期家谱修撰之变化。钱先生为构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在各部分论述方面,力求在知识结构上更加融会贯通。如第14章“专家电视通俗讲史”,从电视媒介的视角论析电视传媒在传播历史知识中的作用,阐述“专家电视讲史及出现背景”“专家电视讲史问题与对策”“专家电视讲史的社会影响”。第15章“公众通俗写史”,在“历史书写群体的崛起”中论析“什么是历史写手”“公众通俗写史”的表现及“为什么会有公众业余写史现象”,接着分析“通俗写史的特征及类型”,进而归纳公众通俗写史的意义,并对公众通俗写史的未来发展提出展望。这种层层剖析的做法,使相关问题一目了然。其次,在撰写目的上注重实用。第7章“公众社区史的编写”,详细介绍公众社区史的撰写体例,并从实践上探索如何撰写公众社区史。该章在撰写时有效地参考了台湾撰写村史的经验,并介绍了国内修纂村史的可借鉴之处,为其他地方撰写公众社区史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第8章“公众口述史学”,在探讨口述史的采访诸问题时,钱先生从采访要重视历史要素、聊天得找到对手、底层人群采访要用自然闲聊法等八个方面详解如何进行采访及采访中应注意事项。这样细致入微地归结每一个细节,使学习者感到有现成的模板可以采用。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以宏观的理论建构和微观的案例解析相结合,厘定公众史学的相关学术概念,又提出了公众书写的操作方法,是“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立的标志性作品”,可谓构建了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之基石。亦如张广智先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序》中所言,让历史女神“从高楼深院走向坊间,走向社会,走向公众”。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访问学者,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
最早了解钱先生的学问是从《明代史学编年考》《明代史学的历程》等著述,叹服其史料爬梳功夫及理论建构能力。近几年,通过钱先生的博客,了解到他正着力中国公众史学方面的探索,在其影响下,我也曾给学生布置撰写个人传记或家族史的作业。但对于如何进行公众史学的研究与实践仍是比较困惑,当拜读《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之后,顿觉受益匪浅。钱先生作为公众史学学科的策划者、参与者、推动者,指导学生撰写个人传记、采访劳模,甚至亲自参与采访,并撰写有关公众史学研究的论文,创建中国公众史学网,举办公众史学学术研讨会等,使公众史学研究在国内逐渐由引进欧美理论转变为自觉研究,进而形成一股学术思潮。而钱先生所著《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一书通过15章近50万字的系统论述,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石。通读全书,该著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高屋建瓴,构建体系。随着国内研究公众史学的学者日渐增多,亦有学者论及中国公众史学学科问题,但在理论上仍缺少宏观系统的理论来引导这一研究走向更深层次,《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则填补了此项空白。该著第1至3章首先从学理上探讨公众史学包括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六个分支,并阐述其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行性、必要性,指出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差异与联系,进而论述人人要参与历史记录的必要性、可能性等,强调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成为自己历史的书写者。第4至15章主要针对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下面的六个分支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践论证,对于每一个分支,根据其不同特点,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在学理上论析其存在之合理性,在实践上规划其操作之可行性。
其次,辨析异同,理清概念。针对学界所言公众史学、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及通俗史学,钱先生在《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第一章“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中指出,源自美国的公共史学是建构于美国属于“社会型”的国家形态之上,而中国的国家形态则属于“政府型”,故美国之公共史学不适于中国史学。大众史学则是相对于精英史学而言,注重用通俗手法来普及、传播历史知识。而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学问体系”,兼容公共史学及大众史学,是通俗史学的“转型与升华”。其第四章“由传记到个人史学”,从理论上论述中国传记与国外传记的差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传记的不同呈现特点。该章由东西方传记的差异,论析不同历史时期传记的撰写特点,进而论析传记文学与传记史学的不同,呼吁加强传记史学的撰写与研究。第7章“公众社区史的编写”亦是先论析村史与村志的异同,接着论述编纂公众社区史的旨趣。第10章“公众历史档案”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入手,由政府档案、民间档案、家庭档案的由来,进而论析在家庭档案的基础上,凝练出公众档案的概念,“是为了进一步凸显其公众主体性”,“使之成为独立的民间档案体系”。第15章“公众通俗写史”,对公众通俗写史进行概念界定,指出“通俗写史,本质上是人文解读。所谓历史的人文解读,是指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需求、认知水平来理解历史”。钱先生正是通过辨析中外、古今相关史学概念、史学现象之异同,进而使中国公众史学的相关概念得以厘定,使学界可以更清晰地认识、接纳公众史学的相关理论,为进一步推广中国公众史学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再者,讲求会通,注重实用。钱先生在《后记》指出《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在撰写时注重体系的构建,即“通论”。同时,强调其便于推广,即“实用”。这和钱先生重视会通、强调经世的治学理念是分不开的,这从其以前所撰《史学通论》《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中可见一斑。首先在渊源追溯、知识结构上讲求“会通”。第2章在论析“民史的产生:国民史”中,关于“民”地位之变迁,从魏源《海国图志》追溯,言及梁启超《变法通议》《新民丛报》等,辨析“民史”之历史。第6章关于“大家谱前世今生”,由先秦的甲骨家谱、金文家谱,汉晋六朝的谱牒,唐代的谱学,宋元明清到民国期间私修家谱的兴盛,可谓清晰再现不同历史时期家谱修撰之变化。钱先生为构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在各部分论述方面,力求在知识结构上更加融会贯通。如第14章“专家电视通俗讲史”,从电视媒介的视角论析电视传媒在传播历史知识中的作用,阐述“专家电视讲史及出现背景”“专家电视讲史问题与对策”“专家电视讲史的社会影响”。第15章“公众通俗写史”,在“历史书写群体的崛起”中论析“什么是历史写手”“公众通俗写史”的表现及“为什么会有公众业余写史现象”,接着分析“通俗写史的特征及类型”,进而归纳公众通俗写史的意义,并对公众通俗写史的未来发展提出展望。这种层层剖析的做法,使相关问题一目了然。其次,在撰写目的上注重实用。第7章“公众社区史的编写”,详细介绍公众社区史的撰写体例,并从实践上探索如何撰写公众社区史。该章在撰写时有效地参考了台湾撰写村史的经验,并介绍了国内修纂村史的可借鉴之处,为其他地方撰写公众社区史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第8章“公众口述史学”,在探讨口述史的采访诸问题时,钱先生从采访要重视历史要素、聊天得找到对手、底层人群采访要用自然闲聊法等八个方面详解如何进行采访及采访中应注意事项。这样细致入微地归结每一个细节,使学习者感到有现成的模板可以采用。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以宏观的理论建构和微观的案例解析相结合,厘定公众史学的相关学术概念,又提出了公众书写的操作方法,是“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立的标志性作品”,可谓构建了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之基石。亦如张广智先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序》中所言,让历史女神“从高楼深院走向坊间,走向社会,走向公众”。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访问学者,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