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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散文作为经典得以传播的过程中，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它直接影响着清代文人士子对王安石散文的态度，这种力量便是康雍乾时期帝王对王安石文的推荐。与明朝相比，清代康雍乾时期对文化统治的力度更大，无论是维护统治的文字狱，还是帝王亲自主持诗文整理工作都指引和规范了清代文人士子的文章创作，其中，以皇帝“钦定”“御选”文章的方式，将所选文章作为文人士大夫学习文章的教科书，这种方式对文人的创作影响很大。清康熙帝与乾隆帝“钦定”的《古文渊鉴》与《唐宋文醇》便是王安石文章得以被清代文人广泛接受的关键。
《御选古文渊鉴》是清代康熙帝与徐乾学、陈廷敬、王鸿绪、高士奇、韩菼、张英、宋德宜、吴正治、翁叔元、励杜讷、王熙及孙岳颁12位大臣长达20年精心选择、评点而来的文章选本。《御选古文渊鉴》共 64卷，所录上起《春秋左传》，下迨宋朝，是一部通代文章选本。
在康熙看来，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典章法度，对不同朝代制度的记录可以年代来设限。文章则不同，其盛衰并非一朝一夕，也非一朝一代，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发展，不应有年代的限制。不以年代设限，将文章置于不断变化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以达“穷文章之正变”（《御选古文渊鉴》，见《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注为《御选古文渊鉴》）的目的。《御选古文渊鉴》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既然“盛衰恒通于千载，损益非关于一朝”（《御选古文渊鉴·序》），文章发展没有朝代的限制，那么师法秦汉与师法唐宋，也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选文篇幅来看，《御选古文渊鉴》的64卷中涉及先秦两汉文20卷，唐宋文35卷，可以说在“穷文章正变”的标准下，秦汉文与唐宋文地位同等重要，清代以官方选文的方式，将文人士子的目光从秦汉与唐宋的争端中引导出来，进而引向更广阔的境界之中。
《御选古文渊鉴》第一次以官方名义认可唐宋八大家文章艺术价值、文学史地位。书中选唐代66位作家216篇文章，宋代98位作家513篇，其中选韩愈文29篇、柳宗元文19篇、欧阳修文29篇、苏轼文49篇、苏洵文11篇、曾巩文39篇、王安石文21篇、苏辙文30篇。足以看出对唐宋八大家文的重视。
《御选古文渊鉴》更是第一部以官方角度给予王安石文章高度评价的古文选本。《御选古文渊鉴》选王安石文21篇，其中涉及制诰7篇，分别为《范镇加修撰制》《高旦可著作佐郎制》《德妃沈氏侄孙献卿可试太理评事制》《磨勘转官制》《王伯恭转官制》《甘昭吉入内副都知制》《崔峄刑部侍郎致仕制》；札子1篇，即《论馆职札子》；书2篇，分别为《上时政疏》《上田正言书》；杂著4篇，分别为《礼论》《周公论》《三圣人论》《复仇解》；记3篇，分别为《虔州学记》《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慈溪县学记》；墓志铭4篇，分别为《给事中孔公墓志铭》《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王深甫墓志铭》。
《御选古文渊鉴》在选文内容及评点方式上，参考借鉴了前代众多古文选本，如李善对《文选》之注、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南宋楼昉的《古文标注》、南宋王霆震的《古文集成》等。在借鉴的同时又有所区别，就选文内容而言，《昭明文选》重文章的文学性，选文“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文章正宗》以义理为重，所选文章“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經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御选古文渊鉴》则兼顾义理与辞章，就评点而言，《御选古文渊鉴》追求繁简得当，它不同于楼昉《古文标注》之简略，亦不同于王霆震《古文集成》的繁芜。可以看到，《御选古文渊鉴》是一部经过深思熟虑、博采众长的古文选本，四库馆臣评其：“即乙览之余，品题文艺，亦词苑之金桴，儒林之玉律也，虽帝尧之焕乎文章，何以加哉！”（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虽不乏誉美之词，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御选古文渊鉴》的意义所在。
《御选古文渊鉴》对王安石文的评点，主要体现在对文章义理，以及对文章艺术风格、创作之法的挖掘。王安石对义理的论述得到了《御选古文渊鉴》的认可，如康熙评《礼论》一文曰：“论礼原于性，能条畅其说，而文亦具有古隽之气。”（《御选古文渊鉴》）评《虔州学记》一文曰：“既有所教之地，当思所以教之之道。性命之理出于人心，非有古今之异，在所以教者得先王之遗意而已。作学记须有此本原之论。”（《御选古文渊鉴》）《虔州学记》一文中，王安石指出“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先王的道德性命之理出于人心，无疑契合了康熙对道德性命的追求。虽然王安石所提出的“性命之理出于人心”，主要是为了说明以己意解经的论点，即明晰先王之道德性命，只要道理通透，就不必拘泥于经书字句的观点。但在康熙看来，“性命之理出于人心”是古往今来皆是如此。从康熙对义理的解读中，不难看到他对程朱理学的推崇。
论义理文章，康熙最为推崇朱熹，康熙五十三年，曾命李光地修《御纂朱子全书》一书，借以在全国范围内流传。次年，还命李光地修《御纂性理精义》一书，此书是在明人胡广等编纂的汇集宋代理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的《性理大全书》基础上加以整理而来的。同时在《御选古文渊鉴》书中，朱熹也是入选文章最多的一家，共选朱熹文36篇，康熙对朱熹理学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御纂朱子全书序》中，康熙盛赞朱熹：
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吉林人民出版社《钦定四库全书荟要》1997年版）。
也正是对义理的追求，康熙对王安石“性命之理出于人心”的观点是十分认可的。 于义理之外，王安石文章的艺术风格、文章之法也得到了《御选古文渊鉴》的肯定。如评《给事中孔公墓志铭》一文曰：“叙述清疏，善于裁制。”（《御选古文渊鉴》）评价《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一文曰：“叙次中能备轻重浅深之法，文亦抑扬尽致。”（《御选古文渊鉴》）评《王深甫墓志铭》一文云：“通篇纯发议论，格调自异、而文思倍加沉郁。”（《御选古文渊鉴》）可以看到王安石文的叙事艺术及其浓厚的思想情感体验，都得到了康熙的赞许。
帝王通过钦定文章标准用书的方式来规范、引导文学创作及文学发展方向的方式，不只存在于康熙一朝，乾隆也继承了康熙的钦定文章的方式，通过对御选文章的颁布，来进一步规范士子的文章写作。乾隆元年时，乾隆帝便命方苞主持编修《钦定四书文》，以为士人树立学习的楷模，据《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载：“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苟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内学者于从违去取之介，晓然知所别择，而不惑于岐趋，则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为绳尺，士子何所守以为矩矱？”“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方苞《钦定化治四书文》，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可见，乾隆钦定文章有很明确的选文目的，即统一文章创作的标准。
乾隆三年，由清高宗乾隆帝主持选取的古文选本《御选唐宋文醇》，是乾隆帝为文人士子指出的古文创作标准。乾隆对明人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清人储欣所编《唐宋十大家全集》中选取的篇目有所异议，在此基础上重新选文，取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十家文章474篇，集成五十八卷的《唐宋文醇》。
《御选唐宋文醇》序中，乾隆指出其御选以“序而达，达而有物”（《御选古文渊鉴·序》，吉林人民出版社《钦定四库全书荟要》1997年版）为标准。所谓“序”，指文章创作要有条理，有章法，这是对文章形式的要求。在乾隆看来，八代文之衰就在于过分追求辞藻而忽视了文章的章法。“物”即文章的内容。显然，乾隆提出的“序而达，达而有物”的标准，是要求文章创作应做到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不难想到，桐城派领袖方苞所提出的“义法”观便是对此观点的发展。
《御选唐宋文醇》对文章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重视，也关系到乾隆对王安石文的评价。该书选王安石文章十八篇，分别为《原过》《进说》《伤仲永》《读孟尝君传》《读孔子世家》《与赵卨书》《答段缝书》《上田正言书》《答韶州张殿丞书》《周礼义序》《诗义序》《书义序》《灵谷诗序》《芝阁记》《游褒禅山记》《祭范颍州文》《祭曾博士易占文》《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涉及杂著、书、序、记、祭文、墓志铭六种文体。
而从《御选唐宋文醇》对所选文章的评价不难看到他对王安石文内容的贬斥，和对艺术形式的褒扬的复杂态度。清人李慈铭曾云：
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的确如此，自宋代以来，历代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未曾断绝。至乾隆帝，更是如此，他几乎完全否定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学术思想。乾隆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并不比宋人对王安石的批判少，甚至将王安石与王莽并称，认为二者皆是流毒四海、祸国殃民之徒。乾隆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无处可依，奸佞横行无忌，祸乱朝纲。指出王安石不善用人，专取皇帝不喜欢之人加以运用，导致群臣相互攻击，百姓怨声载道，留下千古骂名。乾隆还认为不讲礼法是王安石“误宋之根”。而王安石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更是祸乱众心。这一点在《御选唐宋文醇》中也有所表现，如《御选唐宋文醇》评《周礼义序》云：“此安石误宋之根也。”（《御选古文渊鉴》）评《答段缝书》云：“安石罢相后，尝叹曰：‘平昔交游皆以国事相绝’。《曾巩传》曰：‘安石得志后遂与之异。’子言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鸾凤所栖，百鸟并集，君子之光其晖吉也。’‘夫伤胎杀卵，则凤鸟不至矣。’宁有害及百姓，而君子犹与为友者乎？”（《御选古文渊鉴》）其目的是在于给士人起到警示的作用。
但是，即便乾隆对王安石政治和学术如此不满，《御选唐宋文醇》也能发现王安石文章的艺术价值，对其有较为公正的评价，如《御选唐宋文醇》还引李光地对王安石文章的评价注于书中，如《芝阁记》中引李光地言：“与《墨池》同一机轴，盖曾、王文极有相似者。”（《御选古文渊鉴》）《游褒禅山记》中引李光地言：“借题写已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御选古文渊鉴》）这些都可以证明他虽反对王安石变法和新学，但对王安石文章是另眼相看的。
康熙与乾隆二帝对王安石散文的肯定与接受，尤其是在对王安石变法颇有微词的基础上，仍能对其散文有较为客观的评价，为之后桐城派乃至后世对王安石散文的接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讲师。）
《御选古文渊鉴》对王安石文的接受
《御选古文渊鉴》是清代康熙帝与徐乾学、陈廷敬、王鸿绪、高士奇、韩菼、张英、宋德宜、吴正治、翁叔元、励杜讷、王熙及孙岳颁12位大臣长达20年精心选择、评点而来的文章选本。《御选古文渊鉴》共 64卷，所录上起《春秋左传》，下迨宋朝，是一部通代文章选本。
在康熙看来，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典章法度，对不同朝代制度的记录可以年代来设限。文章则不同，其盛衰并非一朝一夕，也非一朝一代，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发展，不应有年代的限制。不以年代设限，将文章置于不断变化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以达“穷文章之正变”（《御选古文渊鉴》，见《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注为《御选古文渊鉴》）的目的。《御选古文渊鉴》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既然“盛衰恒通于千载，损益非关于一朝”（《御选古文渊鉴·序》），文章发展没有朝代的限制，那么师法秦汉与师法唐宋，也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选文篇幅来看，《御选古文渊鉴》的64卷中涉及先秦两汉文20卷，唐宋文35卷，可以说在“穷文章正变”的标准下，秦汉文与唐宋文地位同等重要，清代以官方选文的方式，将文人士子的目光从秦汉与唐宋的争端中引导出来，进而引向更广阔的境界之中。
《御选古文渊鉴》第一次以官方名义认可唐宋八大家文章艺术价值、文学史地位。书中选唐代66位作家216篇文章，宋代98位作家513篇，其中选韩愈文29篇、柳宗元文19篇、欧阳修文29篇、苏轼文49篇、苏洵文11篇、曾巩文39篇、王安石文21篇、苏辙文30篇。足以看出对唐宋八大家文的重视。
《御选古文渊鉴》更是第一部以官方角度给予王安石文章高度评价的古文选本。《御选古文渊鉴》选王安石文21篇，其中涉及制诰7篇，分别为《范镇加修撰制》《高旦可著作佐郎制》《德妃沈氏侄孙献卿可试太理评事制》《磨勘转官制》《王伯恭转官制》《甘昭吉入内副都知制》《崔峄刑部侍郎致仕制》；札子1篇，即《论馆职札子》；书2篇，分别为《上时政疏》《上田正言书》；杂著4篇，分别为《礼论》《周公论》《三圣人论》《复仇解》；记3篇，分别为《虔州学记》《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慈溪县学记》；墓志铭4篇，分别为《给事中孔公墓志铭》《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王深甫墓志铭》。
《御选古文渊鉴》在选文内容及评点方式上，参考借鉴了前代众多古文选本，如李善对《文选》之注、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南宋楼昉的《古文标注》、南宋王霆震的《古文集成》等。在借鉴的同时又有所区别，就选文内容而言，《昭明文选》重文章的文学性，选文“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文章正宗》以义理为重，所选文章“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經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御选古文渊鉴》则兼顾义理与辞章，就评点而言，《御选古文渊鉴》追求繁简得当，它不同于楼昉《古文标注》之简略，亦不同于王霆震《古文集成》的繁芜。可以看到，《御选古文渊鉴》是一部经过深思熟虑、博采众长的古文选本，四库馆臣评其：“即乙览之余，品题文艺，亦词苑之金桴，儒林之玉律也，虽帝尧之焕乎文章，何以加哉！”（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虽不乏誉美之词，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御选古文渊鉴》的意义所在。
《御选古文渊鉴》对王安石文的评点，主要体现在对文章义理，以及对文章艺术风格、创作之法的挖掘。王安石对义理的论述得到了《御选古文渊鉴》的认可，如康熙评《礼论》一文曰：“论礼原于性，能条畅其说，而文亦具有古隽之气。”（《御选古文渊鉴》）评《虔州学记》一文曰：“既有所教之地，当思所以教之之道。性命之理出于人心，非有古今之异，在所以教者得先王之遗意而已。作学记须有此本原之论。”（《御选古文渊鉴》）《虔州学记》一文中，王安石指出“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先王的道德性命之理出于人心，无疑契合了康熙对道德性命的追求。虽然王安石所提出的“性命之理出于人心”，主要是为了说明以己意解经的论点，即明晰先王之道德性命，只要道理通透，就不必拘泥于经书字句的观点。但在康熙看来，“性命之理出于人心”是古往今来皆是如此。从康熙对义理的解读中，不难看到他对程朱理学的推崇。
论义理文章，康熙最为推崇朱熹，康熙五十三年，曾命李光地修《御纂朱子全书》一书，借以在全国范围内流传。次年，还命李光地修《御纂性理精义》一书，此书是在明人胡广等编纂的汇集宋代理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的《性理大全书》基础上加以整理而来的。同时在《御选古文渊鉴》书中，朱熹也是入选文章最多的一家，共选朱熹文36篇，康熙对朱熹理学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御纂朱子全书序》中，康熙盛赞朱熹：
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吉林人民出版社《钦定四库全书荟要》1997年版）。
也正是对义理的追求，康熙对王安石“性命之理出于人心”的观点是十分认可的。 于义理之外，王安石文章的艺术风格、文章之法也得到了《御选古文渊鉴》的肯定。如评《给事中孔公墓志铭》一文曰：“叙述清疏，善于裁制。”（《御选古文渊鉴》）评价《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一文曰：“叙次中能备轻重浅深之法，文亦抑扬尽致。”（《御选古文渊鉴》）评《王深甫墓志铭》一文云：“通篇纯发议论，格调自异、而文思倍加沉郁。”（《御选古文渊鉴》）可以看到王安石文的叙事艺术及其浓厚的思想情感体验，都得到了康熙的赞许。
《御选唐宋文醇》对王安石文的接受
帝王通过钦定文章标准用书的方式来规范、引导文学创作及文学发展方向的方式，不只存在于康熙一朝，乾隆也继承了康熙的钦定文章的方式，通过对御选文章的颁布，来进一步规范士子的文章写作。乾隆元年时，乾隆帝便命方苞主持编修《钦定四书文》，以为士人树立学习的楷模，据《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载：“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苟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内学者于从违去取之介，晓然知所别择，而不惑于岐趋，则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为绳尺，士子何所守以为矩矱？”“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方苞《钦定化治四书文》，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可见，乾隆钦定文章有很明确的选文目的，即统一文章创作的标准。
乾隆三年，由清高宗乾隆帝主持选取的古文选本《御选唐宋文醇》，是乾隆帝为文人士子指出的古文创作标准。乾隆对明人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清人储欣所编《唐宋十大家全集》中选取的篇目有所异议，在此基础上重新选文，取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十家文章474篇，集成五十八卷的《唐宋文醇》。
《御选唐宋文醇》序中，乾隆指出其御选以“序而达，达而有物”（《御选古文渊鉴·序》，吉林人民出版社《钦定四库全书荟要》1997年版）为标准。所谓“序”，指文章创作要有条理，有章法，这是对文章形式的要求。在乾隆看来，八代文之衰就在于过分追求辞藻而忽视了文章的章法。“物”即文章的内容。显然，乾隆提出的“序而达，达而有物”的标准，是要求文章创作应做到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不难想到，桐城派领袖方苞所提出的“义法”观便是对此观点的发展。
《御选唐宋文醇》对文章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重视，也关系到乾隆对王安石文的评价。该书选王安石文章十八篇，分别为《原过》《进说》《伤仲永》《读孟尝君传》《读孔子世家》《与赵卨书》《答段缝书》《上田正言书》《答韶州张殿丞书》《周礼义序》《诗义序》《书义序》《灵谷诗序》《芝阁记》《游褒禅山记》《祭范颍州文》《祭曾博士易占文》《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涉及杂著、书、序、记、祭文、墓志铭六种文体。
而从《御选唐宋文醇》对所选文章的评价不难看到他对王安石文内容的贬斥，和对艺术形式的褒扬的复杂态度。清人李慈铭曾云：
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的确如此，自宋代以来，历代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未曾断绝。至乾隆帝，更是如此，他几乎完全否定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学术思想。乾隆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并不比宋人对王安石的批判少，甚至将王安石与王莽并称，认为二者皆是流毒四海、祸国殃民之徒。乾隆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致使百姓流离失所，无处可依，奸佞横行无忌，祸乱朝纲。指出王安石不善用人，专取皇帝不喜欢之人加以运用，导致群臣相互攻击，百姓怨声载道，留下千古骂名。乾隆还认为不讲礼法是王安石“误宋之根”。而王安石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更是祸乱众心。这一点在《御选唐宋文醇》中也有所表现，如《御选唐宋文醇》评《周礼义序》云：“此安石误宋之根也。”（《御选古文渊鉴》）评《答段缝书》云：“安石罢相后，尝叹曰：‘平昔交游皆以国事相绝’。《曾巩传》曰：‘安石得志后遂与之异。’子言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鸾凤所栖，百鸟并集，君子之光其晖吉也。’‘夫伤胎杀卵，则凤鸟不至矣。’宁有害及百姓，而君子犹与为友者乎？”（《御选古文渊鉴》）其目的是在于给士人起到警示的作用。
但是，即便乾隆对王安石政治和学术如此不满，《御选唐宋文醇》也能发现王安石文章的艺术价值，对其有较为公正的评价，如《御选唐宋文醇》还引李光地对王安石文章的评价注于书中，如《芝阁记》中引李光地言：“与《墨池》同一机轴，盖曾、王文极有相似者。”（《御选古文渊鉴》）《游褒禅山记》中引李光地言：“借题写已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御选古文渊鉴》）这些都可以证明他虽反对王安石变法和新学，但对王安石文章是另眼相看的。
康熙与乾隆二帝对王安石散文的肯定与接受，尤其是在对王安石变法颇有微词的基础上，仍能对其散文有较为客观的评价，为之后桐城派乃至后世对王安石散文的接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