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加管制能否“包治性病”

　　在荷兰，尽管性交易是合法的，但还是有很多顾客“完事”后觉得自己做了不道德的事，希望精神上得到“净化”，要找宗教场所忏悔。于是，在短短十多年里这里矗立起各种宗教场所
　　所谓“合法加管制”，是指在法律层面性交易合法化，同时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应的行业规范。
　　实行这一模式的国家包括欧洲的荷兰、德国、瑞士、爱沙尼亚、希腊，非洲的塞内加尔，美洲的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大洋洲的新西兰等国，以及土耳其、孟加拉国。此外，美国的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除外）和澳大利亚东部昆士兰、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三州也实行这一模式。
　　“合法”是有代价的。
　　在荷兰，“合法”意味着性工作者必须对登记部门牺牲个人隐私。“顾客”在完成交易前，需致电专门的热线，核实“服务人员”是否具备合法的工作资格，否则后果自负（和未登记的性工作者进行交易是非法的，如果对方是未成年人则触犯刑律）；“合法”还意味着“公开展览”。例如，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德瓦伦红灯区，所有性服务场所必须使用透明门窗且灯火通明。安特卫普红灯区更规定，性工作者需在透明橱窗里自我展示，并和“顾客”公开议价。
　　由于德瓦伦红灯区是合法经营的性交易场所，这里的配套设施可谓从物质到精神一应俱全。所谓“物质”，并非各种情趣用品商店，而是为性工作者解决后顾之忧的场所：德瓦伦区的中心是本区最早的一座教堂——乌特科克教堂，教堂边上有一座托儿所，是专为性工作者提供托儿服务的；所谓“精神”，是指遍布红灯区里的各种宗教场所。尽管在荷兰，性交易是合法的，但还是有很多顧客“完事”后觉得自己做了不道德的事，希望精神上得到“净化”，要找宗教场所忏悔。但顾客来自世界各国，原有的乌特科克教堂是新教教堂，无法兼顾“宗教多元化”的需要。于是，在短短十多年里这里矗立起各种宗教场所。
　　德国虽然2002年1月1日起才开放性服务业，但形式最灵活多样，既有类似荷兰的“夜店式”（但无需“透明化”），也有“一楼一凤”的所谓“法兰克福式”（性工作者在公开的“性公寓楼”开业，每人都有独立的单元），甚至“站街服务”也是允许的，只是必须在指定的“拉客区”和指定“营业时间”内工作。例如，波恩的“站街开放时间”就是22：15至次日6：00。
　　在美国唯一实行“合法加管制”的内华达州，合法妓院俗称“山庄”，总共有二十多家，均坐落在偏僻的乡间，甚至沙漠深处，实行“集约化管理”和“明码实价”。一些“山庄”之间还建立了“业务合作联盟”。由于“山庄”都远离闹市，因此只能靠公开在指定的传媒上刊登广告招揽客人。也正因如此，来这里的“顾客”都是直奔主题，省却了许多虚套。
　　比较有趣的是，美国的“山庄”并非“美女大本营”，许多性工作者的相貌并不出众。由于“山庄”都建立在不毛之地，除了专门来买春的嫖客，最常见的过路客，是行路过程中顺便绕一圈的卡车司机们。他们往往就熟不就生，对相貌并不挑剔，但很在意老熟人的感觉。
　　“合法加管制”的主要目的，一是希望通过“合法”满足部分单身人士的性需求，并减少涉性犯罪，同时避免扫黄靡费更多公共资源和由此连带产生的公权力寻租现象；二是认定性交易双方是自愿发生的商业行为，不伤及第三者的具体利益，无需动用公权力禁止；三是认为“合法加管制”可以提高安全系数，尤其可有效保护性工作者，避免其在秘密状态下感染性病，遭受黑社会盘剥，和成为刑事犯罪的牺牲品。
　　但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观察到的，这些目的有的达到或部分达到（如减少性病传播），有的则效果不佳。
　　首先，“合法加管制”固然避免了扫黄对公共资源的靡费，却额外增加了“管制”的靡费。例如，德国波恩为保护站街女的自由和兼顾社会秩序，划定了特别的站街区，动用警力，甚至设置专门ATM机、自助式收税机和安全套售货机，为站街区服务。
　　其次，“合法加管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权力寻租，却无法摆脱黑社会和国际“人蛇”集团的渗透。一度被誉为这一模式“楷模”的荷兰，近年来曾多次查出过从拉美和非洲通过“人蛇”诱骗（甚至用巫术逼迫）前来从业的少女。德国则有东欧犯罪团伙从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走私女性。
　　第三，曾支持这一模式的女权团体发生分化。一些团体指出，无法确保“顾客”一定是未婚者，如是已婚人士，所谓“不伤及第三者利益”就无法保证。
　　第四，“开放性交易可减少涉性犯罪”一度在荷兰成为事实，但近来有社会学家研究认为，效应并不显著，且其他犯罪（如人口走私和有组织犯罪）也可能相应增加。德国一些开放性交易的城市，同样出现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犯罪增加的情况，以至于有人开始反思，开放性交易在德国是否有些过犹不及，走得太远了。
　　在实施这一模式的国家，管制的重点首先是确保性工作者的安全。如瑞士的性工作区域，留给性工作者的通道既宽敞又方便，留给“顾客”的则截然相反，目的是便利性工作者遭遇意外时逃生。荷兰的“透明化”和德国对“站街区”的管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不过，一些性工作者对此不满，认为这种模式下“根本谈不上性工作自由”。还有业内人士坦言，这种模式令“顾客”感到不舒服，管制下的价格也无法提高，“生意额”还不如非法状态。欧洲部分性工作者甚至组成团体，呼呼重新取缔合法性行业。

花样翻新的“半管制”

　　加拿大女警曾采取“钓鱼”执法对付嫖宿幼女者，女警在性交易前连续两次告知“顾客”自己未满18岁，并问“你还继续么”，如对方明确继续，就会当场被捕
　　实施“半管制”的国家，比“合法加管制”的要多得多，且花样翻新。

　　如日本理论上是“卖淫禁止国家”，但实际上色情业在日本处于半公开状态。“风俗店”、“肥皂店”等色情交易场所公开营业，“顾客”在交易时会首先向性工作者购买一件小商品（通常是一瓶水），然后真正的性交易就以“邂逅后免费的你情我愿”理直气壮地开始，所付的嫖资则变成了“熟人间的馈赠”。这种模式从表面上看，是“禁站街不禁夜店”。
　　在加拿大，个人形式下的卖淫是合法的，但有组织的卖淫则是非法的，开设妓院、拉皮条等行为都被严禁止。这种模式从表面上看与日本截然相反，是“禁夜店不禁站街”。
　　在瑞典，卖淫是合法的，但买春却是非法的，政府的“扫黄”只针对嫖客，不针对性工作者。
　　“半管制”实际上是一种折衷，既一方面认为性交易是个人自由，不应受到处罚，另一方面又担心性交易泛滥引发连带社会问题，对其实行一定的限制。
　　日本式的“禁止卖淫”模式受到较多非议，因为这种模式在理论上仍然视性交易为非法，性工作者很难摆脱重重盘剥。此外，这种模式对所谓“援交”行为放任自流，很难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侵害。
　　加拿大式的“禁夜店不禁站街”，被认为对性工作者个体给予了较多尊重，因为她们的个人行为不会被视作违法。警方虽然也会扫黄甚至“钓鱼”，但不会针对性工作者（加拿大女警曾采取“釣鱼”执法对付嫖宿幼女者，女警在性交易前连续两次告知“顾客”自己未满18岁，并问“你还继续么”，如对方明确继续，就会当场被捕）。
　　这一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对性工作者安全保护不够。在加拿大，许多性工作者成为街头暴力的受害者，最著名的是 “猪圈狂魔”案。
　　罗伯特·皮克顿是加拿大卑诗省大温哥华地区高贵林港的养猪业者。自1997年至2004年，他先后谋杀了49名站街女，并埋尸自家猪圈，甚至将猪肉和人肉绞碎混合，分赠亲友邻居食用。直到2004年因为一起偶然事件，警方才发现这名杀手。有分析人士指出，“禁夜店不禁站街”的模式和性工作者的处境，让她们成为最易觊觎的侵害对象。由于她们是谁都很少有人关注，即便“人间蒸发”也未必被发现。
　　瑞典式的“抓嫖不抓娼”被认为从理论上较好兼顾了性工作者和社会的安全，以及人身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平衡。但也有人指出，买卖是统一体，一方面允许卖，另一方面不允许买，本身就自相矛盾。

华人圈的特殊性

　　和许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香港不仅有扫黄，而且很严厉。警署有专门设立的扫黄部门和便衣、军装扫黄团队，其任务是打击娱乐场所的非法群体性卖淫活动，以及查处在夜店等地进行非法性交易的偷渡客
　　香港在历史上曾允许娼妓业合法，1935年6月30日正式禁娼，但理论上仍是中国领土、行使中国习惯法的九龙城寨例外。直到1993年九龙城寨被拆，香港始终存在一个娼妓业公开招摇过市的“三不管地带”。
　　香港有关法律规定，两人以上卖淫场所，以及在这类场所卖淫为非法，但性工作者因此发展出钻法律漏洞的“一楼一凤”模式——即每个房间只有一名性工作者，俗称“凤姐”。
　　“凤姐”既有自营，也有和老板分账，法律不予追究。如邻居投诉，也只能进行民事诉讼。
　　由于存在“一楼一凤”这种实际上合法的性交易方式，加上警方严厉打击其他形式的性交易行为，街头拉客的“流莺”远较其他国际大都市要少。因此，有人认为，“一楼一凤”的出现，对香港的社会秩序和城市形象有一定的好处。
　　和许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香港不仅有扫黄，而且很严厉。警署有专门设立的扫黄部门和便衣、军装扫黄团队，其任务是打击娱乐场所的非法群体性卖淫活动，以及查处在夜店等地进行非法性交易的偷渡客。事实上，扫黄是清理非法入境并从事性交易的偷渡客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对“一楼一凤”是否应该容忍，香港社会也有不同声音。支持者认为，此举可以有效减少涉性犯罪，并为低收入者提供解决生理需要的途径。但反对者认为，“一楼一凤”并不能真正确保性工作者人身安全，独处的“凤姐”很容易成为暴力犯罪对象。由于“凤姐”必须付出较普通广告更高的价格才能自我宣传，为确保生意，她们往往不得不依附于老板，从而难逃黑社会的控制。更有人指出，“一楼一凤”历来是“人蛇”和“偷渡妹”的重灾区。
　　台湾也曾经历过娼妓业合法时代，但国民政府迁台后实行社会改革，其改革后的模式和瑞典正好相反，是“罚娼不罚嫖”——即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规定嫖客买春无罪，娼妓卖淫有罪。正因如此，历史上台湾也曾经常进行大规模扫黄，且只抓妓女，不抓嫖客。
　　然而，性交易作为一种职业从未在台湾绝迹。在台湾各大城市，红灯区事实上“合理不合法”地一直存在，而且由于不是合法行当，性工作者只能依托夜店，或索性在街头“打游击”。一些衣着清凉、负责兜售其他合法商品的年轻女性，也可能兼营性交易这种特殊的“副业”。
　　这种“罚娼不罚嫖”的模式事实上沿袭了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和视娼妓为贱业、却把男性嫖娼视作风流雅事的痼疾。
　　2009年，台湾“最高法院大法官”发布“释字第666号解释”，认为“罚娼不罚嫖”违反宪法平等原则，应予修改；2011年11月，《社会秩序维护法》修正为“性交易专区内娼嫖不罚，专区外娼嫖皆罚”，但因为至今也没有一个县市“吃螃蟹”开设这样的专区，实际上这条修正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