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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带一路”到新崛起时代，当前中国外交的发展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具体层面和实践领域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内容。本质上看，当代中国外交处于积极变革时期，一方面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某种紧张，一个逐渐强大却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新兴国家能否顺利融入世界秩序，备受瞩目;另一方面，在高速发展、矛盾多发的历史时期，历史遗产与快速成长的社会力量之间，存在各种冲突与不适应。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中，难免会引发某些紧张关系或对抗情形。那么，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外交变革的战略背景？如何理解中国顺利实现外交转型的前提？当前中国能否实现“仁智大国”的整体目标，实现亲和力和领导力的有机结合？对此，本刊记者专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
从“一带一路”到外交建设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变革的意义？
王逸舟：之前学界较少关注“一带一路”对当代中国外交升级的意义。事实上，“一带一路”不仅是当代中国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提出的大规模倡议，也确实是新一代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与整体战略上力推的一项重大设计方案。当然其中不可避免会遇到某些麻烦与挑战。我们可以回想世界大国类似动议的成败问题，得到若干可能的启示。我们知道历史上有马歇尔计划，同样不仅是一项经贸战略，也具有重大的外交与战略影响，相对而言比较成功;布什主义是在冷战后美国处于巅峰状态下的战略误判;当前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体现出惊人的战术勇气与智慧，打出很多漂亮的牌，但也面临更深的战略困境与冲突风险。同样，中国在推进一项全方位大战略之前，包括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要保持审慎严谨态度，稳健发展，逐步实现改进和超越。关于“一带一路”与当代中国外交，有三方面问题。
第一，中国重大国际利益的拓展与重大国际责任的担当如何保持均衡，这一点需要强化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确实为中国海外利益扩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包括产能输出、国内企业走出去、与周边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纽带，等等。毫无疑问其实施过程一定会对中国海外利益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以来，中国在推动周边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全世界有目共睹。同时，也需要考虑另一方面的问题，即权力和效益，如何与中国为之付出的责任、义务、给予、包括公共物品，实现可能的联动关系。例如我们现在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先就想到“海洋强国”，这是当代中国外交关键词之一，但是我们看到学界包括媒体对海洋强国的认识更多是强调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的资源收益、渔业收益、岛礁收益，包括大洋、深海、极地的收益，但是缺乏对海洋强国另一面含义的关注，包括如何提供海洋资源分配方案、如何提出海洋治理的国际机制规划、如何在多国海洋纠纷中提供斡旋调解、如何力所能及地提供海洋生态保护的公共物品等。努力提供各种机制、援助、倡议、解决方案，是一个海洋大国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学界对海洋强国多少有些失之偏颇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在这里很可能存在太侧重收益层面。我们在国际法领域的理解可能也存在类似问题。一方面中国快速崛起可能在周边引发某些震荡，另一方面这种震荡也涉及中国硬实力及收益扩展速度太快，提出海洋问题新方案及解决能力不足的短板就会加速暴露。虽然我们也提出某些倡议或原则，似乎还需提升高度和精致度，更多强调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重，在责任和利益之间注意均衡，这需要更多思考和研判。
第二，涉及中国外交本身建设的若干议题。这也符合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转型升级的总体趋势。国家外交转型不仅涉及策略层面，也确实反映出一种中长期趋势。简单而言，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出现“外交民主化”趋势，传统国家机构在变小，社会因素整体地位和作用在强化。外交运作、外交整体设计、外交评估、外交收益等内容不再单纯是核心外交部门或外交部的事情，而是涉及更多方面，包括企业、地方政府、公众各方面的参与等。中国外交正在经历“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础”的转型，但还不充分。举例而言，我们的外交人才培养还没有跟上，外交投入与经济建设成就不匹配，包括使领馆数量与海外设施、文化设施、安全设施都不太够。用王毅外长的话来讲，这种“小马拉大车”的局面让他感到困惑甚至困扰。这表明，中国外交在总体能力建设方面都还没有完全跟上。
第三，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进程时，还要考虑如何扩展现有外交理论。比如主权理论。冷战结束后，主权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动态化、分层化、理性化过程，为我们未来解决一些重大边界或海洋纠纷提供可能的思路。还有之前一些传统外交思路正在被新的理论所充实，包括混沌理论、复杂性理论等。过去所谓“不干涉、不结盟、不当头”的外交政策当然也还有其存在价值，但是需要结合形势做进一步完善。例如不干涉原则最早是对一个民族选择自主发展道路的尊重，这项核心内容需要保持，但不能过分拘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一个初具领导能力的国家，不能永远被“不介入不干涉”的思维限制住，我们需要在对外关系塑造方面有所突破，体现建设性。同样，不要被“不结盟”教条束缚，而是要推动建立多区域、多形式、多层次战略合作关系，实现扬弃。“不当头”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提出的应对原则，但今天如果中国还是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被全世界视为“没用的好人”。所以我们要学会主动谋划，提出有创造力的方案和倡议，运用想象力，主动引導形势发展，提出对各国都有益的方案设计。
总之，中国主动倡导“一带一路”，在20世纪是很难想象的。确实也是因为已经走到这样一个阶段，战略的对外辐射具有历史必然性。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塑造。中国正在主动塑造周边秩序、经济战略、对外关系。但这种塑造不是单向度行为，一定要共享、共建、共赢，让其他国家愿意参与进来。第二是强调自我变革。要避免静态外交观念，避免简单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或超级大国，要认识到中国现在还面临内外很多问题还有待改进完善，包括文化、社会、机制的问题。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没有自身的变革与完善，只是一味对外塑造他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让其他国家不喜欢的角色。我们现在要把“一带一路”变成一个双向过程，始终保持一种谦虚学习的态度。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国际公共物品与中国外交影响力的关系？
王逸舟：中国外交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还包括：如何全方位、高质量地提供公共物品、商务外援、战略外援。公共物品的概念来自经济学，近几年开始过渡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当今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特殊的转变时期，从曾经世界最大的扶贫对象国，变成主要的国际捐助提供者。相信未来10年间，中国将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最近有篇研究报告分析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过去5-10年间，双方关系开始变得比较平等，中国也开始有自己的价值输出与资产注入，成为教科文组织第六大捐助方。
以对外援助为例，20世纪80-90年代，“商务外援”迅速兴起，中国开始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经商、开矿、运输，实际上属于开发式援助。最近这些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础设施建造者。商务外援与国家经济利益直接相关，但问题是可能缺乏长远谋划。中国当前开始有意识增加战略外援，战略外援不一定有短期获利，但有着重要的战略利害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非洲、中东、拉美多国的关系就是如此。战略外援并非基于纯粹的商业利益目标，而主要考虑其战略意义和远期回报。但中国的商务外援与战略外援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相互配合，仍然是两个圈层。
最近，中国开始更加重视国际公共物品，与上述两种类型又有所不同。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海上建造的灯塔不仅自己可用，敌对国、第三国都能用。中国提供的联合国会费由联合国大会秘书处决定其用途，也是典型的公共物品。从范围上看，公共物品可以区分全球性与区域性。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援建非盟总部大厦，是典型的区域性公共物品，经济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带动中国与非洲“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其他领域、各个层面合作，对中非关系成长意义重大。此类公共物品对中国而言很重要。中国有巨大数目的外汇储备和GDP，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应该考虑向全世界派出更多农业专家、商业顾问、青年志愿者、医疗队员、教师、教授等，拿出更细致的安排与设计。
在这方面，美国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案例。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曾经在世界各地大规模设立大学，推出马歇尔计划，扩展各层次多领域的影响力，对于欧洲的复兴、战后秩序的确立与和平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决策层和学界都开始意识到公共物品的重要性，提出此类需求，但不太明确中国的特色与优势，特别是在相对浮躁的公众情绪和社会背景下，力度很难把握。现在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也应该有足够的意愿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在提供商务外援、战略外援、公共物品时，应该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调整心态，做好公众解释。
新崛起时代与外交转型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新崛起时代中国面临的基本形势？
王逸舟：我们套用一种常见的说法：机遇与挑战并存，危机也是危中之机。中国领导人到国外访问，经常会向其他国家领导层和民众解释中国的国家特性、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试图让世界理解一个变化的中国，包括历史上的中国、近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愿意为世界做贡献的中国。这既体现中国身份认知的复杂性，也是由于目前中国仍然面临各种结构性挑战，历史上其他国家很少遇到过。这种挑战的性质在于，世界上多数崛起大国都没有避开“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逻辑。中国现在的目标是：向世界表明中国将采取合作、沟通、对话等和平方式完成崛起。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走出独特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大国的崛起道路。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的崛起，它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紧张关系不时显现。在微观层面，体现出一些误解和错觉，需要各方反复解释;在宏观层面有很多失衡与冲击。我们要客观考虑外部对中国的接受程度，同时也包括中国能否真正改变对外部世界的固有判断，世界能否实现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合作对话？在具体研究中国外交之前，需要明确这项前提。
在国际范围内，对于中国的崛起，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20世纪80-90年代，世界对于中国的成长及其影响并没有多少感受，而现在这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进入新世纪之后，变得相当突出。这也影响到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方式。可以说，中国外交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国际社会、全球世界的关系。中国目前体量巨大，在安全领域是核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费大国，也是全球很多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发言者;在经济领域，目前对于全世界接近三分之二的国家，中国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消费国、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全球各类指标映射下，中国崛起无疑是新世纪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崛起能否走出“国强必乱”的历史循环，构成当代外交面临的一种结构性张力。
另一方面，习近平主席指出，现在既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机遇期，同时也是特殊脆弱期，是一个矛盾集中涌现的危机期。政治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即社会发展的U型原理。社会处于极端封闭的原始时期，或者高度发达开放的良好状态下，稳定性最好，很少有大的失序。一旦出现急剧的社会变动、迅速的社会分层、大规模对外贸易、信息交流、各界互动，稳定性就会被打破。变动程度越接近峰值，破坏性一般而言越严重。直到越过一个高点，或者成为“中等收入陷阱”，在经历较长阶段的特殊成长期之后，产业结构、社会关系、流动性等因素趋于合理，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破坏性开始逐渐降低。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存在，既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也有极端落后、封闭的区域，治理难度很大。本质上，中国是一个矛盾多元体，充满历史记忆，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追求。作为国际社会的新興力量，希望为世界做出贡献，担负全球大国的责任。多种属性熔铸为一体，内向与外向上构成双重矛盾。处理任何一个层面上的问题都很困难。很多时候这两种矛盾的话语体系之间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对抗关系，因此殊难调和。例如，现在国内普遍还觉得中国不富裕，国际上却认为中国已经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国内有声音认为不应该为全球提供那么多的公共物品，但国际上，不论是老挝、新加坡，还是遥远的北欧国家，普遍觉得中国不能只重视贸易、资源、现实利益，还应该做出更多国际贡献，真正展示和平崛起的正功能、善意、好处。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外交太软弱，不敢像普京那样出手，经常是迁就。但在国际层面，很多国家倾向于认为中国变得比较强硬，在气候问题、大国博弈、周边海洋争端等方面莫不如此。这一结构性反差非常大，包括民族主义、民族问题、政治改革等，对领导层外交谋划构成重要挑战。 可以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不进则退。很有可能在未来10-20年，中国顺利度过这段敏感复杂的时期，跨过初等发达国家门槛，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至建国100周年时成為中等发达国家。如果这一过程顺利推进，中国实际上将成为GDP第一的大国。但历史上，很多大国在崛起至一定时期，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冲突，各种棘手矛盾令人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各种可能的前景都应该考虑在内。
《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外交能力与外交需求的情况？
王逸舟：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是一个有长效意义的关键话题。客观讲我们近年来也有意识做了很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也有经验教训。其一是当前外交力量的现实不能完全适应迅速扩展的海外利益。面对迅速扩展的海外利益、走向全球的国民群体，如何有效实施保护？中国每年走出去的国民，过去一年不到1万人，现在一年出国人次超过1.3亿，每年新增1000万。大部分出国人群是普通民众，包括留学生、务工人员、经商者、探亲人员以及大量的游客。中国人正在以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过的高涨热情，开始向世界进发。
当然，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中国人一改过去那种世世代代固守一地的情形，开始同步放宽视野和心界，真正进入开放、多元的现代生活。地域限制的移除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它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开始真正苏醒，具备一种全球兴趣。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自立于世界，不仅要让国民高兴出去，平安归来，还有考虑遍布全球的利益及保护问题。现在中国在全球有几万亿美元的资产，在美国有1万多亿美元的债券，在非洲、中东有大量的油田矿井，大量资产需要规避风险，保值增值。中国在海外各种运输线，海上通道等，发展速度在全世界也是最快的，但中国的远洋军事投送力量、海上保护力量、领事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修路、开矿、开发油气资源，最近这些年走向世界的务工人员每年有数百万，应进一步加强外交领事保护。当然，中国并不是要像历史上美国、英国那样称霸全球。由于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我们已经有可能以合作共赢而不是强权压制的方式，推动国际体系合理化，使国民的海外利益得到合理安排，并且赢得外部理解和尊重。
当然，即使是在中国相对擅长的经济领域，也不是无懈可击。中国现在有大量外汇储备，央行、央企、民企、个人都很想在全球购买资产。这些金融和实业资产怎样有效使用和管理，仍然处于粗放、模糊状态。实际上，发达国家对海外资源的操作是很讲究的，投入很多资源，实行精细化管理。但中国目前总体上是大而不强，类似于胡适先生批判的“差不多”状态。我们看各种重大规划和设计，发现其重点仍在于国内。中国决策和战略思维还是向内看比较多，向外看相对少，尤其缺乏细致的全球规划。目前中国虽然已经迅速成长为大国，但仍然年轻，特别是在身份认知、权力运用、战略设计方面。一方面需要自己努力，真正重视外交作为战略目标的关键意义，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社会、联合国、世界各国必要的理解与协助。
仁智大国与外交变革
《领导文萃》：您如何看待当前外交变革的理念基础和实践前提？
王逸舟：此前大致思考了一个概念，叫“仁智大国”，有别于“强力”或“威权”形式，避免过于刚硬的外交政策。习主席用个性化语言解释说，需要用“亲诚惠容”的思路，也就是要亲切、亲和、诚意、诚恳、互惠、普惠、容纳、容忍。通过斡旋、妥协、搁置、国际法、多边场合，或许能够实现更好的结果。单纯靠实力说话，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而且浅表问题也是顾此失彼。
我们今天在解决争端时，确实需要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一方面，如果没有实力，就没有谈判资格，对方感到没必要和你交流;另一方面，如基辛格所言，真正的外交也一定需要微笑，能够妥协，达成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当前中国外交特别需要想象力。我们要看到毛泽东对前人的超越，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超越，看到今天对那个时代的超越。我觉得中国未来在国际纠纷方面，会是持久战而不是速战速决。特别需要我们做好理论准备。但目前学术、理论、战略思维在前瞻性、创新度方面做得还不够。未来面对这样一种纷纭复杂的外部环境，应该有创新的勇气，有独辟蹊径的智慧。
《领导文萃》：您能否进一步说明中国外交如何实现“仁智大国”目标？
王逸舟：总体上来讲，是要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谦虚和开放，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继续成为有活力的新型大国。仁智是大智慧，是目光深远、胸有格局的体现。一个大国具备仁智，就会有一种淡定强韧、不卑不亢、对本土文化充满自豪同时对他者富有恻隐之心的气质，一种令国际社会和多数国家愿意接纳并追随的风范，一种可以带动整个人类进步和时代向上演化的力道与力量。当中国在国际社会做出承诺，作为一个进步的负责任大国，不会重蹈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老路，这是以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态看待现今的全球发展，尝试向外部发出积极正面信号。基于中华民族的深厚积淀和我们国家目前的规模能量，恰当应对国际消极事态和不确定性，努力消除内部不适应进步时代的各种问题，未来成为仁智大国的前景是极为可观的。
在外交层面，国家的大智慧与小聪明的最大区别，是能否巧妙协调应用外事、军事和商务等主要政策工具，规避恶性竞争和野蛮角力的陷阱，实现自身成长的既定目标。根据先贤的教导，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国邻国众多、环境多样复杂，旧有的纠纷会时常冒出新的头绪，对和平崛起进程及互利共赢形成一些干扰。只有掌控好各种外部不测事端的应对节奏，抑制狭隘民族主义，依照先贤所谓“上兵伐谋”的智识逻辑，合理安排外事与军事等关系，才能最终赢得外交胜局。
新时代的中国尤其应当努力拓展全球高边疆，提供更多品种的国际公共物品。这同样是走向仁智大国的一种新里程碑，即：中华民族是否有眼界发现新的国际前沿与发展高地，是否有智慧和创意设计出各种解决方案，满足外部具体需要又于我有利、量力而行。不妨认为，它们是全球角色的标准配置，也应该是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新目标、新特质。
仁的社会，智的外交，二者间存在逻辑联系。好的外交有长远格局，能够知进退。当发力则发力，当隐忍则隐忍，合理有序地拓展全球利益和提升话语权。仁智大国认可积极有为的中国对外交往态势，特别是广泛活跃的各种斡旋活动，在看似无望的困境中寻找解决难题和纠纷的亮点及突破口，坚守改革开放以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多元的指向，尤其赞扬有想象力、体现中国智慧与和合文化精神的问题解决方案与思路，在国际关系中树立有古老文明传统和东方智识的当代新兴大国的正面形象。以理性、健康、平和、沉稳的立场，抵制国际强权主义和霸道做法，遏止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的外部冲击。在当前国际关系消极因素和不确定性有所增加的复杂局面下，尤其在超级大国美国实施全球战略性收缩、不断削减其国际责任的特殊背景下，我们应当谨慎分辨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取代美国角色及义务的各种呼声和多重压力，认真梳理外交资源使用的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小心防备可能的战略透支。
应当牢记，中国不是世界的“孤岛”，而是当代国际进步的一部分。须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跟国际技术、经贸、政治、社会的发达水平对照对接的尺度，衡量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诸方面存在的差距，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设步伐。
从“一带一路”到外交建设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变革的意义？
王逸舟：之前学界较少关注“一带一路”对当代中国外交升级的意义。事实上，“一带一路”不仅是当代中国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提出的大规模倡议，也确实是新一代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与整体战略上力推的一项重大设计方案。当然其中不可避免会遇到某些麻烦与挑战。我们可以回想世界大国类似动议的成败问题，得到若干可能的启示。我们知道历史上有马歇尔计划，同样不仅是一项经贸战略，也具有重大的外交与战略影响，相对而言比较成功;布什主义是在冷战后美国处于巅峰状态下的战略误判;当前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体现出惊人的战术勇气与智慧，打出很多漂亮的牌，但也面临更深的战略困境与冲突风险。同样，中国在推进一项全方位大战略之前，包括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要保持审慎严谨态度，稳健发展，逐步实现改进和超越。关于“一带一路”与当代中国外交，有三方面问题。
第一，中国重大国际利益的拓展与重大国际责任的担当如何保持均衡，这一点需要强化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确实为中国海外利益扩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包括产能输出、国内企业走出去、与周边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纽带，等等。毫无疑问其实施过程一定会对中国海外利益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以来，中国在推动周边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全世界有目共睹。同时，也需要考虑另一方面的问题，即权力和效益，如何与中国为之付出的责任、义务、给予、包括公共物品，实现可能的联动关系。例如我们现在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先就想到“海洋强国”，这是当代中国外交关键词之一，但是我们看到学界包括媒体对海洋强国的认识更多是强调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的资源收益、渔业收益、岛礁收益，包括大洋、深海、极地的收益，但是缺乏对海洋强国另一面含义的关注，包括如何提供海洋资源分配方案、如何提出海洋治理的国际机制规划、如何在多国海洋纠纷中提供斡旋调解、如何力所能及地提供海洋生态保护的公共物品等。努力提供各种机制、援助、倡议、解决方案，是一个海洋大国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学界对海洋强国多少有些失之偏颇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在这里很可能存在太侧重收益层面。我们在国际法领域的理解可能也存在类似问题。一方面中国快速崛起可能在周边引发某些震荡，另一方面这种震荡也涉及中国硬实力及收益扩展速度太快，提出海洋问题新方案及解决能力不足的短板就会加速暴露。虽然我们也提出某些倡议或原则，似乎还需提升高度和精致度，更多强调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重，在责任和利益之间注意均衡，这需要更多思考和研判。
第二，涉及中国外交本身建设的若干议题。这也符合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转型升级的总体趋势。国家外交转型不仅涉及策略层面，也确实反映出一种中长期趋势。简单而言，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出现“外交民主化”趋势，传统国家机构在变小，社会因素整体地位和作用在强化。外交运作、外交整体设计、外交评估、外交收益等内容不再单纯是核心外交部门或外交部的事情，而是涉及更多方面，包括企业、地方政府、公众各方面的参与等。中国外交正在经历“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础”的转型，但还不充分。举例而言，我们的外交人才培养还没有跟上，外交投入与经济建设成就不匹配，包括使领馆数量与海外设施、文化设施、安全设施都不太够。用王毅外长的话来讲，这种“小马拉大车”的局面让他感到困惑甚至困扰。这表明，中国外交在总体能力建设方面都还没有完全跟上。
第三，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进程时，还要考虑如何扩展现有外交理论。比如主权理论。冷战结束后，主权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动态化、分层化、理性化过程，为我们未来解决一些重大边界或海洋纠纷提供可能的思路。还有之前一些传统外交思路正在被新的理论所充实，包括混沌理论、复杂性理论等。过去所谓“不干涉、不结盟、不当头”的外交政策当然也还有其存在价值，但是需要结合形势做进一步完善。例如不干涉原则最早是对一个民族选择自主发展道路的尊重，这项核心内容需要保持，但不能过分拘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一个初具领导能力的国家，不能永远被“不介入不干涉”的思维限制住，我们需要在对外关系塑造方面有所突破，体现建设性。同样，不要被“不结盟”教条束缚，而是要推动建立多区域、多形式、多层次战略合作关系，实现扬弃。“不当头”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提出的应对原则，但今天如果中国还是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被全世界视为“没用的好人”。所以我们要学会主动谋划，提出有创造力的方案和倡议，运用想象力，主动引導形势发展，提出对各国都有益的方案设计。
总之，中国主动倡导“一带一路”，在20世纪是很难想象的。确实也是因为已经走到这样一个阶段，战略的对外辐射具有历史必然性。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塑造。中国正在主动塑造周边秩序、经济战略、对外关系。但这种塑造不是单向度行为，一定要共享、共建、共赢，让其他国家愿意参与进来。第二是强调自我变革。要避免静态外交观念，避免简单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或超级大国，要认识到中国现在还面临内外很多问题还有待改进完善，包括文化、社会、机制的问题。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没有自身的变革与完善，只是一味对外塑造他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让其他国家不喜欢的角色。我们现在要把“一带一路”变成一个双向过程，始终保持一种谦虚学习的态度。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国际公共物品与中国外交影响力的关系？
王逸舟：中国外交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还包括：如何全方位、高质量地提供公共物品、商务外援、战略外援。公共物品的概念来自经济学，近几年开始过渡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当今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特殊的转变时期，从曾经世界最大的扶贫对象国，变成主要的国际捐助提供者。相信未来10年间，中国将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最近有篇研究报告分析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过去5-10年间，双方关系开始变得比较平等，中国也开始有自己的价值输出与资产注入，成为教科文组织第六大捐助方。
以对外援助为例，20世纪80-90年代，“商务外援”迅速兴起，中国开始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经商、开矿、运输，实际上属于开发式援助。最近这些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础设施建造者。商务外援与国家经济利益直接相关，但问题是可能缺乏长远谋划。中国当前开始有意识增加战略外援，战略外援不一定有短期获利，但有着重要的战略利害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非洲、中东、拉美多国的关系就是如此。战略外援并非基于纯粹的商业利益目标，而主要考虑其战略意义和远期回报。但中国的商务外援与战略外援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相互配合，仍然是两个圈层。
最近，中国开始更加重视国际公共物品，与上述两种类型又有所不同。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海上建造的灯塔不仅自己可用，敌对国、第三国都能用。中国提供的联合国会费由联合国大会秘书处决定其用途，也是典型的公共物品。从范围上看，公共物品可以区分全球性与区域性。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援建非盟总部大厦，是典型的区域性公共物品，经济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带动中国与非洲“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其他领域、各个层面合作，对中非关系成长意义重大。此类公共物品对中国而言很重要。中国有巨大数目的外汇储备和GDP，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应该考虑向全世界派出更多农业专家、商业顾问、青年志愿者、医疗队员、教师、教授等，拿出更细致的安排与设计。
在这方面，美国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案例。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曾经在世界各地大规模设立大学，推出马歇尔计划，扩展各层次多领域的影响力，对于欧洲的复兴、战后秩序的确立与和平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决策层和学界都开始意识到公共物品的重要性，提出此类需求，但不太明确中国的特色与优势，特别是在相对浮躁的公众情绪和社会背景下，力度很难把握。现在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也应该有足够的意愿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在提供商务外援、战略外援、公共物品时，应该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调整心态，做好公众解释。
新崛起时代与外交转型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新崛起时代中国面临的基本形势？
王逸舟：我们套用一种常见的说法：机遇与挑战并存，危机也是危中之机。中国领导人到国外访问，经常会向其他国家领导层和民众解释中国的国家特性、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试图让世界理解一个变化的中国，包括历史上的中国、近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愿意为世界做贡献的中国。这既体现中国身份认知的复杂性，也是由于目前中国仍然面临各种结构性挑战，历史上其他国家很少遇到过。这种挑战的性质在于，世界上多数崛起大国都没有避开“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逻辑。中国现在的目标是：向世界表明中国将采取合作、沟通、对话等和平方式完成崛起。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走出独特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大国的崛起道路。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的崛起，它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紧张关系不时显现。在微观层面，体现出一些误解和错觉，需要各方反复解释;在宏观层面有很多失衡与冲击。我们要客观考虑外部对中国的接受程度，同时也包括中国能否真正改变对外部世界的固有判断，世界能否实现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合作对话？在具体研究中国外交之前，需要明确这项前提。
在国际范围内，对于中国的崛起，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20世纪80-90年代，世界对于中国的成长及其影响并没有多少感受，而现在这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进入新世纪之后，变得相当突出。这也影响到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方式。可以说，中国外交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国际社会、全球世界的关系。中国目前体量巨大，在安全领域是核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费大国，也是全球很多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发言者;在经济领域，目前对于全世界接近三分之二的国家，中国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消费国、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全球各类指标映射下，中国崛起无疑是新世纪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崛起能否走出“国强必乱”的历史循环，构成当代外交面临的一种结构性张力。
另一方面，习近平主席指出，现在既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机遇期，同时也是特殊脆弱期，是一个矛盾集中涌现的危机期。政治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即社会发展的U型原理。社会处于极端封闭的原始时期，或者高度发达开放的良好状态下，稳定性最好，很少有大的失序。一旦出现急剧的社会变动、迅速的社会分层、大规模对外贸易、信息交流、各界互动，稳定性就会被打破。变动程度越接近峰值，破坏性一般而言越严重。直到越过一个高点，或者成为“中等收入陷阱”，在经历较长阶段的特殊成长期之后，产业结构、社会关系、流动性等因素趋于合理，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破坏性开始逐渐降低。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存在，既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也有极端落后、封闭的区域，治理难度很大。本质上，中国是一个矛盾多元体，充满历史记忆，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追求。作为国际社会的新興力量，希望为世界做出贡献，担负全球大国的责任。多种属性熔铸为一体，内向与外向上构成双重矛盾。处理任何一个层面上的问题都很困难。很多时候这两种矛盾的话语体系之间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对抗关系，因此殊难调和。例如，现在国内普遍还觉得中国不富裕，国际上却认为中国已经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国内有声音认为不应该为全球提供那么多的公共物品，但国际上，不论是老挝、新加坡，还是遥远的北欧国家，普遍觉得中国不能只重视贸易、资源、现实利益，还应该做出更多国际贡献，真正展示和平崛起的正功能、善意、好处。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外交太软弱，不敢像普京那样出手，经常是迁就。但在国际层面，很多国家倾向于认为中国变得比较强硬，在气候问题、大国博弈、周边海洋争端等方面莫不如此。这一结构性反差非常大，包括民族主义、民族问题、政治改革等，对领导层外交谋划构成重要挑战。 可以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不进则退。很有可能在未来10-20年，中国顺利度过这段敏感复杂的时期，跨过初等发达国家门槛，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至建国100周年时成為中等发达国家。如果这一过程顺利推进，中国实际上将成为GDP第一的大国。但历史上，很多大国在崛起至一定时期，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冲突，各种棘手矛盾令人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各种可能的前景都应该考虑在内。
《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外交能力与外交需求的情况？
王逸舟：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是一个有长效意义的关键话题。客观讲我们近年来也有意识做了很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也有经验教训。其一是当前外交力量的现实不能完全适应迅速扩展的海外利益。面对迅速扩展的海外利益、走向全球的国民群体，如何有效实施保护？中国每年走出去的国民，过去一年不到1万人，现在一年出国人次超过1.3亿，每年新增1000万。大部分出国人群是普通民众，包括留学生、务工人员、经商者、探亲人员以及大量的游客。中国人正在以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过的高涨热情，开始向世界进发。
当然，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中国人一改过去那种世世代代固守一地的情形，开始同步放宽视野和心界，真正进入开放、多元的现代生活。地域限制的移除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它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开始真正苏醒，具备一种全球兴趣。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自立于世界，不仅要让国民高兴出去，平安归来，还有考虑遍布全球的利益及保护问题。现在中国在全球有几万亿美元的资产，在美国有1万多亿美元的债券，在非洲、中东有大量的油田矿井，大量资产需要规避风险，保值增值。中国在海外各种运输线，海上通道等，发展速度在全世界也是最快的，但中国的远洋军事投送力量、海上保护力量、领事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修路、开矿、开发油气资源，最近这些年走向世界的务工人员每年有数百万，应进一步加强外交领事保护。当然，中国并不是要像历史上美国、英国那样称霸全球。由于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我们已经有可能以合作共赢而不是强权压制的方式，推动国际体系合理化，使国民的海外利益得到合理安排，并且赢得外部理解和尊重。
当然，即使是在中国相对擅长的经济领域，也不是无懈可击。中国现在有大量外汇储备，央行、央企、民企、个人都很想在全球购买资产。这些金融和实业资产怎样有效使用和管理，仍然处于粗放、模糊状态。实际上，发达国家对海外资源的操作是很讲究的，投入很多资源，实行精细化管理。但中国目前总体上是大而不强，类似于胡适先生批判的“差不多”状态。我们看各种重大规划和设计，发现其重点仍在于国内。中国决策和战略思维还是向内看比较多，向外看相对少，尤其缺乏细致的全球规划。目前中国虽然已经迅速成长为大国，但仍然年轻，特别是在身份认知、权力运用、战略设计方面。一方面需要自己努力，真正重视外交作为战略目标的关键意义，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社会、联合国、世界各国必要的理解与协助。
仁智大国与外交变革
《领导文萃》：您如何看待当前外交变革的理念基础和实践前提？
王逸舟：此前大致思考了一个概念，叫“仁智大国”，有别于“强力”或“威权”形式，避免过于刚硬的外交政策。习主席用个性化语言解释说，需要用“亲诚惠容”的思路，也就是要亲切、亲和、诚意、诚恳、互惠、普惠、容纳、容忍。通过斡旋、妥协、搁置、国际法、多边场合，或许能够实现更好的结果。单纯靠实力说话，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而且浅表问题也是顾此失彼。
我们今天在解决争端时，确实需要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一方面，如果没有实力，就没有谈判资格，对方感到没必要和你交流;另一方面，如基辛格所言，真正的外交也一定需要微笑，能够妥协，达成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当前中国外交特别需要想象力。我们要看到毛泽东对前人的超越，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超越，看到今天对那个时代的超越。我觉得中国未来在国际纠纷方面，会是持久战而不是速战速决。特别需要我们做好理论准备。但目前学术、理论、战略思维在前瞻性、创新度方面做得还不够。未来面对这样一种纷纭复杂的外部环境，应该有创新的勇气，有独辟蹊径的智慧。
《领导文萃》：您能否进一步说明中国外交如何实现“仁智大国”目标？
王逸舟：总体上来讲，是要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谦虚和开放，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继续成为有活力的新型大国。仁智是大智慧，是目光深远、胸有格局的体现。一个大国具备仁智，就会有一种淡定强韧、不卑不亢、对本土文化充满自豪同时对他者富有恻隐之心的气质，一种令国际社会和多数国家愿意接纳并追随的风范，一种可以带动整个人类进步和时代向上演化的力道与力量。当中国在国际社会做出承诺，作为一个进步的负责任大国，不会重蹈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老路，这是以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态看待现今的全球发展，尝试向外部发出积极正面信号。基于中华民族的深厚积淀和我们国家目前的规模能量，恰当应对国际消极事态和不确定性，努力消除内部不适应进步时代的各种问题，未来成为仁智大国的前景是极为可观的。
在外交层面，国家的大智慧与小聪明的最大区别，是能否巧妙协调应用外事、军事和商务等主要政策工具，规避恶性竞争和野蛮角力的陷阱，实现自身成长的既定目标。根据先贤的教导，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国邻国众多、环境多样复杂，旧有的纠纷会时常冒出新的头绪，对和平崛起进程及互利共赢形成一些干扰。只有掌控好各种外部不测事端的应对节奏，抑制狭隘民族主义，依照先贤所谓“上兵伐谋”的智识逻辑，合理安排外事与军事等关系，才能最终赢得外交胜局。
新时代的中国尤其应当努力拓展全球高边疆，提供更多品种的国际公共物品。这同样是走向仁智大国的一种新里程碑，即：中华民族是否有眼界发现新的国际前沿与发展高地，是否有智慧和创意设计出各种解决方案，满足外部具体需要又于我有利、量力而行。不妨认为，它们是全球角色的标准配置，也应该是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新目标、新特质。
仁的社会，智的外交，二者间存在逻辑联系。好的外交有长远格局，能够知进退。当发力则发力，当隐忍则隐忍，合理有序地拓展全球利益和提升话语权。仁智大国认可积极有为的中国对外交往态势，特别是广泛活跃的各种斡旋活动，在看似无望的困境中寻找解决难题和纠纷的亮点及突破口，坚守改革开放以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多元的指向，尤其赞扬有想象力、体现中国智慧与和合文化精神的问题解决方案与思路，在国际关系中树立有古老文明传统和东方智识的当代新兴大国的正面形象。以理性、健康、平和、沉稳的立场，抵制国际强权主义和霸道做法，遏止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的外部冲击。在当前国际关系消极因素和不确定性有所增加的复杂局面下，尤其在超级大国美国实施全球战略性收缩、不断削减其国际责任的特殊背景下，我们应当谨慎分辨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取代美国角色及义务的各种呼声和多重压力，认真梳理外交资源使用的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小心防备可能的战略透支。
应当牢记，中国不是世界的“孤岛”，而是当代国际进步的一部分。须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跟国际技术、经贸、政治、社会的发达水平对照对接的尺度，衡量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诸方面存在的差距，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