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汉语白话发展史》（徐时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引述丰富足量的例证，系统论述汉语白话发展的历程。全书40万言，分上、中、下三编。作为主体部分的中编从先秦白话露头到发展、成熟，至文白转型的完成。
汉语白话与近代汉语是相关的论题。近年来，以“近代汉语”为研究主题的著作不断涌现，如《近代汉语指代词》、《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近代汉语语气词》、《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等各种专题论著，还有更多的讨论近代汉语或者汉语白话的文章，而系统全面论述者则以徐时仪著《汉语白话发展史》为仅见。徐教授潜心于汉语白话研究，十几年间在这一范围有40篇专题论文发表以为奠基，从而《发展史》不仅是开山之作，而且是力作。
“近代汉语”和“汉语白话”相关、相通，但终究是两个概念。吕叔湘先生认为近代汉语起始于晚唐五代，梅祖麟先生拟议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时打算从东汉开始。当然，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西汉晚期王褒的《僮约》等作品。可是给西汉的作品冠以“近代”，会遇到种种麻烦。文字学上把隶书以下称为近代文字，有明确标志，但也主要用于文字学专业。而“汉语白话”这一概念，本身没有时代标志，在使用上要方便得多。
汉语的白话产生于什么时候？当然可以说，从有汉语开始就是口语，就是白话，而且口语即白话肯定先于文言。问题是如今文献所见，诸如《尚书》各篇，是不是当时的口语或者白话？我曾不止一次与人谈起，现存先秦典籍所录，是经过加工整理的书面语言，理由是古人不可能那样说话，而且古时候没有条件照录谈话、讲演，不可能逐字逐句记录下来。比方《尚书·大诰》的开头：“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现在一般人看不懂，当时人就能听得懂吗？得到的回应多种多样，不赞成者有之，持疑义者有之。有一种意见是：你怎么证明？也许古人就是那样说话的。有人引朱熹谈论《尚书》的话加以反驳：“《盘庚》……《多士》之类，是当时召之来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旅獒》……之属，则是当时修其词命，所以当时百姓都晓得者……今人之所不晓者，未必不当时之人却识其词义也。其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盖当时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当然也有支持我的看法的论说。黎锦熙先生为胡适《国语文学史》（后改叫《白话文学史》，均与“中国文学史”相对）写的代序里说，上古文房四宝“艰贵而笨拙”，“省一句是一句，省一字是一字，改复词为单词，化散文为韵语”，“秦以前的语文不能合一与竹帛上不能有纯粹的活文学也是无疑的”。黎先生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家乡湖南湘潭乡间，道路未修，满是黏土，有“落雨一锅糟，天晴一把刀”之民谣，清末王闿运修《湘潭县志》引而改为“雨糟，晴刀”，以为佐证。先秦典籍何尝没有经过类似“落雨一锅糟，天晴一把刀——雨糟，晴刀”的过程？胡适本人是主张战国以前言文一致的，到战国时期，“各地方言已很不同”，而文言却可以方便各地的交流。不过他举的实例是汉武帝时公孙弘的奏章。
《发展史》持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观点，认为《尚书》中《大诰》、《酒诰》、《康诰》等“是口语的直录，辞语质朴，不加修饰”。作者以此观点展开论述，并贯穿全书。至于文言的流行，作者认为，先秦时期“著书立说者虽然地分南北，言语异声，但在写作时都向雅言靠拢，逐渐形成了与不断演变中的口语相对独立而自成体系的书面语系统”（7页）。这个论断符合现在所看到的先秦书面语的事实。《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等等，除了极少数带有地方色彩的词语，语言总体上是一致的。胡适说战国时方言分歧。战国以前是不是言文一致，不存在方言分歧呢？夏部族活动于以今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殷商部族自今鲁西南、豫东迁至豫北，周部族活动于周原，即今关中地区。总体活动范围不大，方言分歧肯定存在，但估计不影响交际，所以周公向殷遗民训话的《多士》，对方可以听懂。大致如同现在西安人和开封人之间，听说交际没有大的障碍。西周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在形制方面基本一致，也有助于理解当时关中至豫北语言文字一致的程度。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尚书》经过战国时期的整理，用当时的通语加工，去除方言成分，如同《史记》“代奇辞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因而符合或者接近于当时通行的书面语。这种统一的书面语即文言，经先秦两汉而定型化，一直为后代习用。直到明清时代，一些文人刻意求古，他们的文章并不比两汉文章好读。来华的西洋人的汉文撰述也予以沿袭，比如明天启六年（1626）金尼阁为《西儒耳目资》写的自序：“人具灵才，以理为本。理静属性，理动生意。意生于内而未表于外者，必不能通于外。但人心好通，不忍自圉于内，则其表于外之法必巧，以近用言，以远用字。”这样的表述，没有像同一时期的《名理探》那样，葡萄牙人傅汎际译义，杭州人李之藻达辞的过程。下面是《明太祖集·谕元丞相鲁尔》的全文：“洪武十一年六月、七月、九月，三次遣人北行，两为吊祭，一为与卿军行礼。自去至今，杳无音信。正念不知存亡，忽十月二十四日，边将送至平章谔勒哲布哈。朕于边将甚是可怒，见遣使道经本处，而乃擅将平章取来，岂不失信邻邦？为此，令平章谔勒哲布哈回。恐路途有阻，特差內臣一名同行，直抵丞相下处见了才是好。且內臣有之，或送北行，或就彼诛戮，或使南来，卿以智看之。”文章像是朱元璋自己起草，估计不会经过修改，至少没有大的修改。与两百年后金尼阁的自序对比，不知差几许年代。
50多年前。孙常叙先生说，“词是一种现实的条件刺激物”（《汉语词汇》，17页，商务印书馆，2006）。也就是说，词是因现实而产生的，因而也随时代发展变化。词是现实社会即时的、直接的反映。《发展史》引述历代文献语料一百余种，力求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白话发展的轨迹，而特别注重词汇的发展变化。“西周早期，‘其’用作副词，‘厥’用作代词，两者互不干涉。中期，副词‘其’渐侵入‘厥’的领地，出现了作代词的用例。晚期，在用作代词这一点上，‘其’与‘厥’已同义而没有区别，两词往往共现于同一一篇铭文中。”（9页）这个判断令人信服。关于判断词“是”出现的时代，争论有年，作者敏锐地抓住睡虎地秦墓竹简“是是饿鬼”、马王堆汉墓帛书“是是竹彗”等“是”充当系词的确凿用例，说明“语言的要素都在逐步地发生着变化”（57页），可以看作这一争论的阶段性结论。更多的情况是引一段白话（或含白话成分）的文献后，接着指出其中的口语词。如引《南齐书·谢超传》所载袁彖不到二百字的奏章后，列出“罪过、贵要、周旋”等20个汉魏以来通行的口语词（89页）。梳理、分析词义变化、转移的内容集中在第七章内词义的发展、词义的系统、常用词的文白演变等题目下。这里考察了“桥—梁”，“帐—账”，“衣—著—穿”、“足—脚”等几十个词的更替消长。大量的词汇更替消长是汉语白话发展史极为重要的方面，跟句法结构、虚词比较起来更为显著，可以说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作者于此用力甚勤。
《发展史》还探讨了文白转变的必然规律：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思维和交际的需要。作者把“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摆在首位，而且从形、音、义三个方面予以重点论述。应当说，语言自身的发展是适应思想文化发展和思维交际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后二者的发展推动了语言自身的发展。三者是交互发展的，而语言自身的发展是核心。
“白话”与“文言”相对立，是质的区别。“口语”与“书面语”相对立，也可以有这样的区别，但不是必须、必然具有这种区别。把口语材料忠实记录于书面，它的质并没有变，白话仍然是白话，姑且取个不伦不类的名字：书面口语。有一次参加一个专业会议，开幕式上有几位老专家致辞。其中一位写成发言稿，宣读一遍。另一位完全是口述（当然事先有所酝酿考虑），后来根据录音抄录（并非整理）下来，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了，白话必然要吸取书面语成分，以丰富表达手段，才形成以今日白话为基底辅以必要的文言成分的书面语。“文言和白话作为同一种语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两种表现形态，也一直在互相吸纳，互相渗透”（327页）。清末民初，白话文书面语已经形成，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它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实现了言文一致。这时候的白话文，当然主要是指书面形式，还起着引导、规范口语的作用。《发展史》第八章第四节，也是全书的最后一节是“口语和书面语的雅俗合璧”，论述这种现代书面语的形成，它是口语白话的升华。这一节不妨看作全书的结论。发展中的今日白话，将会在使用中不断完善，有待所有使用和研究语言文字工作的人为之作出贡献。
（通讯地址：100871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语白话与近代汉语是相关的论题。近年来，以“近代汉语”为研究主题的著作不断涌现，如《近代汉语指代词》、《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近代汉语语气词》、《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等各种专题论著，还有更多的讨论近代汉语或者汉语白话的文章，而系统全面论述者则以徐时仪著《汉语白话发展史》为仅见。徐教授潜心于汉语白话研究，十几年间在这一范围有40篇专题论文发表以为奠基，从而《发展史》不仅是开山之作，而且是力作。
“近代汉语”和“汉语白话”相关、相通，但终究是两个概念。吕叔湘先生认为近代汉语起始于晚唐五代，梅祖麟先生拟议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时打算从东汉开始。当然，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西汉晚期王褒的《僮约》等作品。可是给西汉的作品冠以“近代”，会遇到种种麻烦。文字学上把隶书以下称为近代文字，有明确标志，但也主要用于文字学专业。而“汉语白话”这一概念，本身没有时代标志，在使用上要方便得多。
汉语的白话产生于什么时候？当然可以说，从有汉语开始就是口语，就是白话，而且口语即白话肯定先于文言。问题是如今文献所见，诸如《尚书》各篇，是不是当时的口语或者白话？我曾不止一次与人谈起，现存先秦典籍所录，是经过加工整理的书面语言，理由是古人不可能那样说话，而且古时候没有条件照录谈话、讲演，不可能逐字逐句记录下来。比方《尚书·大诰》的开头：“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现在一般人看不懂，当时人就能听得懂吗？得到的回应多种多样，不赞成者有之，持疑义者有之。有一种意见是：你怎么证明？也许古人就是那样说话的。有人引朱熹谈论《尚书》的话加以反驳：“《盘庚》……《多士》之类，是当时召之来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旅獒》……之属，则是当时修其词命，所以当时百姓都晓得者……今人之所不晓者，未必不当时之人却识其词义也。其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盖当时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当然也有支持我的看法的论说。黎锦熙先生为胡适《国语文学史》（后改叫《白话文学史》，均与“中国文学史”相对）写的代序里说，上古文房四宝“艰贵而笨拙”，“省一句是一句，省一字是一字，改复词为单词，化散文为韵语”，“秦以前的语文不能合一与竹帛上不能有纯粹的活文学也是无疑的”。黎先生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家乡湖南湘潭乡间，道路未修，满是黏土，有“落雨一锅糟，天晴一把刀”之民谣，清末王闿运修《湘潭县志》引而改为“雨糟，晴刀”，以为佐证。先秦典籍何尝没有经过类似“落雨一锅糟，天晴一把刀——雨糟，晴刀”的过程？胡适本人是主张战国以前言文一致的，到战国时期，“各地方言已很不同”，而文言却可以方便各地的交流。不过他举的实例是汉武帝时公孙弘的奏章。
《发展史》持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观点，认为《尚书》中《大诰》、《酒诰》、《康诰》等“是口语的直录，辞语质朴，不加修饰”。作者以此观点展开论述，并贯穿全书。至于文言的流行，作者认为，先秦时期“著书立说者虽然地分南北，言语异声，但在写作时都向雅言靠拢，逐渐形成了与不断演变中的口语相对独立而自成体系的书面语系统”（7页）。这个论断符合现在所看到的先秦书面语的事实。《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等等，除了极少数带有地方色彩的词语，语言总体上是一致的。胡适说战国时方言分歧。战国以前是不是言文一致，不存在方言分歧呢？夏部族活动于以今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殷商部族自今鲁西南、豫东迁至豫北，周部族活动于周原，即今关中地区。总体活动范围不大，方言分歧肯定存在，但估计不影响交际，所以周公向殷遗民训话的《多士》，对方可以听懂。大致如同现在西安人和开封人之间，听说交际没有大的障碍。西周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在形制方面基本一致，也有助于理解当时关中至豫北语言文字一致的程度。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尚书》经过战国时期的整理，用当时的通语加工，去除方言成分，如同《史记》“代奇辞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因而符合或者接近于当时通行的书面语。这种统一的书面语即文言，经先秦两汉而定型化，一直为后代习用。直到明清时代，一些文人刻意求古，他们的文章并不比两汉文章好读。来华的西洋人的汉文撰述也予以沿袭，比如明天启六年（1626）金尼阁为《西儒耳目资》写的自序：“人具灵才，以理为本。理静属性，理动生意。意生于内而未表于外者，必不能通于外。但人心好通，不忍自圉于内，则其表于外之法必巧，以近用言，以远用字。”这样的表述，没有像同一时期的《名理探》那样，葡萄牙人傅汎际译义，杭州人李之藻达辞的过程。下面是《明太祖集·谕元丞相鲁尔》的全文：“洪武十一年六月、七月、九月，三次遣人北行，两为吊祭，一为与卿军行礼。自去至今，杳无音信。正念不知存亡，忽十月二十四日，边将送至平章谔勒哲布哈。朕于边将甚是可怒，见遣使道经本处，而乃擅将平章取来，岂不失信邻邦？为此，令平章谔勒哲布哈回。恐路途有阻，特差內臣一名同行，直抵丞相下处见了才是好。且內臣有之，或送北行，或就彼诛戮，或使南来，卿以智看之。”文章像是朱元璋自己起草，估计不会经过修改，至少没有大的修改。与两百年后金尼阁的自序对比，不知差几许年代。
50多年前。孙常叙先生说，“词是一种现实的条件刺激物”（《汉语词汇》，17页，商务印书馆，2006）。也就是说，词是因现实而产生的，因而也随时代发展变化。词是现实社会即时的、直接的反映。《发展史》引述历代文献语料一百余种，力求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白话发展的轨迹，而特别注重词汇的发展变化。“西周早期，‘其’用作副词，‘厥’用作代词，两者互不干涉。中期，副词‘其’渐侵入‘厥’的领地，出现了作代词的用例。晚期，在用作代词这一点上，‘其’与‘厥’已同义而没有区别，两词往往共现于同一一篇铭文中。”（9页）这个判断令人信服。关于判断词“是”出现的时代，争论有年，作者敏锐地抓住睡虎地秦墓竹简“是是饿鬼”、马王堆汉墓帛书“是是竹彗”等“是”充当系词的确凿用例，说明“语言的要素都在逐步地发生着变化”（57页），可以看作这一争论的阶段性结论。更多的情况是引一段白话（或含白话成分）的文献后，接着指出其中的口语词。如引《南齐书·谢超传》所载袁彖不到二百字的奏章后，列出“罪过、贵要、周旋”等20个汉魏以来通行的口语词（89页）。梳理、分析词义变化、转移的内容集中在第七章内词义的发展、词义的系统、常用词的文白演变等题目下。这里考察了“桥—梁”，“帐—账”，“衣—著—穿”、“足—脚”等几十个词的更替消长。大量的词汇更替消长是汉语白话发展史极为重要的方面，跟句法结构、虚词比较起来更为显著，可以说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作者于此用力甚勤。
《发展史》还探讨了文白转变的必然规律：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思维和交际的需要。作者把“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摆在首位，而且从形、音、义三个方面予以重点论述。应当说，语言自身的发展是适应思想文化发展和思维交际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后二者的发展推动了语言自身的发展。三者是交互发展的，而语言自身的发展是核心。
“白话”与“文言”相对立，是质的区别。“口语”与“书面语”相对立，也可以有这样的区别，但不是必须、必然具有这种区别。把口语材料忠实记录于书面，它的质并没有变，白话仍然是白话，姑且取个不伦不类的名字：书面口语。有一次参加一个专业会议，开幕式上有几位老专家致辞。其中一位写成发言稿，宣读一遍。另一位完全是口述（当然事先有所酝酿考虑），后来根据录音抄录（并非整理）下来，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了，白话必然要吸取书面语成分，以丰富表达手段，才形成以今日白话为基底辅以必要的文言成分的书面语。“文言和白话作为同一种语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两种表现形态，也一直在互相吸纳，互相渗透”（327页）。清末民初，白话文书面语已经形成，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它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实现了言文一致。这时候的白话文，当然主要是指书面形式，还起着引导、规范口语的作用。《发展史》第八章第四节，也是全书的最后一节是“口语和书面语的雅俗合璧”，论述这种现代书面语的形成，它是口语白话的升华。这一节不妨看作全书的结论。发展中的今日白话，将会在使用中不断完善，有待所有使用和研究语言文字工作的人为之作出贡献。
（通讯地址：100871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