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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以后，两年一轮，交通大学1948级电机工程系的校友们依次将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走了一遍。遗憾的是，位于新竹的台湾交通大学之旅未能成行。
再沒有哪所著名高校像交通大学一样，经历了如此多的分离聚合，有如此复杂的血统，五校同根生。但无论何时何地，这所诞生于1896年、有“东方麻省理工学院”之称的百年老校，被刻下了“工业救国”的深深烙印。
“当时学工程，要么选清华，要么选交大。”交大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实用”二字，是对交大气质的最佳描述。
1945年夏，何祚庥参加了国立交通大学的招生考试。笔试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和英语。为防止替考，笔试之后还设立了口试，一道是如何分离三种氯化物的化学题，另一道是关于原子弹的。
就在此前的8月6日和9日，美军先后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遭受致命打击。国人为之振奋的同时，也深感原子弹的威力巨大。何祚庥向来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又钟情于物理，因此对答如流，口试成绩第一，顺利进入交大。
出于现实考量，何祚庥放弃了热爱的物理，选择了化学专业。当时时局不宁，上海有很多小化工厂，尤其是制药厂，化学专业毕业生很容易找工作。
何祚庥说，那时的交大是一所“偏科”的名校，精华几乎全在工程学，他所在的理学院并不占优，而文法学院就更“没有地位”。
一年级时，同属理学院的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一起上基础课。一个大班50多人，化学系约40人。
那时抗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教育事业也难以独善其身。“当时上课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大纲，都是看老师兴趣，老师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何祚庥回忆。
一年级数学学微积分，授课老师为朱公瑾，所用教材是美国原版的《葛斯龙三氏微积分学》。朱公瑾授课中英文掺杂，以英文为主，用中文补充，学生提问则可以用中文。他一上讲台就在黑板上推导公式，写得满满的，上下滑动黑板擦了又写。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走人，干脆利落。
物理老师俞养和在讲解公式推导时，喜欢用“Therefore， xx equal to xx.”（因此，某某等于某某），何祚庥和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equal to”先生。
有时，老师还会遭遇被学生“罢免”的尴尬情况。
大二时，何祚庥和同学们觉得定量分析老师“讲得太差”，经过全班投票，一致决定罢课，把他“赶出去”。大家写了一封拒绝他继续授课的信，第二天上课时当面交给了他。他看了信后很惊讶，“灰溜溜地”走掉了。由于当时师资紧缺，他被学生“罢免”后，找不到其他老师替补，这门课只能被迫取消。
上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五位教授合影。前排：理学院院长裘维裕;后排从左至右：外国文学系教授唐庆诒、李谦若夫人张明珠、土木工程学院院长李谦若、管理学院院长钟伟成、电机系副教授钟兆琳。图/受访者提供
交大的考试为百分制，60分及格，考题很难。为了提高学生的及格率，有的老师会把考试成绩开平方，再乘以10，算作最后总成绩。如有学生得36分，开平方后乘以10，就是60分，这样大部分同学最后都能及格。
1946年，交大渝校（抗战期间于重庆设立的总校区）的学生复员回校，临时盖了几排平房做学生宿舍。何祚庥住的是一个18人间，需侧着身子才能通过床铺间的空隙。
晚上九点三刻熄灯后的夜晚过于漫长，大家通常开起“卧谈会”，主题不外乎两个：一是国家道路，是站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者哪边都不站;二是个人道路，是选择革命的道路，还是居里夫人的道路。
同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居里夫人对何祚庥和同学们影响极大。化学系学生人手一本《居里夫人传》，年轻的居里夫人在面临参加波兰爱国复兴运动与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两难选择时的困惑，引起了他们的广泛共鸣。
大家各抒己见，辩论激烈。有同学说，居里夫人学问好，长得也漂亮，就可以在巴黎留下来搞科学研究，但这条路在当今中国走不通。何祚庥和黄孝同、史霄雯等则认为，不仅中国应该走革命的道路，学生也应该走革命的道路。
其时，国共内战正酣，解放军已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何祚庥感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可能要划江而治，共产党主北，代表着革命。当时已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所接触的他对共产党十分向往，决定北上求学。
此外，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也勾起了他的强烈兴趣，让他看到了科学救国的可能，搞原子弹就需要学习物理，要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时有一种说法，全世界只有12.5个人懂相对论，那个‘0.5’就是清华的周培源老师。”
1947年7月，何祚庥通过清华大学在交大设立的招生考试，成功考入清华物理专业，以北上对“道路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交大时何祚庥在物理和数学上还能辅导同学，但刚进清华就被这两科的第一节课“震住了”。
清华物理系大一新生的第一节课由周培源亲自授课，讲理论力学。刚一上课，他便问：“为什么牛顿力学是三大定律，而不是两大定律？”何祚庥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被问住了。
第一节数学课是高等微积分，由段学复教授讲授。上课铃一响，他便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什么是1？”随后用了足足一小时来讲解，最后说：“所以，1 1是可以等于2的。”学生们听完，哄堂大笑。
“后来我才懂了，研究数学的时候，首先要把‘1’的定义搞清楚，‘1 1=2’的成立是有条件的！”何祚庥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观念上的冲击。今天谈到段学复，他依然连连称赞其“了不得，观点高，深刻”。
抗战胜利后，交大招生人数逐年增加。1948年，交大18个院系共录取新生593人。
电机系是交大的王牌专业。张洪森头一年慕名报考电机系未被录取，在上海大同大学就读一年后于1948年重考，终于如愿。
这一年，郭嘉荣考入了交大水利系。一年后经系主任钟兆琳批准，以优异成绩转入了电机系。
17岁的李均作为复旦中学的优等生，本可以保送复旦大学，但由于家庭的影响，自己也对理工科更感兴趣，因此放弃保送资格报考了交大。交大电机系的报录比达到近50：1，稳妥起见，她报考了录取比为14.5：1的新专业电信管理系，被录取。
李均是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二进洋房（现交大教师活动中心）里出生的。父亲李谦若是交大新成立的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取“土”字旁为她取名“均”，与弟妹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构成了“土木工程”。
李均在交大校园里度过了真正的金色童年。她家境优渥，父亲月薪500大洋，而当时请一个保姆只要6块大洋。春天，她和姐姐在校园里采野花，挎着小篮子到大草坪上挖野菜，在体育馆的游泳池里畅游，和一群孩子在老图书馆后面的小山上玩“官兵捉强盗”。
但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交大校园被日军占领用作兵营，交大迁到上海法租界继续办学。李均一家也搬进了拥挤的租界，靠变卖家产艰难度过了八年抗战。
时隔十余年再回位于徐汇区华山路的交大老校園，李均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备感亲切。
此时工程馆仍然是工学院所在地，图书馆是一座欧式建筑，理学院和科研所坐落在科学馆，古老的上院、中院是管理学院和实验室、化学系等所在地，新文治堂是学校开大会之所。
战局日紧，学生生活清苦。交大食堂每月底改善一次伙食，会提前一两天广而告之。南院走道的墙上，贴满了出让或求购二手学习用具的启事。学生中肺结核流行，校园里流传着“一年级买蜡烛，二年级买眼镜，三年级买痰盂，四年级买棺材”的说法。
张洪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交大的任课教师全国一流，虽然综合实力与清华相比尚有差距，但工程技术类专业在国内首屈一指，尤其是始建于1908年的电机系。钟兆琳、张钟俊、朱物华等很多教师都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留学背景，教材也几乎都是全英文的MIT教材。
电机系主任钟兆琳是中国电机专业的奠基人之一，在交大极有威望，1927年从美回国到交大任教。他极具战略眼光，说服实业家周锦水与华生电扇厂合作成立华成电器制造厂，他担任技术总顾问，带领助教和学生自行设计制造交流电动机，中国的电机工业从此崛起。
身材瘦小的钟兆琳总是穿西装，发型如“怒发冲冠”，眼镜下垂，讲一口浙江官话。他做系主任十分放手，每天只在上午11点到系里办公半小时，但对教过的学生都能叫出名字。他讲授交流电机课时只讲原理不讲具体构造，上课几乎全用英文，提问时还会纠正学生的语法错误。
钟兆琳告诉学生，男儿志在四方，要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替彭德怀、老校长彭康讲话，被打断过两根肋骨。
1945年至1947年就读交大电机系的江泽民非常敬重钟兆琳。1985年，钟兆琳因病住院，当时江泽民刚调任上海市市长，到任第二天就带着夫人王冶坪到医院看望。1990年，钟兆琳临终前录下了最后的遗言，遗言中感谢了江泽民对他的关怀。江泽民希望保留一份录音作为纪念，钟兆琳的儿子就寄给了他。
讲授无线电工程和电话传输等课程的教授张煦是哈佛大学博士，中国通信科教事业的奠基人。他的一句名言广为流传：High thinking， low living.
电机系主课都要做实验。实验室一位姓付的老师能用两根手指碰电源，根据手麻程度断定电压值是380伏还是220伏。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力量增强了，到上海解放前交大党员已发展到198人，还建立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电机系学生江泽民就是土木系学生王嘉猷介绍入党的，江泽民的虹口住所还藏过一位被国民党追捕的地下党。
1948年，全市150所学校近2万名学生在交大大操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营火晚会，新上院和大草坪上出现了一个大型竹架，写着“民主堡垒”四个大字。交大是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之说就此传开。
1949年1月，李均秘密参加了“新青联”，2月入党。上海解放前夕，交大毕业班的学生穆汉祥和史霄雯遭到国民党杀害。李均第一次体会到，革命不光是唱歌跳舞，还是严肃残酷的阶级斗争。
上海刚解放时，李均和交大同学一道，为解放军带路，帮助打击银元贩子，协助公安局抓特务，到贫民窟救灾，到南汇农村修海塘，到工厂教跳舞。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国民党空袭。应上海市长陈毅之请，交大电讯专业毕业班全体党团员21人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报到，分成战勤小组，投入到上海保卫战中，实际上成为解放军第一批雷达兵。
新中国成立后，交大历经了多次重大调整。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交大迎来的第一次重大调整。交大的数学、物理、化学系并入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同济大学。航空、纺织、水利系的师生被“一锅端”调出，重新组建了南京华东航空学院、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同时，上海大同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的电机系和机械系都并入交大。
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细雨绵绵。交大水利系的黄松柏和同学们从上海乘火车，经过近8小时的颠簸，抵达南京老火车站，前往华东水利学院新址报到。
黄松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得到调整通知时，同学们一时都感到无法接受。像陈景森本已考入复旦物理系，是冲着“东方麻省”的名头重考进入交大水利系的;顾铁华是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交大的。但经过一番动员，大家很快服从了国家安排。
黄松柏认为，院系调整后，事实上专业实力有所增强，因为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水利系的教学力量都汇集到了华东水利学院。
但同时，作为一所源远流长的综合性大学的交通大学，从此成为了一所纯工科大学。
1955年，为了支持西部发展，国务院决定交大内迁西安。电机系主任钟兆琳在校务会上举手赞成，卖掉了上海住宅，第一批带头西迁。1959年，国务院决定上海、西安两部分别办学，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张洪森说，交大资源几乎悉数迁往西安，上海方面从头开始，综合实力依然能保持全国前列，很不容易。他觉得，回头来看，如果当时西迁时不是全部迁移，而是指定交大包建西安交大，也许更一举双赢。
何祚庥觉得西迁对带动西北内陆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他心中感情的天平无疑是有倾斜的。“你要是问我，我只认徐家汇那个地方。”
1977年，十年动乱之后，上海交大10多位离退休老校友在上海华山路的一间咖啡馆聚餐，并约定每周定期聚会，“咖啡会”由此诞生。咖啡会不分系科，不论年级，不限年龄，只要是交大退休校友均可参加。2013年，交大校内的浩然咖啡馆装修完毕，咖啡会有了归属之地。
2008年1月8日，咖啡会为12位九十岁上下的校友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祝寿活动，上海交大校领导送来了特制的大蛋糕。
如今，咖啡会已不再举行线下活动，只是每周二在微信群里打卡报到。当前在册的有四十余人，最年轻的是74岁的交大北美校友会名誉会长马开桂，最年长的是100岁的37级机械系校友徐世燕。
再沒有哪所著名高校像交通大学一样，经历了如此多的分离聚合，有如此复杂的血统，五校同根生。但无论何时何地，这所诞生于1896年、有“东方麻省理工学院”之称的百年老校，被刻下了“工业救国”的深深烙印。
“当时学工程，要么选清华，要么选交大。”交大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实用”二字，是对交大气质的最佳描述。
“罢免”老师
1945年夏，何祚庥参加了国立交通大学的招生考试。笔试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和英语。为防止替考，笔试之后还设立了口试，一道是如何分离三种氯化物的化学题，另一道是关于原子弹的。
就在此前的8月6日和9日，美军先后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遭受致命打击。国人为之振奋的同时，也深感原子弹的威力巨大。何祚庥向来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又钟情于物理，因此对答如流，口试成绩第一，顺利进入交大。
出于现实考量，何祚庥放弃了热爱的物理，选择了化学专业。当时时局不宁，上海有很多小化工厂，尤其是制药厂，化学专业毕业生很容易找工作。
何祚庥说，那时的交大是一所“偏科”的名校，精华几乎全在工程学，他所在的理学院并不占优，而文法学院就更“没有地位”。
一年级时，同属理学院的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一起上基础课。一个大班50多人，化学系约40人。
那时抗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教育事业也难以独善其身。“当时上课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大纲，都是看老师兴趣，老师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何祚庥回忆。
一年级数学学微积分，授课老师为朱公瑾，所用教材是美国原版的《葛斯龙三氏微积分学》。朱公瑾授课中英文掺杂，以英文为主，用中文补充，学生提问则可以用中文。他一上讲台就在黑板上推导公式，写得满满的，上下滑动黑板擦了又写。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走人，干脆利落。
物理老师俞养和在讲解公式推导时，喜欢用“Therefore， xx equal to xx.”（因此，某某等于某某），何祚庥和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equal to”先生。
有时，老师还会遭遇被学生“罢免”的尴尬情况。
大二时，何祚庥和同学们觉得定量分析老师“讲得太差”，经过全班投票，一致决定罢课，把他“赶出去”。大家写了一封拒绝他继续授课的信，第二天上课时当面交给了他。他看了信后很惊讶，“灰溜溜地”走掉了。由于当时师资紧缺，他被学生“罢免”后，找不到其他老师替补，这门课只能被迫取消。
交大的考试为百分制，60分及格，考题很难。为了提高学生的及格率，有的老师会把考试成绩开平方，再乘以10，算作最后总成绩。如有学生得36分，开平方后乘以10，就是60分，这样大部分同学最后都能及格。
两条道路之争
1946年，交大渝校（抗战期间于重庆设立的总校区）的学生复员回校，临时盖了几排平房做学生宿舍。何祚庥住的是一个18人间，需侧着身子才能通过床铺间的空隙。
晚上九点三刻熄灯后的夜晚过于漫长，大家通常开起“卧谈会”，主题不外乎两个：一是国家道路，是站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者哪边都不站;二是个人道路，是选择革命的道路，还是居里夫人的道路。
同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居里夫人对何祚庥和同学们影响极大。化学系学生人手一本《居里夫人传》，年轻的居里夫人在面临参加波兰爱国复兴运动与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两难选择时的困惑，引起了他们的广泛共鸣。
大家各抒己见，辩论激烈。有同学说，居里夫人学问好，长得也漂亮，就可以在巴黎留下来搞科学研究，但这条路在当今中国走不通。何祚庥和黄孝同、史霄雯等则认为，不仅中国应该走革命的道路，学生也应该走革命的道路。
其时，国共内战正酣，解放军已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何祚庥感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可能要划江而治，共产党主北，代表着革命。当时已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所接触的他对共产党十分向往，决定北上求学。
此外，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也勾起了他的强烈兴趣，让他看到了科学救国的可能，搞原子弹就需要学习物理，要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时有一种说法，全世界只有12.5个人懂相对论，那个‘0.5’就是清华的周培源老师。”
1947年7月，何祚庥通过清华大学在交大设立的招生考试，成功考入清华物理专业，以北上对“道路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交大时何祚庥在物理和数学上还能辅导同学，但刚进清华就被这两科的第一节课“震住了”。
清华物理系大一新生的第一节课由周培源亲自授课，讲理论力学。刚一上课，他便问：“为什么牛顿力学是三大定律，而不是两大定律？”何祚庥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被问住了。
第一节数学课是高等微积分，由段学复教授讲授。上课铃一响，他便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什么是1？”随后用了足足一小时来讲解，最后说：“所以，1 1是可以等于2的。”学生们听完，哄堂大笑。
“后来我才懂了，研究数学的时候，首先要把‘1’的定义搞清楚，‘1 1=2’的成立是有条件的！”何祚庥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观念上的冲击。今天谈到段学复，他依然连连称赞其“了不得，观点高，深刻”。
东方MIT
抗战胜利后，交大招生人数逐年增加。1948年，交大18个院系共录取新生593人。
电机系是交大的王牌专业。张洪森头一年慕名报考电机系未被录取，在上海大同大学就读一年后于1948年重考，终于如愿。
这一年，郭嘉荣考入了交大水利系。一年后经系主任钟兆琳批准，以优异成绩转入了电机系。
17岁的李均作为复旦中学的优等生，本可以保送复旦大学，但由于家庭的影响，自己也对理工科更感兴趣，因此放弃保送资格报考了交大。交大电机系的报录比达到近50：1，稳妥起见，她报考了录取比为14.5：1的新专业电信管理系，被录取。
李均是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二进洋房（现交大教师活动中心）里出生的。父亲李谦若是交大新成立的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取“土”字旁为她取名“均”，与弟妹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构成了“土木工程”。
李均在交大校园里度过了真正的金色童年。她家境优渥，父亲月薪500大洋，而当时请一个保姆只要6块大洋。春天，她和姐姐在校园里采野花，挎着小篮子到大草坪上挖野菜，在体育馆的游泳池里畅游，和一群孩子在老图书馆后面的小山上玩“官兵捉强盗”。
但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交大校园被日军占领用作兵营，交大迁到上海法租界继续办学。李均一家也搬进了拥挤的租界，靠变卖家产艰难度过了八年抗战。
时隔十余年再回位于徐汇区华山路的交大老校園，李均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备感亲切。
此时工程馆仍然是工学院所在地，图书馆是一座欧式建筑，理学院和科研所坐落在科学馆，古老的上院、中院是管理学院和实验室、化学系等所在地，新文治堂是学校开大会之所。
战局日紧，学生生活清苦。交大食堂每月底改善一次伙食，会提前一两天广而告之。南院走道的墙上，贴满了出让或求购二手学习用具的启事。学生中肺结核流行，校园里流传着“一年级买蜡烛，二年级买眼镜，三年级买痰盂，四年级买棺材”的说法。
张洪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交大的任课教师全国一流，虽然综合实力与清华相比尚有差距，但工程技术类专业在国内首屈一指，尤其是始建于1908年的电机系。钟兆琳、张钟俊、朱物华等很多教师都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留学背景，教材也几乎都是全英文的MIT教材。
电机系主任钟兆琳是中国电机专业的奠基人之一，在交大极有威望，1927年从美回国到交大任教。他极具战略眼光，说服实业家周锦水与华生电扇厂合作成立华成电器制造厂，他担任技术总顾问，带领助教和学生自行设计制造交流电动机，中国的电机工业从此崛起。
身材瘦小的钟兆琳总是穿西装，发型如“怒发冲冠”，眼镜下垂，讲一口浙江官话。他做系主任十分放手，每天只在上午11点到系里办公半小时，但对教过的学生都能叫出名字。他讲授交流电机课时只讲原理不讲具体构造，上课几乎全用英文，提问时还会纠正学生的语法错误。
钟兆琳告诉学生，男儿志在四方，要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替彭德怀、老校长彭康讲话，被打断过两根肋骨。
1945年至1947年就读交大电机系的江泽民非常敬重钟兆琳。1985年，钟兆琳因病住院，当时江泽民刚调任上海市市长，到任第二天就带着夫人王冶坪到医院看望。1990年，钟兆琳临终前录下了最后的遗言，遗言中感谢了江泽民对他的关怀。江泽民希望保留一份录音作为纪念，钟兆琳的儿子就寄给了他。
讲授无线电工程和电话传输等课程的教授张煦是哈佛大学博士，中国通信科教事业的奠基人。他的一句名言广为流传：High thinking， low living.
电机系主课都要做实验。实验室一位姓付的老师能用两根手指碰电源，根据手麻程度断定电压值是380伏还是220伏。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力量增强了，到上海解放前交大党员已发展到198人，还建立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电机系学生江泽民就是土木系学生王嘉猷介绍入党的，江泽民的虹口住所还藏过一位被国民党追捕的地下党。
1948年，全市150所学校近2万名学生在交大大操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营火晚会，新上院和大草坪上出现了一个大型竹架，写着“民主堡垒”四个大字。交大是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之说就此传开。
1949年1月，李均秘密参加了“新青联”，2月入党。上海解放前夕，交大毕业班的学生穆汉祥和史霄雯遭到国民党杀害。李均第一次体会到，革命不光是唱歌跳舞，还是严肃残酷的阶级斗争。
上海刚解放时，李均和交大同学一道，为解放军带路，帮助打击银元贩子，协助公安局抓特务，到贫民窟救灾，到南汇农村修海塘，到工厂教跳舞。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国民党空袭。应上海市长陈毅之请，交大电讯专业毕业班全体党团员21人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报到，分成战勤小组，投入到上海保卫战中，实际上成为解放军第一批雷达兵。
西迁
新中国成立后，交大历经了多次重大调整。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交大迎来的第一次重大调整。交大的数学、物理、化学系并入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同济大学。航空、纺织、水利系的师生被“一锅端”调出，重新组建了南京华东航空学院、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同时，上海大同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的电机系和机械系都并入交大。
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细雨绵绵。交大水利系的黄松柏和同学们从上海乘火车，经过近8小时的颠簸，抵达南京老火车站，前往华东水利学院新址报到。
黄松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得到调整通知时，同学们一时都感到无法接受。像陈景森本已考入复旦物理系，是冲着“东方麻省”的名头重考进入交大水利系的;顾铁华是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交大的。但经过一番动员，大家很快服从了国家安排。
黄松柏认为，院系调整后，事实上专业实力有所增强，因为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水利系的教学力量都汇集到了华东水利学院。
但同时，作为一所源远流长的综合性大学的交通大学，从此成为了一所纯工科大学。
1955年，为了支持西部发展，国务院决定交大内迁西安。电机系主任钟兆琳在校务会上举手赞成，卖掉了上海住宅，第一批带头西迁。1959年，国务院决定上海、西安两部分别办学，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张洪森说，交大资源几乎悉数迁往西安，上海方面从头开始，综合实力依然能保持全国前列，很不容易。他觉得，回头来看，如果当时西迁时不是全部迁移，而是指定交大包建西安交大，也许更一举双赢。
何祚庥觉得西迁对带动西北内陆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他心中感情的天平无疑是有倾斜的。“你要是问我，我只认徐家汇那个地方。”
1977年，十年动乱之后，上海交大10多位离退休老校友在上海华山路的一间咖啡馆聚餐，并约定每周定期聚会，“咖啡会”由此诞生。咖啡会不分系科，不论年级，不限年龄，只要是交大退休校友均可参加。2013年，交大校内的浩然咖啡馆装修完毕，咖啡会有了归属之地。
2008年1月8日，咖啡会为12位九十岁上下的校友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祝寿活动，上海交大校领导送来了特制的大蛋糕。
如今，咖啡会已不再举行线下活动，只是每周二在微信群里打卡报到。当前在册的有四十余人，最年轻的是74岁的交大北美校友会名誉会长马开桂，最年长的是100岁的37级机械系校友徐世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