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浪潮正在上演着一场令人瞩目的“造富运动”，让更多的城市和企业家坚定了信心。
　　中国城市政府的经济职能与行为大致集中在3个方面：项目建设、制度建设和功能建设。在时间轴上，这三个方面有先后和重点之分。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一线城市，还有几座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等，都表达或再次表達了加强功能建设的强烈意愿，并付诸于具体行动。
　　城市政府，即一线城市和部分新一线城市政府，高度关注以现代服务业和软实力为主要内容的功能建设。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数字化和数字经济，也是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建设是在城市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升级、专业化分工和创新驱动的前提下提出来的。现代服务业或者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了城市的服务功能。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产生了巨大的生产性服务需求，生产性服务供给又有着显著的集聚特征。
　　创新驱动则要求人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精神起主导作用，进而对教育、文化、治理、传播和智库等城市软实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因素的叠加，促使超大特大城市在功能建设上都作了相应的规划、政策和实施举措。
　　现代服务业即生产性服务业，有着集聚和规模的双重要求，故主要存在于大城市。这里的集聚和规模，有着来自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要求。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一方面，现代服务业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正在融入数字化即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和数字贸易的元素，出现服务化与数字化并举的态势。在促进服务化向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功能建设方面，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将有新的积极作为。
　　城市的服务功能与其软实力密切相关。城市软实力主要与教育发展、区域文化、治理能力、媒体传播和智库参与等有关。
　　人力资本，人力意味着劳动，但不是简单劳动或重复劳动，而是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当人力资本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门，其软实力的重要地位得以彰显。中国科技大学对合肥声谷产业的崛起，电子科技大学对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都是好大学、人力资本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绝佳例证。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文化影响城市软实力的最佳案例是深圳。特区、移民和区位这3个关键性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形成了深圳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区域文化，由此构成深圳独特的文化优势。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来的深圳特区，建构了特殊的体制，形成了自己的制度文化。因为大规模移民，出现了大量的新创公司，形成了独特的创新文化。深圳地处珠三角，广府文化的务实精神影响至深。
　　其实，二三线城市中也有商业氛围浓厚、环境开放的，例如杭州、成都，政府给予有利、开放政策，减少他们创业阻力，但又不过多干预，因此其商业体系自身会良性循环。
　　从硬件产品到内容生产，从线上服务到线下体验，从传统行业到创新企业……无数的人从各行业中跳脱出来，他们并没有沦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加坚定从容。你很难说，这些被风口卷起来的猪，是时代的选择，还纯粹只是运气的眷顾。
　　于是，我们尝试用显微镜观察中国各大城市的微妙关系，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个时代赋予它们的机会。
　　当一座城市能吸引并承载得起远大的梦想，就意味着站在了不同的起点上。很难说城市所需要的标签一定是什么样子，但它们肯定是在对标各大城市的路上勇敢突破，最后寻找到自我的价值。
　　城市展现出怎样的气质，创造出怎样的机会，才能吸引到相应气质的人才，这种良性的互动，要经过一个试探的过程。城市就要充当一片生机勃勃的试验场，以最大的宽容让创新者找到共鸣，为各种各样在今天看来或许不靠谱的创意提供放手一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