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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国维兄和妻子国华以及几位弟妹对岳父母的回忆集子，感叹唏嘘，催人泪下，浮想联翩。作为这个家庭中的后来者，我深知二老的千辛万难，酸甜苦涩。我的感受，非写不可，以这样的形式参与其中，权作后记之用。
一、与李家结缘
1966年，山西大学在大字报的海洋中颠簸着。
我几乎没有写过大字报，也很少花时间看大字报，但我喜欢看大字报中的漫画。在众多漫画中，我发现了一位同学构思新颖、清风扑面的漫画。他画了许多红卫兵帮助农民收割庄稼、爬山越岭长征串联的生活场景。这种漫画在当时那种以笔作刀枪、大鸣大放、大批判的年代，可谓超凡脱俗。
在“文革”中，我曾经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徒步串联，从太原渡过黄河到达延安，又从延安穿过渭河平原，翻越秦岭和大巴山进入四川，最后走到了重庆市。我的这种大串联生活的经历，竟然被这位同学用他的神笔画得栩栩如生。
我反复打听着漫画的作者，后来才得知他是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李国维，这是我结识的李家第一人。生物系的同学告诉我，李国维家庭出身不好，母亲从台湾回来，他才学和人品出众，但从来不参加派性斗争，只刻苦读书、作画。同学们还告诉我，李国维有个妹妹叫李国华，在数学系一年级读书，品学皆优。她和中文系一年级女生刘忠敏是好朋友，经常来大食堂吃饭，因为她走路很快，衣着朴素、大方，多被男同学瞩目；她也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很少参加派性活动。听了同学的一番介绍，我对他们兄妹二人的处境深表同情。
也巧，“文革”初期省里在太原杏花岭体育场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批斗走资派的群众大会。大会结束后，我同班同学申贵田介绍我认识了国华。也许是这次大会的内容对国华有所触动，她面色发黄、愁云满面地说，她家有些书籍、字画等东西，怕在混乱中丢失，问能不能在我的同学家暂放一时。贵田同学说，他家里不保险，并介绍说我家在农村，放在村里更安全。这样我和国华初次认识，并答应把她家的一部分珍藏带回老家。
“文革”几年中，我忙于和冯振祥、郭润年等同学徒步串联；和张海通、张继忠等同学到大同建筑工地挣钱买书；和赵华胜、李银贵等同学到总后202部队学习、写剧本《年四旺》；和佟耀军同学到晋南写七场歌剧《刘胡兰》并指导排演；和安植、杨天幸等同学闲居学校的宿舍内攻读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比赛背诵唐诗宋词；和太原工会干部申三权一起想尽各种办法保护山西最先被揪出的副省长王中青。对于学生来说，那时候是动荡的自由环境，我充分利用这种自由去做事。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为了充分享受这种自由去读书、做事，没有去谈情说爱。虽然也遇到过有好感的女同学，我都没有往这方面想，我要为自己未来做事情打基础、受锻炼。
有的同学“打砸抢”，我亲眼看见一位我熟悉的同学当着众人一棍打在另一派同学的头上，木棍飞向空中又落到地下，挨打的同学居然没有倒下。“人的心，会那么狠?”“人的头，会那么硬?”这样的运动，泯灭人性，诱发兽性。我从这许多类似的事情中，对运动的方向有了看法，从此远离派性。
有人给我发矛枪，说要文攻武卫。我问发枪人：“我戳死别人谁负责?”他不做声；我又问发枪人：“别人戳死我谁负责?”他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只好拿着矛枪走了!我没有参加过武斗。
在“文革”初期，部分同学在光天化日下去抢行李、皮箱和书籍。我和安植等几位同学发现后，立即写了“最高指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大字报，记得有这么两句：“别看你今天抢得欢，明天和你拉清单。”这张大字报是以下边的诗歌结尾的：
自由诚可贵，原则价更高。
若为成长故，道德不可抛。
同学们看了这张大字报，主动把抢来的东西送回去。
2003年夏天，是我从长治市回到省政协后的第一年，广州孙庆波同志读了我在北京大学演讲的小册子后寄来他写的感想：
经验诚可贵，教训价更高。
为了发展计。二者皆记牢。
可见，不论何年何月、南方北方，人们的行动都要遵循道德原则的无形法律，这样才会把握好前进的方向。
1968年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山西大学后，我当时感到有了主心骨，认为服从军、工宣传队的领导，实现大联合，要比原来的混乱局面好。但山西大学我这一派除我们六位同学坚持大联合外，其余1000多名同学全部流入社会。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大联合。军、工宣传队为了证明大联合的存在，补增我为大联委委员，后来又成了校革委会委员。此时，学校趋于稳定状态，我们也即将毕业。
在这动荡的日子里，我熟悉的同学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找工人、农民谈恋爱、结婚的人不少。但出身好并没有保证爱情的稳固，分离的事情也不少。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家庭出身的好坏和感情没有直接的联系。此时，我和国华的接触多起来了。
毕业后，国华被分配到大同铁一中当教师，我被分配到大同齿轮厂当了一名锻工。我整天鼻头黑黑地在车间里干活，工作服被烟熏火烤，破洞无数，裤膝上还补着两块大补丁，一些人看不起我这位学社会科学的“小铁匠”，更鄙视我这位没有自行车、没有手表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的穷工人。有一位交往几年的朋友见我这么没出息，离我远去。我每月45元钱的工资，除了伙食费，几乎全部交给父母亲偿还我上大学的借款。当时，连我自己也认为会一辈子是个穷工人。当我在洪炉上挥锤打铁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还羡慕当教师的职业。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国华不嫌我身份低下、前途渺茫，不嫌我家庭困难，执意带我去见她的父母亲。我心怀忐忑地第一次进了她的家门。那时候，她家已插队落户到怀仁县尚希庄。
我对她父母亲的第一印象是：父亲中高个儿，不胖不瘦，宽眉笑眼，儒雅斯文。听人说话说到重要处，双目炯炯有神，对话也提高了声音，言语和蔼可亲。岁月的风尘和磨难除去染白了他的两鬓外，眼角还刻上了皱纹，尽管世事多磨难，但身上依然透着一种力量和刚毅，志气和智慧写在了他的脸庞上，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让我刻骨铭心。第一次见面，他以长者的口吻告诫我：要迎着困难走，蹚着激流过，攀着险峰上。
母亲身材丰腴而微胖，面色白净而少皱，眼睛明亮而温和，眉毛细黑而渐浅，再加上戴着副圆形眼镜，一派大家闺秀的端庄形象。虽然到了农村，她穿的一身浅蓝色衣服仍然干净、合体，一见到我就满脸喜气问这问那。她说话的声音低柔而充满感情，问话的内容平凡而步步深入。当她得知我出身于世代贫苦农民的家庭和我的工作是最苦的铁匠时，略带不惑地深深叹了口气，随即又鼓励我说：“生活能苦熬、工作能苦干的孩子将来总会有出息。”当她知道我家 境很穷，刚刚洗了的衣服还没有晒干，只能穿着破烂的工作服出门时，眼里含着泪水说：“人穷不怕，但不能志短。”当她知道我最喜欢读书、为了不影响工友们的休息，经常夜里蒙着被子用手电筒的光看书写作时，她又破涕为笑。
第一次见面，国华的父母给我留下深刻的好印象，觉得他们并不老。我看得出来，国华的父母喜欢喝完再买醋和酱油。切菜没有案板、做面没有擀面杖，我又向木工小师傅求救。更困难的是，不像住在集体宿舍好掌握时间，总不能老到邻居家问时间。所幸的是透过我家的玻璃可以看到大同齿轮厂的大门，只能通过进出厂大门的人数多少来判断上下班时间。为此，闹了不少笑话。我岳父、岳母知道我们生活中的困难后，特意给我们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一只马蹄表。二老为了让我们掌握时间，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因为那时买表，不仅要凑钱，还要托关系找门子才能买得到。
考验新家庭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经常因缺粮而断炊。我的青工朋友多，我经常留他们在家中用餐。特别是结婚一年后，我调到雁北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因为经常到农村调查和蹲点，我又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那时每人每月28斤供应粮，其中只有35％的细粮，每一个月只要有三四次留朋友吃饭，我们所剩的就只有一日三餐玉米面了。这还不算，常常到了月末的两三天，家里连一两粮食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发扬南泥湾精神，在宿舍门前开荒种菜、种玉米，还养了两只母鸡。岳父、岳母和已经工作了的国维兄、国光弟、国慧妹，陆陆续续给我们捎些粮票。是他们的支持，才使我保持了和工、农朋友的密切联系，不断吸收着来自基层的智慧和力量。
结婚以后，我和国华过着艰难的日子，我们总是穿着打着补丁的衣裤。记得1975年我们借了钱去太原看护岳母做乳癌手术，我俩全穿着补丁裤子，岳母看见掉了眼泪，让国光弟给我们买了两条裤子的布料。最近在整理家里照片时才发现，1980年我调回太原已经两年多，我们全家在迎泽公园拍照留念时，我仍然穿着补丁裤，照片中永久地留下了当年的印记。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是，我蹲点的大同县萝卜庄大队的5位村干部来家向我汇报工作。我在家里招待村干部吃完午饭后，原来准备招待岳父、岳母的肉菜和细粮都没有了，只剩下了玉米面。这时，岳父、岳母从插队的村庄专程来大同看我们，这是我们结婚后二老第一次登门，我们要好好地招待他们，怎么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和国华都很着急，又束手无策。面对我们的难堪，岳父安慰我们说，很喜欢你们诚待基层的群众，我们吃什么都高兴。岳母则笑盈盈地和国华一起因陋就简，下厨做饭了。
吃饭时，岳父给我讲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总结他她交的这个男朋友，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了。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第一次见面，国华母亲就让我脱下工作服，一针一线为我缝补工作服上的破洞。
从此，国华几乎天天从铁一中步行到大同齿轮厂的锻工车间看我。她面庞俊美，身材清瘦，两条小辫，一身穿旧了的学生服。工友们笑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大学生。每当她出现在又脏又黑的锻工车间时，我的那一群身上沾满铁屑、灰头灰脸的可爱的工友们总要高声欢呼：“仙女下凡了。”此时，我心里总是乐滋滋的，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1971年6月19日，我们在大同齿轮厂的宿舍里结婚，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婚礼!土炕铺着的芦苇席上放着我们俩人原来用的被褥。地下摆着用砖头垫起来的一位小工友给我做的白茬木头箱，上面用粉红色的纸盖着，侧面放着一个简易的写字台。正面的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单人头像，侧面是国华用一毛一分钱买的淡蓝色窗纱，她用黑线刺绣的毛主席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幅独特的“工艺品”点缀着当时小屋的气氛，直到现在我仍然珍藏着它。新房布置好后，我们俩都认为这是一个温馨的小屋。
在别人看来，新房里空空荡荡，看热闹的人不乏说些嘲笑挖苦的话，被国华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当人走后，我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话安慰她：“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结婚后的第二天，我们才发现，这样简单的家庭维系正常生活很困难。做饭时才知道打醋和酱油连空瓶子也没有，我跑到小卖部先买两瓶汽水，一口气一生的教训是加入了失去人心的国民党，一生的经验是自己不做失人心的事。所以，国民党败了，自己还能立足新社会。他说，自己身上有官、心中无官，平等待人，尝到甜头。他要我们一辈子做众人说好的事，不做众人反对的事。他还说，一顿好饭谁吃了都无所谓，但把基层干部招待好了，他们会赞扬咱们好家风，会让日周在基层扎牢根。
岳父的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有教益。从那以后，我家的基层朋友更多了，经常：来家的农民朋友甚至知道我家的米面放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能在我家动手做饭。我在大同齿轮厂宿舍的邻居们只要看我家门前有几辆带泥土的旧自行车，就知道农民朋友又来了。她们不是笑着通知后来调到厂化验室的国华赶快回家做饭，就是往家里送点招待客人的小食品。我们的这种家风一直延续至今，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我在长治工作时，为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逢年过节我都要请回族兄弟到我家用餐；为了办好德国工业园区，每次德国企业家来长治，我都要在家请吃一顿。每逢这种时候，国华总是下厨干活，端饭送菜。以这样的真诚，换取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二、事业家庭皆不抛
由两难变两全要从这天说起，我们在大同齿轮厂宿舍居住时，岳父、岳母第二次来家看望我们。我那时已经调到雁北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党组织正在考虑我的入党问题。地委秘书处党支部经过调查和讨论，认为岳母从台湾返回大陆的历史问题要影响我的入党，并动员我离婚。我在《长治，长治》一书中曾经回忆了这段历史：
我单位领导和地委秘书处等三四位领导出于好心。连续找我谈话。内容很集中：你很能干，很有前途。但要想入党，必须离婚。否则，不仅影响你，还会影响你的儿子、孙子。我不同意这种认识。他们逼急了，我就说我学雷锋吧，她嫁给谁谁也要受到影响，干脆让她影响我算了。何况人家已把一生托付给我，我得有责任感。他们说那你永远入不了党。我说：“我就不相信我不能入党!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共产党员是看表现。何况我是‘自来红’：祖宗三代、所有社会关系都是贫农，难道就因为一个我没见过面的社会关系．永远把我卡到党的大门外?”
我婚姻带来的社会关系压力，远比上边的简述严重得多。我岳父、岳母第二次来看我们的这一天晚上，正是地委秘书处以及单位领导动员我离婚的劝说时间最长、我也顶撞得最厉害的一次。谈话从晚饭后延续到深夜十一点多。领导首先列举了我岳母历史问题的严重性，说我岳母很可能是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务，说我的妻舅邓励豪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总指挥，首先要我谈认识。我说和岳母的接触觉得她 不是个特务；我说跑到台湾那么多的国民党高官，能打仗的很多，蒋介石怎么会偏偏选上国华的大舅、这位我过去连姓名都没听过的人当了反攻大陆的总指挥呢?领导批评我不能以感觉代替阶级斗争的立场。领导又说，组织上把你从大同市的工厂调到雁北地委，是培养你入党后，先当地委书记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然后还有重用，你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我表示愿意接受任何考验。最后，领导又把话题转到我的婚姻上，要求我必须离婚。我当即又复述书中那段话的内容。
当领导得知根本无法说服我离婚时，最后说，那恐怕你不仅人不了党，也不好再在地委政研室工作了。当时，血往头上涌，我的那种孤注一掷的劲头上来了。我站起来说，我找地委书记张广有，如果他认为我因为一点社会关系不让在地委工作，我立即回大同齿轮厂打铁。领导又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关心，你不要情迷心窍；并要求我继续写划清界限的认识材料。我就这样带着满肚的悲苦回到家中。
本来，岳父、岳母满心欢喜等我到深夜回来谈叙，但见我回来一言不发，倒头便睡。我不知道两位老人看见我的这个样子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夜里睡着了没有。他们一定会猜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是在心叶滴血的痛苦中度过了这一夜。
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只见人去室空，原来国华已送他们二老乘火车返回插队的尚希庄。国华从大同火车站回来时泪流满面，哭出声来说：“我不能影响你，咱们离婚吧。”我安慰国华说：经不起这点考验，我还能叫男子汉!我深深地自责自己，我为什么要在父母面前耍小孩子脾气，把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迁怒于双亲呢?我伤了他们的心。之后我们在大同生活了多年，他们再也没来过。我的这种自责，不是随时间推移淡化，而是愈加强烈。
这本书里六兄妹的回忆中，都谈到了他们在读书、升学、分配、择业和恋爱的过程中因为家庭社会关系遇到的种种压力，受到的各种委屈，亲历的各种苦难。我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亲眼看到年幼的妹妹国英在尚希庄干重活；亲眼看到最小的弟弟国屏去怀仁吴家窑制碗车间背土；曾听到国光弟在十三冶被人骂作“狗崽子”；还有国维兄和国慧妹都被分配到了最苦的地方，干最累的活。他们和我一样，不同程度地曾经把这种压力又反弹到父母的心上。
子女升学受影响的熬煎、子女择业受歧视的自责、子女恋爱受冷眼的苦楚和子女调动工作受牵连的悲伤揉合在一起，从家庭内部对岳父母形成了巨大的感情压力，每个子女的遭遇，都是压在父母心上的一块石头，都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情感折磨。而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对社会的破坏力突出地作用于一个家庭的时候，痛苦在所难免；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他们的怀疑、监视，法治遭到破坏对他们的抄家、批斗和武斗升级对他们的棍棒打、皮鞭抽等非人的蹂躏，考验着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同时又从家庭外部对岳父母形成社会上的人格压力。不管是来自家庭内部的感情压力，还是来自家庭外部的人格压力，都会合成一股难以抗拒的破坏性力量在激荡、冲击、腐蚀和软化着岳父母的精神支柱。一旦精神支柱坍塌，就会导致人间的惨剧。但是，岳父母坚强地挺过来了。他们像一块巨石经历了滔天巨浪的冲击而仍立于河中，像一棵苍松抵抗了寒风暴雪的抽打而保持着青翠壮丽，他们像漫漫长夜里的启明星点燃着朝霞的勃勃生机。
我敬重二老的骨气、志气和人生勇气，他们给子女和社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热盼着台湾回归祖国的那一天，同时他们坚守着一个信念，历史是公正的!
我还忘不了的一天仍然是在大同。那天晚上领导要我和岳父、岳母核实历史问题，写划清界限的思想认识材料。我从大同齿轮厂的宿舍骑自行车来到了怀仁县。我骑自行车是想表明我经受考验的决心和毅力。
岳父知道我的来意后，心境平和地叙说着他在旧政府任文职的经历。他告诉我，他的旧历在几次运动中都经过审查，做过结论，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解放后他先后在省商业厅等单位工作，一生信守他的为人处事之道：做人不做懒人、做事不做坏事、做官不做贪官。他说他手中认真做事，但心中坦然无事；脚下快步走路，但眼不左右斜视。他说“文革”开始后，单位的领导被打倒，自己很同情。红卫兵逼着他抄大字报，他不能不抄，这得罪了领导。他说我问的子虚乌有的情况、猜想和被迫抄过大字报有关，有的领导看到大字报上的毛笔字字迹，怀疑是他写的，就报复他。他要我如实向组织反映。他又说：历史就像石碑上贴了大字报，一时看不见碑上的字，但风雨把大字报吹掉了、洗净了，石碑就会还原的。他不怕委屈，是因为坚信一个信念：谁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真相。
岳母见我长途跋涉汗流满面骑自行车到家，心疼得掉眼泪。她说，自己只是一个学医的肄业生，解放前没有参加过工作，更不过问政治。在动荡的年月随兄长去了台湾，又从台湾返回大陆，只是为了寻找丈夫和全家团圆。其兄是文职官员，不会当什么军队中的总指挥。她反复讲述邓家世代家风：从不仗势欺人，从不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她不埋怨人们对自己的怀疑，不叹息自己遭到的种种折磨，她悔恨自己没有三思而行就去了台湾，给后代造成了一时有口难辩的麻烦。她深情地说：“母爱不会掺假，请你们相信妈妈吧!”
我说：“从感情上讲，您们是我的父母，我相信您们的话，不会骗我；从理智上讲，我分析您们的叙述是真实的；但从政治上划清界限，这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只能实实在在地把我的看法写出来，听上级的决定，也许，我还会回到大同齿轮厂去打铁……”二老听我说到这里，十分难过，一齐掉了眼泪。我在岳父母家一天一夜不吃不睡，写了一万字的深刻认识和如实说明，又骑自行车返回大同。
我回到雁北地委后，直接找了当时的地委主要负责人张广有同志(他当时兼任六十九军军长，后曾任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向他叙述了自己了解的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张书记明确表态，你要安心工作，一个社会关系不仅不会影响你在地委工作，也不会影响你追求进步的理想。人生的道路是靠自己走，你要经受各方面的考验。
我意识到只有挺起腰杆，背着沉重的磨盘往前走，才是我唯一的正确选择。在雁北地区工作的八年间，很多艰难的工作我都抢着干，几乎所有的节假日，我都在工作岗位上；几乎每年除夕，我都在熬夜为地委领导起草会议报告；三个小孩都是在刚出生几天，我就接受了下乡的任务。我走遍了雁北13县的全部公社和一半以上的村庄。有一年雁北地区地、县干部在昔阳县参加全省学大寨会议期间，我为了写好简报、汇报材料和领导讲话，三天三夜没有离开过住着五六个干部的大宿舍的办公桌。当我调离雁北地委时，起草的材料底稿足足装了两麻袋。
我主动要求从地委政研室调到广灵县作疃公社当普通干部。调到了公社又要求到百疃村当队长，一头扎到最基层。为了搞好广灵百疃村的工作，我曾三天三夜没合眼，带领一批又一批农民进行农田基本 建设。按照当时学大寨的标准，我当村干部的3年，每年都和农民干部一样，参加劳动的时间达到300天。经过如此这样的艰苦奋斗，我终于在197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
三、还历史一个清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调到省委机关工作。上班没几天，我收到了岳父第一次给我寄来的信。这封信引用了南宋诗人杨万里《桂源铺》中的绝句，诗曰：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岳父引用这首诗，表达了我们全家人在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后卸掉身上政治重压后的喜悦心情。从此，我积极投身于基层改革并逐步走上领导岗位。
尘埃落定，万里晴空。我从有关资料中逐步得知国华母亲家的情况。其祖籍怀仁县鹅毛口村，外祖父叫邓汉臣，生于中等富裕的文化家庭，只因在年轻时考八股文后拒绝堂官索要他手腕上的翡翠玉镯，不第。后终身治陆王之学教育。国华外祖母叫龚云章，治家之余，潜心研究中国名家绘画，以剪作画，书写民间传统习俗和自然景物，成就异常突出，曾经在海外华人世界风靡一时。1968年和1969年，西德电视台和墨西哥电视台公司摄制的中国文物剪影，均以妻外祖母的剪画作为重点。老人1971年10月26日逝世，享年80岁。台湾国立博物馆还为她专辑出版了《中国剪纸艺术》。岳母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自幼养成了纤弱、善学性格，从不过问政治，从不涉足社会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单位对她作出了清白的结论。国华的大舅到2006年已经96岁，依然生活在台湾省台北市。他16岁即徒步从怀仁县远赴张垣觅职，当了沽源县小职员，后考录察哈尔省党部干事，累升为山西省参议会秘书长、政治会议秘书长，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立法委员。赴台后因其刚正不阿，提为立委党部书记长。在此期间，他曾七次提出辞呈，才被当局照准。他的这些经历，可以说明当年说他是军队总指挥之说没有任何依据。
国维、国华六兄妹写回忆文章是为了缅怀承受太多委屈的父母，感激双亲为他们付出的许多辛劳；是为学习长辈们的优良品质，并使之不断传家；是为了互相鼓励，坚持不怕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决心，并继续进步发展；更是为了歌颂不仅能指引正确方向，还能纠正“文革”错误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些文章记录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也记录了一段共和国发展的艰难而曲折的历史，每每睹物思人，令人感慨不已!
岳父母全家经受“文革”苦楚和家庭苦楚的双重劫难，那个时候的每一小时、每一天都是一种煎熬。现在，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了，似乎又在一瞬间。如果亲历艰难，但不珍惜这份资源，它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得干干净净，如果只是冷储着历史的记忆，却不能正确认识，也永远是苦涩、心寒的故事，还可能令人产生悲观厌世的错误观念。他们兄妹六人不想忘记过去，也不想简单地回忆过去，而是正确地对待艰难，把这份人生经历不断地在脑海里加温、升华，产生出晶莹剔透的精神源泉。面对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不仅说出来，还想写出来。不善文字者，反复写，反复改；对有些事情的过程坐在一起回想，对有些事情的认识，大家共同讨论、研究，这样反复地动脑动手，完成了这本取名《艰难结晶》的回忆录，我把它比喻为暴风雨过后的一道靓丽的彩虹。
受兄妹回忆文章的启示，我也联想到不少事情。仔细想来，岳父、岳母对我的多次谈话，有的和我产生共鸣、有的使我进行思考、有的纠正了自己的一些偏颇。他们的话，有走错路后的感悟，有曲折经历的总结，是老实、正派人的真话，对我后来的发展教益多多。我的父母教育是朴素的农民教育，而岳父、岳母的教育则是做人、做事、做官的哲理性的启迪。
特别是我后来和台湾妻舅邓励豪、邓子发多次电话交流和通信后，更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我和他们的政治信仰、立场、观点各异，但就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做官、做事、做人的基本原则上，有着许多可以交流的相同之处。他们的一些好的品格和言论，值得我认真学习和借鉴。大舅来信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语，社稷是国家之公器，为民所有。禹的大功在治水，而其大过在传子。”他在和我的越洋通话中措辞严厉地批评“台独分子”，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表现出民族一家的坚定立场。舅舅们建议不要用“统一”这个词，而要用“统合”这个词，这又表现出他们对祖国统一的盼望。他们经常讲“自古凡有成就者，皆从艰难困苦中得到”，希望我联络各方，吃苦耐劳，舍己为人搞好工作。他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他们寄来十几部各自的著作，让我受益终生。其中有《困勉人生》、《改革图强论古今》、《治乱与人物》、《治术兴邦》、《司马光学述》、《国史新论》、《治国指要》等。
我个人的经历，比起国维、国华兄妹们的经历又复杂了一些。战争年代我父亲做地下党员时带着全家东躲西藏的艰难，党执政以后父亲被错误地开除党籍、逮捕入狱的艰难，直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奔走呼号地上访、最后才得到平反的艰难，以及我结婚后又出现的社会关系的艰难，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切身的感受和听来的感受不同，切身的感受和对理论理解更不同。切身的感受会人心人肺，融入脑海里、化在血液中。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断咀嚼、反刍、消化，会更加深入理解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切体会艰苦奋斗、改革开放、自主创新、“三个代表”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内涵，深刻感悟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深远意义。这样的感受，使我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更加深刻认识要做好善待贫苦百姓、同情上访人员、搞好统战工作、尊敬老干部、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等等工作的重要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让人看了，会启示一种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那就是联想自己的亲身经历，研究人生和社会发展的成败得失，以小见大，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更明确、前进步伐更稳健、干劲更高昂、成绩更显著。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使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更美好。
2006年农历正月十五日
一、与李家结缘
1966年，山西大学在大字报的海洋中颠簸着。
我几乎没有写过大字报，也很少花时间看大字报，但我喜欢看大字报中的漫画。在众多漫画中，我发现了一位同学构思新颖、清风扑面的漫画。他画了许多红卫兵帮助农民收割庄稼、爬山越岭长征串联的生活场景。这种漫画在当时那种以笔作刀枪、大鸣大放、大批判的年代，可谓超凡脱俗。
在“文革”中，我曾经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徒步串联，从太原渡过黄河到达延安，又从延安穿过渭河平原，翻越秦岭和大巴山进入四川，最后走到了重庆市。我的这种大串联生活的经历，竟然被这位同学用他的神笔画得栩栩如生。
我反复打听着漫画的作者，后来才得知他是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李国维，这是我结识的李家第一人。生物系的同学告诉我，李国维家庭出身不好，母亲从台湾回来，他才学和人品出众，但从来不参加派性斗争，只刻苦读书、作画。同学们还告诉我，李国维有个妹妹叫李国华，在数学系一年级读书，品学皆优。她和中文系一年级女生刘忠敏是好朋友，经常来大食堂吃饭，因为她走路很快，衣着朴素、大方，多被男同学瞩目；她也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很少参加派性活动。听了同学的一番介绍，我对他们兄妹二人的处境深表同情。
也巧，“文革”初期省里在太原杏花岭体育场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批斗走资派的群众大会。大会结束后，我同班同学申贵田介绍我认识了国华。也许是这次大会的内容对国华有所触动，她面色发黄、愁云满面地说，她家有些书籍、字画等东西，怕在混乱中丢失，问能不能在我的同学家暂放一时。贵田同学说，他家里不保险，并介绍说我家在农村，放在村里更安全。这样我和国华初次认识，并答应把她家的一部分珍藏带回老家。
“文革”几年中，我忙于和冯振祥、郭润年等同学徒步串联；和张海通、张继忠等同学到大同建筑工地挣钱买书；和赵华胜、李银贵等同学到总后202部队学习、写剧本《年四旺》；和佟耀军同学到晋南写七场歌剧《刘胡兰》并指导排演；和安植、杨天幸等同学闲居学校的宿舍内攻读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比赛背诵唐诗宋词；和太原工会干部申三权一起想尽各种办法保护山西最先被揪出的副省长王中青。对于学生来说，那时候是动荡的自由环境，我充分利用这种自由去做事。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为了充分享受这种自由去读书、做事，没有去谈情说爱。虽然也遇到过有好感的女同学，我都没有往这方面想，我要为自己未来做事情打基础、受锻炼。
有的同学“打砸抢”，我亲眼看见一位我熟悉的同学当着众人一棍打在另一派同学的头上，木棍飞向空中又落到地下，挨打的同学居然没有倒下。“人的心，会那么狠?”“人的头，会那么硬?”这样的运动，泯灭人性，诱发兽性。我从这许多类似的事情中，对运动的方向有了看法，从此远离派性。
有人给我发矛枪，说要文攻武卫。我问发枪人：“我戳死别人谁负责?”他不做声；我又问发枪人：“别人戳死我谁负责?”他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只好拿着矛枪走了!我没有参加过武斗。
在“文革”初期，部分同学在光天化日下去抢行李、皮箱和书籍。我和安植等几位同学发现后，立即写了“最高指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大字报，记得有这么两句：“别看你今天抢得欢，明天和你拉清单。”这张大字报是以下边的诗歌结尾的：
自由诚可贵，原则价更高。
若为成长故，道德不可抛。
同学们看了这张大字报，主动把抢来的东西送回去。
2003年夏天，是我从长治市回到省政协后的第一年，广州孙庆波同志读了我在北京大学演讲的小册子后寄来他写的感想：
经验诚可贵，教训价更高。
为了发展计。二者皆记牢。
可见，不论何年何月、南方北方，人们的行动都要遵循道德原则的无形法律，这样才会把握好前进的方向。
1968年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山西大学后，我当时感到有了主心骨，认为服从军、工宣传队的领导，实现大联合，要比原来的混乱局面好。但山西大学我这一派除我们六位同学坚持大联合外，其余1000多名同学全部流入社会。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大联合。军、工宣传队为了证明大联合的存在，补增我为大联委委员，后来又成了校革委会委员。此时，学校趋于稳定状态，我们也即将毕业。
在这动荡的日子里，我熟悉的同学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找工人、农民谈恋爱、结婚的人不少。但出身好并没有保证爱情的稳固，分离的事情也不少。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家庭出身的好坏和感情没有直接的联系。此时，我和国华的接触多起来了。
毕业后，国华被分配到大同铁一中当教师，我被分配到大同齿轮厂当了一名锻工。我整天鼻头黑黑地在车间里干活，工作服被烟熏火烤，破洞无数，裤膝上还补着两块大补丁，一些人看不起我这位学社会科学的“小铁匠”，更鄙视我这位没有自行车、没有手表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的穷工人。有一位交往几年的朋友见我这么没出息，离我远去。我每月45元钱的工资，除了伙食费，几乎全部交给父母亲偿还我上大学的借款。当时，连我自己也认为会一辈子是个穷工人。当我在洪炉上挥锤打铁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还羡慕当教师的职业。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国华不嫌我身份低下、前途渺茫，不嫌我家庭困难，执意带我去见她的父母亲。我心怀忐忑地第一次进了她的家门。那时候，她家已插队落户到怀仁县尚希庄。
我对她父母亲的第一印象是：父亲中高个儿，不胖不瘦，宽眉笑眼，儒雅斯文。听人说话说到重要处，双目炯炯有神，对话也提高了声音，言语和蔼可亲。岁月的风尘和磨难除去染白了他的两鬓外，眼角还刻上了皱纹，尽管世事多磨难，但身上依然透着一种力量和刚毅，志气和智慧写在了他的脸庞上，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让我刻骨铭心。第一次见面，他以长者的口吻告诫我：要迎着困难走，蹚着激流过，攀着险峰上。
母亲身材丰腴而微胖，面色白净而少皱，眼睛明亮而温和，眉毛细黑而渐浅，再加上戴着副圆形眼镜，一派大家闺秀的端庄形象。虽然到了农村，她穿的一身浅蓝色衣服仍然干净、合体，一见到我就满脸喜气问这问那。她说话的声音低柔而充满感情，问话的内容平凡而步步深入。当她得知我出身于世代贫苦农民的家庭和我的工作是最苦的铁匠时，略带不惑地深深叹了口气，随即又鼓励我说：“生活能苦熬、工作能苦干的孩子将来总会有出息。”当她知道我家 境很穷，刚刚洗了的衣服还没有晒干，只能穿着破烂的工作服出门时，眼里含着泪水说：“人穷不怕，但不能志短。”当她知道我最喜欢读书、为了不影响工友们的休息，经常夜里蒙着被子用手电筒的光看书写作时，她又破涕为笑。
第一次见面，国华的父母给我留下深刻的好印象，觉得他们并不老。我看得出来，国华的父母喜欢喝完再买醋和酱油。切菜没有案板、做面没有擀面杖，我又向木工小师傅求救。更困难的是，不像住在集体宿舍好掌握时间，总不能老到邻居家问时间。所幸的是透过我家的玻璃可以看到大同齿轮厂的大门，只能通过进出厂大门的人数多少来判断上下班时间。为此，闹了不少笑话。我岳父、岳母知道我们生活中的困难后，特意给我们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一只马蹄表。二老为了让我们掌握时间，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因为那时买表，不仅要凑钱，还要托关系找门子才能买得到。
考验新家庭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经常因缺粮而断炊。我的青工朋友多，我经常留他们在家中用餐。特别是结婚一年后，我调到雁北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因为经常到农村调查和蹲点，我又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那时每人每月28斤供应粮，其中只有35％的细粮，每一个月只要有三四次留朋友吃饭，我们所剩的就只有一日三餐玉米面了。这还不算，常常到了月末的两三天，家里连一两粮食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发扬南泥湾精神，在宿舍门前开荒种菜、种玉米，还养了两只母鸡。岳父、岳母和已经工作了的国维兄、国光弟、国慧妹，陆陆续续给我们捎些粮票。是他们的支持，才使我保持了和工、农朋友的密切联系，不断吸收着来自基层的智慧和力量。
结婚以后，我和国华过着艰难的日子，我们总是穿着打着补丁的衣裤。记得1975年我们借了钱去太原看护岳母做乳癌手术，我俩全穿着补丁裤子，岳母看见掉了眼泪，让国光弟给我们买了两条裤子的布料。最近在整理家里照片时才发现，1980年我调回太原已经两年多，我们全家在迎泽公园拍照留念时，我仍然穿着补丁裤，照片中永久地留下了当年的印记。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是，我蹲点的大同县萝卜庄大队的5位村干部来家向我汇报工作。我在家里招待村干部吃完午饭后，原来准备招待岳父、岳母的肉菜和细粮都没有了，只剩下了玉米面。这时，岳父、岳母从插队的村庄专程来大同看我们，这是我们结婚后二老第一次登门，我们要好好地招待他们，怎么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和国华都很着急，又束手无策。面对我们的难堪，岳父安慰我们说，很喜欢你们诚待基层的群众，我们吃什么都高兴。岳母则笑盈盈地和国华一起因陋就简，下厨做饭了。
吃饭时，岳父给我讲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总结他她交的这个男朋友，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了。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第一次见面，国华母亲就让我脱下工作服，一针一线为我缝补工作服上的破洞。
从此，国华几乎天天从铁一中步行到大同齿轮厂的锻工车间看我。她面庞俊美，身材清瘦，两条小辫，一身穿旧了的学生服。工友们笑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大学生。每当她出现在又脏又黑的锻工车间时，我的那一群身上沾满铁屑、灰头灰脸的可爱的工友们总要高声欢呼：“仙女下凡了。”此时，我心里总是乐滋滋的，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1971年6月19日，我们在大同齿轮厂的宿舍里结婚，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婚礼!土炕铺着的芦苇席上放着我们俩人原来用的被褥。地下摆着用砖头垫起来的一位小工友给我做的白茬木头箱，上面用粉红色的纸盖着，侧面放着一个简易的写字台。正面的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单人头像，侧面是国华用一毛一分钱买的淡蓝色窗纱，她用黑线刺绣的毛主席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幅独特的“工艺品”点缀着当时小屋的气氛，直到现在我仍然珍藏着它。新房布置好后，我们俩都认为这是一个温馨的小屋。
在别人看来，新房里空空荡荡，看热闹的人不乏说些嘲笑挖苦的话，被国华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当人走后，我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话安慰她：“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结婚后的第二天，我们才发现，这样简单的家庭维系正常生活很困难。做饭时才知道打醋和酱油连空瓶子也没有，我跑到小卖部先买两瓶汽水，一口气一生的教训是加入了失去人心的国民党，一生的经验是自己不做失人心的事。所以，国民党败了，自己还能立足新社会。他说，自己身上有官、心中无官，平等待人，尝到甜头。他要我们一辈子做众人说好的事，不做众人反对的事。他还说，一顿好饭谁吃了都无所谓，但把基层干部招待好了，他们会赞扬咱们好家风，会让日周在基层扎牢根。
岳父的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有教益。从那以后，我家的基层朋友更多了，经常：来家的农民朋友甚至知道我家的米面放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能在我家动手做饭。我在大同齿轮厂宿舍的邻居们只要看我家门前有几辆带泥土的旧自行车，就知道农民朋友又来了。她们不是笑着通知后来调到厂化验室的国华赶快回家做饭，就是往家里送点招待客人的小食品。我们的这种家风一直延续至今，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我在长治工作时，为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逢年过节我都要请回族兄弟到我家用餐；为了办好德国工业园区，每次德国企业家来长治，我都要在家请吃一顿。每逢这种时候，国华总是下厨干活，端饭送菜。以这样的真诚，换取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二、事业家庭皆不抛
由两难变两全要从这天说起，我们在大同齿轮厂宿舍居住时，岳父、岳母第二次来家看望我们。我那时已经调到雁北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党组织正在考虑我的入党问题。地委秘书处党支部经过调查和讨论，认为岳母从台湾返回大陆的历史问题要影响我的入党，并动员我离婚。我在《长治，长治》一书中曾经回忆了这段历史：
我单位领导和地委秘书处等三四位领导出于好心。连续找我谈话。内容很集中：你很能干，很有前途。但要想入党，必须离婚。否则，不仅影响你，还会影响你的儿子、孙子。我不同意这种认识。他们逼急了，我就说我学雷锋吧，她嫁给谁谁也要受到影响，干脆让她影响我算了。何况人家已把一生托付给我，我得有责任感。他们说那你永远入不了党。我说：“我就不相信我不能入党!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共产党员是看表现。何况我是‘自来红’：祖宗三代、所有社会关系都是贫农，难道就因为一个我没见过面的社会关系．永远把我卡到党的大门外?”
我婚姻带来的社会关系压力，远比上边的简述严重得多。我岳父、岳母第二次来看我们的这一天晚上，正是地委秘书处以及单位领导动员我离婚的劝说时间最长、我也顶撞得最厉害的一次。谈话从晚饭后延续到深夜十一点多。领导首先列举了我岳母历史问题的严重性，说我岳母很可能是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务，说我的妻舅邓励豪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总指挥，首先要我谈认识。我说和岳母的接触觉得她 不是个特务；我说跑到台湾那么多的国民党高官，能打仗的很多，蒋介石怎么会偏偏选上国华的大舅、这位我过去连姓名都没听过的人当了反攻大陆的总指挥呢?领导批评我不能以感觉代替阶级斗争的立场。领导又说，组织上把你从大同市的工厂调到雁北地委，是培养你入党后，先当地委书记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然后还有重用，你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我表示愿意接受任何考验。最后，领导又把话题转到我的婚姻上，要求我必须离婚。我当即又复述书中那段话的内容。
当领导得知根本无法说服我离婚时，最后说，那恐怕你不仅人不了党，也不好再在地委政研室工作了。当时，血往头上涌，我的那种孤注一掷的劲头上来了。我站起来说，我找地委书记张广有，如果他认为我因为一点社会关系不让在地委工作，我立即回大同齿轮厂打铁。领导又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关心，你不要情迷心窍；并要求我继续写划清界限的认识材料。我就这样带着满肚的悲苦回到家中。
本来，岳父、岳母满心欢喜等我到深夜回来谈叙，但见我回来一言不发，倒头便睡。我不知道两位老人看见我的这个样子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夜里睡着了没有。他们一定会猜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是在心叶滴血的痛苦中度过了这一夜。
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只见人去室空，原来国华已送他们二老乘火车返回插队的尚希庄。国华从大同火车站回来时泪流满面，哭出声来说：“我不能影响你，咱们离婚吧。”我安慰国华说：经不起这点考验，我还能叫男子汉!我深深地自责自己，我为什么要在父母面前耍小孩子脾气，把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迁怒于双亲呢?我伤了他们的心。之后我们在大同生活了多年，他们再也没来过。我的这种自责，不是随时间推移淡化，而是愈加强烈。
这本书里六兄妹的回忆中，都谈到了他们在读书、升学、分配、择业和恋爱的过程中因为家庭社会关系遇到的种种压力，受到的各种委屈，亲历的各种苦难。我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亲眼看到年幼的妹妹国英在尚希庄干重活；亲眼看到最小的弟弟国屏去怀仁吴家窑制碗车间背土；曾听到国光弟在十三冶被人骂作“狗崽子”；还有国维兄和国慧妹都被分配到了最苦的地方，干最累的活。他们和我一样，不同程度地曾经把这种压力又反弹到父母的心上。
子女升学受影响的熬煎、子女择业受歧视的自责、子女恋爱受冷眼的苦楚和子女调动工作受牵连的悲伤揉合在一起，从家庭内部对岳父母形成了巨大的感情压力，每个子女的遭遇，都是压在父母心上的一块石头，都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情感折磨。而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对社会的破坏力突出地作用于一个家庭的时候，痛苦在所难免；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他们的怀疑、监视，法治遭到破坏对他们的抄家、批斗和武斗升级对他们的棍棒打、皮鞭抽等非人的蹂躏，考验着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同时又从家庭外部对岳父母形成社会上的人格压力。不管是来自家庭内部的感情压力，还是来自家庭外部的人格压力，都会合成一股难以抗拒的破坏性力量在激荡、冲击、腐蚀和软化着岳父母的精神支柱。一旦精神支柱坍塌，就会导致人间的惨剧。但是，岳父母坚强地挺过来了。他们像一块巨石经历了滔天巨浪的冲击而仍立于河中，像一棵苍松抵抗了寒风暴雪的抽打而保持着青翠壮丽，他们像漫漫长夜里的启明星点燃着朝霞的勃勃生机。
我敬重二老的骨气、志气和人生勇气，他们给子女和社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热盼着台湾回归祖国的那一天，同时他们坚守着一个信念，历史是公正的!
我还忘不了的一天仍然是在大同。那天晚上领导要我和岳父、岳母核实历史问题，写划清界限的思想认识材料。我从大同齿轮厂的宿舍骑自行车来到了怀仁县。我骑自行车是想表明我经受考验的决心和毅力。
岳父知道我的来意后，心境平和地叙说着他在旧政府任文职的经历。他告诉我，他的旧历在几次运动中都经过审查，做过结论，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解放后他先后在省商业厅等单位工作，一生信守他的为人处事之道：做人不做懒人、做事不做坏事、做官不做贪官。他说他手中认真做事，但心中坦然无事；脚下快步走路，但眼不左右斜视。他说“文革”开始后，单位的领导被打倒，自己很同情。红卫兵逼着他抄大字报，他不能不抄，这得罪了领导。他说我问的子虚乌有的情况、猜想和被迫抄过大字报有关，有的领导看到大字报上的毛笔字字迹，怀疑是他写的，就报复他。他要我如实向组织反映。他又说：历史就像石碑上贴了大字报，一时看不见碑上的字，但风雨把大字报吹掉了、洗净了，石碑就会还原的。他不怕委屈，是因为坚信一个信念：谁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真相。
岳母见我长途跋涉汗流满面骑自行车到家，心疼得掉眼泪。她说，自己只是一个学医的肄业生，解放前没有参加过工作，更不过问政治。在动荡的年月随兄长去了台湾，又从台湾返回大陆，只是为了寻找丈夫和全家团圆。其兄是文职官员，不会当什么军队中的总指挥。她反复讲述邓家世代家风：从不仗势欺人，从不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她不埋怨人们对自己的怀疑，不叹息自己遭到的种种折磨，她悔恨自己没有三思而行就去了台湾，给后代造成了一时有口难辩的麻烦。她深情地说：“母爱不会掺假，请你们相信妈妈吧!”
我说：“从感情上讲，您们是我的父母，我相信您们的话，不会骗我；从理智上讲，我分析您们的叙述是真实的；但从政治上划清界限，这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只能实实在在地把我的看法写出来，听上级的决定，也许，我还会回到大同齿轮厂去打铁……”二老听我说到这里，十分难过，一齐掉了眼泪。我在岳父母家一天一夜不吃不睡，写了一万字的深刻认识和如实说明，又骑自行车返回大同。
我回到雁北地委后，直接找了当时的地委主要负责人张广有同志(他当时兼任六十九军军长，后曾任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向他叙述了自己了解的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张书记明确表态，你要安心工作，一个社会关系不仅不会影响你在地委工作，也不会影响你追求进步的理想。人生的道路是靠自己走，你要经受各方面的考验。
我意识到只有挺起腰杆，背着沉重的磨盘往前走，才是我唯一的正确选择。在雁北地区工作的八年间，很多艰难的工作我都抢着干，几乎所有的节假日，我都在工作岗位上；几乎每年除夕，我都在熬夜为地委领导起草会议报告；三个小孩都是在刚出生几天，我就接受了下乡的任务。我走遍了雁北13县的全部公社和一半以上的村庄。有一年雁北地区地、县干部在昔阳县参加全省学大寨会议期间，我为了写好简报、汇报材料和领导讲话，三天三夜没有离开过住着五六个干部的大宿舍的办公桌。当我调离雁北地委时，起草的材料底稿足足装了两麻袋。
我主动要求从地委政研室调到广灵县作疃公社当普通干部。调到了公社又要求到百疃村当队长，一头扎到最基层。为了搞好广灵百疃村的工作，我曾三天三夜没合眼，带领一批又一批农民进行农田基本 建设。按照当时学大寨的标准，我当村干部的3年，每年都和农民干部一样，参加劳动的时间达到300天。经过如此这样的艰苦奋斗，我终于在197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
三、还历史一个清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调到省委机关工作。上班没几天，我收到了岳父第一次给我寄来的信。这封信引用了南宋诗人杨万里《桂源铺》中的绝句，诗曰：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岳父引用这首诗，表达了我们全家人在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后卸掉身上政治重压后的喜悦心情。从此，我积极投身于基层改革并逐步走上领导岗位。
尘埃落定，万里晴空。我从有关资料中逐步得知国华母亲家的情况。其祖籍怀仁县鹅毛口村，外祖父叫邓汉臣，生于中等富裕的文化家庭，只因在年轻时考八股文后拒绝堂官索要他手腕上的翡翠玉镯，不第。后终身治陆王之学教育。国华外祖母叫龚云章，治家之余，潜心研究中国名家绘画，以剪作画，书写民间传统习俗和自然景物，成就异常突出，曾经在海外华人世界风靡一时。1968年和1969年，西德电视台和墨西哥电视台公司摄制的中国文物剪影，均以妻外祖母的剪画作为重点。老人1971年10月26日逝世，享年80岁。台湾国立博物馆还为她专辑出版了《中国剪纸艺术》。岳母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自幼养成了纤弱、善学性格，从不过问政治，从不涉足社会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单位对她作出了清白的结论。国华的大舅到2006年已经96岁，依然生活在台湾省台北市。他16岁即徒步从怀仁县远赴张垣觅职，当了沽源县小职员，后考录察哈尔省党部干事，累升为山西省参议会秘书长、政治会议秘书长，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立法委员。赴台后因其刚正不阿，提为立委党部书记长。在此期间，他曾七次提出辞呈，才被当局照准。他的这些经历，可以说明当年说他是军队总指挥之说没有任何依据。
国维、国华六兄妹写回忆文章是为了缅怀承受太多委屈的父母，感激双亲为他们付出的许多辛劳；是为学习长辈们的优良品质，并使之不断传家；是为了互相鼓励，坚持不怕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决心，并继续进步发展；更是为了歌颂不仅能指引正确方向，还能纠正“文革”错误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些文章记录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也记录了一段共和国发展的艰难而曲折的历史，每每睹物思人，令人感慨不已!
岳父母全家经受“文革”苦楚和家庭苦楚的双重劫难，那个时候的每一小时、每一天都是一种煎熬。现在，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了，似乎又在一瞬间。如果亲历艰难，但不珍惜这份资源，它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得干干净净，如果只是冷储着历史的记忆，却不能正确认识，也永远是苦涩、心寒的故事，还可能令人产生悲观厌世的错误观念。他们兄妹六人不想忘记过去，也不想简单地回忆过去，而是正确地对待艰难，把这份人生经历不断地在脑海里加温、升华，产生出晶莹剔透的精神源泉。面对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不仅说出来，还想写出来。不善文字者，反复写，反复改；对有些事情的过程坐在一起回想，对有些事情的认识，大家共同讨论、研究，这样反复地动脑动手，完成了这本取名《艰难结晶》的回忆录，我把它比喻为暴风雨过后的一道靓丽的彩虹。
受兄妹回忆文章的启示，我也联想到不少事情。仔细想来，岳父、岳母对我的多次谈话，有的和我产生共鸣、有的使我进行思考、有的纠正了自己的一些偏颇。他们的话，有走错路后的感悟，有曲折经历的总结，是老实、正派人的真话，对我后来的发展教益多多。我的父母教育是朴素的农民教育，而岳父、岳母的教育则是做人、做事、做官的哲理性的启迪。
特别是我后来和台湾妻舅邓励豪、邓子发多次电话交流和通信后，更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我和他们的政治信仰、立场、观点各异，但就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做官、做事、做人的基本原则上，有着许多可以交流的相同之处。他们的一些好的品格和言论，值得我认真学习和借鉴。大舅来信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语，社稷是国家之公器，为民所有。禹的大功在治水，而其大过在传子。”他在和我的越洋通话中措辞严厉地批评“台独分子”，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表现出民族一家的坚定立场。舅舅们建议不要用“统一”这个词，而要用“统合”这个词，这又表现出他们对祖国统一的盼望。他们经常讲“自古凡有成就者，皆从艰难困苦中得到”，希望我联络各方，吃苦耐劳，舍己为人搞好工作。他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他们寄来十几部各自的著作，让我受益终生。其中有《困勉人生》、《改革图强论古今》、《治乱与人物》、《治术兴邦》、《司马光学述》、《国史新论》、《治国指要》等。
我个人的经历，比起国维、国华兄妹们的经历又复杂了一些。战争年代我父亲做地下党员时带着全家东躲西藏的艰难，党执政以后父亲被错误地开除党籍、逮捕入狱的艰难，直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奔走呼号地上访、最后才得到平反的艰难，以及我结婚后又出现的社会关系的艰难，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切身的感受和听来的感受不同，切身的感受和对理论理解更不同。切身的感受会人心人肺，融入脑海里、化在血液中。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断咀嚼、反刍、消化，会更加深入理解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切体会艰苦奋斗、改革开放、自主创新、“三个代表”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内涵，深刻感悟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深远意义。这样的感受，使我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更加深刻认识要做好善待贫苦百姓、同情上访人员、搞好统战工作、尊敬老干部、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等等工作的重要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让人看了，会启示一种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那就是联想自己的亲身经历，研究人生和社会发展的成败得失，以小见大，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更明确、前进步伐更稳健、干劲更高昂、成绩更显著。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使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更美好。
2006年农历正月十五日